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

本書的譯名應顛倒過來，爲《人力車伕的北京》（直譯本應如此）。北京，一座如此龐大、複雜、宏偉的城市，它是誰的？從首都而言，它屬於權貴、軍閥、高知、有錢的商人們。但它能不能是人力車伕們的呢？又是如何屬於人力車伕呢？這或許是本文的問題意識。 本書從北京的人力車伕這個微觀的歷史切口出發，人力車伕、警察、商會、電車公司和工人、軍閥、國民黨員陸續出場，共同組成1920s的北京，從而展現了這一時期複雜的城市生活與政治生態環境。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各羣體之間的生存競爭、不同形態的愛國主義、後起的工會主義，以及各大組織內部的爭權奪利等。我想，這本書所要表達的觀點主要是中國城市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是非線性的，其中有各種力量交織，以及城市居民本身所具有的自組織能力（這個主題與羅威廉的漢口較近）。 也就是說，「我們」本身就有能力組織和管理我們自己的城市，要有勇氣去使用自己的能力。 「始於1920年代的中國現代城市傳統中，衝突與一致作爲其主題和原則而互相交織在一起。中國的城市既無法孕育一場大革命，也不能產生一個有能力阻止其（革命）在農村崛起的國家。不過，它們一方面通過產生階級衝突、政治激進主義、現代公衆輿論、政治暴力風氣以及大衆民族主義的核心圖案和符號，另一方面還通過建立警察隊伍及其他幹部場域Cadredom要素、社會團體法人化、正式與非正式調停和控制社會衝突的手段，以及對社會安定和經濟保障的強力支持感，爲1949年前後的革命和國家政權的建立做出了貢獻。沒有一座城市或城市勢力的聯盟，曾經被證明能夠把這些互相矛盾的趨勢轉變爲一個具有自我意識、自我利益的城市政治秩序。相反，城市已成了一個儲藏着政治手段、策略和情感的倉庫，對任何能夠理解它、開發它和利用它的人們都敞開着大門。」 2025年1月29日週三補充： 或許探討近代中國的城市與革命，農村與革命，是這本書比較關切的宏大問題。城市點燃革命，但革命無法在城市發展壯大。

很多時候，我們看歷史，看歷史人物，看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我們習慣性的忽略了底層人民的視角，我們似乎忘了歷史是由底層千千萬的人民構成的。我們太多的沉浸在了激情歲月裏。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來那部網絡電影，太極。裏面的人們用功夫來抵抗鐵路的建設，摧毀火車這個龐然大物，我們站在正義的一方，爲村民的勝利而歡呼，當時就在想，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歷史背景設定。好搞笑，看完發現，是我自己狹隘了。站在當時的歷史時代，電車風潮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也是科技進步必然引起的陣痛。 另外，也會讓我想起很多電影中的腳行，他們每次的出現也必然是江湖的舉足輕重的團體。 全書從北京城市的觀察開始，通過對人力車的描寫，穿插着那段歷史的進程。城市的治理，警察，軍閥，商行，工會等等一系列人物之間的博弈，讓那個時代時刻處於動盪狀態之中，又保持着一定的前進速度。讓政治意識，團體意識有了萌生的土壤。更加深刻的讓我理解了五四運動，五卅慘案，軍閥割據等等歷史事件。 一臺小小的車，行進在歷史洪流中，卑微的駱駝祥子，也是歷史的一份子，他不應被忘記。

閱讀過程中不太容易抓住重點的一本書，標題似乎主要在講民國時期北京人力車伕羣體參與政治生活的情況，但中間用幾章內容寫了警察、商會、工人等其他羣體，最後纔回到人力車伕的暴動事件。但回過頭來看，對這些市民羣體互動的敘述構成了這一激進事件的社會背景，複雜的政治生態實際上反映了本書最爲關注的重點即民國遷都後北京城市政治權力由政府向社會組織轉移的“邊緣化”過程，以及政治運動本身的彈性。最後一章總結較好，但全書稍顯零散，可能也是國外學者的一種寫作風格。值得一讀。

《北京的人力車伕》這個名字有點不太貼切，實際上這本書並不是專門再寫人力車伕，而是從人力車伕開始，逐漸敘述北京1920年代的城市政治生活，重點是地方政治，因此這本書的副標題倒應該成爲真正的標題。 辛亥革命以後，中華民國的首都從北京變成南京，這種南北轉換對北京的政治地位產生了比較重大的影響。雖然袁世凱的北洋政府在1920年代仍斷斷續續在北京執政，但與那種毫無疑問的政治中心相比，北京實際是在政治生活中逐漸衰落了。北洋時期，中國政治局勢幾度輪轉，北京作爲一個具有全國意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成爲實現軍閥政治抱負、進而挾制全國的重要工具。特別是張作霖、段祺瑞、吳佩孚、馮玉祥、蔣介石等人不斷的爭權奪勢，使得北京幾度易手，整個的外部局勢難以穩定。 但是在城市政治生活中，這一時期也是北京建立現代管理制度、採用近代管理方式的轉型事情，出現了幾個重要的改變：一是人們的交通方式發生變化。