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格麗特·麥克米倫
和平是種反常嗎? 牛津大學國際歷史系的名譽教授瑪格麗特·麥克米倫通過對九個章節的詳細解讀,從古希臘和羅馬到百年戰爭,到美國內戰,再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通過對從歷史上的經典戰役及當下戰爭中所獲教訓的反思,從歷史學、政治學、文學、人類學、生物學和其他多個學科的角度,探討了一個深刻的問題:人類爲什麼如此癡迷於大規模的自相殘殺,而我們又將付出什麼代價? 同時,通過分析戰爭的起因、方法與手段等,作者審視了戰爭以何種方式影響了人類社會,而我們在政治構架、科技以及意識形態上的變遷又是如何影響戰爭進行的。 本書集中討論了大量頗具爭議的話題: 戰爭是何時開始的? 爲何戰爭是人類活動中有組織性的? 爲何戰士幾乎都是男性? 戰爭是否曾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作者也在書中爲我們展現了戰爭的諸多層面——我們所講的語言、我們擁有的個體記憶以及那些偉大的文化瑰寶都反映了戰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榮耀和痛苦。 作爲一個令人不安又頗具挑戰性的話題,麥克米倫也通過引人入勝的觀察和實例,揭示了戰爭如何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人性中邪惡的一面和高尚的一面。
2026年2月28日,當我們還沉浸在春節的熱鬧喜慶中時,美以對伊朗發動了戰爭。回顧2025年,我們看到加沙和敘利亞人民在遭受戰爭的苦難,很少人知道的是2025年4月16日,衛星圖像顯示,被圍困的法希爾市附近的扎姆扎姆難民營發生火災並冒出濃煙,在非洲東北部的蘇丹,正在發生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國際移民組織估算,法希爾26萬居民中已有8萬多人逃離,但只有約5000人抵達北方的塔維拉。如果你想認清戰爭的殘酷與不可控,那麼請翻開這本書,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麼安全美麗的國家,我們更需要團結在一起維護我們的國家和幸福生活。 自1945年以來,全世界已經爆發了150~300場武裝衝突(取決於你如何計算)。有一些戰爭,諸如朝鮮戰爭或兩伊戰爭等,同許多之前的戰爭一樣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但迄今爲止,不論是爲了反對帝國統治者、爭取獨立的戰爭還是內戰,數量最多的戰爭都發生在國家內部。 隨着新型恐怖武器的出現以及人工智能、自動殺戮機器和網絡戰爭的重要性日漸增強,我們面臨着人性終結的未來。現在不是將目光從我們覺得厭惡的事物上移開的時候,我們必須對戰爭做出思考,且要思考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 自1945年以來,世界上沒有哪一年是不發生戰爭的。我們這些享受了“長期和平”的人,很容易把戰爭看作別人的事,或許是因爲他們正處在一個與我們不同的發展階段。 強大的武裝力量可以建立強大的國家,可是一旦失控,這些力量也會削弱國家。 戰爭有着自己的勢頭,而且往往開始容易,停止難。如今的政府可能會對有限的戰爭或是“警察行動”進行討論並有所期待,然而一旦進入戰爭,他們便會發現很難脫身。 如果交戰國不能控制自己的經濟狀況來應對戰爭,它們就無法繼續戰鬥。最終的結果是,在戰爭中,合法與非法的打擊目標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最終被徹底抹去。有人將平民的家園、教堂、醫院和學校夷爲平地,甚至不分青紅皁白地殺害他們,企圖以此摧毀平民的士氣。 修昔底德說:“強者盡其所能,弱者必受其苦。”但弱者可以做出決定保衛自己,而不是屈服。 平民往往比軍隊更爲暴烈。偉大的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的妻子曾是一位普通的德國家庭主婦,她卻大叫着法國人應該“被槍殺,被刺死,連小嬰兒都別放過”。 儘管現代軍隊可能更願意保持不融入社會階層的狀態,但它們也同樣不得不考慮到社會中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變化。