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知識分子的終結？從左拉到維勒貝克

法國知識分子因“恐猶症”而興起，是否將在右翼轉向中迎來衰亡？ 法國知識分子曾被世人視爲效仿的楷模，無數次體現了文人勇敢介入公共空間的責任擔當。然而，從左拉時代的知識分子到當下的維勒貝克之流，歷經了法西斯主義、反殖民主義、種族衝突等層層衝擊後，著名以色列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看到的是法國知識分子的不斷衰落和“偉大”的終結。 桑德從19世紀末左拉等人公開對抗“恐猶”氛圍開始，細緻梳理了“知識分子”概念的形成及其結構，揭祕文化領袖們鮮爲人知的思想人格“幽暗面”，並藉助伏爾泰、盧梭、托克維爾等代表人物剖析這一羣體的本質。知識分子憑藉自己的文化創造活動和社會介入行爲累積聲望資本，追求獨立自治的同時，又難以擺脫“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者”的角色。在社會科學領域不斷細分，信息碎片化、知識淺薄化、娛樂至上，知識分子與權力所有者關係已然改變的當代背景下，似乎再難產生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法國知識分子已死？知識分子精神已亡？”這是桑德面向現代社會的兩大叩問。

首先先中立的概述：因爲作者是以色列人，哪怕他一直在說“我並不覺得自己是以色列人，我並不覺得自己是猶太人”（在書中也能看出他一直在試圖讓自己在某些和猶太人相關的論點，論據，論證上保持中立），但是這種底層邏輯般的“驕傲”還是存在在書中的，尤其是第一章之前的前言部分（27頁之前）。但是這並不代表後面的內容不好，實際上後面的內容很精彩。 我在《法國史學革命》這本書中也看到了年鑑學派訴說在20世紀70年代後逐漸衰落，在這本書裏也是能找到答案：並非只有法語文學，法語知識分子衰落，實際上全世界的文學，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在衰落。 所以如果要讀這本書的話，可能會在27頁之前有點不滿或者不愉悅，不過還請堅持讀下去。只要讀到第一章，後面的內容便會好很多。 尤其是二戰之後的知識分子處境，這本書花了不少的筆墨去描繪，也是十分建議大家慢慢的閱讀。但是總歸還是那一句話【不要盡信，如果可以的話去閱讀平行時間的其他書籍講述這件事情的】 —————以下是我個人對於知識分子的觀點————— 【爲什麼知識分子可以在17世紀到20世紀初地位上升，並且有衆多話語權？】 在我看來，這個是因爲在這幾百年中，人類社會經歷着“大航海時代後的迷茫 + 文字普及化的顯著提高 + 工業革命 + 宗教影響力的大幅衰落 + 殖民地體系逐漸開始崩潰的恐懼”。以上這五點在這幾百年中同時or彼此的發生，並且由於這五件事情都並不是小事+很難被定性。這也給予了知識分子表演的舞臺。 在這當中，【宗教影響力的大幅衰落】是一個很重要的點。我個人有一個暴論，也就是“在這幾百年中，知識分子之於社會思想 = 傳教士之於宗教思想”。宗教也有不同的解讀方式，這些知識分子實際上和傳教士在做同樣的事情，也擁有“傳授知識給無知之人”的自我感動。 而二戰以後，【宗教的影響力】實際上是在上升的，但是這種影響力並非來自人民的皈依，而是政治上的考量和需求。比起唯物主義的知識和理論，唯心主義更加適合統御人民，從而造成一個武斷但是有號召力的傾向。 所以其實可以得出結論，知識分子地位提升的時候，其實正是【宗教】和【國家】兩大“通過唯心主義來穩固，號召羣衆“的羣體爭奪話語權的時候，在這個時候，雙方都需要知識分子作爲唯物主義代表來給自己增加【客觀】理論上的支持。那麼其實可以這麼說：知識分子實際上一直都是被利用的工具。 而如今知識分子的境地其實是回到了【宗教】掌控話語權的時候，並非是不可理解的。

這是一部越讀越起勁兒的書，尤其是最後的三分之一。又有幾打必讀的書目亟待被清空了，很令人興奮。研究歷史必須同期對照，篤信任何一家，都有被帶偏的可能。其實我一直有一種想要推翻他的論點的衝動，但到了後邊，基本上還是被他理智又中性的態度說服了。尤其在穆斯林的問題上，我向來充滿了憂慮。最終讓我放下忌憚的原因是，伊朗什葉派原教旨極端主義的信徒必定是少數，絕大多數的阿拉伯穆斯林，尤其是世俗化派別都是平和的，它們只對自身的權利既有感興趣，不像霍梅尼這種野心勃勃的神棍輸出仇恨，禍亂世界。儘管他們普遍在思想和經濟上保守滯後，對人類而言，這自然是好事。拿不到絕對的核心科技，擁有再多的野心，也只能望洋興嘆，一事無成，對人類主體的安寧不會起到多大的作用。不過，我唯獨對法國對待移民問題的態度上，始終丟不下遺憾的包袱。從作者寫作這本書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年，我相信本作者能看到這十年來的變化。穆斯林移民普遍拿着來自政府的補貼，卻從來不參與社會工作，他們甚至不學習當地的語言，與各種先進文明格格不入，每家只是拼命生孩子，如果這種趨勢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話，五十年以後的法國，還是不是法蘭西共和國，這事很難說。說到近期以色列對哈馬斯的請領導先走的戰鬥式，非常鼓舞人心。它爲未來戰爭的發展動向提供了極富人性的價值定義，所以我向來以爲恐尤症是一廂情願，根本不會成爲現實，而穆斯林的宗教特性決定着它纔是必須正視的大問題。

