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邊社會：美國黑人貧民區犯罪調查（人文書託邦）

對一個人最大的不公就是將他置於隨時可能被殺的恐懼之中。 《街邊社會》作爲一本視角落於貧民區警探上的犯罪調查紀實，記者吉爾·里奧維擅長整合所收集的各種案件素材並拼湊出一個簡明有力的真相——在美國，黑人是犯罪的最大受害人。而如果刑事司法制度無法強力回應暴力傷人和暴力致死，那麼殺人即會生根蔓延。 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種族可以用僅佔全美6%的人口比重，堆出一個佔全美受害人總數40%的累累屍山。從驚人的數據回溯社會現狀會發現黑人的集體隔離、經濟上受掣肘以及司法運作在黑人謀殺案上有意無意的忽視，“只是死了個黑人”是警探收到報警電話時心照不宣的想法，破案率的低迷、黑人的內鬥都被弱化爲種族內部的“合理消耗”，而白人侵犯黑人卻不受懲罰或懲罰較輕，這種明顯的不公會成爲讓人絕望的惡性循環：一方面，制度性的不公已然讓黑人種族難以迴避死亡威脅，另一方面，法律的缺席助長了私鬥的火焰，拉幫結派和逞兇爲惡成爲了諷刺性的保命手段。正如崔娃所說，許多人不得不跌入“暴力是惡的循環”，社會環境對他們的預設使得部分黑人甚至將此自覺內化，託妮·莫里森在《最藍的眼睛》中便塑造了一個渴望擁有白人小女孩那雙藍眼睛的黑人小姑娘，“如果我的眼睛是藍色的，也許……”最深的乞求是懇求不再擁有什麼，這種讓人心碎的不公即是作者所想強調的。 因此本書首先劍指司法制度的不夠完善以及運作缺少監督，在視角選取上，沒有選擇黑人受害者爲主角，而是主要讓三個貧民窟的警探承擔起案件的起承轉合以及呈現司法運作上的官僚化和理想化。無論是傾力於提高警隊破案效率以及培養優秀的警探的拉巴貝拉，還是火力十足願意在命案上投注大量精力的斯凱格，或是原先不被期待卻在最後以執著和耐心將前輩的接力棒牢握手中的庫裏，以他們爲代表的警探正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警察隊伍中，“看到了他們命運中的現實和恐怖，在這份工作上賭上個人的成功以及一種戰鬥的使命感”，爲這個社會有更多公平的實現而慷慨奉上自己的職業生涯。 全書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通過詳實的數據、案件梳理美國黑人的不公遭遇和司法體系制度運作情況，第二部分着重通過布萊恩特一案詳細回溯辦案過程併發散命案相關的各色細節。雖然有着首作的通病——素材不知詳略，敘事邏輯不夠清晰，但關注事實本身並敦促社會向前進步，給社會大衆指出一個更加正義且富有人情味的道路，爲之所做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雖然“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總有些人的命比另一些人的命獲得更多的關注、資源、公平、正義。比如，布萊恩特一案。如果布萊恩特不是洛杉磯警察特內勒的小兒子，他無辜又怎樣，不過是又一樁因幫派摩擦而發生的黑人兇殺案。然而，布萊恩特是警察之子，這足以讓他成爲典型之中的那個特例，種族隔離下的犧牲品。種族隔離就像是絞肉機，人們能夠生活與活動的社區範圍，可以觸手可及的教育與工作機會，每項都是一股重力按在決定人們是生是死的開關上。美國的司法漏洞與執法不力，系統性的製造犯罪分子、犯罪集團。人有時殺人不需要親自動手，只需要漠視、歧視就夠了。剝奪人們受教育的機會，通過工作鉗制經濟來源，按着讓人無法提升階級，最終慢慢變得走投無路，從而側面實現人口控制。

導致犯罪的絕對原因不一定是貧窮，而是孤立。 這本書以混血男孩布萊恩特的死以及後續的案件的偵破爲主線，探討了美國黑人羣體中高發的犯罪率和死亡率。除開貧窮的原因之外，作者也討論了另外一個也許是決定性的原因，也就是佔據美國社會統治和主流地位的白人羣體對於黑人羣體整體的孤立，漠視和排斥。 不是一個黑人死了，而是人死了。這是作者努力想要表達的東西。他也許做了錯事，但你不能認爲他天生有罪，也不能輕忽的判斷他死得其所。 對於造成這種社會的深層次原因，作者淺淺提到了是因爲法律的漏洞和政府打擊犯罪的失誤，但也未曾嘗試深入下去。但讀完之後，仍可受到啓發。