戰爭或戰爭準備工作對社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社會發生變化,但這從來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人民不是無能的烏合之衆,只會等待某隻強有力的大手來塑造他們;他們擁有思想和價值觀,這些也塑造了軍隊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關係。 即使是來自良好的民主政權、擁有強烈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軍隊也可能會犯下暴行;即使是會對這種肆無忌憚的暴力行爲予以譴責的社會也面臨着一個長期的挑戰——既要使軍隊成爲殺手,也要使其受到管控。訓練新兵克服人類對殺戮的正常恐懼(否則他們在戰爭中就很沒用),又要對其加以控制使他們不要過火,這兩者之間存在着微妙的平衡。 我們常常把注意力放在戰士身上,放在他們的戰鬥、他們的勝敗上,卻沒有給予那些自願或不自願捲入戰爭的平民以足夠關注。平民往往比身在前線的人更仇恨敵人。戰爭並非總對平民不利;無論是分享因勝利得來的戰利品,還是尋找更好的賺錢機會、取得成功或打破禁忌,他們都可以從戰爭中獲益。然而平民同樣是戰爭的無辜受害者,他們因戰敗而付出沉重的代價,遭受了飢餓、殺戮、強姦、奴役、強迫勞動或被大規模地驅逐出境。 洗劫城市並強姦和殺害其中的居民有着一段長久卻不光彩的歷史。有時指揮官試圖控制他們的士兵:他們常常命令士兵犯下暴行,或鼓勵他們隨心所欲地對待平民。開展圍攻的時間越長或代價越高,一個城鎮的公民在投降後就越有可能迎來可怕的命運,因爲進攻的士兵們認爲抵抗行爲延長了他們這些進攻者喫苦頭的時間。 無論是從平民身上榨取資源,還是迫使敵人迎戰,抑或削弱其繼續作戰的意志,長期以來,蓄意將平民作爲攻擊目標一直是戰爭中的一種策略。 平民無法總是被倖免的:“永遠不要忘記,與敵人交戰的總是整個國家……” 超級大國和一些實力稍弱的大國開展代理人戰爭並助長了內戰,它們至今仍在那樣做。實施暴力並不一定要倚賴最新的高科技武器,過時的廉價武器也可造成巨大的破壞。 當我們環顧世界時,我們需要銘記那場戰爭與1945年以來發生的其他所有戰爭。戰爭和戰爭的威脅仍然與我們同在。
我們需要關注戰爭,我們需要了解戰爭,因爲它仍然與我們相伴。 強者盡其所能,弱者必受其苦,但弱者可以做出保衛自己,而不是屈服。 締造和平比發動戰爭難得多又多,戰爭是艱鉅而漫長的。 引發戰爭的因素:貪婪、恐懼、意識形態,它們將繼續一如既往地在我們的世界中產生影響。 戰爭分二個層次:一個是動員專業軍隊和高科技,發達經濟體和有組織社會的所有力量都是後盾;另一個是使用低成本的武器,動用組織鬆散的軍隊。 戰爭的前線與後方的區別、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界限正在逐漸消失。
“控制不可控之事”通常指在戰時或動盪時期,當局將原本難以駕馭、分散甚至被視爲威脅的力量或領域納入正式的國家管控體系。當戰爭結束、常態恢復時,這種管控往往留下三方面的深刻後果,從而顛覆既有的權力結構: 1. 合法壟斷武力後的“行政—軍事複合體” • 戰爭迫使各派私人武裝、地方領主交出兵權,國家以“維護秩序”之名集中徵兵、警力與情報職能。當這種壟斷得到社會默許,原先的封建或地方精英失去軍事獨立性,國家機器反而在和平時期繼續擴張,形成中央集權的常態。麥克米倫指出,強勢國家一旦出現,便“對境內使用武力與暴力的壟斷相伴而行”,拒絕配合者將受到懲罰。 • 結果是傳統貴族或地方豪強被專業官僚與軍隊取代,新的行政—軍事精英取而代之,舊有的權力座標系被重寫。 2. 社會層面的“去私人化”與“制度化” • 隨着國家警察和常備軍取代私人軍隊,暴力從家族、宗族或地方團體手中轉移到國家機構。軍隊規模在16—18世紀因軍備競賽激增十倍,政府藉此把更多資源(人、稅、物資)納入中央調配,進一步鞏固了中央權威。 • 私人領域(如家庭、地方習俗)被納入國家規制,從儀禮、教育到公共衛生,國家開始以“公共利益”名義干預原本屬於自治範圍的事物,傳統地方精英的政治影響力隨之下降。 3. 不對稱戰爭帶來的“非國家actor”再定位 • 當弱方通過游擊戰、簡易爆炸裝置等非常規手段擊中強方時,原本處於邊緣的反叛或民間組織被迫被納入國家談判或監管體系。