19世紀末期興起的人力車成爲北京中產階級代步的重要方式，養活了北京相當多的人口。但是20年代又興起的電車存在剝奪人力車伕生存的嫌疑，引起了二者之間的衝突。二是城市管理方式的變化。清末在京津地區建立了模仿西方的警察制度，在20年代成爲北京底層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影響力量。這些警察作爲城市秩序的管理者，不僅捲入軍閥博弈之中，也進入像人力車伕的日常生活中，產生了衝突與合作，並且警察與這一時期興起的愛國主義運動也存在矛盾。三是城市自組織有所進步。像商會和工會這樣的組織是在現代思想的鼓勵下成立的，但這種自組織也與中國傳統的城市行會文化相聯繫，成爲城市管理從傳統走向近代的過渡力量。在20年代這樣一個漂浮不定的時代，即使像北京這樣的大都市也面臨不確定，在這一時期，商會與工會實際上承擔了相當一部分城市管理的職能，在政府缺位的情況下，有利於城市的穩定和各項功能的運轉，並且成爲影響城市內部生活、並與外部力量展開競爭博弈的重要組織。 這本書涉及到的內容相當豐富，人力車伕只是作爲一個引子切入進去，從而展現了這一時期複雜的城市生活與政治生態環境。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各羣體之間的生存競爭、此起彼伏的愛國主義、後起的工會主義，以及各大組織內部的爭權奪利等。我想，這本書所要表達的觀點主要是中國傳統城市向現代轉型中的各種力量交織以及城市居民本身所具有的自組織能力。

內容很好，翻譯實在是不敢恭維。從書名忠實度到文本流暢性，都讓此書蒙塵。中間幾章民間商社領袖的鬥爭很精彩，可以拍電視劇；最後的人力車伕暴動也很精彩，總能讓人聯想到這些年“零工羣體”的政治化/入政策過程，並想象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下的剝奪與抗爭。

作者通過刻畫五四運動前後，失去政治地位的北平城中的車伕，警察，工會等各個階層，職業，身份人物的狀態，活動，描繪了新舊狀態思想交替下的普通工人捲起的一幅城市政治圖景。 人力車伕就像今天的外賣員，他們出賣苦力，爲人所輕視，素質參差不棄，也有着他們的辛酸苦楚。看見他們集體走上街道罷工遊行時，一開始也很感動，覺得是他們政治意識的覺醒。但很快，作者也提出來他的疑惑，車伕們罷工真的是爲了所謂的民主，三民主義嗎？顯然不是，是城市現代化讓他們失業了。各方利益的纏鬥最終引發了電車暴亂。 正如作者最後總結的，始於1920年代的中國現代城市傳統中，衝突與一致作爲其主題和原則而互相交織在一起。中國的城市既無法孕育一場大革命，也不能產生一個有能力阻止其在農村崛起的國家。不過，它們一方面通過產生階級衝突、政治激進主義、現代公衆輿論、政治暴力風氣以及大衆民族主義的核心圖案和符號，另一方面還通過建立警察隊伍及其他幹部場域要素、社會團體法人化、正式與非正式調停和控制社會衝突的手段，以及對社會安定和經濟保障的強力支持感，爲1949年前後的革命和國家政權的建立做出了貢獻。沒有一座城市或城市勢力的聯盟，曾經被證明能夠把這些互相矛盾的趨勢轉變爲一個具有自我意識、自我利益的城市政治秩序。相反，城市已成了一個儲藏着政治手段、策略和情感的倉庫，對任何能夠理解它、開發它和利用它的人們都敞開着大門。

協調、衝突、混亂：交融中的城市公共區域變遷史 史謙德《北京的人力車伕：1920年代的市民與政治》評介 前言 《北京的人力車伕》一書原名《Rickshaw Beijing》是美國狄金森學院政治學教師史謙德（David Strand）以人力車伕爲切入點，探究1920年代北京市民與政治的一本力作。原書早在1989年便宣告問世，由於其關注了相關研究較爲稀缺的北京城市史研究而受到了廣大海外學者的關注。原書作爲關注民國“公共領域”以及北京城市研究的一本標杆性作品，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冉枚爍（Mary Rankin）、鮑德威（David D.Buck）、賀簫（GailHershatter）、韓起瀾（Emily Honig）和汪榮祖等著名學者紛紛爲之撰寫書評，論其長短得失，易勞逸（Lioyd E. Eastman）、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等學者也不乏讚譽之詞。[]並於1991年獲得海外中國學研究領域的最高獎項“列文森”獎。 本書雖在海外享有盛譽，但遺憾的是，一時間國內學者並未關注到《北京》一書，僅僅只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李向前節譯了原書《北京的人力車：一個由機械造就的迷茫時代》的一部分內容，並發表在《北京黨史》期刊以供學界參考[]。此後，在很長時間內，本書在國內學界未曾受到關注。直到2019年才由周育民、周書垚、袁劍等學者通力合作完成譯稿。並於2021年成功收入到由劉東主編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並作爲叢書第一批精選版出版，方得以與中國讀者見面。本書的出品方式及其宣傳路徑亦與其他叢書不同，堪稱學術出版作品宣傳出圈的典範之作。 