現代知識分子（不僅限於法國）安身立命的工具包括祛魅、解構、批判、譜系學等等，其邏輯本性就是無差別地刺穿一切神話。從啓蒙理性拆解宗教神權，到左拉揭穿國家主義，再到福柯拷問所有權力話語，解構的利刃是永遠不會主動停下的。當它把所有神聖性都消解完畢時，最終一定會調轉矛頭，指向“知識分子”這個神話本身：知識分子越忠於自己的批判精神，越徹底地貫徹理性的祛魅，就越會瓦解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沒有任何神話能經得起徹底的批判，包括“批判者”這個神話。 按照桑德的邏輯，法國知識分子自批判anti-Semitism（德雷福斯事件）得以確立，到Islamophobia（查理週刊事件）導致“終結”，但這個他想象出來的閉環並不能說明知識分子的逐步墮落，反而展現了同一套邏輯的必然演化。法國知識分子信奉的所謂普遍主義，本質是一種強制的同一性：所有個體都必須抹平差異，被同化爲抽象的“共和公民”，纔有資格被納入“普遍”的範疇，這種“包容”從一開始就自帶暴力屬性。 如果這個他者可以被同化（譬如願意世俗化的Jew），普遍主義者就呈現爲寬容正義的面孔，知識分子便站出來爲他者發聲，彰顯自己的普世良心；如果這個他者拒絕被同化（譬如堅守宗教與文化身份的Muslim移民），如果差異無法被共和敘事吸納，普遍主義者就會立刻從“包容”轉向“排斥”，從“普世價值”轉向“保衛文明”。左翼和右翼知識分子在表面上水火不容，實際上共享同一個底層前提：法蘭西的同一性是不可動搖的絕對標準。當普遍主義無法再用“同化”吸納異質，它就只能用“排斥”來守護自身，這便是知識分子最初“普世價值”承諾的反義詞。不是某個外部的他者“終結”了法國知識分子，是他們自己的價值內核在遇到邊界時自動地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歷史發展的任何一個階段都包含着它自身毀滅的種子。” —— 黑格爾

歷史不接受空白頁也不接受黑洞，在“時空”之外，有一種不可見的知識關聯。 一旦權力倚靠科學，科學就必須具備一種反—權力。——布爾迪厄 不應該任由知識分子玩火。 在哲學著作中，似乎總是思想在引導世界；這樣的一種世界觀總是會受到知識分子的青睞。現代社會，這種對獨立文人的想象促使社會烏托邦主義思想的誕生。 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基本的社會學事實：在法國其他地方，知識界幾乎總是作爲來自巴黎的思想產物與文化象徵的匯聚地得以存在並展開行動，然後它再把這些思想與文化傳播到更加廣泛的階層。與政治家不同，左岸的知識分子不需要與法國另一個知識分子中心共享他們的絕對權力。他們的霸權不受任何其他羣體的威脅，他們不滿足於佔據最高地。他們就是平原上的高山。 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S.福耶爾(Lewis S. Feuer)一直都堅持這樣定義知識分子與政治家的區別：前者掌握影響，後者掌握權力。 有必要指出，在“專制民主國家”（這是伯特蘭·德·茹弗內爾和雅各布·託曼創造的一個表達，久遠但是很貼切），佔統治地位的官僚主義需要一個有學識的階層，它不僅能讓知識制度化、系統化，而且能生產國家意識和霸權主義意識形態，同時還爲之辯 護。缺乏穩固的傳統來賦予政治衝突一種合法性，同時，學者在經濟上絕對依賴民族—國家而不是市場，這一切抹除了知識分子集體爲取得一種獨立地位、獲得更多影響而進行鬥爭的全部可能 性。 應該注意，不要把批判的或者反政府的文人視作整個知識分子精英羣體的典型代表。19世紀初以來，西方自由世界大部分有學識的人—— 哲學教授、歷史教授、作家、詩人、評論家、記者，等等，都曾支持過殖民主義征戰，也曾爲他們所屬的權力國家所獲得的領土利益感到驕傲。大部分英國或法國知識分子並不是反殖民主義者，同樣，大部分德國知識分子也不是反納粹主義者，總體而言，“明智的”西方知識界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不反對極權主義 知識分子，以及整個有學識的羣體，並不比其他人更不道德，但也不要期待他們更道德。文化程度的高低與道德行爲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不可以認爲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優越地位與他政治上的“卑劣”之間存在簡單而直接的關係。 偉大的左派人物喬治·奧威爾，根據重要性對推動他及其同伴創作的主要原因進行了分類：首先是“純粹的利己主義”（即想要顯得聰明，想要獲得名聲，想要進行清算）；其次是“美學熱情”（作品完成後的滿足感、美的感受與愉悅感）；繼而是“歷史衝動”（想要弄清楚一些事，並把它們留給將來的每一代人）。在這些原因之後，奧威爾才最終提到了“政治目的”（想要推動世界向另一個方向發展）。 約翰遜繼承了埃德蒙·伯克和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思想，他以這一觀點爲原則：單一的個人無法判斷、評價歷史的進程。因此，最好還是依靠權威機構、確實而穩定的國家組織以及紮根於漫長經驗中的習俗與信仰。