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思想通識課：修昔底德篇

提到修昔底德，連喜歡關注國際新聞的老爸都能脫口而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到底是誰？修昔底德陷阱最初來自哪裏？這些問題倒是很少有人打破砂鍋紋（問）到底…… 至於伯羅奔尼撒戰爭，雖然早已耳聞它的重要性，卻一直只有個連模糊都稱不上的印象。最終，修昔底德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在張新剛老師的這本《古希臘思想通識課：修昔底德篇》裏，給了讀者一個最完整的概念。 “修昔底德陷阱”，在書中一開始就給出答案——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會挑戰既有大國的地位，而守成的大國會主動進行遏制乃至不惜發動戰爭。而它最初的來源——伯羅奔尼撒戰爭，張新剛老師用400多頁的體量、12講的篇幅，深入淺出爲讀者娓娓道來。 圍繞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每一講的內容大致一開始簡要明瞭的講述戰事的一個發展階段，會有對原文的引述；然後會指出這段事件裏值得注意的關鍵點，間或有研究者對之的不同意見和評論；最後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相關問題，這些問題往往又會在下一講給出答案。 一直以來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印象都是簡單的“民主的雅典輸給了專制的斯巴達”，然而，越是通過作者抵近修昔底德的敘述展現出的種種紛亂如麻的細節，越深入，事情本身就越有一種模糊感，而絕不是簡單的判斷哪裏好或哪裏壞，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雅典的確是民主的，但她在聯盟之內卻是“帝國主義”的；而斯巴達，她真正的實行的混合政體也遠比想象中複雜…… 喜歡歷史的讀者看外國史總無意識的做做對比，就會覺得有點像我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同樣的“合縱連橫”、“爾虞我詐”，但在古希臘世界的城邦之間、城邦與聯盟之間、聯盟與其他聯盟之間，那些競爭與合作，在細節上又是如此不同。一個城邦在制定決策的時候，總會有正反兩方展開激烈的辯論，然後無論何種政體，都會由民衆或者執政者做出決策並執行，張新剛老師在這些地方讓我們看到的是：面臨決策失誤的時候，雅典民衆是如何做出反應的。 “代際關係”，雖然不是張新剛老師首創，但是第一次在書中看到這個概念，爲什麼戰爭總是慘烈，但慘烈的戰爭總是頻頻發生？——經歷過的一代已經老去，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殘酷，他們還懷着在戰爭中可以獲得利益和榮耀，於是…… 一場戰爭如何開始，只要彼此沒有正式宣佈成爲敵人，各種合作就可以正常進行。張新剛老師沒有直接提出我的疑問：那麼一旦開戰，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和應對“敵人”？是“不惜一切代價”、“戰到最後一人”的決戰到底；還是本來發動戰爭有一個清晰的“目的”，在達到大部分目的之後，要不要結束、如何結束戰爭（雖然似乎結束比決定開始一場戰爭更加不受控制）？ 這些問題，都由張新剛老師的敘述和評論，在修昔底德筆下2400多年前的這場戰爭裏給出了古代人的經驗和教訓。 關於修昔底德的“人的境況”，和書友討論了西西里遠征，結論是：一場悲劇。人性如何在戰爭中體現光明或者陰暗的一面？雅典的政體——民主，在這場漫長的戰爭過程中暴露了太多的短板，也被判斷爲失敗的原因，“民主的失敗”也是“人性”的失敗。但是作者指出，修昔底德讓讀者看到了雅典民衆和民主政體的韌性和活力，教訓也是後來的人民指出了改革或者說修正的方式。 2400多年前的“故事”，處處在在都爲當今世界的“大國博弈”的國際局勢做着某種註腳和分析，隱晦的……也許歷史無法預測，但人性似乎可以。 “對那些想要了解過去事件真相的人來說，由於人總是人，過去的事件在將來某個時候會再次發生，或者發生類似的事件，如果他們認爲我的著作還有所助益，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想贏得聽衆一時的獎賞，而是要成爲永恆的財富。”