打造一本出圈的優質學術譯著，首先應當有優質的內容。在這一點上，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始終堅持質量第一，另外還需富有問題意識以及積極回應時代要求，同時還應有面向時代、面向讀者興趣的意識。而《北京》一書的選題恰恰是符合以上諸多要求的。 作爲一部政治史研究領域的著作，《北京》一書的出彩之處恰恰在於“眼光向下”，能夠關注到普羅大衆有切身體會的微觀史學領域。他將敘述的焦點對準了1920年代社會底層的一羣“小人物”。同時從他們的視角出發，闡述了民國北京的政治和社會變遷。通過種種吸人眼球的奇聞軼事，跌宕起伏的事件發展歷程，成功地抓住了讀者的心絃。此外，《北京》一書的描繪，還原了在大的歷史時代背景下中小人物的激情、憧憬與命運，在我們當下這個人人都渴望表達自我的時代，這一點很能引起人們的共鳴。[]這也恰恰是《北京》一書接地氣，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要點之一。 在選題足夠精彩的基礎上，敘事的方式更能決定文章的出彩程度。而《北京》一書則通過史料的選用與剪裁、故事情節的取捨以及敘述語言的運用轉換，使嚴肅的歷史敘事同樣能夠達到精彩的藝術效果。作者通過報刊報道的種種奇聞軼事，結合多個喜劇性或戲劇化的歷史事件的疊加敘述最後達到“搗毀電車”這一底層互害的歷史悲劇。將歷史的多元、個體的複雜與社會的矛盾相交融，以社會協調的追求、羣體衝突的爆發以及城市公共領域整體的混亂爲敘述邏輯，通過人力車伕這一敘述的主體視角，展現了北京社會公共領域中警察、商會、勞工、學生、軍閥等等人物的歷史羣像，最終將故事導向高潮部分。 還需要補充的一點是，《北京》一書選用了由近代著名社會經濟學家和攝影家甘博在北京期間取得的大量的真實歷史圖片和調查筆記，可以說是圖文並茂。另外，杜克大學收藏了甘博拍攝的5000多張照片（Sidney D. Gamble Photographs Collection），且將其全部數字化，並提供開放下載，這極大地方便了近代史研究的使用。[3] 此外，作爲一部譯著，翻譯的水準決定了能多大程度地將作者的思想傳遞給異國的讀者。歷來海外漢學著作的翻譯水平都爲學界所重視。信、達、雅是翻譯的至高追求，而合譯的著作則還需重視全書翻譯風格的統一，否則便會使讀者感到突兀。幸運的是，《北京》一書擁有一流的翻譯陣容和編輯團隊，周育民老師是一流的近代史學者，能夠保證譯著的學術嚴謹性。而袁劍老師豐富的翻譯經驗也使全書的譯文語言非常成熟老練。而編輯團隊能夠在高水平的譯文的基礎上反覆把關打磨。最終面向社會呈現出一本語言優美流暢且有趣的讀者友好向著作。 好的內容和信雅達的翻譯固然是學術著作的第一評價標準，但筆者認爲：在新時代下，學界不應當敝帚自珍，只尋求圈子內的認可。在學界認可的基礎上，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也應當面向社會公衆和學界新進，去爭奪他們的注意。也不應當捧着“內容第一”的金科玉律而封閉眼界。內容固然是最重要的，但以“寫文章”安身立命的文科學人，也應當面向市場，加入競爭。 在這一點上，《北京》一書就是一個很好的典範，它打破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傳統樸素、簡單、千篇一律的封面模板。第一版便以精裝的面目示人，其乾淨、簡潔、美觀、時尚且與內容相稱的封面，也得到了廣大讀者乃至作者本人的認可。[] 本書宣傳營銷的方式也可圈可點，出版方一方面邀請了周育民、孫潔、季劍青、張一馳等專業的文史學者撰寫了書評，並發表在《中華讀書報》“澎湃新聞”《新京報書評週刊》等權威平臺上，爲讀者介紹這本書的學術背景、寫作特點、價值和貢獻等。同時特意邀請專業讀者進行史謙德的專訪並發表在公衆平臺上，從作者的視角又介紹評價了本書，擴展了讀者的視野。 在學術交流的框架之外，出版方還面向一線城市的廣大文史愛好者，舉辦面對大衆而內涵豐富的新書分享會。並結合多種新媒體渠道矩陣，全方位推廣本書。這種方式值得學界思考如何讓歷史學的學術研究乘上互聯網自媒體時代的東風，在網絡公共空間爭奪更多的關注。 全書脈絡：對內容結構的梳理與概括 《北京的人力車伕》一書共有12個章節，根據作者自述全書的的章節編排基本按照“五四運動”之後10年內政治意識和參與度提高的時間順序來描述市民。[] 第一章概述了本書的中心主題，即城市對社會和政治變革的折中反應。警察、政黨、商會和工會等新組織開始產生並逐漸發展，而行會、水會、民團、善會、工幫和精英調停等舊組織也得以倖存且欣欣向榮。在這個新舊的大雜燴裏，市民能用上的政治策略和戰術也是花樣不斷翻新。 第二、第三章，將人力車作爲混亂年代的象徵，並以人力車伕作爲一個具體實例，考察北京作爲一個區分階級、發展不平衡又被同一種城市文化所拉動的社會是如何運轉的。儘管這一行業有其特殊性，人力車伕依然可以被視作城市勞苦大衆中不那麼沉默的大多數的代表。 第四，第五章集中討論警察和商會，這可以說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兩個維護秩序的機構。