約翰遜繼續說，破壞現代世界的巨大不幸就來自人道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大部分是左派，他們不願意滿足於西方自由主義的既有成果，因此想出一些危險而抽象的口號，這些口號已經導致了流血衝突以及大屠殺，西方偉大的“筆桿子”對此應當負部分責 任。 “德雷福斯事件”常常被看作知識分子意識行動的理想形式。但是，對“事件”的神祕化引出了兩個問題：一方面，知識分子在事件中的行動並沒有我們通常認爲的那麼“純粹”、那麼統一；另一方面，關於法國和其他國家大部分知識分子“事件”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法西斯的上升、麥卡錫主義等等）都表明，將支持德雷福斯的人視作“知識分子”的絕對象徵是錯誤 的。 1898年的第二個事件奠定了知識分子介入現代政治生活的方式，埃米爾·左拉所寫的《我控訴》成爲西方民主制度抗議文化中典型的知識分子宣言。可以說，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世俗猶太人發動的一次全國性的、獨立的政治運動，這也是學識淵博的精英分子第一次以有組織的、自主的羣體形式出現。“猶太復國主義”與“知識分子”，這種偶然意味深長！幾番變化，這兩個詞在19世紀90年代以名詞的形式出現。 就像古典時期的希伯來先知以及卡拉斯事件發生時的伏爾泰，埃米爾·左拉和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這樣的作家認定德雷福斯是無辜的，所以他們起身反抗不公正。道德責任是知識分子自我定義的內容之一，也是其標誌之一。認爲知識分子可能是由某種人性的慷慨所推動，隨時準備爲普遍的價值而鬥爭，這樣的觀點源自一種對其社會地位的獨特理解。知識分子被看作一個獨立的人，與某個特定的社會階級或者某個政府組織沒有任何利益上的依附關係，他常常看起來像是現代世界一種“正義”的代表以及一位道德旗 手。 托克維爾：這些作家的處境使他們可以理解與政體相關的普通理論與抽象理論，並且盲目地相信這些理論。他們與實踐相距甚遠，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平息他們本性中的那種狂熱；沒有什麼可以預先告訴他們：已有的現實可能會讓最令人期待的改革遭遇多少阻礙…… 這種抽象的觀點沒有考慮到政治生活的複雜性，但是它被視爲教育大衆的典範，正因爲如此，後來革命時期出現了許多不幸，哲學家應當對此負 責： 整個國家的人都在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最後都接受了他們衝動的觀點、思想的變化以及個人的傾向，甚至是作家本人天生的怪癖，以致國家最終開始需要行動時，他們把所有著述中的習慣移植到了政治中……多麼可怕的景象！因爲作家身上的優點一旦到了政治家身上有時就變成了缺點。 皮埃爾·布爾迪厄對知識分子的定義非常明確，沒有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變化：“知識分子作爲文化資本的所有者，是統治階級中某個（被統治的）部分……他們在政治方面的立場是由他們在統治階級中被統治這一模糊的地位所決定的。” 過去，成爲政黨同路人或者有機知識分子的文人總是認爲普遍性鬥爭要高於爭取自身利益的鬥爭，一時間忘記了“捍衛普遍性的捍衛者其實就是捍衛普遍性”。布爾迪厄解釋說，從此之後應當堅定地捍衛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的共和國。但是捍衛它是爲了反對誰呢？ 知識分子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社會階層形式，他不可以加入一般的工會，他只能夠加入一些行業協會。從他們的內心狀態來說，現代知識分子更接近手工藝人，即封建社會末期出現的行會中的成員，而不是現代工業中的工人。知識分子總是保持着職業的獨立性，他的工作也賦予他一些特權。考慮到他所享有的特權都源於他自身的才能，他總是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這些特 權。 因此，考茨基最後得出了一個非常嚴苛的論斷：“主宰他們的是競爭和以損害同行爲代價的慾望。沒有哪個職業像藝術家與學者這兩種職業一樣，存在如此多的職業嫉妒、排擠、順從與傲慢。” 一直以來，知識賦予所有者以力量。但是拉法格認爲，在現代世界中，知識已經變成了一種商品，和其他消費品一樣，知識的不斷傳播使其貶值，降低了其價格。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在市場上出售自己的能力，因此形成了對市場震盪的依賴。如果說18世紀存在一些革命的文化人，比如百科全書派，那麼19世紀以來，文人變成了所有新體制忠誠的服務者。他們當然在不斷發展科學，但是他們用科學服務於現有的秩序。必須意識到這一點：科學不僅是一種解放的手段，它還可以變成一種阻礙與限制的力 量。 有必要指出一點，現代國家已然落入了知識分子專家之手。拉加戴勒認爲：“他們是爲其他階級進行統治的，但的確是他們在統治。所以，公共力量屬於政治專業人士。” 