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曾祺
日寇侵華,平津淪陷,北大、清華、南開被迫南遷,組成一個大學,在長沙暫住,名爲“臨時大學”。後遷雲南,改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這是一座戰時的、臨時性的大學,但卻盛產天才,影響深遠。1939~1946年,汪曾祺在昆明求學、生活長達七年,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曾說:“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爲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爲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在此後的人生中,他時常深情回望這七年聯大時光。
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那些走過歷史長廊的腳步,在汪先生筆下彷彿又在緩緩朝我們走來; 那些淹沒在歷史長河的面孔,在汪先生筆下彷彿又鮮活着出現在我們面前。 那本是一個苦難的年代,很多人在那個年代裏疾病纏身、窮困潦倒、S於非命,汪先生卻換了視角,述說了一段段感人肺腑、有笑有淚的故事。 他沒有在苦難裏着墨太多,更多是以悠然淡定的姿態、幽默風趣的語言,講述着那些年聯大里的師生舍友“閒賞庭前花開花落,淡看天上雲捲雲舒”的從容。 有人評價聯大八年培養的人才,比清華北大過去三十年培養的都多,歸根結底,是因爲“自由”——教授講課的自由,學生研學的自由。 正是這份自由,讓聯大的師生,在常要“跑警報”、在兩人一牀四十人一屋、在四面漏風雨打鐵皮屋頂仍安然上課的日子裏,成爲了文理兼修、才華卓絕的大師,創造了獨屬於那個年代的“人類羣星閃耀時”。 也正是這份自由,讓聯大八年,影響了中國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