什麼樣的“秩序”纔可以且應該被維持？在協調這一問題所引起的價值觀和利益的競爭與衝突時，警察和商會都經歷了大量內部紛爭。 第六章分析了技術革新對城市生活的影響。一套預示着進步與盈利的新電車系統，激起了圍繞着“民生”觀念的政治對立。儘管有着像電車這樣壯觀的另類存在，北京大部分經濟本質上依舊處於前工業化狀態，因此大多數工人與現代機器或生產關係幾乎沒有直接接觸。 第七章中討論的罷工、鬥毆和長期鬥爭揭示了受傳統束縛的工場中的矛盾與合作是如何反過來抑制和促進現代工會主義的形成的。 貧窮作爲一種推動警察管理城市生活的新動力，提高了團體和階級意識，變革的希望和資本主義的威脅也讓市民有充足理由參與政治。因羣衆民族主義的迅猛勢頭而形成的新興公共領域也爲他們提供了途徑。第八章追溯了“五四運動”式羣衆政治的發展過程——從學生帶頭，直至成爲一個涉及範圍更廣的特殊城市現象。 雖然羣衆性民族主義週期性地爲城市敞開政治之門，但軍閥主義也以同樣的頻率威脅關閉和切斷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第九章概括了戰爭對城市社會與政治所產生的多重影響。研究這種圍城狀態，是爲了從中找到應對軍事危機而產生全市領導權的相關證據。 到1920年代末期，又一輪戰事使城市政治的改組成爲可能。國民黨分裂成左右不可調和的兩大派系，左翼黨幹部於1928年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羣衆動員計劃，他們同轉向右翼的南京中央和桀驁不馴的華北軍閥之間貌合神離。第十章主要討論這些外部壓力，再加上內部派系糾紛是如何推進城市工會運動，之後又是如何脫軌的。 最終，一個始於“五四運動”理想主義的、與精英分子休慼與共的激情十年，卻在一場幾乎毀滅整個電車系統的人力車伕暴動中落下了帷幕。在1929年的電車風潮中，之前章節中着重指出過的所有要素——人力車、城市貧民、警察、商人政客、電車公司、公共輿論、士兵、無產階級和政治幹部——統統登上了舞臺，再加上佛教僧侶等其他角色的登場，表現了民國時期現代城市政治的複雜性與生命力。高潮一幕中的盧德主義色彩，爲人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反思中國對城市現代性的特殊貢獻的能量和脆弱性。 回顧全書，筆者認爲可以用協調、衝突、混亂：交融中的城市公共區域變遷史的標題來對全書內容作一個邏輯上的梳理與總結。 從北京城內各方勢力的相互接觸，基本維持了一個協調主導下的秩序社會。不論是車廠主與租車人、乘客與車伕、警察與市民、商家與行會商會。都基本在一個傳統與現代交融的秩序下運作着。 但是由於技術變革的發展，車伕與電車、水夫與自來水廠、商會與工會等新舊事物之間相互衝突，最終難以繼續協調在舊秩序的運行框架內。便導致了全書高潮部分的“搗毀電車”運動。這是全書由秩序發展爲衝突的部分。 隨着國家政局的傾頹和時局的愈發混亂。這座城市的市民政治也在混亂中走向聚合與交融。 見微知著：微觀史學與城市研究下的市民生活 《北京的人力車伕》一書從個人或者是“草根”的社會羣體的日常生活入手展開敘述，最終落到對近代中國政治文化和制度這一宏大問題的探討上。諸如此類以小人物、小視角探究大歷史背景的敘事手法，能夠給我們帶來很多新的認識和觀點。 關於城市史研究，許紀霖教授便指出關於民國北京史的研究實在是太少了，非常薄弱。相比而言，上海城市史的研究熱潮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這是全球學術界的一個研究熱點，而且一直持續到現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位美國的學者很認真地做了這樣一個研究，所以這本書就顯得很珍貴。而周育民老師則提到回顧中國的城市史研究，有兩本書特別具有代表性，其一就是《北京的人力車伕》，其二，是我們國內學者可能比較瞭解的羅威廉先生的《漢口》。這兩部著作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是比較超前的，因爲我們後來看到在這兩本書出版以後，出現了一系列關於城市史的專題性研究，比如講警察、妓女、衛生、工人階級等等。[] 同樣的，從北京這單一的城市放在顯微鏡下進行研究討論，雖然能夠精細入微地去觀察社會的具體變化。但是僅僅研究城市史，無法展現當時大歷史背景下的中國革命史。同時，北京這一地理概念也不僅僅包括城牆圍繞着的那一座城池，史謙德在探討這座城市歷史的同時，似乎忽略了與之緊密關聯着的城市郊區以及廣大的農村地區。如果關於北京這一城市歷史的研究能夠加入城鄉互動，城鄉聯結這一敘事角度，或許能夠使研究更加飽滿近年來，地方區域史研究、城市史研究在一些經濟、文化較爲發達的城市方興未艾，而微觀史學研究也逐漸得到學界認可，以上兩個新興的史學領域研究頗有蔚爲大觀的景象。 理論範式：“公共領域”及現代化史觀 《北京》一書的寫作運用了很多理論範式，其中最爲突出的便是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哈貝馬斯探討了公共領域以新聞媒體和咖啡館辯論爲載體，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發展過程，認爲早在選舉實行以前，人們就能夠問責政府的作爲。