因爲剛看完<uncomfortable conversations with a black man>那本書，所以通過這本紀實的實證再次體驗到，這種環境是如何以“模式化”的方式讓黑人生存在系統性歧視中。 當回溯這樣的街頭暴力，首先是要看到歷史，但那遠遠不是全部——本應作爲保護機制的法律與政府機器是否有強力回應，和具體的回應方式，都遠遠落後於黑色屍身的堆積速度；那些被“創造”出來的似乎只應用於黑人的語言與詞彙，這場看不見的戰爭，其暗流湧動遠遠多於和大於它們最終的表現形式；具體到個人的經歷、選擇、資源，即使只是戴了一頂錯誤的帽子、穿了一件錯誤的衣服，就可能因爲膚色，變成冷冰冰的數字與座標…… 於是看似戰無不勝的“怪物”，在“失責”中滾雪球般不斷漲大。

百年來，甚至從更早開始，兇殺案件便蹂躪着美國黑人族裔。然而，主流羣體充其量是抱着好奇的心態來看這件事的。至於數千普通人爲此承受的巨大痛苦，人們視若無睹，也毫不在意，對案件定論不過像走過場一般討論一番，具體傷亡損失也鮮有記錄。

聯繫一下之前看過的一本書《看不見的孩子》，內容是紐約一個收容所里長大的黑人女孩兒達薩妮成長的故事，因爲生活在機會充裕的大城市又被新聞報道過，她一次次得到可以改變命運的機會，卻一次次放棄，到書本結尾也就是成年時只比她母親當年好上一點的水平：高中畢業並且找到了工作，考慮申請大學。 因爲那本書文筆很好，又是一路看着達薩妮長大的，所以每次讀到達薩妮放棄機會總是恨鐵不成鋼，而達薩妮每次那樣做的理由，總是說她不願改變自己的街頭習慣，不願意顯得更像白人而背叛自己的族裔。現在想來，所謂的街頭大概也是和幫派有關，因爲那本書的作者是白人，所以忽略了達薩妮與幫派接觸、加入這一方面的故事，或者說，達薩妮沒有和作者講述過那些幫派的事情。幫派暗地裏影響着每個黑人的成長。 說到幫派，當然，達薩妮也加入了當地的血幫，爲它打架、打舌釘以表達對它的忠誠。這是在她從一個非常棒的寄宿學校退學轉入當地公立學校之後的事，那次退學在我看來是最可惜的。 這個所謂的血幫，達薩妮的母親香奈兒年輕時也加入過，還在裏面混到了紅夫人的外號，當然最後退出了，對於在幫派中的經歷，香奈兒只說她沒有殺過人，其他還有什麼違法亂紀的事嗎？警察沒逮到、本人不承認、隔上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就不存在了。達薩妮的兄弟姐妹們幾乎也是這個血幫的成員。 幫派與族裔的綁定之深簡直讓人絕望，即使所有人二三十歲的時候都考慮退出幫派，迴歸普通生活，可是那些十幾歲的青少年一個接一個地往幫派裏衝，好像那是他們的另一個家。這些黑人青少年大多的家庭不幸：不負責的父親+生了一堆孩子的單親母親+許多兄弟姐妹，拮据的家境讓手足爭奪一點資源，當然有親情，但更多是疲倦，而在幫派中他們感受兄弟姐妹般的溫暖。就算他們本人剋制自己，沒有加入幫派，配偶、家人、朋友總有幫派分子，生活在那種環境想遠離幫派根本是不可能的。

