紅樓夢考證

我看到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札記》一書對“背景批評”的討論，儘管針對的對象是中國古典詩歌，但對於我們分析胡適與蔡元培有關《紅樓夢》的爭論，也是適用的。 葛兆光指出： “據說，詩歌是經過喬裝打扮的演員的一齣戲，你在前排就座觀劇看到的只是假相，若要想識出演員真面目，就只有繞到後臺直闖佈景背後的化妝室去窺探卸裝後演員的模樣，“背景批評”就常常起這樣的作用，所以“真面目”與“煞風景”兼而有之，“實在”與“謬誤”同樣可能。不過，也有一種“背景批評”卻是從前臺一直窺入佈景的，據說它同樣可以揭開前臺演員的面紗和背後導演的內幕。” 胡適代表了前一種路徑，而蔡元培則是後一種。 葛兆光對索隱式的方法不無諷刺，他說： “在古代中國，幾乎每一個詩人都遭受過這種剔肉剝皮式的透視，大量的詩歌都遇到過這種刨根究底的索隱。⋯⋯ 在這種銳利的手術刀下活人被當成了屍體，失去了他複雜微妙的情感和靈動活潑的生命，每一個詩人都彷彿只是歷史書頁上的符號，標示着背景的方向，在這種洞察幽微的透視中詩歌彷彿只是顯微鏡透明的鏡片，它放大了背景而自身卻在視界中消失。” 而胡適的路徑，套用葛兆光的說法，如果運用得當，確實對解讀文學作品是有價值的。即“精細而準確的背景”，包括“精細的歷史編次和詩人身世考證”，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文學作品的意義。但這種方法也有其“難題和困境”，包括： “詩歌寫作背景並不都能考證清楚。 即使我們再退一步承認這些背景批評的準確性，這些批評又能給我們帶來什麼？詩歌本來是要給人們以藝術美感享受的，而這種精確到有些殘酷的背景批評卻常常破壞這種樂趣，好像用X光透視機把美人看成骨骼，用化學分析把一朵花分解爲碳、氫、氧，詩歌在背景批評中常常成了歷史事件的美文采訪，而歷史的“相斫書”倒在背景批評下成了詩歌的內在主題，讀着這種經“背景”過濾後的詩歌，人們非但不曾領略到美感，倒彷彿讀到了一份報急的時事報紙讓人心憂。” 即以《紅樓夢》而論，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事蹟這些背景性因素，直到現在仍然有許多學術界仍然未能考證清楚，甚至連他的生卒年、父親是誰這樣的問題都還存在爭論。 胡適考證《紅樓夢》的意義，當時即有人質疑。他自己也引述過，諸如： “將一部《紅樓夢》考證清楚，不過證明《紅樓夢》是曹氏的家乘，試問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有何大用處？” 胡適則強調自己考證《紅樓夢》的方法論意義，但對於《紅樓夢》本身的美學價值，他沒有過多談論，甚至否認《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與思想價值。 針對“背景批評”這一方法，葛兆光指出： “首先我們應當承認詩歌本身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文本，它是由詩歌的特殊語言構成的傳情達意的藝術品，儘管語言的“指涉性”使文本“像許多引文的鑲嵌品，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但背景歷史卻只是“其他文本”之一，相當多的詩歌並不需要背景的支撐爲靠山就可以擁有完足的意義。 其次，既然詩歌是“特殊語言構成的一個傳情達意的藝術品”，那麼，它在寫作時就包容了極其複雜的心理活動，這種心理當然受到歷史環境、個人經歷的種種影響，政治形勢、學術思潮、地理民俗、民族心態、經濟環境，換句話說整個文化都會在詩人心裏留下痕跡，但是，這一切都必須經由一連串的“移位”(displacement)才能滲入創作，並受到詩人個人的稟賦、氣質、性格這一磁場的扭曲，受到具體創作時極微妙的心境變形，往往迂迴曲折，纔在本文中留下極其含糊的“印跡”(trace)。 再次，既然詩歌創作包容了“極其複雜的心理活動”，那麼，作爲詮釋手段之一的“背景”就不必指望獨攬意義的解釋權。” 概而言之，包括詩歌、小說在內的作品應當是“自給自足的文學文本”，而不是“依賴背景支撐的歷史文本”。胡適將《紅樓夢》定性爲曹雪芹的“自敘傳”，誤區即在於，將它視作“歷史文本”，而忽略了其“文學文本”的屬性。

