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智識分子

我認爲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是應加以區別的。以其知識影響社會的是知識分子；以其技術建造機械，使用機械的是技術人員。當然，有許多知識分子而兼技術人員，也有許多技術人員而兼知識分子，以致二者的分別並不明顯。但只要想到技術的效用是無顏色的，所以技術人員，可以爲各種形態的極權專制者所容，甚至爲他們所需要，而知識接觸到實際問題時，經常是以批判之力，發生推進的作用；所以知識分子必然被各種形態的極權專制者所排斥，他們經常運用閹割大腦的手術，以一批被閹割大腦的人來冒充知識分子。由此便應當瞭解把知識分子與技術人員加以區分，實有其重要意義。更由此可以瞭解，凡不是生長在民主制度下的知識分子，必然是帶着悲劇性的命運。而此悲劇性的命運，也成爲真知識分子與假知識分子中間的檢證器。—徐復觀《論智識分子》

--- 一、徐復觀的核心批判：從“獨立”到“依附”的士人精神淪陷 我這次思考的起點，是徐復觀先生對科舉制度的沉痛批判。他的核心論點可以概括爲：科舉制度在打破門閥、促進社會流動的同時，也從根子上摧毀了士人階層的獨立性。 1. 漢代至隋前：士人的“黃金時代” 徐先生指出，兩漢直到隋以前，士人是相對獨立的。他們可以“耕且讀”，在鄉里教書、耕種，自食其力，有獨立的經濟基礎。他們入仕靠的是地方推舉和名節，與朝廷的關係是一種相對平等的“共治”關係。他可以不出山，也可以自由來去。這種獨立性，是士人氣節與風骨的制度保障。 2. 隋唐以後：科舉的“垂餌”與“入彀” 科舉制度改變了這一切。表面上，它更公平了；但實際上，它把士人與政治的關係，從“由下向上生長”的共治，變成了“被天朝黃榜吊下來”的乞求。 · 經濟上的依附：讀書人不再“耕且讀”，而是脫離生產，成了“遊手好閒之徒”。除了入仕，別無謀生之道，只能“以義受祿於吾君”。這是最根本的束縛。 · 精神上的閹割：考試“着眼於文字”，與品行無關。讀書人只需揣摩朝廷的好惡，便成了“投牒自進”的乞食者。徐先生用“垂餌”與“入彀”來形容，指出這已不是人與人的關係，而是漁獵者與動物的關係。獨立思考的骨氣，在不自覺的揣摩中被消磨殆盡。 · 社會價值的單一化：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實質是“惟有做官高”。所有其他行業都成了不得已纔去做的“賤業”，堵死了士人在其他領域實現價值的所有可能。 --- 二、《儒林外史》：徐先生批判的文學印證 我用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爲徐先生的理論找到了最鮮活的文學註腳。我不是在照搬，而是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1. 吳敬梓的真相：控訴不公，而非制度本身 我指出，吳敬梓不是在控訴科舉制度，他是在控訴不公平。他塑造的周進、范進，是他自己的“理想型”。他太想中舉了，這恰好印證了徐先生的話：士人除了入仕，別無他途。他不是跳出了體系去批判，而是身在其中的悲鳴。 2. “理想型”的證明：得勢後的善行 我進一步指出，周進、范進中舉後，都做了他們認爲官員該做的事——以能力公平提拔後進，不失人情味。他們把當年自己得不到的公平，給予後進。吳敬梓寫他們，是投射了自己理想中的讀書人模樣：歷經苦難，仍存善念。這證明他批判的不是制度的初心，而是現實對初心的背叛。 3. 病態社會的浮世繪 我分析了書中各類人物，拼湊出一個病態社會的全貌： · 鮑家小子（鮑廷璽）：善良的底層人被世道一步步逼得守不住底線。 · 相府公子（婁三婁四）：不學無術之徒把持社會資源，徒增笑柄。 · 貪官（王惠）：科舉選拔出的敗類，證明了制度運行中的巨大漏洞。 · 馬二先生：有能力、有擔當的好人，卻因走不通科舉這條窄路，一生窮困潦倒，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 --- 三、我的核心洞見：社會的“另一種不公” 我將討論推向了最深的一層。我指出，這些士人的悲劇，不僅是制度的束縛，更源於社會的另一種不公：價值體系的極度單一化。 他們本可以： · 像馬二先生那樣，成爲傑出的教育家； · 去經商，成爲推動一方經濟的儒商； · 去研究物理自然，成爲科學家； · 像吳敬梓自己這樣，成爲偉大的文學家。 但這些路，在當時的社會全都不被認可，都是“賤業”，都是“不得已而爲之”。一個社會，把“官”定爲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其他所有領域的才華都無法兌換成體面的生存和社會的尊重，這是對人才最大的浪費，是對精神最深的窒息。 那個把馬二先生逼成窮酸選家的時代，是貧瘠而悲哀的。 --- 我的結論： 這次思考，我在徐復觀先生的批判中看到了思想的鋒芒，在《儒林外史》中看到了文學的印證，在我自己的思考中看到了歷史的審慎與對人的關懷。 我沒有簡單否定科舉制度，我承認它在歷史上的進步性；但我也深刻地看到，這份進步，是以幾代讀書人喪失獨立性、被單一價值觀束縛爲代價的。看清這一切，不是爲了審判過去，而是爲了讓今天的社會，能有更多元的價值觀，能容納更多不一樣的“馬二先生”們，讓他們有尊嚴地，去施展自己的才華。 