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柏林 楊年保
本書稿主要選編了1985-2016年之間在《雲夢學刊》“屈原研究”欄目發表過的優秀論文32篇。這些論文在楚辭學和屈原研究學領域都有廣泛的影響,觀點獨到,文獻價值極高,有利於推進屈原學和楚辭學的整體研究。
略論《離騷》的象徵體系 不只是對《詩經》比興的繼承,不只是如《詩經》那樣僅只停留在個別事物的類比上,而是運用了比喻這一手法,將一個一個的比喻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象徵體系,把抽象的感情直觀化、形象化,成爲整個創作構思與作品構成的藝術方法,爲塑造藝術形象、爲表現全詩的主題服務 委心逐辭 辭溺者傷亂 ——從《文心雕龍·熔裁》論《離騷》的結構 豈止情有可原,甚至可以說,這樣的寫法最能反映內心的真實,《離騷》表現了“心靈的想象之流或意識之流”。這樣說,《離騷》是比西方的意識流文學“先鋒”了兩千年了。 《湘夫人》的寫作時間及象徵意義 據前面的剖析,我們要強調兩條:一,《湘君》中,是湘夫人尋找、思戀湘君;《湘夫人》中,是人間男子尋找、思戀湘夫人。二,《湘君》寫的是神神之戀,《湘夫人》寫的是人神之戀,都是戀歌,這是表層意義。其深層意義是:《湘君》中的湘君象徵疏遠屈原的楚懷王,湘夫人是屈原自喻;《湘夫人》中的湘夫人象徵被拘囚於秦的楚懷王,人間男子是屈原自喻。兩篇的象徵意義不同,主題也不同。因此,《湘夫人》是屈原獨創的作品,絕非民間祭詞的改作。 楚騷與哀弔類韻文 說《國殤》等作便是“哀祭類”的韻文似覺不妥,但若說《楚辭》中的此類辭作對哀弔類韻文的蔚成風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則是符合事實的。 屈賦研究三辨 首先看“楚文化”。文化是一個包容了一切人類活動的複雜概念,按馬林諾夫斯基的解說,大體可分爲“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 楚辭的錯落美及楚藝術美學的一個命題 楚辭的錯落美首先體現在句式上。 楚辭的錯落美還體現在文意上。 錯落美之所以產生,除開楚人自信的藝術追求以外,與楚人重視辯證、陰陽觀念亦有關係。 楚地的山川也助長了藝術上錯落美的產生。古代研究楚辭的人在探討屈原的藝術風格時,已經注意到楚地山川的影響。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中說:“若乃山林皋址,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鑑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王夫之在《楚辭通釋》中作了更進一步的闡發: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迭波日序,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嶔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採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開始了詩人從集體歌唱到個人獨立創作的新時代。以屈賦爲主要內容的楚辭對我國文學優秀傳統的形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我國文學的發展上有着崇高的地位。確實,《詩經》和楚辭所開闢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道路,兩千年來一直爲我國優秀的作家所繼承和發揚。 《楚辭》與《詩經》承傳關係論略 最早指出《離騷》與《詩經》承傳關係的,當推漢武帝時的劉安。 先看文學精神。《楚辭》對《詩經》文學精神的繼承主要表現在“怨刺”精神與憂患意識上,在《詩經》“國風”的部分作品以及《大雅》《小雅》的部分作品中,充滿着對昏君佞臣、暴虐政治、黑暗社會的揭露和批判精神。 如《大雅》中的《桑柔》《板》《蕩》《民勞》等,《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小旻》《正月》《瞻仰》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至於憂患意識,作爲我國第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的作品,屈騷比起《詩經》的篇目更爲深沉而濃郁。 再看藝術形式。《詩經》語言形式主要足四言,這種形式亦爲屈原所採用。如《天問》《橘頌》《招魂》等。 末看錶現手法。《詩經》的表現手法,最突出的是賦、比、興。這一點,到了屈原創作的《楚辭》中,就表現得更爲自由靈活,得心應手,藝術思維產生了新的飛躍,取得了傑出的藝術成就。賦者,敷也,就是鋪陳敘寫。屈原多用此法去展開“上下求索”的宏闊場面和與昏君佞臣不懈鬥爭的經過,層層鋪敘,反覆渲染,全面展示其苦難複雜的心路歷程。 楚辭的美學價值四題 楚辭具有濃厚的感傷色彩。感傷的格調,敏感的情懷,多思的心胸,楚辭中幾乎是傾瀉着詩人對宇宙人生的熱情、焦慮和絕望。 李白詩云:“正聲起微茫,哀怨起騷人。” 大抵我也是如此 漁父和屈原都愛性靈的清潔,卻選擇不同的道路。屈原有潔癖,史書上說他“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這是外在的。屈原還是個精神上的潔癖者。 楚辭的“自憐”還深藏着一種超越情懷,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託理想。 屈賦中的遠遊是一種心靈的“流觀”,不滯一點,不着一相,目光如霞雲流動,遠覽近收,此盡彼現。或者是身置想象中的,乘飛鳥、雲車而遨遊太虛,從遠處投視大千世界。 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說:楚辭“敘事記遊,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同。”遺塵超物,奔放飄飛,這是莊屈最重要的共同點。“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可用來評莊,也可用來論屈。 自憐是人生命的覺悟,自我警醒,由哀我,到哀人生,哀天地,哀萬物,自憐中傳達的不僅是現實之嘆,更是宇宙之沉思。從哲學和藝術觀念上看,楚辭對後代的重大啓發之一,是關於時間的詠歎。此稱爲“物哀”意識。 楚辭之傷,傷的不是一己的利益,也不僅是一國利益,擴而廣之,應是生命的張揚,宇宙的和諧,真可以說是爲天地而悲愴。 “日月逝矣,惜爾繁華”,瞬間的美妙體驗只能留在記憶當中。 論屈原的自愛精神 人們熱愛屈原,正是由一於屈原是在典型的悲劇時代所形成的典型的精神氣質:自愛。 因爲它集中地體現了我們古老民族的傳統美德,煥發着國民性的光輝。歷史上的那些先賢哲人,他們首先是自尊、自重、自愛的戰士。“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的陸游,“不爲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決不“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他們的自尊、自愛都體現着我們民族的美德,在歷史的長河中翻卷着奇異的浪花,顯示着我們這個民族的特性和氣節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