他將國家和社會看作一個公共空間，市民們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言論，不受國家的干涉。這是一種介於市民社會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在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於公衆輿論的一致意見，並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通俗地說，就是指“政治權力之外，作爲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公共領域最關鍵的含義，是獨立於政治建構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衆輿論，它們對政治權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時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 而史謙德在本書的描繪中將1920年代源自社會底層的各種職業羣體共同參與和彼此互動的場域定義爲“新公共領域”，其與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概念不同之處在於，相較於西方國家的咖啡館和沙龍，民國時期的公共領域更多地集中在報紙、學校和社團中。“新公共領域”概念的創新，打破了原先將公共領域羣體集中在資產階級和地方精英的看法。而將諸如學生、人力車伕、自來水廠工人等底層平民也納入這一羣體。這一理論的創新對我們理解市民的政治參與和近代中國的政治運作空間有一定的貢獻。 史謙德認爲，民國時期雖然定期選舉在1912—1913年第一次國會選舉後就銷聲匿跡，但類似的公共領域是存在的，由各種抗議、各種事件的新聞報道和各種公衆集會共同組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學界這一觀點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可，諸如魏斐德等史學家便不認同民國形成了一個公共領域。 關於城市下層公共領域的研究，還可以參見王笛對成都的研究和董玥等學者對城市公共空間的關注。 另外，許記霖老師認爲用“權力的文化網絡”這個概念來詮釋這本書更爲合適。杜贊奇教授在他的那本經典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中通過分析近代中國的華北農村，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絡”這個極具生命力的概念。這個概念給我們一個最大的啓發是說，哪怕是權力在推行過程當中，它也必須藉助傳統的和新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網絡。例如文化網絡，我們常常講五緣關係，這些就是在社會上存在的文化網絡，權力要藉助這種文化網絡才能一竿子插到底，權力是滲透性的，用臺灣的王汎森教授的話說叫權力的毛細管，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雖然史謙德教授並沒有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但是他在書中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北京存在權力的文化網絡，包括商會、行會、一些社會自治組織、公投行會等等，這些權力的文化網絡，形成了一個所謂地方的自治。[5] 此外李俊領研究員對本書的研究範式也作了非常詳盡地介紹： “現代化”研究範式的運用。《北京》一書討論民國北京的人力車伕，典型運用了“現代化”研究範式。在史謙德看來，民國北京是通過學習西方城市發展模式而走向現代化的城市。“當歐洲的城市模式被全部或部分地引進到第三世界時，20世紀早期在北京建造的這類街道便構成了一個新型城市有機體的骨骼結構和神經系統。”從西方引入的新技術與新行業，逐漸改變北京城市生活的節奏、範圍和發展方向。20世紀 20年代，北京這樣古風依然而帶有現代西洋都市風情的曖昧狀態“表明了民國時期不平衡和不徹底的社會轉型”。在這一時期的北京社會中，“人力車不但提高了城市交通的現代化程度，還提升了人們在市內交通的速度”。不過，人力車伕對“官僚資本主義”與警察行政權力的反對呼聲，“形成了一場對城市現有社會秩序中現代化一面的反抗”。他們甚至“以市民身份捍衛他們的生計，通過操縱現代政黨政治對抗現代化”。無疑，史謙德是在民國北京現代化的進程中觀察人力車伕，同時也藉由人力車伕透視北京的現代化，包括整個城市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運作方式。