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維持帝國是不義的，但放棄帝國是危險的”，人是社會的基礎，而社會是人的集體表現，馬洛斯需求理論中第一層是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需求，再往後纔是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對人和對城邦都一樣，爲了生存一切皆合理，所以對雅典而言也是如此；其次，正如雅典使者的直言不諱，政治的真相始終都是以實力作爲道德的尺度，作爲盛時的雅典，年輕的國民從出生開始就沒有經歷過失敗，將雅典的強大視爲理所應當，對他們而言給弱小城邦投降的選擇，以免造成整個城邦的覆滅就是道德，這是上位者的傲慢，也是代際效應影響；再次，伯羅奔尼撒戰爭表面上是緣於修昔底德陷阱，但修昔底德陷阱下是各個城邦的民主派和寡頭派權利之爭的暗流湧動，各方都以自己的利益和立場爲出發點做出選擇，甚至雅典內部也深受其害，反過來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個戰爭的走向，好像形成了一個莫比烏斯環，最終一切又回到了起點，時間在向前，過程始終循環；最後，正如書中所講，人都有立場，再客觀的理性判斷也只是個人根據成長的文化環境和認知下的產物，這是人的侷限性，不可逾越，但是總有比較，總有優劣，而修昔底德的著史是公認的佳作，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在戰爭之初就認識到其重大意義，也對各城邦的權利之爭和兩大陣營的鬥爭關係，利益考量進行了闡述和分析，這對後來讀這段歷史的人無疑有極大的幫助。本書詳細介紹了修昔底德筆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進行了解構，並結合當時時代的城邦和各人關係進行了分析介紹，加深了對修昔底德筆下對各城邦精神的特色和認識，也讓人更好的理解了希臘的文化，非常非常棒！

2023.05.11～（37） 開卷有益。 翻開這本書就是源於“修昔底德陷阱”不止於耳。不讓可能的敵人強大，可以主動出擊。但“被敵人”的一方是否這樣認爲或已表現出咄咄逼人呢？還是對方的誤判？按照代際理論，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陷阱”之說在近幾百年經常被提及並有實戰不斷驗證。那麼對於我們來講，歷史在於創造，怎麼就不可能跨越“陷阱”？或者雖然跨出了驚人一跳，發現腳下根本就沒有什麼“陷阱”。如果加強溝通、交流、理解，形成共識，或許可以證明“陷阱”僅是一種思維樂趣而已！ 讀懂這書還是要從原著上下功夫，別人腦袋重新加工過的東西，讀起來總是不過癮。（細雨山腳下）

正義是以實力相當的雙方爲基礎的；實際上，強者主宰他們所能做的一切，而弱者則忍受他們所必須承受的。 希波戰爭以後，雅典取代了斯巴達，成爲抗擊波斯新聯盟的領導者，在希臘世界的地位驟然上升。在此期間，雅典與斯巴達以及伯羅奔尼撒聯盟發生了斷斷續續的正面衝突，衝突的結果是“三十年和約”的達成，實際上確立了斯巴達和雅典分別對陸地和海洋的主導權。公元前446年雙方訂立了這一和約，15年後，雅典人便和伯羅奔尼撒人爆發了長達27年的戰爭，史稱伯羅奔尼撒戰爭。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22.4。對於那些想要了解過去事件真相的人來說，由於人總是人，過去的事件在將來某個時候會再次發生，或者發生類似的事件，如果他們認爲我的著作還有所助益，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想贏得聽衆一時的獎賞，而是要成爲永恆的財富。 在這一問題上，我更偏愛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康納(W.R.Connor)的觀點，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點出：“修昔底德清晰闡明瞭雅典人做出冒險的決策，甚至有時會犯致命錯誤，但是民主的文化又能使這些錯誤幫助人們具備令人驚異的適應性和韌性，而這韌性又拖長了戰爭，加劇了苦難。” 希羅多德曾評價說：“雅典人就這樣強大起來了。顯而易見的是，言論的平等是一件絕好的事情。這不只是從這一個例證中，而是從許多的例證中得到證明的。因爲處於僭主統治下的雅典人，在軍事方面絲毫不強於他們的任何鄰人，但是一旦擺脫了僭主的桎梏，他們就成爲最優秀的。” 希波戰爭決定性地改變了雅典，既改變了雅典的政體，也改變了雅典在希臘世界中的地位。從城邦內部政體來看，雅典從平等的秩序進一步發展爲民主政體，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海軍力量的增長。 今天看來，雅典的民主制度是直接民主制，其標誌並非選舉，而是抽籤。