用冷靜剋制的語言，記錄下美國黑人謀殺案背後的真相在項飈老師發起的播客對談節目《你好，陌生人》中，有一期的對談嘉賓是公衆號「沒藥花園」主理人、人類學家何襪皮。在這期節目中，何襪皮提到，有一類案件無論是在「沒藥花園」公衆號還是在案發當時，都不太受關注；那就是關於黑人的案件。 紀實文學《街邊社會》以一起美國黑人謀殺案爲主線，爲我們揭開了鮮有人關注的黑人案件及其面臨的真實司法困境，也生動地展現了在黑人社區執法的洛杉磯警探羣像。本書出自《洛杉磯時報》備受讚譽的記者吉爾•里奧維之手，曾獲評《紐約時報周評書刊》2015年度百佳圖書和紐約時報暢銷書。 我喜歡《街邊社會》，因爲它用冷靜剋制的語言，記錄下殘酷的現實，盡力去完整真相的拼圖，折射着作者的人文精神和社會關懷。 01 觸目驚心但鮮有關注 那名受害人名叫達奎恩·艾倫，13歲。布萊恩特·特內勒去世已有兩年多了，而最終的審判還在幾個月後。在這期間，洛杉磯縣共有545名黑人男性被殺；達奎恩·艾倫則是第546名。 布萊恩特·特內勒，本書主線案件受害者的名字，非裔和拉美裔混血，不是任何黑人幫派成員；那時他18歲，瘦高身材，焦糖色皮膚。倘若，他沒有在2007年5月11日的黃昏中槍，倒在街道旁的草坪上，血肉模糊；他應該會和哥哥姐姐一樣，以中產家庭孩子的身份進入社會，展開自己的人生。 案件經歷兩年多，兩名幫派成員被判有罪入獄；但布萊恩特·特內勒被槍殺的原因一直不得而知，似乎是一次誤殺，一次黑人幫派內部的“遊戲”。 在《街邊社會》中，多次出現大段文字去描述“每隔幾天就有黑人男子死於槍下或刀下”，文字中記錄着他們的姓名、年齡、被害地點、。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死於殺人案的黑人的比例比白人高出10倍，即使是在過去的30年間，也往往高出五至七倍。 無論是整體數據還是案件詳情，黑人殺人案都是觸目驚心的；但它們得到的關注、研究和行動卻很少。 02 堅守在最薄弱的前線 如果你住在離那兒60多英里的地方，很自然就不怎麼會去尊重那裏的人們，很自然就會對他們置之不理。——華萊士·特內勒 華萊士·特內勒，是自願降職降薪回到偵查工作的洛杉磯警察，是選擇住在暴力事件高發街區的非裔，也是本書主線案件受害者布萊恩特·特內勒的父親。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讓這個案件顯得與衆不同，也串聯起了那些奔波在貧民區殺人案一線的警探們。他們的性格和處事方式各不相同，有着各自的街頭智慧；他們堅守在刑事司法系統最薄弱的前線地帶，直面任何雞毛蒜皮都能演變成暴力的貧民區，遭遇沒有目擊者願意站出來等種種破案困境。 “就像你的親兄弟那樣盡力追查兇手”，這大概是受害者家屬給這些警探們的最高評價。 03 寫在最後 "有的人想的是這是黑人傷害黑人，而我是白人，所以跟我沒有關係。"這名身爲白人的陪審團主席說道。他的眼睛突然閃過一絲憤慨：“別再這麼想了，跟誰都有關係。” 身處在社會或生態系統這張大網之中，沒有誰是孤立的；這也是《街邊社會》帶給我們的警醒！