“控制不可控之事”在此表現爲把曾經難以追蹤、難以打擊的地下力量轉化爲可識別、可管理的合法團體,或反之,將其徹底邊緣化。這種過程改變了戰後政治版圖,使原先的“非法”參與者要麼被吸納、要麼被清除。 • 強國在佔領區推行“國家建設”時,也往往被迫與當地部族、宗教或民兵領袖達成新的權力分配協議,從而在戰後形成混合政權結構,傳統權力與國家權力並存或相互制衡。 結論 “控制不可控之事”在戰後最直接的成效,是把戰時臨時納入國家軌道的力量與領域轉爲和平時期的制度安排:武力壟斷、社會去私人化、以及對非國家行爲體的再規制。舊精英因失去關鍵的自主權而退場,新的行政—軍事精英及相應的官僚體系取而代之,由此徹底改寫了戰前的權力分佈與社會秩序。
《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作者:【加拿大】瑪格麗特·麥克米倫 從小就不喜歡戰爭題材的電視劇和書,看過一些電影也是被灌輸了一堆非黑即白的價值觀,隨着年齡漸長,才能慢慢宏觀的看待人類歷史了,可是這樣一來,又更加討厭戰爭了,一方面覺得人類就是閒的,本質就是貪婪、好鬥,一方面又覺得就是這些戰爭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讓我們有了現在的現代化生活,所以又挺矛盾,只能安慰自己,幾十年前戰爭還離我們那麼近,男人要上戰場,女人要淪爲慰安婦,還好現在大部分地區獲得了相對和平,也算慶幸。而且一想到幾百年前人類還是使用冷兵器和一些火藥,這一百多年就直接飛機、坦克、原子彈了,隨時都有自取滅亡的風險,只能祈禱有生之年別趕上第三次世界大戰吧。 隨手記: 20世紀是可怕的,因戰爭死亡的人數可能佔過去5000年間所有戰爭死亡人數的75%。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曾經分裂成150個小國。 歐洲以前有5000餘個領地、公國,後來慢慢形成了現在的局面,不到30個。 很多西方軍事家也喜歡孫子兵法,現在商業人士也從中吸取經驗用來商戰。 人類總以爲國家是有機實體的存在,並對其表現忠誠。(其實就是虛構的) 戰爭促進了藝術的誕生和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爲人們帶來了多個語種的偉大小說、詩歌、繪畫和音樂。戰爭促進了藝術的誕生和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爲人們帶來了多個語種的偉大小說、詩歌、繪畫和音樂。但是促使美國藝術發展的並不是二戰,而是越戰。 很久以來,貧窮是人們參軍的普遍原因,如今美國還會在貧窮的農村、城市大量招募新兵,歐洲也是如此,因爲服兵役可以爲他們提供固定的工資和食物,令他們擁有自己想要的東西和女人。而且戰爭還可以給某些人提升社會地位:曾經一位德國伯爵的私生子恩斯特·馮曼斯菲爾德在作戰時脫穎而出,得到了身份合法化的獎勵。一個世紀後,一名普通的海員塞繆爾·格雷格因在海戰中的勇敢成就,成爲了君主最喜愛的海軍上將之一,女皇爲他在塔林大教堂建立了特別精美的陵墓。再有,戰爭還可以逃避平凡和無聊,這樣即使在和平時期,軍隊也可以爲世人提供誘人的前景:一個安全的世界。 意識變革:美國獨立宣言後,人民開始視自己爲對國家有發言權的公民,而非未經選舉的統治者的臣民(通常假定男性)。1792年法國頒佈了全民皆兵的法令,女性也被納入了徵召範圍。
戰爭本身充斥着很多悖論,對於人類來說,戰爭究竟帶來了什麼,是好是壞?人類究竟是傾向和平還是戰爭?戰爭對於人類社會和歷史又起到怎樣的作用? 隨着文明和科技的發展,戰爭是否能夠消除?戰爭對於處在和平的我們,對於戰爭已經成爲遙遠記憶或歷史的我們來說,又代表什麼呢?以及,戰爭真的離我們遙遠了嗎? 其實,戰爭離我們很近。 其一,戰爭並沒有消失,且在持續不斷地進行中,將來也會發生。“自1945年以來,世界上沒有哪一年是不發生戰爭的”。對人類社會來講,似乎戰爭纔是常態,和平反而是反常的。 其二,過去戰爭的影響對我們當下的語言、文化、社會都有影響和塑造作用。有的人會反思戰爭,有的人甚至會渴望戰爭。國家層面會對付出慘重代價的戰爭予以紀念日來銘記。 戰爭會記錄在歷史課本,被一代一代青少年所學習。值得銘記的戰爭會被影視化,讓無數的後輩被先烈的熱血和犧牲精神所鼓舞。甚至好些文學經典,也因爲戰爭而催生出來。 戰爭的影響其實無處不在,但“遠離戰爭”的我們卻並不認真的思考戰爭,我們覺得它只是在書本上、電視裏、歷史中,乃至別的地方。 每一章都有着集中的探討,有着足夠的案例。