選舉在古代希臘被視爲是貴族制的制度，因爲選賢與能是選出更優秀的人，而抽籤纔是真正平等身份的體現。當然，雅典的軍事將領是由選舉產生的，每年10位，可以連任，伯里克利就連續多年當選爲將軍，在城邦中擁有顯赫的影響力。 根據普魯塔克(Plutarchus)的記述：“伯里克利把繮繩交給民衆，向民衆實行討好政策，在雅典不斷地爲民衆設計很多節日看戲、會餐、遊行，用‘粗俗的娛樂哄孩子似的’哄着民衆，而且每年派出60艘船，載着許多平民，出去航行8個月，都付給工資，讓他們學習和操練航海的知識。” 公元前478年（或前477年）冬天，盟邦代表在提洛島(Delos)開會，成立新聯盟，旨在蹂躪波斯領土，爲希臘的苦難報仇，還要將那些仍在波斯統治下的希臘人解放出來。這個聯盟被現代學者稱爲“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 概覽整個西方思想史，會發現直到19世紀前，歐洲的思想家大都將斯巴達而非雅典視爲希臘城邦政體的典範。 人應該向真正的自然學習，強者獲得他能得到的，弱者則承受他必須承受的，這就是世界運行的法則。在修昔底德記述的一些對話中就能看到類似的主張。 修昔底德這裏用的是συγγράφω(ξυνέγραψε)，直譯是“把材料收集起來寫下來”。我們今天把這本書稱作史書，但嚴格來說不能直接翻譯成“歷史”。希羅多德的“歷史”(historia)實際上是“探究”，“歷史”成爲historia的確定義項是公元前4世紀的事情，所以在修昔底德寫作的時候，歷史寫作還不是一門確定的行當。 這場戰爭直接的誘因是一個小城邦埃庇達姆努斯(Epidamnus)發生了一場內亂，就把雅典和斯巴達兩個大的城邦，乃至所有城邦都捲進去了，小城邦想中立而不得，所有的城邦都必須選邊站。簡言之，伯羅奔尼撒戰爭強度高、範圍廣、持續時間長、造成的災難深重，既撕裂了希臘世界，也撕裂了每一個城邦，這些都是修昔底德選擇記述這場戰爭的原因。 現存銘文材料顯示，被鎮壓的優卑亞的卡爾基斯人Chalcideans要向雅典人宣誓： 我不會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叛離雅典人，無論是在口頭上還是在行動上，我也不會服從任何造反的人；如果有人造反，我將向雅典人告發他，而且我將向雅典人支付我勸他們同意的任何貢品。我將成爲最好和最公平的盟友。如果有人對不起雅典人民，我能夠並且將幫助和捍衛雅典人民，我將服從雅典人民的命令。 雅典和斯巴達雖然都是希臘城邦，但一個是平等的秩序，一個是混合的政體，兩種政體之下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樣的。政治制度不只是外在的制度，它會塑造人的觀念，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雅典處在平等的秩序下，他們過的是一種斯巴達人無法理解的生活。雅典人如此自由散漫，把斯巴達人影響了怎麼辦？所以斯巴達和雅典第一次公開的分歧，不是他們的利益之爭，而是城邦品性的分歧，是生活方式的分歧。 伯羅奔尼撒聯盟的城邦開始與雅典爆發正面的衝突，並導致拉凱戴孟人與雅典人直接交戰，史稱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60年—前445年）。 德爾菲是希臘最神聖的地方，希羅多德的《歷史》寫到，希臘的王要幹大事之前，都要去德爾菲求神諭。德爾菲的事務並非由一個城邦負責，而是由安菲提溫尼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負責。安菲提溫尼同盟有諸多權力，甚至可以號召對某些城邦進行神聖戰爭，所以控制這個同盟也就擁有了實際上的政治影響力。 從這個角度來說，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了希波戰爭之後雅典在海陸兩方面擴張所導致的希臘安全困局，斯巴達和雅典通過一系列衝突和試探確立了雙方各自基本的勢力範圍。但是，希臘世界兩極之間的均衡並未通過和約得到確立，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還是在10餘年後爆發。 21世紀初以來，“修昔底德陷阱”這一名詞逐漸成爲熱門詞彙，被用來界定大國間必然衝突的規律。……這一切都來自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原因的分析：雅典人實力的上升引起拉凱戴孟人的恐懼。 雅典人直陳自己的行爲動機：恐懼、榮譽和利益，這3個動機構成了雅典人行爲的基本邏輯。後來英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也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一個完整英譯本的翻譯者，對這三重動機高度重視，並用在《利維坦》(Leviathan)一書對人性的分析之中。 