不過，史謙德心中的城市現代化是西方城市化。對此，費正清評論稱，史謙德援引了諸如 E.P.湯普森、霍布斯鮑姆、葛蘭西等人的西方城市化理論，但是沒有結合中國本土的城市經驗；這種單純運用西方模式來研究中國城市的做法，反映出西方知識帝國主義到了強弩之末的態勢。可以說，費正清的評論指出了《北京》一書在研究範式上的侷限性。 事實上，在史謙德之後，“現代化”研究範式（或稱爲“近代化”研究範式）深刻影響了學界關於民國城市人力車伕的討論。20世紀 90年代，史明正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 ——城市建設與社會變革》書中引述了《北京》一書。其注意到，“在一個近代化的社會中，技術的勝利很少能施惠於城市社會中的每一位成員”。在“西方技術和城市化經驗對近代北京的變遷有着不可爭辯的影響”的情勢下，這座城市雖成功改造了日本人力車，“卻未能吸收西方的大多數科學技術”新成果。在 21世紀前 20年中，王印煥分析民國北平人力車伕阻攔、毀壞汽車的行爲，提出“他們的此種行爲阻礙了交通近代化的進程，但他們同時又是社會衰敗的無辜受害者”。邱國盛認爲，民國北京人力車伕的工作與生活體現了該地“城市結構、功能早期現代化轉換的遲緩”。王煦分析稱，1929年北平人力車伕的維權抗爭“對城市新式公共交通的發展起着破壞與阻礙的作用”，但也體現“底層社會羣體在城市改造和市政管理現代化過程中的能動性和影響力，反映了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和複雜性”。另外，孔祥成以人力車伕羣體爲切入點，討論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現代化”進程。郭世強在考察人力車伕生存狀況的基礎上，分析民國時期西安城市近代化過程的曲折與矛盾。整體而言，近 20年來國內學界關於民國城市人力車伕的研究主要採用“現代化”研究範式，但在基本結論上有相似之感。 其三，“現代性”研究範式的運用。2014年，美國華裔學者董玥在其《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一書中認爲，在研究民國北京史的既有著作中，史謙德的《北京》一書最爲重要。該書以“現代化”爲分析框架，將 20世紀 20年代北京的經歷描述爲“不平衡和不完全的社會轉型”，“仍然是對未來而不是對當下賦予了更多的重要意義”。她還進一步論稱，“如果照搬西方模式的現代化是終極目標，當地人的文化和價值便都成了毫不相關的東西”。這種分析確實切中了“現代化”研究範式之於民國北京社會研究的要害，即將傳統與現代完全對立起來，而這並不符合民國北京社會的實際情形。基於這種認識，董玥提出，“這段歷史要求我們不是在一個把現代和傳統對立起來的框架中去思考現代性，而是把它看作一個既包含了外來資源也包含了本土傳統的敘述”。這種對“現代性”的定義並不否認民國時人對新舊事物的區分，但拒絕在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中理解歷史。由此，可以重新考慮中國在“現代性”創造過程中的參與作用，重新評估“中國的過去”在現代的角色與價值。在此視野下，“民國時代的北京需要的是一個無霸權的現代性定義，結果是創造了一個對於人民而言意味深長的有關未來想象的空間”。可以說，董玥在研究範式上深刻反思了《北京》一書的偏頗。在討論 1929年人力車伕暴動時，董玥對這一羣體抱有深切同情，認爲他們“除了聚衆鬧事以外”，“再沒別的渠道可以伸張自己的權利”，並未將其置於現代化的對立面。 其四，“社會治理”研究範式的運用。2021年，杜麗紅從“城市治理”的角度，深入討論民國北京的人力車伕問題。在其看來，“人力車作爲落後交通方式，與現代交通方式產生衝突，成爲城市不文明的標籤”，並形成突出的社會問題；民國北京“是人力車伕問題最嚴重的城市”。其探討近代北京人力車伕問題的“城市治理”視角包括兩個層面，即“政府管制”與“社會治理”，其中“社會治理”指市政當局在管理之外採取的政策扶持、基礎設施與互助組織建設等服務性的救濟舉措。可以說，她所採用的“城市治理”視角仍含有“現代化”視角的成分，但更強調“近代中國城市治理的內在機制和運作邏輯”及具體成效，因而大體可視爲社會史學界提出的“社會治理”研究範式。此前，有學者提出，“考察何種因素參與社會、以怎樣的方式綜合發生作用，以及形成了怎樣的社會效果，由此探索如何取得最佳的社會效果，形成良治社會，概括這一過程的一個理論概念就是‘社會治理’”。這種“社會治理”研究範式，不僅涵蓋國家與社會的權力關係，還重視其他多種因素參與下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具體應用上包括鄉村治理、城市治理、治理制度與社會問題治理等方面。其一大長處在於超越“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價值評判立場，注重多種並存元素的綜合作用及其實際效能。無疑，在“社會治理”研究範式下，對近代北京人力車伕的進一步討論當會有新的發現與收穫。 