1921年，兩件看似毫無關聯的事情幾乎同時發生：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前者即將改變中國政治的走向，後者則悄然塑造着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學的認知方式。 在我閱讀這本書時，我的疑問是：一個受過西式教育的博士，爲何要將大量精力投入到一部閒書的考證之中？在中國社會面臨鉅變的年代，研究一本清代小說的作者和版本，究竟有什麼意義？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回到胡適本人及其所處的時代。本文將從胡適如何解讀《紅樓夢》入手，分析他爲何在五四期間關注這部小說，進而探討這種解讀對當代漢語言文學學習者的啓示。 在胡適介入《紅樓夢》研究之前，“紅學”的主流方法是“索隱”——即猜測小說中的人物和情節“影射”了某種真實的歷史事件，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元培。 胡適對這種治學方式是堅決反對的，因此在書中開篇便毫直言道：“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紅樓夢》的附會” 那麼，胡適自己的方法是什麼呢？——“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做了兩件事，第一是考證作者，他查閱了大量文獻，在敦誠的《四松堂集》中發現了關於曹雪芹的記載，確認了曹雪芹確有其人，而且是曹寅的孫子。第二是考證家世，他梳理了曹家三代在江南擔任織造的歷史，發現曹家曾經歷盛極而衰的過程，這與《紅樓夢》中賈府的命運高度吻合。 基於此，胡適得出結論：《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小說寫的是曹家的興衰史。在今天看來，這個視角未必完全正確，但更值得我們學習的是胡適所建立的研究範式——尊重證據，用材料說話，結論要經得起檢驗。搞學問研究不能像猜燈謎一樣，“無邊落木蕭蕭下打一個日字”，除了做謎的自己，沒有人能猜中。 要理解胡適爲什麼在1921年這個時間節點“鑽進”《紅樓夢》，必須將其放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背景中來看。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當時有兩種極端的立場：一是全盤否定，認爲傳統的一切都是喫人的禮教。二是固守傳統，拒絕任何政治變革，胡適的態度則是辯證：在1919年12月，他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提出“研究問題，輸出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 更深一層，胡適關注《紅樓夢》還有思想啓蒙的意圖，這是一種思維方式的訓練，也恰恰是我最欠缺的部分。剛讀完這本書的時候我的內心是：“我只看到了一堆證據，沒看出這本書有什麼文學價值和思想內涵”，但再進一步的思考，我的這種困惑不正是胡適當年想要改造的閱讀習慣嗎？我們習慣於通過閱讀獲得某種精神啓示和精神訓誡，而胡適帶來的是一種接截然不同的閱讀方式：把文本當作被驗證的對象，把一切結論建立在可檢驗的依據上。這種理性、審慎、反獨斷的思維品質，具有深遠的學術眼光和思考價值。 五四時期的中國，新舊思潮激烈交鋒，各種“真理”滿天飛，人們往往憑立場站隊，而非證據判斷。而胡適以“歷史的眼光”破除“以古爲尊”的評判標準。什麼是“歷史的眼光”，就是他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所說的“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胡適希望通過這種學術方法的改造，最終完成思想方法上的改造，培養出一代能夠獨立思考、理性判斷的現代公民。 時隔百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對於今天作爲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我，具有多層面的啓示意義。 從專業學習的角度看，胡適教會我“尊重證據、敬畏史料”的治學態度，在今天的網絡時代，信息獲取極爲便利也極其複雜。很多觀點看似經驗卻經不起推敲，實則是索隱派“猜謎”的翻版。胡適的方法提醒我們：面對任何觀點，無論它多麼有道理都要問一問：證據在哪裏？ 從歷史認知的角度看，《紅樓夢考證》讓我進一步理解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也讓我有機會了解那個時代的學術是怎樣的，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學習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胡適的實踐告訴我們：五四時期的“科學”與“民主”不僅僅只有政治和社會，也可以指向人文學科。改變一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可以從改變人們做學問的方式開始，這對於今天學習文科專業的我來說，是一種信心的來源。

胡適考證: 《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那班猜謎的紅學大家不曉得《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所以他們偏要絞盡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所以他們偏要用盡心思去替《紅樓夢》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爲不得志，故流爲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4)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