拿第一章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所涉及的問題就很多,例如,人類是否變得越來越暴力?人類是否天生註定要互相爭鬥?社會本身讓我們變得更好還是更壞? 以及戰爭涉及的明顯的悖論,如不斷增長的國家權力和更龐大國家出現常常是戰爭的結果,但它反過來也能創造和平;又如,戰爭帶來毀滅的同時,也在進行有益於部分或整個社會的變革,以及科技的發展。 不得不讓人懷着複雜的心情,面對戰爭之後的我們,正享受着戰後社會與科技發展帶來的好處。 戰爭,兼具高尚和醜惡。 而戰爭的起因又多種多樣,作者所列出來的就將近十個:綁架、愛情、宗教、王朝鬥爭、征伐、暗殺或謊言。這些顯然還不夠。而動機,作者僅列出四個:貪婪、自衛、情感和信念。 但也足夠完全。我們不知道戰爭何時會爆發,但一場戰爭或許會有預兆,需要有着矛盾和衝突的雙方,我們必須保持警惕。 但遺憾的是,對小老百姓來說,我們對於戰爭的影響力微乎其微,甚或,渴求一場戰爭,爲之着迷。 雖然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但是此起彼伏的局部戰爭離我們並不遙遠,比如仍在進行中的俄烏戰爭,給過慣了承平日久的日子的人來說敲響了警鐘,因爲忘戰必危,只有時刻準備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我們不窮兵黷武,但是對戰爭的研究一刻也不能停,既包括如何打贏戰爭本身這種核心問題,也要涉及戰爭的影響,正所謂不但善於打破一箇舊世界,還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作者有一個觀點就是戰爭也會使得政府對社會施加更多的控制,這個觀點比較好理解,特別是在現在的俄烏戰爭。 俄烏雙方,包括國際媒體對於這場仍在進行中的戰況戰果的報道,自覺不自覺的受到政府意識形態的控制和操縱,因爲戰敗的新聞總是會打擊參戰國本國人民的士氣和甚至點燃反戰的情緒,從而打亂整個戰爭和戰後安排計劃甚至推向並不想要的立場。 關於戰爭的影響,作者還有一些有趣的觀點,比如戰爭有利於報紙和出版商的銷售,還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觀點,比如戰爭的參與者隨着時代的變遷,已經對軍人的學歷,素質,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而並非中世紀招收一羣生活無着的流民。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軍隊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戰爭也是人類歷史發展中永恆的主題,我們雖然生活在和平的國度,大部分人也不需要從事軍事或者與戰爭直接相關的工作,但是瞭解戰爭的影響,提高對戰爭的認識,當戰爭真正到來時,我們有思想和心理,物質上的準備,坦然面對,處變不驚而不是驚慌失措。
戰爭是一羣愛國的孩子去打另一羣愛國的孩子,戰爭結束後,資本家滿載而歸,政客握手言和,只有母親抱着墓碑哭泣,願世界和平!
平民是,戰爭中的炮灰,盛世中的韭菜
《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內容總結 《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原作名War: How Conflict Shaped Us)是牛津大學歷史學權威學者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代表作,脫胎於其2018年BBC里斯講座內容。本書跳出傳統軍事史對戰役、戰術的單一敘事,以跨學科視野融合歷史學、人類學、生物學、政治學與社會學,核心探討戰爭與人性、社會的雙向塑造關係,直面“和平是否是人類歷史的反常狀態”這一終極追問,揭示了戰爭既是人類文明的破壞者,也是歷史進程與社會形態的核心塑造者的雙重本質 。 一、全書核心命題與寫作框架 麥克米倫在開篇便將戰爭定義爲“最難解的人類謎題之一”:戰爭絕非歷史進程中的偶然斷裂,而是根植於人性深處、貫穿人類文明始終的核心現象;它既催生了人性中最殘忍的暴虐與掠奪,也激發出最高尚的犧牲、利他與集體精神。