索雷爾、拉加戴勒這些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馬克思所創立的革命無產階級神話雖然具有某種意義與價值，但是它不可以構成一種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知識分子維護它只是爲了激發他們對權威的文化渴望。社會主義思想應當成爲一種工人自己所承載的神話，因爲如果不這樣，未來這種作爲意識形態動員力量的思想就會消亡。這種理論邏輯最終使這兩位思想家切斷了與社會主義運動以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係。 拿破崙說過這樣一句很有道理的話：“用刺刀可以做任何事，但不能坐在刺刀上。”要長期穩固自己的政權，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需要一套文化與法律規則，並讓全社會的人都能遵守這些規則：只有這樣一個機制纔可能創造主導性生產關係並使之長久發展。準確而言，在任何階級社會，知識分子的出現都是因爲這種基本的歷史需求，知識分子組織文化、教育與司法體系，創造了一種必要的意識形態共識。這樣一個核心階層是一切穩定等級結構的基石，它四周一直都聚集着其他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能完成技術—經濟任務的專家以及成員遍佈政治權力機構的補充羣體。 《共產黨宣言》出版一個半世紀之後，依然可以確定，即使相當一部分“資產階級思想家”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批評家，他們中也幾乎沒有人發現或者能夠重新認識到這一事實：知識資本和其他任何資本一樣，被一些人當作統治其他人的一種工具。 歷史就像實驗室裏的青蛙屍體，大家切開它、解剖它，好讓它符合變化的環境。 沒有人能夠代表“所有”其他人，因此，福柯提出的新型知識分子要爲自己、爲同類發聲。他絕對是非專業化批判型文人的對立面。他不是“卓越的天才”，而是實驗室裏的科學家或者技術人員。特殊知識分子在他自身的科學工作或者大學工作中變得政治化：在這個範圍內，他表達對現存秩序的反對意見。這就是爲什麼相較於文學家與藝術家羣體，研究機構與教育機構對統治文化的不滿大大增加 了。 從福柯的角度看，“真相”並不是研究過程中揭露的事實的整體，而是能將“真相”與“謊言”區分開來、明確使“真相”制度化的權力機制的全部規則。新的知識分子並不是“爲了真相”而戰，而是爲了捍衛“真相”的地位以及他在社會中的經濟與政治功能而堅持戰鬥。因此，與普遍知識分子相反，特殊知識分子給自己規定的任務不是改變社會的良知，也不是改變人們的想法，而是改變生產“真相”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秩序結構。顯然，他並不是要徹底把權力機構與真相剝離開來，因爲任何真相都已然是一種權力，而是要重新思考意識形態生產的等級秩序。 雅各比的書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在“世界村”中，大學已經又變成了現代時期最初的樣子，即一種生產知識的封閉機構，它生產的知識主要爲了服務現存的權力機構以及保證知識生產者的壟斷地位。然而，我們都知道，自由主義、民主、政治自由等思想同《百科全書》一樣，曾誕生於18世紀的沙龍，這些沙龍既不授予博士學位也不頒發任何文 憑。 集體身份一直以來都倚賴共同記憶，而共同記憶本身又是歷史構建的結果。集體記憶是一天一天構建起來的，在法國，它深受偏執的想象的影響，這種想象就像是前代進步主義分子所癡迷的“美好未來”的反照鏡。但是，與關於未來的想象不同，想象的歷史主要是爲了創造、強化一種排斥“他者”的身份，而不是爲了要理解他，並與他融合。 問題是直到現在，知識分子的功能幾乎一直都是傳播一些明晰的信息，其中不僅包含知識還包含價值評判。沒有機構，沒有政治組織，沒有社會運動，或沒有想要通過貨幣交換獲得他們作品的忠實顧客，知識分子就不可能存在。所以，這就是“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定義，它被這些新人物—— 這些因爲互聯網而出現的“告密者”—— 所損害。 我一直都覺得道德思想不會單獨在街上游蕩，它們本身並不會改變世界，但它們可能會對現實產生影響，前提是它們滿足了能夠接受它們的羣體的需要。關鍵問題是，能夠形成一個具有廣泛團結基礎的集體利益的社會範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價值的屬性和品質。 芬基爾克羅和澤穆爾一樣，也夢想一個將永恆存在的唯一、統一、集權、同質的法國。這就是爲什麼他會如此確定地說道：“國家不僅限於維護友好、世俗和平等的原則……它還必須維護一種存在方式、一種生活形式、一種社會性類型，簡而言之，不妨可以說是一種共同的身份。”這正是新“國家主義”作品的核心觀點。