我是沒有想到，奠定現代紅學基調的作品，居然只是幾篇跟人隔空掐架的文章組成的。其實是有點失望的。當然，胡適之的名聲問題之前也是有耳聞的，比如只提對自己有利的證據，與自己意見相左的古本流落到他手上他就藏着掖着避免面世。但還是沒有想到能夠草率到這個地步，他觀點最大的支撐也是唯一的直接證據是袁枚《隨園詩話》裏的一段內容。剩下的全部是猜測，而對於《隨園詩話》中人物關係與其他證據出現矛盾時，又一筆帶過，沒有經過詳細的考證。全篇多處出現負氣鬥勝的內容。他認爲紅樓夢歷來的其他考證學者是穿鑿附會，認爲孟蔡等學者把紅樓夢人物一一對應歷史人物是白費功夫，但自己又儘可能地在一一跟曹雪芹真實的家族人物去對號。初看乍覺有理，再看就覺得很滑稽。我覺得胡適對紅樓夢的考證遠遠不能跟周汝昌俞平伯等人相提並論，甚至比之張愛玲這個小說家的考證都欠認真了幾個level。張愛玲的《紅樓夢魘》認爲紅樓夢是有一個最初底本的，曹雪芹的增刪修改創作過程中帶入了一部分自己的經歷，且紅樓夢的故事原本就是不斷發展，很多人物是新增的，人物年齡不斷變更，人物故事也不斷變更發展，這個理論我覺得更能解釋這本書裏提出的幾個問題。但奈何，人家胡適的學術地位高啊，所以幾篇隔空掐架的文章就把紅學基本方向定了基調了。

胡適這本小書，新紅學的代表作，專爲反蔡元培索隱而作。其本身可以看作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胡適主要授業於西方，學習的是現代科學精神，用到中國，就與考據學結合。胡適本人是最希望藉助西學，再造中國文明的，因此對中國傳統的思維不盡贊同。傳統思維依靠聯想和比附，切不可認爲不需要知識，相反是需要大量的知識，但在胡適看來，方法上錯了，知識和辛苦白白浪費了，這就是中國近百年爲何思想上不夠進步現代的原因。現代科學精神，講究證據和邏輯，胡適借用傳統考據學的皮實際上傳達的是現代科學精神。胡適出走臺灣後，曾說科學是一種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而當年卻傳成了人格化的德先生，賽先生，恐怕胡適的再造文明之夢並沒有達成。

今年讀了幾本紅樓夢研究的書，時間跨度從晚清到現當代，大致的感覺是——百年以來，紅學式微，國家越來越現代，國學越來越沒落，大約是以生產力水平和經濟價值來衡量一切所致。 胡適這本考證作爲“新紅學”的開山之作，是必讀的，這本小冊子最大的意義是將晚清以來的紅學研究從無謂的附會和索隱中拽出來，迴歸文本，即或推理也要有嚴密的邏輯前後閉環。胡適並沒有說過自己的結論一定都是正確的，但是開創這一種研究方法，對後續的文學批評和在有限史料約束之下的非虛構歷史寫作都極有意義。 閒話一句，有時總覺得今天的一些人比百年前的人更封建了，即使從紅樓夢解讀這一個小剖面上也可一葉知秋，這其實與“左”、“右”都沒有什麼關係，新文化運動的路還很長很長。 （更多閱讀隨筆、散文請關注公主號：船載清夢壓星河）