整體而言，《北京》一書對 20世紀 20年代北京人力車伕的研究，拓展了近代北京社會史研究的學術視野，有力增進了人們對這一時期北京城市風貌、運行機制與演進邏輯的理解，成爲後來相關研究者不能繞過的學術標杆。該書對社會底層羣體的關注與“自下而上”的觀察視角，均體現社會史研究的特色與魅力。同時，該書促進今人沉思，技術進步會給普通人的生活與命運帶來複雜多樣的影響；社會變革如果不能兼顧效率與公正，必會造成社會的撕裂和動盪；民國以來的中國需要參與創造“現代性”模式，在世界現代化的潮流中走出自己的道路。該書對人力車伕之外的警察、政客、商人、工會等方面的分析不乏可圈可點之處。期待着學界對相關問題進行深入討論，百家爭鳴纔會有真正的學術進步。[1] 史料運用：報刊運用的典範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對史學研究的推進發揮着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因此對著作史料運用的探究也是構成書評內容的重要部分。 由於本書主要關注的視角是1920年代北京公共區域中的市民與政治，研究對象也集中於北京社會中較爲基層的普羅大衆。因此作者在史料的選用上也有所偏好或者說是有所受限。作者主要是運用了報紙、檔案、社會調查記錄等一手史料。同時恰當的在文章內容中引用了老舍關於北京人力車伕的著作《駱駝祥子》。 在全書史料運用比例中佔絕大多數的是報刊史料，書中絕大部分故事內容都是來自報刊報道。報紙作爲近現代史不可忽視的一種史料來源，具有內容豐富、板塊齊全的優點。同時報刊編輯爲了吸引讀者，往往會對重大事件進行追蹤報道，因此有利於爲後世史家提供對事件的系統完整的認知。 史謙德教授在寫作過程中運用了諸多地方報刊，諸如《益世報》《晨報》《京師警察公報》《順天時報》等，從中選取與人力車伕、警察、商人等羣體相關事件，並運用自身強有力的敘事和清晰的框架將其聯繫起來，真實、客觀、順暢地爲讀者展現了當時的歷史事件。官方檔案更注重記載特定的法律法規、訴訟案件記錄等，是研究政府對基層羣體的行政管理及法律社會史的珍貴資料。作者在書寫過程中大量運用了《北京工運史料》《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關於北京共產黨小組的建立與活動》等官方資料，既能作爲本書研究過程中的參證，又能增強文章可信度。社會調查的調查者多爲受過專業訓練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俗學者、歷史學家或者是諸如日本滿鐵調查人員等，他們會基於特定的研究目的或政治目的，作出關於某一社會羣體的調查記錄，這也是不容忽視的史料。在本書書寫過程中，作者借鑑了社會學家李景漢有關人力車伕的諸多調查，運用相關統計數據爲讀者展現了人力車伕的真實生活和悲慘境遇。除此之外，說起人力車伕，大家肯定首先想起的就是老舍的小說《駱駝祥子》對人力車伕的形象塑造。史謙德教授在寫作中，充分重視小說中人力車伕的描寫，但又不過分依賴。作者選用的部分內容，讓我們更能體會人力車伕有血有肉的生活，爲他們的喜怒哀樂、世事無常而唏噓感嘆。 豐富的報紙、檔案、社會調查記錄史料，再加上小說中的生動故事情節，既保持了嚴謹性，也增強了敘事性和可讀性，爲讀者展開了一段生動的1920年代的北京社會史。[] 但是對於報刊史料的運用，尤其是以奇聞軼事居多的地方性報刊，在選擇刊發內容時便會受到市場導向以及編者喜好的影響，往往會與歷史事實產生偏差。因此筆者認爲，在運用報刊史料記載的內容時，應當儘可能地與檔案、日記等史料相互印證。或者比較通過不同報刊對同一事件的報道，儘可能接近歷史現場的事實。 正如作者在採訪中所言，他的博士論文便是研究1920年代的北京的，但是其寫作期間使用的一直都是美國和日本的檔案資料，而從未到過北京進行實地考察研究。直到工作後才能夠赴北京進行一年的檔案研究，得以查閱中國本土的檔案並騎着車實地探索北京。因此本書的史料運用雖然有值得借鑑的地方，但也必須指出，其未能全面地相互印證地去使用應當使用的所有史料，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白璧微瑕：閱讀感悟與些許思考 史謙德教授《北京的人力車伕》既細緻地描摹了1920年代北京的生活，又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國的政治變遷，是迄今爲止關於動盪中的民國城市的最佳描繪。[]但是本書也並非盡善盡美，仍然給學界留下了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在全書史料運用上，構成文章主體的各類歷史事件部分過於依賴單一報刊報道，缺乏同時期相關史料相互印照。從文章可以看出，大多事件 來源於《益世報》《順天時報》等報刊。報刊史料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還原歷史場景，帶入時人的思維和視角。但作爲面向市場的報刊，在內容採編上多少會以讀者興趣爲導向，對事件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改變。