（法國) 知識分子已死？知識分子精神已亡？ 長久以來，法國知識分子都是世界思想史上特殊的存在。從左拉執筆控訴不公，到薩特、波伏瓦主動介入公共事務，巴黎文人始終頂着真理捍衛者與社會批判者的光環。大衆早已習慣將他們視作堅守正義、超脫世俗的理想羣體。 本書有幾個很值得關注的地方。 1是自轉特色 。桑德生於以色列雅法一座貧苦移民家庭，父母未接受過系統教育，卻終身保持閱讀習慣，父親恪守“學習，學習，再學習”的人生信條，深刻塑造了少年桑德的求知觀。十六歲的他退學進入工廠務工，在繁重的勞作之餘，廣泛閱讀雨果、狄更斯、傑克·倫敦等作家的文學作品，海外文學的視野讓遙遠的巴黎思想界，成爲他心中的精神聖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桑德讀到波伏瓦作品的希伯來譯本，書中以薩特、加繆爲原型塑造的名士形象，讓年輕的他心生嚮往。他一度渴望成爲“巴黎的風流名士”，認同這批文人以寫作立身、以思想介入政治、以人道關懷審視世界的人生選擇。彼時的桑德，徹底將薩特與加繆視作理想主義知識分子的化身，堅信這批左岸名士是反抗不公、堅守普遍正義的精神標杆。 這份貫穿青年時代的崇拜，在作者深耕歷史研究、覆盤真實史料後，徹底走向崩塌。六十年代中後期第三次中東戰爭的親歷經歷，是其思想祛魅的關鍵節點。親身見證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的現實後，桑德的政治立場轉向極左，也開始以更嚴苛的道德尺度，重新審視自己曾經推崇的思想先驅。曾經深深打動桑德的加繆，其形象在史料考證中不再完美。加繆出身底層、秉持反斯大林主義的立場，《鼠疫》中孤軍抗爭苦難的敘事，《反抗者》中對合理抗爭的闡釋，都曾深刻感染過無數青年。但真實的歷史選擇，暴露了其思想與行動的割裂。1942年《局外人》在巴黎出版時，曾取得德國宣傳機構的正式出版許可，而加繆直到1943年才正式加入抵抗運動。在關鍵的國際爭端中，他對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訴求始終態度搪塞，將殖民地民衆的抗爭視作“純粹情感表達”與“新阿拉伯帝國主義”。 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加繆坦言，“我相信正義，但是在正義之前，我首先會保護我的母親”。這句表述讓桑德深感失望，在他的認知中，真正的正義必然具備普遍性，絕不能因個人私情、族羣私利而退讓。作者特意將加繆與喬治·奧威爾對比，指出同爲殖民地背景的寫作者，奧威爾始終直面殖民體系的結構性不義，破解了荒誕背後的歷史真相，而加繆始終無法掙脫個人身份與立場的侷限。 相較於加繆的立場搖擺，薩特與波伏瓦的歷史妥協，更徹底擊碎了作者對巴黎知識分子的理想化認知。青年時代的薩特，以精準的心理與政治剖析打動讀者，其公開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越南戰爭的立場，曾幫助無數海外青年釐清國際政治認知，桑德也自認是彼時以色列“外省的存在主義者”。 但深耕史料後不難發現，薩特在納粹佔領時期的表現，並無後世建構的英勇色彩。波伏瓦的道德瑕疵則更爲具體且真實。爲保留巴黎高中的教職，她主動簽署“非猶太人證明”，而堅守底線拒絕妥協的猶太教師亨利·德雷福斯-勒傅瓦耶，最終慘遭解僱，空缺的職位恰好由戰俘營歸來的薩特接替。1943年，波伏瓦主動參與維希電臺的節目編撰工作，即便僅負責音樂廳欄目，依舊與納粹傀儡政權形成合作關係。 更令人唏噓的是，二人在戰爭期間對猶太戀人比安卡·朗布蘭的徹底遺棄。作爲薩特與波伏瓦三角戀情中的猶太女性，比安卡全程遭受納粹迫害，其祖父與阿姨最終死於集中營。但在四年佔領期內，兩位名士從未給予半點關懷，甚至刻意切斷聯絡。波伏瓦還在個人回憶錄中刻意篡改史實，淡化自己的冷漠與逃避。直至二人離世後，比安卡出版《一個被勾引的姑娘的回憶錄》，這段被刻意掩蓋的歷史才公之於衆。戰後的巴黎知識分子，始終在主動建構“抵抗神話”。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製造貝魯特難民營大屠殺期間，波伏瓦與克勞德·朗茲曼公開支持這場戰爭。朗茲曼日後拍攝的經典紀錄片《浩劫》，刻意聚焦東歐集中營的災難敘事，完全迴避維希法國對猶太人的迫害史實。桑德直言，這部作品的敘事偏差，本質是對歷史的選擇性遮蔽，更是對受難者比安卡羣體的徹底辜負。 桑德由此總結，戰後左岸知識分子的“可悲衰老”，徹底抹去了一代人建構的英雄光環，所謂的公共介入與道德堅守，大多是知識分子利用自身象徵資本，刻意包裝出來的公共形象。 法國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形成全球獨有的文化現象，根源在於巴黎極端失衡的文化政治格局。作者指出，自十七世紀絕對君主制時代以來，法國的行政資源、文化資本、教育體系高度集中於巴黎，“巴黎就是法國……整個法國都荒蕪一片”，海涅的這句論斷精準概括了法國數百年的城市文化格局。 不同於英國、德國、美國多中心的文化發展模式，法國所有頂尖出版社、名校沙龍、思想陣地全部紮根巴黎，外省人才唯有遷居首都，才能積累文化資本、進入公共話語場域。這種極致的集權性，讓法國知識分子獲得了遠超他國文人的公共話語權，也造就了他們與權力之間既對峙又依附的複雜關係。【可參閱《權力的文化與文化的權力》對representative culture 的論述】 2① 爲什麼“知識分子”問題在法尤其突出？② 偉大的知識分子時代是否已經終結？這兩個問題是閱讀完此書必須解決回答的。 作者着重澄清了大衆對知識分子的普遍誤讀，世人習慣將知識分子定義爲“反抗權力的真理捍衛者”，但真實歷史恰恰相反。桑德明確提出【文化程度與道德判斷之間沒有必然因果關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殖民主義等關鍵歷史節點，大多選擇依附權力、迎合主流，而非堅守普遍正義。 