《紅樓夢考證》主要整理了三件事情。第一是對《紅樓夢》著者的考證，第二是對《紅樓夢》版本的考證，最後是對《紅樓夢》最佳版本的選擇。 一、關於原著者的考證 在胡適考證前，“紅學”對於《紅樓夢》主要有以下三個說法： “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的諸名王奇女”； 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說，以蔡孑民的《<石頭記>索引》爲代表； 主張《紅樓夢》寫的是納蘭成德的事情。 胡適認爲這三個說話實在是牽強附會。於是，他根據《紅樓夢》不同的版本和相關歷史文獻，對書中的著者（何人、何時出生、著書年代）、作品版本以及來歷重新考究，並得出了以下6個結論。 《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極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作詩，也能畫，與一班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爲不得志，故流爲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作的。作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 二、關於《紅樓夢》版本的考證 總計我們現在知道的紅樓夢的“古本”，我們可以依各年代的先後，做一張總表如下: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硯齋抄閱再評本，止有十六回。有今年胡適影印本。 乾隆二十四年已卯（1759）冬月脂硯齋四閱評本，存三十八回:第一至二十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未分開），第三十一至四十回，第六十一至七十回（缺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月定本，“脂硯齋凡四閱評過”，共八冊，止有七十八回。其中第十七、第十八兩回沒有分開，第十七回首葉有批雲:“此回宜分二回方妥。”第十九回尚無回目，第八十回也尚無回目。第七冊首葉有批雲:“內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又第二十二回未寫完，末尾空葉有批雲:“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乾隆三十二年，1767）夏，畸笏叟。”第七十五回的前葉有題記:“乾隆二十一年（1765）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此本有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有己卯本補抄了第六十四、六十七回。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的戚蓼生序的八十回本，即“戚本”。此本也是一部脂硯齋評本，石印時經過重抄。原底本的年代無可考。此本已有第六十四、六十七回了；第二十二回已補全了，故年代在庚辰本之後。因爲戚蓼生是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的進士，我們可以暫定此本爲醜本。此本有宣統末年（1911）石印大字本，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又有民國九年（1920）及民國十六年（1927）石印小字本，半葉十五行，每行三十字。小字本是用大字本剪粘石印的。大字本前四十回有狄葆賢的眉批，指出此本與今本文字不同之處。小字本的後四十回也加上眉批，那是有正書局懸賞徵文得來的校記。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夢覺主人序的八十回本。此本雖然有意刪削評註，但保留的評註使我們知道此本的底本也是一部脂硯齋重評本。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一次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也是“程甲本”。“程甲本”的前八十回是依據一部或幾部有脂硯齋評註的底本，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的。此本是後來南方各種雕刻本、鉛印本、石印本的祖本。 乾隆五十七年（1792）北京萃文書屋木活字排印的《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這是程偉元、高鶚第二次排印的“詳加校兌，改訂無訛”的一百二十回本。我叫他“程乙本”。因爲“程甲本”一到南方就有人雕版翻刻了，這個校閱改訂過的“程乙本”向來沒有人翻版，直到民國十六年（1927）上海亞東圖書館才用我的“程乙本”去標點排印了一部。 這一張《紅樓夢》古本表可以使我們明白:從乾隆十九年（1754）曹雪芹還活着的時期，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就是曹雪芹死後的第三十年，在這三十八九年之中，《紅樓夢》的本子經過了好幾次重大的變化： 第一，乾隆甲戌（1754）本:止寫定了十六回，雖然此本里已說“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已有“十年辛苦不尋常”的詩句。 第二，乾隆已卯（二十四年，1759）、庚辰（二十五年，1760）之間，前八十回大致寫定了，故有“庚辰秋月定本”的檢訂。現存的“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死之前的前八十回稿本沒有經過別人整理添補的狀態。庚辰本仍舊有“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話，但八十回還沒有完全，還有幾些殘缺情形。 （一）第十七回還沒有分作兩回。 （二）第十九回還沒有回目，還有未寫定而留着空白之處（影印本二O二葉上）。 （三）第二十二回還沒有寫完。 （四）第六十四回、六十七回，都還沒有寫。 （五）第七十五回還缺寶玉、賈環、賈蘭的中秋詩。 （六）第八十回還沒有定目。 第三，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周汝昌先生曾發現敦敏的《懋齋詩抄》殘本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的詩，其前面第三首詩題着“癸未”（乾隆二十八年）二字，故他相信雪芹死在癸未除夕。 三、《紅樓夢》的最佳版本 經過對比，胡適認爲，脂硯齋的《紅樓夢》古本，是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本子。因此，脂本《紅樓夢》遠勝於其它版本。 首先，在文字上，脂本有無數地方遠勝於一切本子。 第一例第八回 （1）脂硯齋本 寶玉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氣。 （2）戚本 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森森甜甜的幽香。 這一長段，文章雖有點嚕囌，情節卻不可少。大概後人嫌他稍繁，遂全刪了。 （2）戚本 話猶未了，林黛玉已走了進來。 （3）翻王刻本 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 （4）程乙本 話猶未完，黛玉已搖搖擺擺的進來。 原文“搖搖的”是形容黛玉的瘦弱病軀。戚本刪了這三字，已是不該的了。高鶚竟改爲“搖搖擺擺的”，這竟是形容詹光、單聘仁的醜態了，未免太唐突林妹妹了！ 第三例第八回 （1）脂本與戚本 黛玉…一見了（戚本無“了”字）寶玉，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 （2）戚本 話猶未了，林黛玉已走了進來。 （3）翻王刻本 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 （4）程乙本 話猶未完，黛玉已搖搖擺擺的進來。 原文“搖搖的”是形容黛玉的瘦弱病軀。戚本刪了這三字，已是不該的了。高鶚竟改爲“搖搖擺擺的”，這竟是形容詹光、單聘仁的醜態了，未免太唐突林妹妹了！ 其次，脂本對未完劇情有所暗示。 比如，惜春的結局，雪芹似有成文。第七回裏，惜春對周瑞家的笑道: 我這裏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 有朱評雲：“閒閒筆，卻將後半部線索提動。” 這可見評者知道雪芹“後半部”的內容。 再比如，殘稿中還有“誤竊玉”的一回文字。第八回，寶玉醉了睡下，襲人摘下通靈玉來，用手帕包好，塞在褥下。這一段後有夾評雲：“交代清楚。塞玉一段又爲“誤竊”一回伏線。” 誤竊寶玉的事，今本無有，當是殘稿中的一部分。 從這些證據裏，我們可以知道雪芹在壬午以前，陸續作成的《紅樓夢》稿子決不止八十回，可惜這些殘稿都“迷失”了。脂硯齋大概曾見過這些殘稿，但別人見過此稿的大概不多了，雪芹死後遂完全散失了。 《紅樓夢》是“未成”之書，脂硯齋已說過了。他在二十五回寶玉病癒時，有朱評雲:“嘆不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爲恨。” 戚本二十一回寶玉續《莊子》之前也有夾評雲: 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爲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寶玉看此爲世人莫忍爲之毒，故後文方有“懸崖撒手”。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爲僧哉？ 脂本無廿一回，故我們不知道脂本有無此評。但看此評的口氣，似也是原底本所有。如此條是兩本所同有，那麼，雪芹在早年便已有了全書的大綱，也許已“纂成目錄”了。寶玉後來有“懸崖撒手”“爲僧”的一幕，但脂硯齋明說“嘆不得見”這一回文字，大概雪芹只有此一回目，尚未有書。 因此，無論是在遣詞造句，還是故事情節鋪排，脂本都是紅學研究者的首選。 四、胡適對《紅樓夢》的閱讀建議 因爲《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成貧窮的情形。 縱觀曹寅一生的歷史，決不像一個貪污吏；他家所以後來衰敗，他的兒子所以虧空破產，大概都是由於他一家都愛揮霍，愛擺闊架子；講究喫喝，講究場面；收藏精本的書，刻行精本的書；交結文人名士，交結貴族大官，招待皇帝，至於四次五次；他們又不會理財，又不肯節省；講究揮霍慣了，收縮不回來——以至於虧空，以至於破產抄家。 由此可見《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地描寫這一個“坐喫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此，作爲讀者的我們不必絞盡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謎，並替《紅樓夢》加上一層極不自然的解釋。