下篇：求穩之困——科舉遺毒的當代變形 徐復觀先生論科舉之弊，謂其以“垂餌”誘天下士人“入彀”，使讀書人盡失獨立之精神，淪爲利祿之徒。此論已逾半世紀，然今日觀之，科舉雖廢，其心理慣性並未隨制度一同消亡。它以另一種形態，蟄伏在當代中國人的職業選擇與價值觀念中。 一、現象：窄門之前的千軍萬馬 今日之“考公熱”，其盛況不讓於科舉。每年數百萬年輕人投身公務員考試，競爭之激烈，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不上公，便考博；考不上博，便湧入大廠、大公司。總之，要穩定，要安逸，要一份可以託付終身的保障。 我曾與人討論，他們並非沒有才華，也並非不想創造，而是不敢。他們寧願蹉跎歲月，年復一年地備考，也不願踏出那一步，到社會中去闖蕩。這讓人想起徐先生所引楊龜山之言：“今是數者不能，將坐待爲溝中瘠，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古之士人，除了入仕，別無謀生之技；今日之青年，手握大學文憑，心中所念，卻仍是那一份體制內的安穩。 二、根源：千年慣性的三重變形 科舉制度實行一千三百年，它所塑造的，不只是一套選拔人才的機制，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集體心理。這份心理慣性，在當代有三重變形。 其一，路徑依賴。科舉時代，讀書人通過一場決定性考試，便可完成從“民”到“官”的飛躍。這份對確定性回報的渴望，如今轉移到了考公、考編之上。一次激烈競爭，換取一個長期穩定的身份庇護——這幾乎是“中舉”心態的翻版。 其二，教育之斷裂。科舉使士人“不復耕且讀”，脫離生產，別無謀生之技。今日之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是否仍在培養“考試之人”而非“社會之人”？一個學生從小學到大學，最擅長的技能是在既定規則下獲取高分，而非在真實世界中創造價值。當他走出校門，面對不確定的社會風浪時，繼續考試便成了最熟悉、也最安全的避難所。對穩定的極致追求，有時正是對自身謀生能力不自信的投影。 其三，單一評價之餘毒。科舉時代，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經商再好，也是賤業；學問再深，不中舉也是白費。今日之社會評價體系，雖已遠較古代多元，但在許多人心底，仍有一條隱形的繩索：年薪百萬的創業者，不如月薪五千的公務員“靠譜”；自由職業者再精彩，也不如一個編制讓人心安。這份來自家庭、親友乃至整個社會的無形壓力，逼得無數潛在的“馬二先生”們，不敢去成爲教育界的翹楚，而寧願把自己塞進一個穩定的格子裏。 三、轉折：門已敞開，誘餌已除 然而，若只言其弊，則有失公允。今日與科舉時代，已有根本之不同。 科舉時代，“天朝黃榜”是唯一的出路。朝廷以功名利祿爲餌，天下士人爭相吞之。今日之社會，則大不相同。大學畢業不能直接進公務員系統，這本身就是一道歷史性的進步。一個年輕人，必須先成爲社會人，在真實世界中磨礪，然後纔有資格去爭取那份服務公衆的崗位。這在根源上，斬斷了科舉“投牒自進”的邏輯鏈條。 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大門確實敞開了。馬二先生在清代只能窮困潦倒，在今日則可成爲教育培訓界的巨頭；吳敬梓在科舉中耗盡一生，在今日則可憑一部小說成爲文壇巨匠。千千萬萬不走“官路”的人，在商業、科技、藝術、公益等無數領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並獲得了社會的認可。那個把“官”定爲唯一價值標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四、結語：松柏不必再做松柏 徐復觀先生論及科舉時代，曾發沉痛之語：程朱陸王，是漫漫長夜中的松柏。他們證明了人可以不被制度異化，但他們無力改變整個冬天。“亭亭之柏、鬱郁之松，其本身並不就是春天。”這是何等清醒的悲涼。 今日之我們，已不必再做那樣的松柏。因爲春天已經到來。 這個春天，是無數先輩用奮鬥換來的。它尚有寒意，仍有科舉餘毒在某些角落隱隱發作。但它已經是春天了。我們今天的任務，不再是如徐先生那般在黑暗中嘶吼，而是在這片春光裏，除草、施肥，讓那些曾經只能在寒冬中傲立的品質——獨立思考、自由創造、敢於冒險——能夠成爲尋常樹木，生長在每一片陽光之下。 真正走出“入彀”之困，不是要廢除一切考試和選拔，而是要讓每一個年輕人，在面對社會那扇敞開的大門時，都有勇氣走進去，都有能力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道路，並且都能獲得有尊嚴的回報。當“穩定”不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尺子，當千千萬萬個“馬二先生”都能在自己的領域裏發光發熱，那纔是對千年科舉遺毒最徹底的告別。

愚見是全集的話，同一文章不宜重收，如〈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遼闊立多時——答翟君志成書〉，就亦見收於《青年與教育》。此文固然重要，但宜點出當年成書時此類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