十九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國知識分子羣體正式誕生的標誌性節點，也爲後世文人的話語博弈埋下伏筆。這場事件被作者拆解爲兩個獨立的歷史進程，1894年的軍事冤案是一場典型的反猶主義事件，直接推動猶太復國主義思潮興起，而1898年左拉發表《我控訴！》，才真正開啓知識分子集體介入公共事務的時代。 “知識分子”一詞也在此次輿論博弈中誕生，最初由反對派用作貶義嘲諷，用以指代跨界發聲的文人精英，最終被左翼文人主動接納，轉化爲正面的身份標識。針對學界慣用的道德正義論、真理追求論、意識形態論三種解讀，桑德全部予以反駁。他藉助布爾迪厄“文學場”理論與夏爾的社會學研究指出，文人介入公共事件，從來不是純粹的理想驅動。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法國文學場域分爲主導派、邊緣派與中間派，身處文化邊緣的象徵派、先鋒派文人，主動介入公共議題、挑戰官方權力，本質是爲爭奪象徵資本、改變文化場內的權力格局。即便是支持正義的公共發聲，依舊混雜着個人地位焦慮、場域博弈與利益訴求，絕非單一的道德選擇。 縱觀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全球思想界，知識分子的妥協與盲從是普遍常態。德國大批頂尖學者在1933年後主動依附納粹政權，海德格爾、卡爾·施米特等知名思想家紛紛爲極權體制背書。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在三十至五十年代陷入“斯大林主義同路”的困境，蕭伯納、布萊希特、聶魯達等知名文人，紛紛對蘇聯體制予以美化，無視其內部的暴力與不公。 六十年代的巴黎知識界更是掀起狂熱的毛澤東主義浪潮，巴黎高師青年學者渴望發起“塞納河兩岸的文化大革命”，大批思想家激進介入政治，卻始終跳脫不出意識形態的偏執。這羣文人後續大多轉向新保守主義，立場反覆搖擺，始終未能建立穩定、純粹的批判立場。 爲釐清“真正的知識分子”的核心定義，作者系統梳理了十八至二十世紀代表性思想家的對立思辨。伏爾泰主張文人依附開明君主，以學識教化大衆、輔佐權力，建構了“國家化知識分子”的雛形。盧梭則尖銳批判理性的異化，直言哲學家面對他人苦難只會冷眼旁觀，徹底否定文人脫離人性的抽象思辨。 班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提出，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追求超越世俗的普遍價值，“我的王國不在此世”，絕不追逐世俗權力與政治激情。尼贊則在《看門狗》中直接回擊這一觀點，直言體制內知識分子本質是服務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看門狗”，不介入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妥協。【曾有政治看家犬的蔣廷黻何嘗不是如此呢？】 薩特與阿隆的對立，更是冷戰法國知識界的真實縮影。薩特以“普遍主義”爲內核，建構介入型知識分子的理論體系，主張文人聯合工人階級改造社會。阿隆則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尖銳批判，指出巴黎知識分子的公共發聲，大多是脫離現實的彌賽亞式自戀，所謂的正義敘事，本質是文人美化自我、追逐聲望的工具。 布爾迪厄的研究最終完成對知識分子神話的徹底祛魅，其經典論斷指出【知識分子作爲文化資本的所有者，是統治階級中某個被統治的部分】他們手握文化話語權，卻始終受制於政治與經濟權力，其所有的公共發聲與理論建構，都難以脫離自身在文化場中的位置侷限。 除此之外，作者還梳理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長久存在的知識分子困境。從考茨基提出知識分子只存在“職業利益”而非階級利益，到索雷爾、拉法格警惕知識精英壟斷政治權力，再到馬哈伊斯基“白色之手統治”的顛覆性論斷，層層揭開一個核心真相。即便推翻資本私有制，掌握知識特權的精英羣體，依舊可能成爲新的統治階層。葛蘭西的“有機知識分子”理論，雖完善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定位，卻也爲知識精英掌控話語權、主導社會運動提供了理論辯護。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知識分子與法西斯主義的糾葛，進一步印證了其立場的功利性與搖擺性。不同於德意知識分子深度綁定極權意識形態，作者將二者的關係定義爲短暫的“調情”而非深度皈依。二十年代法國首次法西斯運動帶有親猶特質，幾乎未獲得主流文人支持。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爆發後，部分仕途受挫的邊緣知識分子，開始擁抱極端民族主義思潮。 1940年法國戰敗後，德里厄、布拉西亞克等文人主動依附維希政權，搶佔文化話語權。他們的合作並非源於堅定的意識形態信仰，更多是出於個人失意的報復心理與權力渴望。值得深思的是，同爲極權風潮席捲的時代，依舊有部分堅守底線的文人投身抵抗運動，充分印證知識分子羣體從未擁有統一的道德底色。 步入二十世紀中後期，經典批判型知識分子正式走向黃昏。