全書以9個章節形成完整的論證閉環,從戰爭的人性根源出發,逐步延伸至戰爭的動因、形態演變、個體體驗、社會影響,最終落腳於戰爭的文化記憶與人類的未來反思,完整呈現了戰爭如何塑造了我們的過去、當下與自我認知。 全書章節核心脈絡 1. 第1章 人類、社會與戰爭:全書的總綱。核心論證戰爭並非文明社會的“反常產物”,而是深植於人性的固有屬性——通過黑猩猩等靈長類動物的行爲研究、原始部落的人類學考察,反駁了盧梭“人性本善,暴力由社會腐化導致”的觀點,印證了霍布斯“自然狀態下人類存在暴力本能”的判斷;同時提出全書核心論斷:戰爭締造了國家,國家也重塑了戰爭,有組織的暴力與人類社會組織的演進相伴相生。 書中以英法兩國爲例:英國爲支撐對外戰爭建立了近代化的財政、稅收與國債體系,大幅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而法國戰爭動員能力的不足,成爲1789年大革命爆發的重要誘因。同時,戰爭也反向推動了社會進步——爲提升戰爭潛力,國家不得不推進教育普及、社會福利、平權改革,甚至加速了女性與勞工羣體的地位提升。 2. 第2章 戰爭的起因:拆解了戰爭爆發的多元動因,打破了“戰爭由單一因素導致”的刻板認知。麥克米倫指出,具體戰爭可分爲近因與遠因,而人類戰爭的普遍誘因幾乎覆蓋了所有社會維度:資源掠奪、王朝爭鬥、宗教信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衝突,甚至個體的榮譽、野心與愛情都可能成爲戰爭的導火索;同時,錯誤的樂觀主義(“戰爭會速戰速決”)、實力對比的“機會窗口”、羣體的從衆心理,也常常成爲衝突的觸發點。 3. 第3-4章 方法與手段、現代戰爭:梳理了戰爭形態的演進邏輯,核心論證技術、文化與戰爭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存關係。從古典時代的青銅兵器、方陣戰術,到封建時代的騎士戰爭,再到火藥時代的軍事變革,技術進步不斷重塑戰爭的樣貌;而民族主義興起、工業革命到來,則徹底催生了“現代戰爭”這一全新形態。 現代戰爭的核心特質,是徹底打破了前線與後方、軍人與平民的界限:全民動員的總體戰,要求整個社會完成組織化改造以適配戰爭需求,政府對社會的管控能力大幅提升;遠程武器的出現,讓針對民用設施的轟炸成爲常規作戰手段,平民從戰爭的“旁觀者”變成了直接的打擊目標與戰爭資源的核心供給者;同時,現代輿論也成爲戰爭的重要工具,政府與軍方開始系統性地操縱輿論、塑造敵我認知。 4. 第5-6章 打造戰士、戰鬥:聚焦戰爭中的核心個體——士兵,完成了從“平民到戰士”的完整敘事。第5章探討了社會如何完成對戰士的塑造:從徵兵制度、訓練體系,到榮譽體系、集體認同的構建,社會通過一系列機制讓普通人突破“不殺戮同類”的人性禁忌,成爲合格的戰鬥人員;同時也探討了戰爭中的性別議題——爲何戰士絕大多數是男性,以及女性如何以非戰鬥人員的身份深度參與戰爭、反向塑造男性戰士的身份認同。 第6章則直面戰鬥本身的真實體驗,打破了戰爭的英雄化敘事。麥克米倫通過親歷者的回憶錄、文學記錄,還原了戰鬥最本真的面貌:對少數人而言,戰爭能帶來殺戮的快感與突破禁忌的興奮;但對絕大多數士兵來說,戰鬥的核心體驗是恐懼、死亡、無盡的等待與厭倦。書中指出,維繫軍隊士氣的核心,從來不是宏大的意識形態敘事,而是指揮官的個人魅力、同袍之間的戰友情誼,以及“不辜負同伴”的樸素責任感。 5. 第7章 平民:還原了戰爭中被忽視的最大羣體,揭示了平民與戰爭關係的演變。在漫長的前現代戰爭中,平民雖會受戰爭波及,但仍與戰鬥人員有清晰的界限;而現代戰爭徹底抹去了這一界限,平民既成爲戰爭暴行的主要受害者,也成爲戰爭機器的核心組成部分。 麥克米倫梳理了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到二戰,針對平民的屠殺與暴行從未中斷;而二戰中對德累斯頓、東京的地毯式轟炸,更是將“削弱敵國戰爭潛力”作爲藉口,將平民生活區直接作爲打擊目標。同時,戰爭也徹底顛覆了平民的社會角色,尤其是女性——男性奔赴戰場後,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工廠、醫院、行政體系,承擔了原本被男性壟斷的社會職能,直接推動了女性平權運動的發展。 6. 第8章 控制不可控之事:探討了人類試圖規訓戰爭的努力與悖論。從《利伯守則》到近代戰爭法體系的建立,從和平主義運動的興起到國際組織對戰爭的約束,人類始終在嘗試爲戰爭制定規則、限制其破壞性,甚至試圖徹底廢除戰爭。 