這是一個聚光燈不會對準的世界。 這是一個“總人口僅佔全美人口的6%，可被犯罪傷害的人卻佔總受害者的40%”的族羣。 只知道他們黑色的皮膚和散不去的窮困。 只知道在白色棉花裏面有血跡，公交車座位上有手銬，和那些站在前列卻又倒下的人名。 他們，是非裔美國人。 Jill Leovy講述的便是民權運動四十年後，他們依然要面對着的陰雲——“黑人的命不是命”。 正義感十足、高大帥氣的警探約翰·斯凱格接到了一樁特殊的黑人被害案件，被害人是同爲洛杉磯警探的華萊士·特內勒之子。小特內勒雖然生於混亂的街區，但由於父親的職業身份和天性單純，他一直被保護得很好。他有着這個城市的色彩，是在這個城市中土生土長的孩子，但卻沒有城市的烙印——時刻可能被作爲獵物的警覺性。面對三緘其口的目擊者，錯綜複雜的幫派關係，棘手製度的掣肘，斯凱格等人的職業和熱忱讓他們最終成功追蹤到受害者並將其繩之以法。 在看似簡單的故事之中，作者填入了大量對社會、歷史和政治的追溯。初讀的時候，這些凌亂的、沒有一口氣講清楚的線索會明顯影響閱讀的速度和快感 如果把這些看似關聯度不高的補充知識算作是漫長的前菜的話，那麼第十五章開始的主菜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不可否認的是，作者對證據的梳理以及情節的安排十分老道，極具耐心的鋪墊與乾淨利落的描述都可以看出其文字功底。但可能對人物的描寫更需要天分的加持，主角斯凱格在作者的筆下一直影影綽綽，像是那種無論什麼美劇中都會有的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的白男標杆形象。 好在非虛構的題材讓這場交鋒的細節變得圓潤豐滿，作者在短短一個半小時的審訊中，好像把讀者的每一個細胞和感官都放在現場，化身爲比斯凱格更加老道的警探，同時窺探着兩人的表情、行蹤乃至心理的細微變化。 令人惋惜的一點是，我本來希望可以在本書中讀到更多對非裔受害者或受脅迫證人的探查，但作者的視角依然侷限在“警局精英”羣體之中。對那些無辜的死亡以及受害者，往往以脆弱進行描述；對那些沉湎於出身泥淖的人們，也只是淺嘗輒止地嘆息一句。這或許是一種省力的報道方式，也或許是一種傳統傲慢的無意識展現。

“只不過是又死了一個黑鬼而已。”這是本書最爲震撼我的一句話。在二十世紀的美國，死於殺人案中的黑人高於白人五至十二倍之多。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殺死這些黑人的竟也是黑人，而且這在當時早已見怪不怪。民衆們也在哀怨，黑人們小偷小摸要被嚴厲處置，但黑人殺死黑人往往卻被從輕發落，甚至有報社坦言上帝是要以此種方式讓黑人滅絕。 看過幾章時，我已經分不清這究竟是紀實還是小說了，譯者說這屬於報告文學。曾有連續多頁黑人被殺的描寫讓我印象深刻，這些黑人死的莫名其妙，究竟他們是生活在無所約束的蠻荒時代，還是已經被法律刻意地忽略掉了呢？最可怕的是這些死亡案件的嫌疑人幾乎全部爲黑人。這些受害者從出生、成年到步入社會曾歷經無數日夜，卻在一瞬間死於非命，生命之花正值燦爛時，卻被同族無情蹂躪於腳下，讓人爲之扼腕嘆息。 這些黑人的死通常不會引起任何關注，電視臺和報紙鮮有殺人案的播報，而黑人被殺案就更不會被提及了，他們的死甚至會被標註上“幫派成員”的標籤，因爲這樣受害之人的無辜立場就會被削弱。而警察們也並沒有好過，他們負責超額幾倍的案件，一件未平幾件又起，案件積壓和草率結案已經淪爲常態，其中又長期夾雜着民衆們的抱怨和憤恨。 沃茨77號街，是本書主要敘述地點，她曾經也光鮮過，被人讚譽到一扇破窗戶都沒有，但現在卻淪爲罪惡淵藪。幫派之間的纏鬥便是黑人被殺的主要原因，其中不乏無辜的黑人，他們通常是穿錯了某顏色的衣服或帶錯了帽子，就被誤認爲是對立幫派的人，隨即就會被開槍射擊。遭受槍擊癱瘓是常有的事，但是於想比於被射殺的那些人，又有點諷刺般的幸運。故事從一名17歲的黑人射殺三級警探黑人兒子而起，這名嫌疑人在看到被害人的兒子時，腦中冒出的想法竟然是對方是個黑人，可以殺，隨即就開槍了，而他似乎忘記了自己也是名黑人，多麼可笑！ 我想，看這本書的人不會太多，因爲沒人會對黑人在美國的犯罪率及傷亡數字感興趣，美國警察們辦案流程和如何與嫌疑人們周旋，其實也略顯枯燥。或許有先入爲主的原因，作者自言這是其第一本書，因此我認爲作者並沒有把握好情節推動的節奏，忽快忽慢、忽近忽遠，有時候會有種腎上腺素激增卻被當頭潑涼水的感覺。而關於本書的題材問題，連當地的居民都對黑人的消散死亡都毫不在乎，那遠在大洋彼岸連鄰居都不認識幾個的我，安能對此有興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