作者將這場衰落歸因於三重歷史變遷，工業工人階級的瓦解，讓知識分子失去了最核心的社會依託。去殖民化運動的現實落差，徹底擊碎了文人的革命烏托邦想象。蘇聯解體與東歐劇變，終結了百年意識形態對抗格局，也讓左翼知識分子的批判體系徹底失衡。 隨着福利國家與大衆傳媒的崛起，傳統公共知識分子逐步被“媒體知識分子”取代。布爾迪厄將這類人諷刺爲“快式思想家”，他們放棄深度思辨，依靠鏡頭曝光、輿論熱度積累聲望，以輕量化、娛樂化的言論適配大衆審美。九十年代後，電視主持人的社會聲望比肩頂尖人類學家，非作家身份成功躋身文學權威圈層，標誌着媒體權力徹底碾壓傳統思想權威。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看似打破了巴黎單一的文化壟斷，卻並未重塑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信息碎片化、輿論娛樂化消解了思想的深度，阿桑奇、斯諾登等新型公共發聲者，擁有強大的輿論影響力，卻並不符合傳統知識分子堅守普遍正義、理性思辨的核心定義。 進入二十一世紀，法國知識界的保守化、排外化轉向，標誌着知識分子批判精神的徹底異化。作者借用尤涅斯庫筆下的“犀牛化”隱喻，形容當下法國思想界的集體病態。冷戰結束後，失去共產主義敵人的法國知識分子，刻意將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移民塑造爲新的公共威脅，將社會經濟危機、身份認同焦慮，全部轉嫁到少數族羣身上。 2015年《查理週刊》恐襲事件與維勒貝克《屈服》的爆紅，是這場思潮轉向的標誌性事件。維勒貝克公開嘲諷薩特一代的公共介入，自身卻通過充滿偏見的文學創作深度干預輿論。《屈服》虛構法國伊斯蘭化的末日圖景，刻意渲染族羣對立，卻收穫法國主流知識界的集體追捧，學界甚至誕生“維勒貝克測試”，用以劃分知識分子的立場陣營。 曾經秉持多元包容立場的《查理週刊》，徹底淪爲輸出偏見的輿論工具。刊物以“捍衛世俗主義、堅守言論自由”爲藉口，刻意醜化全體穆斯林羣體，奉行鮮明的雙重標準。嘲諷猶太族羣會被界定爲種族主義，肆意羞辱穆斯林羣體卻被包裝成公共批判。轟轟烈烈的“我是查理”遊行，表面是捍衛言論自由與共和價值，底層卻暗藏排斥移民、排斥少數族羣的排外情緒。 芬基爾克羅《不幸的身份》、澤穆爾《法國的自殺》等暢銷書，進一步放大了這套保守敘事。兩位移民後代出身的學者，刻意虛構同質化的法蘭西曆史，無視法國千年以來的多元文化底色，將社會衰落歸咎於移民與多元文化。桑德犀利指出，這套敘事是法國曆史排外浪潮的復刻。從排斥意大利勞工、東歐猶太難民，到當下敵視穆斯林移民，經濟困境中尋找外來替罪羊，始終是法國社會無法擺脫的歷史循環。 值得關注的是我也看到了作者的坦誠。他坦誠自身的思想侷限，坦言自己早年也曾爲了階層上升迴避禁忌議題，在時代浪潮中保有知識分子的怯懦。同時，他重新確立了真正的知識分子標杆，西蒙娜·薇依、安德烈·布勒東、達尼埃·蓋蘭與喬治·奧威爾，是作者心中真正堅守普遍正義的思想者。 這羣人在納粹暴政、殖民壓迫、極權思潮氾濫的時代，始終堅守獨立批判的立場，不依附權力、不迎合主流、不盲從集體偏見，從未在歷史關鍵節點做出道德妥協。基於此，作者發出最終呼籲，當代知識分子應當迴歸普遍主義基礎上的批評方法，正視所有普遍性表達中暗藏的個人立場與時代侷限，以透明、真誠、獨立的視角審視歷史與現實，堅守知識分子最本真的批判初心。 3閱讀難點。三四五章對理論的輸出很值得關注，重視理論探討的，值得仔細閱讀，覺得是一場深層次的思辨。 4最後一點想法，借用，某個雜誌社的標題，作爲一個當代回扣， 公知”退場後，戰鬥是否要繼續?很難我對只是根子下定義，或許在作者眼中，真正的知識分子，從來不是自帶道德光環的偶像，也不是輿論場上的流量發聲者。他們應當是時代的清醒者，敢於解構集體神話、直面歷史真相，敢於對抗主流偏見、堅守普遍正義。但是也許我對知識分子也看法並不盡然相同，但是百年法國知識分子的起落沉浮，爲當代所有思想從業者提供了深刻啓示，總有幾分感觸，或許僅以目光投射到五十年代至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轉向問題，又有幾分參悟呢？

書是不錯的，激發了很多思考。 但是！讀的過程非常不順——困難且枯燥，如果不是對“法國知識分子”這個羣體有着充分的好奇和了解的話，不推薦閱讀！ 我覺得很不舒服的點是： 1. 牽扯的話題太多，都是散點，沒有脈絡——時間跨度從啓蒙時期講到最近；國家層面聊了法國、德國、英國；意識形態方面有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人物提到了伏爾泰、盧梭、阿隆、薩特等等（而這些還算是我比較熟悉只少聽說過的，還有大量完全陌生的人名）；社會方面涉及到階級狀況、經濟發展、政治制度。常常是上一段在談制度，下一段就開始談無產階級的消失？但是又沒有清晰的觀點去說明這些點是如何跟知識分子的狀態互動的，在一片混亂中我得到的信息僅僅是：它們都是互相關聯的。這個我本來就知道。 2. 對很多抽象的詞沒有明確的定義和解釋。大概感覺是：字我都能看懂，但是不知道整篇想表達什麼，對於具體的歷史事件和抽象的概念都不熟，所以無法消化論據和論證，因此觀點不能完全理解。 不過看到最後，倒是能夠越來越理解這本書爲什麼會讓我產生困惑。 首先是“知識分子”一詞本身的定義就不甚明確，作者在第一部分也承認：“事實上，我不知道如何結束這本書。