這種改變很難說會不會對後人還原歷史真實的努力產生干擾並導致偏差。 同時也有學者指出，本書的寫作過程中選擇的史料過於關注奇聞軼事[]，作爲一本研究城市社會公共區域的著作，引用一個個鮮活的事例去展現社會樣貌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但作爲史學家，在選材上仍然應該注重代表性和普遍性，儘可能達到中正平和的態度。如若過於偏重特殊事例的展示，同樣對真實的構建會產生干擾。也容易被學界詬病 另外，有學者指出，本書中譯本在翻譯上有一些小瑕疵，但是白璧微瑕，無傷大雅。譯筆總體而言平正通達，堪稱準確，個別地方或可商榷，但瑕不掩瑜。第7頁“未擦乾淨的畫布”對應的原文是palimpsest,這是城市研究中經常使用的一個意象，通常譯爲“重寫本”或“重寫羊皮紙”，原指古希臘一種可反覆颳去原有痕跡重新書寫的羊皮紙，故用來形容城市變遷中歷史痕跡的抹去與殘留。第二章標題“人力車：老少咸宜的謀生方式”，原文爲“The Rickshaw: Machine for a Mixed-up Age”。Mixed-up Age此處意指新舊混雜的年代，譯爲“老少咸宜”顯然不太合適。第30頁“令騾車伕無可奈何的是，人力車的數量已經超過了騾車”一句，原文爲“But by the teens the rickshaw had overtaken the mule cart in popularity”，應譯爲“但到了1910年代，人力車在受歡迎程度上已經超過了騾車”。第42頁“但與此同時，人力車不僅是簡單地用機械裝置替換畜力或者人力”，“不僅是”原文爲“instead of”，應譯爲“不是”，雖然只差了一個字，但意思卻大相徑庭。第74頁“儘管車伕往往顯得沒什麼規矩，給人的印象也不好”，原文爲“Even though pullers tended to be poorly organized and represented”，意爲車伕往往沒有得到很好的組織和代表。第177頁“這一爭執不休的過程簡直就是建邦立國的縮微版”，其中“建邦立國”原文爲“state building”，顯然應譯爲“國家建設”，這是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常用術語。[] 此書中蘊含的問題意識與現實意義令人深思。書中描繪的底層互害的普遍現象的成因、發展及最終導致的不利結果，不僅僅在社會史學界應該探討。對於當今社會各界的研究相信也能起到啓發意義。此外書中各方勢力在公共領域的參與與治理也值得進一步探討研究。就人力車伕這樣的行業所起到的就業蓄水池、社會保障的作用亦對今天的社會治理有借鑑意義。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本書亦能對現實世界的人進行啓發和激勵。北京的人力車伕原本可以過着還不錯的日子，他們和街頭警察可能擁有同樣的工資水平，也可以一年到頭都喫白麪饅頭，他們離普通的舒適生活也不是望塵莫及，但是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有軌電車進入城市，使得他們的生活遭受了嚴重的影響，甚至有些人不得不依靠城市福利的粥廠救濟爲生。在科學技術不斷進步的現代化進程中，小人物的命運往往是非常悲慘的，他們所賴以謀生的技術手段很快會隨着社會進步被淘汰。隨着社會發展和人工智能的進步，被替代的工作者會越來越多，我們也是芸芸衆生中的小人物，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也常常會發出悲嘆。 總而言之，《北京》一書無愧於北京城市社會史開拓之作，其小人物，大歷史的歷史敘述模式相信也會在以後的史學研究中越來越得到新興學者的重視。 相信《北京的人力車伕》一定能夠成爲一本有學術底蘊的出圈之作，在探索學術作品的公共化道路上走得更遠。

從西方人文社科教授的視角看二十年代的北京，褪去了那個時期國內文學作品中的朦朧和冷峻，多了份時政評論員的理性和同情。整個城市亂成一鍋粥，老百姓不得不在各路政客攫取利益的縫隙裏掙扎求生，其中能保留起碼的尊嚴和良心的人已然不易，然而，當時還有一小撮理想主義者追求着遙不可及的救國夢想，無法想象他們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以人力車伕作爲引子，引出1920年代北京各種勢力，商會，政客，國外代理商等等，看起來很雜亂，但結尾收束到人力車伕暴亂引起的思考上來，對當時的社會形態的一個切面描述，還是令人佩服作者見微知著的能力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時代，看起來離我們很遠了，但若干年後回望當下，其實也會發現很多類似的情形。

以人力車始以人力車終，敘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北京的社會史，有各方面的政治勢力和團體在其中互相作用，有不同階層互相影響，管中窺豹、具體地描述了以往作為背景的北洋政府時期的北京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