我想說一句，胡適是賣國賊，如果不是共產黨冒死打了勝仗，在座誇胡適的各位啊今天都姓日

現有的紅樓夢考證以胡適的影響最大，寫進教科書裏一代代人都這麼學。但是看完這本書真是震驚，考證過程和作者批評的索隱派沒有本質區別，硬考證曹雪芹的生平經歷往紅樓夢上套，關於紅樓夢的疑問並沒有給出讓人信服的結論。比如接駕四次，是作者認爲曹雪芹家事即紅樓夢的鐵證，但這件事只是趙嬤嬤和鳳姐聊天裏提起，沒有正寫。元妃省親是賈家由興轉敗的關鍵，也是紅樓夢的重頭戲，曹家卻沒有過進宮當妃嬪的女子。紅樓夢裏極力說真事隱假語存，就隱了個抄家？如果只是爲了寫曹家女性的羣像作品，那他究竟隱去了什麼，又有什麼好隱的？結論得出太過草率，就像是文人嘴仗中的一篇，實在不值得那麼高的地位。

此番嚴整考證，甚得我心。核心內容一駁索隱派的穿鑿附會。言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傑作，非極不自然的“笨謎”。愚見，紅樓中的政治符號、春秋曲筆，“非自然”筆法是廣泛存在的，有虛指也有避險之意。但蔡元培十二釵對應十二臣之說便無法苟同了（爲此，文後跋中有細解，蔡的研究方法適用於孽海花及儒林外史等，但並不適用於紅樓夢）。 二考雪芹其人及是否作者。考曹寅生平任職經歷。勘誤雪芹系其子一說。由雪橋詩話找到雪芹舊時好友敦敏敦誠姓名，尋其詩，竟有描摹雪芹落魄之景，渴酒如狂之情。又言雪橋詩話是據四松堂集，遂苦尋四松堂集作爲原手證據，思路清晰，是好的調查者。及，悼雪芹詩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憐”，嘆嘆！ 三紅樓版本之辯。程甲乙本和戚本，及脂本（殘，十六回）的出現。考高鶚其人，有高見。胡適認爲，雖補四十回多處有違曹雪芹原筆原意，但高鶚續書有不可埋沒的大好處，悲劇結局打破中國小說大團圓之迷信，中國文學中一部有悲劇下場的小說竟被偶然保存。雖然相比張愛玲以創作者眼光看紅樓，胡適完全憑學者的嚴整考證，總覺少些“性靈”，但此番論點不得不嘆，窺見一顆仁慈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