我感覺很困惑、很猶豫，不僅僅是因爲我無法正確地解讀難以被定義的流變的當下，還因爲此時此刻，面對我們這個時代文化中的種種道德嬗變時，我被一種悲觀主義情緒所纏繞”。 然後是作者自身身份帶給他的精神拉扯：作爲知識分子，在要不要介入政治之間徘徊；作爲猶太移民，對法國政府及其他部分移民後代知識分子對穆斯林和猶太人的態度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 最後是這本書的意義和目的。其實研究知識分子這個羣體的意義是什麼呢？當我們在懷念伏爾泰、薩特這樣的典型人物的時候，我們所懷念的是什麼？是他們所倡導的政治理想嗎，還是僅僅是文人可以相對自由地發表觀點影響大衆的時代？他們就一定是我們印象中的那樣正義、勇敢嗎？政治和社會結構已經變了，現代社會不存在伏爾泰，是因爲我們不需要他了，還是因爲現有的社會環境已經孕育不出這樣的人物了呢？當我們在指責當代知識分子喑聲的時候，我們其實希望他們在什麼樣的舞臺上發出什麼樣的聲音呢？所以借用作者批判其他人對昔日法國的留戀所使用的話：“但是衆所周知，很多時候，懷舊只不過是對一種並沒有真正存在過的東西的憂傷遺憾之情”。 歸根結底，知識分子這個羣體是由個體構成的。每個個體當下遭遇着什麼樣的身份困惑、經濟狀況都會多多少少影響他/她對不同事件的看法與選擇。 法國的知識分子沒有消失，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沒有消失。羣體都還在，我們懷念的是熠熠生輝的個體和我們自己賦予個體的理想、正義與勇氣吧。

你問的這個問題非常核心，也是桑德書裏想要解釋的：爲什麼過去的知識分子更獨立，而現代知識分子容易被權力或市場收編。這裏涉及到幾個歷史、社會和心理層面的原因，並不是簡單的“貴族”或“道德高尚”。我們可以分開來分析： --- 一、歷史環境與社會結構 1. 公共場域的單一性與稀缺性 19世紀到二戰前，公共討論渠道有限：文學雜誌、報刊、講座等。 由於渠道有限，知識分子的聲望（象徵資本）本身就是稀缺資源，不容易被商業或權力收編。 這種稀缺性迫使知識分子必須以深度、嚴肅和道德正當性來維護聲望，否則無法獲得公衆認可。 2. 權力與知識分子關係的獨立性 過去的知識分子（如左拉、魯迅、托克維爾）處於一個國家化但相對鬆散的權力體系。 政府沒有大規模控制媒體，知識分子有空間通過作品積累聲望。 因此，他們的象徵資本主要用於批判權力、推動公共正義，而不是被權力吸納。 3. 社會流動和職業選擇限制 現代社會中，學術、媒體、出版、演講成爲多樣化職業路徑。過去知識分子多依靠寫作或教育爲生，職業選擇有限。 當時金錢、名聲和權力相對“難以通過附庸行爲獲得”，更多依靠個人聲譽和公共認可積累象徵資本。 --- 二、文化與道德因素 1. 文化規範 當時的知識分子羣體有明確的**“公共責任”文化**： 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冒生命危險發聲； 薩特強調“普遍知識分子”責任。 道德規範和社會期待把批判行爲與聲望直接掛鉤，獨立性本身就是社會認可的資本。 2. 象徵資本獲取方式 過去的知識分子積累聲望主要依賴深度創作、學術貢獻和公共介入，而不是靠附庸權力或流量。 因此，即便有人追求聲望，也必須以獨立批判和深度創作爲前提。 --- 三、貴族身份的影響？ 部分歐洲知識分子確實出身上層階級或貴族，經濟獨立性較高，不依賴權力或市場生存。 但並非所有獨立知識分子都是貴族： 左拉來自中產家庭，魯迅出身官僚家庭，但主要靠寫作獨立。 核心不是出身，而是社會結構和象徵資本獲取邏輯使他們能夠堅持獨立批判。 --- 四、總結邏輯 1. 過去知識分子不容易迎合權力、市場或算法，原因不是道德高尚，而是： 公共場域稀缺，聲望必須靠獨立性和深度積累。 政治結構允許相對獨立的批判。 職業和經濟結構限制了附庸行爲的誘惑。 2. 現代知識分子更容易迎合，原因是： 信息渠道豐富且商業化，象徵資本可以快速轉化爲金錢和影響力。 權力和算法可以直接吸引象徵資本方向。 文化規範弱化，獨立批判不再是積累聲望的必要條件。 總結一句話：過去的獨立不是因爲天生道德高尚，而是歷史環境、結構邏輯和象徵資本獲取方式天然促成了獨立批判。 ---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你畫一張**“過去 vs 現代知識分子象徵資本獲取與獨立性對比圖”**，把爲什麼過去獨立、現代容易被收編用視覺化方式一眼看懂。 你希望我畫嗎？

很奇怪的一本書，它似乎具備着相當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但是它又好似在力求從客觀的視角下觀察，它對右翼思潮的考察詳細到了極點，以至於令人不自覺的將作者推向了對立行列，而它又“完全根據”在進步的立場上，卻是徹徹底底的糖衣炮彈……(;¬_¬)

閱讀有時附帶了一份絕望，怎麼辦呢? 尤爾根·哈貝馬斯：《海因裏希·海涅和知識分子在德國的角色》 安妮·麥戈文：《從浪漫的天才到堅定的知識分子：左拉知識分子觀念的形成》 吉塞勒·斯皮羅：《作家的責任：法國的文學、權利與道德》 吉塞勒·斯皮羅《作家的戰爭（1940—1953）》 託德·謝帕德《1962年：獨立如何改變了法國》 費爾南·布羅代爾《法蘭西的特性》（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