但麥克米倫尖銳地指出,這套規則體系在現實中屢屢失效:大國始終奉行雙重標準,對自身與所謂“不文明國家”適用兩套規則,甚至以“人道主義”“捍衛文明”爲藉口發動侵略戰爭(如伊拉克戰爭)。這種規則的僞善,恰恰成爲戰爭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也印證了“戰爭本質上是不可控的”這一核心判斷。 7. 第9章 在我們的想象與記憶中的戰爭:全書的收尾,探討了戰爭如何通過文化與記憶,持續塑造人類的身份認同與現實政治。戰爭深刻影響了詩歌、小說、戲劇、電影等幾乎所有藝術形式,而這些藝術創作又反向塑造了公衆對戰爭的想象——要麼是英雄主義的史詩,要麼是反戰的悲劇敘事。 更重要的是,對戰爭的記憶與紀念,成爲國家與民族身份認同的核心來源。書中以俄羅斯對衛國戰爭的記憶爲例,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敘事,早已超越了歷史事件本身,成爲“俄羅斯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徵,持續影響着當下的政治敘事與民族認同。戰爭雖已結束,但它通過集體記憶,仍在持續塑造着歷史與社會。 二、全書核心洞見與核心悖論 1. 戰爭與社會的雙向塑造:戰爭並非社會發展的“副產品”,而是社會演進的核心驅動力。戰爭催生了現代國家、官僚體系、財政制度與法律秩序,推動了技術進步、教育普及與社會平權;反過來,社會的政治結構、意識形態、技術水平,也決定了戰爭的爆發方式、作戰形態與規模上限 。 2. 戰爭的人性二元性:戰爭最深刻的謎題,在於它同時放大了人性的兩個極端——它既允許人類突破所有道德禁忌,實施最殘忍的屠殺與掠奪;也要求人類踐行最高尚的利他主義,爲同伴、信念與集體犧牲自己的生命。人類對戰爭的情感也同樣二元:我們既恐懼戰爭的殘酷與毀滅,又始終對戰爭的英雄主義、史詩感充滿迷戀 。 3. 文明與暴力的共生性:麥克米倫打破了“文明進步會終結戰爭”的迷思,恰恰相反,人類文明的進步,始終與戰爭能力的提升同步發生。我們越是擅長組織、協作、技術創新,就越擅長髮動更大規模的戰爭;20世紀是人類文明的黃金時代,也同時是人類戰爭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世紀。 4. 規訓與失控的永恆矛盾:人類始終在嘗試用規則、法律、制度約束戰爭,但這套體系永遠無法徹底馴服戰爭。因爲戰爭的根源,既在於利益與理念的衝突,也在於人性深處的暴力本能;只要人類無法徹底消除這兩者,戰爭就永遠不會從人類歷史中消失。 三、最終結論與警示 在全書的結尾,麥克米倫回到了開篇的核心追問:和平並非人類歷史的常態,戰爭深植於人性與人類社會的本質之中,而人類反對戰爭、追求和平的本能,也同樣深植於人性之中,這正是戰爭最核心的悖論。 她並未給出“終結戰爭”的終極答案,而是給出了最嚴肅的警示:隨着軍事技術的發展,核武器、生化武器、人工智能武器的出現,戰爭的破壞力已經足以毀滅整個人類文明。因此,人類永遠不能對戰爭掉以輕心,更不能將和平視爲理所當然。我們必須持續地、更深刻地思考戰爭,理解它的起源、本質與影響,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面對它、約束它,守住人類文明的底線。
【15】瑪格麗特《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前兩年讀過她《歷史的運用與濫用》,家裏還有本《和平戛然而止》但還沒拆封,哈哈。 英文名War: How Conflict Shaped Us,視野恢宏,是從整個社會發展和人性深度來觀察“戰爭”,不同於學科分類的軍事學或新聞中的武裝衝突,似乎是獨立的、特殊的,戰爭其實是深刻嵌入到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藝術等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思想理念、語言文學、電影小說到社團、幫派、軍隊、政權,從個人到民族、國家,人類歷史的演進時時刻刻離不開戰爭的催動和影響。社會組織度提高,戰爭烈度廣度隨之提升,爾後反過來要求社會組織度進一步提高,人類文明就這樣螺旋前進。因此還真有人認爲,戰爭具有純潔世間的神聖性或者某種審判式的終局性,在民族國家興起後,戰爭權更成爲主權的不可撼動的一部分;但慘烈的世界大戰和核武器誕生,又反過來叩問人性,追問着縈繞人類數千年的問題,戰爭是否是人性之惡,進而是否是可以避免的,無論以什麼形式。 書的內容旁徵博引,讀起來也很順當,微微有些翻譯腔。除了高屋建瓴的拎出“戰爭塑造人類社會”、“人類能否避免戰爭”等“大問題”“元問題”,還寫到現代性帶來的進化論、民族主義披上“科學”“理性”的外衣後,變成某種發動戰爭的正當性,催使人類互相殘殺遠遠超過自然界任何生靈,身在軍國主義或納粹治下的人們,自詡民族和國家的優越,自我麻醉着,創造出駭人聽聞的慘案,無怪乎“現代性與大屠殺”。 還對女性在戰爭的作用,普通人在戰爭中的角色作了討論。技術飛速發展,核武器之後,互聯網的線上爭鬥、線下的新型恐怖主義,以及未來的人工智能,都進一步挑戰着社會道德和價值底座,事實上看似恆遠的觀念是晚近才構建的,並沒有什麼是歷來如此的,馬克思說,“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 如果現代性還未檢討反思到位,就已經迫不及待追逐平戰一體、軍民一體,真正會斷送戰後幾十年所有追求和平和限制戰爭的努力——可能形式上的戰爭法還不夠“硬”,但確實還是約束了某種弱肉強食;即使可能沒有法庭審判,所有人的眼光也注視着那些違法戰爭和衝突法的人。至於越過憲法法律,隨意宣佈某種緊急狀態、戰時狀態,只能哂笑。 2024年第15本書。3月21日記。
結合當下戰局的一點反思 2月28日,戰爭打破了所有人的寧靜。很多人說這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但其實戰前的幾個月就有很多人在對局勢進行分析預判,形勢只是比大多數的預判結果更壞而已,算不得毫無徵兆的突發事件。 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別忘了其他地方的衝突還在繼續,比如俄烏戰爭。詭異的是,隨着大國運作、戰場資源的聯動,兩場戰爭打成了一場“連鎖”戰爭。這讓人不禁想起,19世紀的拿破崙戰爭也是由多場連續戰爭串成的,反法同盟與法蘭西反覆對抗,資源、兵力跨多個戰場來回調度,一場輸多場崩。上世紀的阿富汗戰爭、兩伊戰爭、黎巴嫩內戰,表面看是三場戰爭,其實也可以看做是串聯起來的一場,代理人的背後都站着美蘇兩大陣營,本質上都一同處在美蘇全球爭霸的棋盤裏。歷史上,但凡存在兩大對立的陣營聯盟,多場戰爭就容易串聯成一場。 從1945年起,幾乎沒有哪一年不發生戰爭。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也有一些地方是“幸運”的。比如,西歐本土近80年沒有淪爲大規模戰爭的戰場,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長期穩定區。要知道,二戰前的西歐(尤其是法德兩國)是“百年戰爭”的循環體,隔二三十年就會打一架。二戰後,隨着歐共體的成立,鋼鐵和煤炭這兩大戰略資源被置於共同管理之下,資源被捆綁,關稅被取消,經濟相互依存,北約構建了集體安全系統,馬歇爾計劃帶來了經濟紅利,各國發動戰爭的動力逐漸弱化。 這個事情得多面看,西歐的繁榮爲和平注入了“防腐劑”,但西歐的“本土和平”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它卸下的“千年包袱”——把猶太人東引到了巴勒斯坦,從此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不死不休,中東持續燃燒。西歐對猶太人是有歷史負罪的,但有人不願接受猶太難民,植下這顆內部動亂和社會撕裂的種子,於是採取了禍水東引、分而治之的手段。歐洲卸下了千年排猶的歷史包袱,卻把幾代人的血仇、戰亂,永久埋在了阿拉伯世界的土地裏。 締造和平比發動戰爭難得多。物理學上,破壞是熵增的過程,系統會自發走向混亂;而建設卻是熵減;發動戰爭往往需要持續注入能量來維持秩序。戰爭依靠破壞力推進,短期可見“成效”;和平則需要漫長的教育、經濟互通和法治建設來鞏固,成效在數十年後才能顯現。人類建立了高度複雜的社會與政治機制、思想、信仰體系和價值觀,但這些仍不足以解決問題,戰爭似乎依然是更簡單、快捷的路徑。 很多時候,戰爭的觸發危機有自我實現的預言,恐懼本身就是危機的燃料。原本只是風險苗頭、輿論炒作、局部摩擦,會被所與人的避險備戰行爲,一步步放大成實打實的對抗。預期不再是預判,直接變成了戰爭的“推手”。冷戰期期間,雙方都預判對方會先發制核,於是極度緊繃預期,讓數次危機險些引爆核戰。 中美之間的敘事邏輯也一樣,“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的存在,這一歷史模型到底適不適合套到中美之間的博弈形態上,一直以來爭議很大。有的時候大國之間有摩擦很正常,但是否一定要用這套理論模型來解釋,摩擦一定指向國家之間的戰爭嗎?要警惕過度強調這一敘事而引發的危機自我實現。 回到中東的這場戰爭,它讓我們再次直觀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和血腥。現代戰爭顯然已經模糊了前線和後方的界限。遠程精確打擊,導彈、無人機可以直接命中指揮中心、電廠、港口、居民區。封鎖貿易、切斷能源、凍結資產,後方百姓直接承受物價飛漲、斷水斷電。黑客攻擊電網、金融系統、通信樞紐,不用一兵一卒,城市直接癱瘓。手機裏的真假信息、恐慌情緒,每個人都是戰場的一部分。 武器是戰爭的基礎。但太多的戰例證明武器不能決定戰爭勝負。先進武器能決定下限,但決定不了上限。只要戰術得當,弱國使用落後武器戰勝使用先進武器的強國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儘管如此,國家在軍備上的發展動力是不會減弱的,製造出更先進的武器是國家應對戰爭時最大的需求。所以,科技成爲了“生死競速”的關鍵,國家會把資源集中到極限以發展科研製造武器。軍備競賽具有明顯的“劇場效應”。個體越理性,集體越瘋狂。每個國家都覺得:我不擴軍就會捱打,必須跟。個體“自保理性”,疊加成集體自殺式內卷。只能升級,不能降級誰先“坐下”(裁軍),誰就瞬間處於劣勢、被威脅 。於是沒人敢先停,只能一路往上卷。這場戰爭無疑加劇了這種局勢,很多國家提高了軍費佔比,一旦提高就很難再降下來,而且可以預測未來會有更多的國家跟進,因爲誰也不敢“坐着”或“先坐下”。 現代戰爭還有一股不同忽視的力量——媒體、輿論的力量。特別是互聯網無所不在的今天,我們每天打開手機和電腦,跳入視野的都是滿屏的“戰爭”,有專家學者對局勢的分析解讀,有媒體記者的現場報道,有芸芸大衆在社交媒體的熱烈討論……我們看到的戰爭已經是經過包裝重組後的形態,戰場的實際穿過輿論場的加工到達我們的認識。輿論戰成爲貫穿全程、決定勝負的關鍵。誰佔據敘事的高地,誰就具備戰略的主動。一些時候,在他們的反覆渲染下,民意被綁架,民衆的情緒被點燃,政治只能被推着走向極端。輿論成爲瓦解對方、孤立對方、抹黑對方、動搖對方的重要殺手鐧。極端言論被放大,理性聲音被壓抑。當所有人都被情緒裹挾,就沒有人關注事實的細節。 戰爭深刻參與了國家建構、國際格局洗牌與大國權力更替,成爲國家敘事和大國崛起的重要部分。人們甚至將其神聖化,而軍隊則套上特殊的光環,扮演着戰爭的捍衛者和救世主的角色。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中央集權的強化、財政稅收體系、兵役制度、工業動員能力,很多都直接源於戰爭需求。獨立戰爭、衛國戰爭、解放戰爭、反侵略戰爭……往往構成一個國家民族認同、精神象徵、歷史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是集體記憶與國家敘事的支柱。 可以想象,很長時期後,今天這場戰爭無論誰勝誰負,都會成爲弱國反抗霸權、捍衛自由、民族團結、共御外辱的歷史敘事腳本,成爲新領袖帶領全民族奮勇抗爭、不屈不撓的歷史光環,成爲國家政權捍衛權力、宣揚合理合法性的政治基石。 而對於戰爭的發起者,屬於它的政治敘事將是另一種風格:國內分裂加劇,“反戰”與“反特朗普”運動合流;經濟遭遇高油價之苦,民衆的不滿情緒上升,國際形象進一步崩塌;盟友嫌隙加大,國家陷入孤立;先進武器的神話破滅,西方盟主的神話破滅,自由燈塔的神話破滅。 戰爭的代價是無比巨大的,災難是無法用賠款的數字來標價的。就發生在中東的這場戰爭,最沉重的災難毫無疑問是戰爭中失去生命和親人的人,沒有之一。而最深遠的災難,我認爲是那些被炮火毀壞的人類藝術的瑰寶,它們無法再被複制。 而至於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由於能源危機引發的漣漪,短期有震盪有阻礙甚至遲滯,但是,放在更長遠和宏大的歷史圖景中,有史以來戰爭千千萬萬次,沒有哪一場戰爭永遠扼住歷史發展的咽喉,戰爭會影響大勢,但歷史的車輪必將碾過一切戰爭的廢墟,繼續滾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