接下來，雅典人第一次公開表達了他們的“現實主義”主張： 弱者受制於強者，是永遠通行的。還有，我們認爲自己有資格統治盟邦，而且你們一直也是這麼認爲的，直到現在你們盤算了自己的利益之後，纔開始大談正義。然而，人們只要有機會用強力獲取利益，野心就不再需要正義的掩飾！如果有人依據人的自然統治別人，並能展示超出他們的權力所能允許的更多的正義感，那這些人是值得讚揚的。如果別人在我們的位置上，我們認爲，相形之下必將能凸顯我們的溫和程度。但是我們所表現出的公正卻給我們帶來了不公正的批判，而非讚美。 這段話將“恐懼、榮譽和利益”3個行爲動機背後的原則進一步明確，那就是權力原則，或者說實力原則。 柏拉圖在《理想國》(The Republic)第二捲開頭曾經講過一個故事。呂底亞(Lydia)這個地方有一個人叫巨吉斯(Gyges)，是給國王放羊的。有一天地震了，出現一個地穴，他下到洞穴裏頭，看到了一個巨人的屍骨，屍骨上有一個戒指，他拿了下來戴到手上。在撥弄這個戒指的時候，他發現只要把戒指轉向自己，他就能隱身，轉向外面又會顯身。巨吉斯就利用這個神奇的戒指，殺了國王，娶了王后，自己當了國王。這枚戒指實質上指代一種絕對的權力，即做什麼事情都不會受懲罰的權力。 通過辯論演說，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羣體眼中呈現出多重面相。硬實力很重要，但人們的觀念、利益、情感等摻雜其中，也會影響事情的走向。 代際的革新是理解人類政治、戰爭等事務的重要角度，人類的經驗似乎不可能直接遺傳，總是要靠自己的親身體會方能覺知。 更爲嚴重的是，當死亡隨時可能降臨在每一個人的頭上時，人們對所有的法律都開始持輕蔑的態度了。修昔底德評論說： 瘟疫也第一次讓雅典人目無法律。過去他們偷偷摸摸做的、不能恣意而爲的事情，現在敢大膽做了。他們目睹了人的命運的突然轉折：吉星高照的富人轉瞬不在人世了，從前不名一文的窮人立即得到別人的財產。他們認爲自己的身體朝不保夕，財富一樣是過眼煙雲，所以應該及時行樂。沒有人熱衷於繼續追求人們所認爲的嘉德令名，因爲人們認爲，能不能活到得到那一天都很難說；眼前的快樂以及一切能帶來這一快樂的東西，都被看作是既美好又有益的。人們不害怕神的和人類的法律，因爲一方面，人們看見不論敬畏還是不敬畏神明，都一樣是死，所以認爲兩者之間沒有區別；另一方面，沒有哪個犯了過錯的人指望自己能活到受審和被懲罰的那一天。一個比這嚴重得多的判決已經懸在人們的頭上，在它落下來之前，不應該享受一下生活的樂趣嗎？ 克里昂告誡民衆，不要被新奇的說法和觀點所蠱惑，甚至直接批評民衆在聽取辯論時的心態： 有什麼比朝令夕改更加可怕呢？我們不要忘了，一個雖有劣法卻篤守不移的城邦，要比一個雖有良法卻無人遵守的城邦強大得多；知識不多卻謹慎剋制勝過聰明伶俐卻無所不爲；平庸之輩治理城邦往往要強於精明之士。因爲精明之士想要表現出自己比法律更聰明，想在所有公民大會的發言中蓋過任何人，好像每次發言都是他們顯擺自己才智的最好機會，因而不肯放過。就是由於這一點，他們常常毀了城邦。而平庸之輩不相信自己的智慧，認爲法律肯定比自己高明，自己沒有能力批評那些聰明人的發言。他們是公正的裁決者，而不是競爭的對手，所以常常取得成功。我們正應當如此行事，不應該受伶牙俐齒和鬥智逞能所鼓動，而去規勸你們——雅典羣衆——做出違背自己真實想法的決定…… ……事實上昨天你們全都投了贊成票；或者爲賄賂所動，試圖精心編造貌似合理的言辭去誤導你們。在如此一番脣槍舌劍中，城邦授予了別人桂冠，卻給自己帶來了危險。對此，你們難辭其咎。……追尋一個所謂的理想世界，它不同於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卻沒有能力認識現實世界。頭腦簡單，過於輕信；就像閒坐看智者表演的觀衆，而不是商議城邦大事的公民。 克里昂區分了言辭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告誡民衆新鮮的言辭容易吸引聽衆，但是花言巧語未必能反映現實世界的規則和邏輯，民衆在公民大會上應該承擔的責任是爲城邦找到最有利的決策。 那麼狄奧多圖斯的建議是什麼呢？他說：“對我們而言，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有罪，而在於我們是否明智。”這一句話就將討論的層面提升了，……對於雅典人來說，真正關鍵的問題在於怎麼做纔是最有利於城邦的。 法律的存在意味着有違反法律的事情發生，爲什麼會出現這一悖論呢？狄奧多圖斯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而他的答案是因爲人會受希望和貪慾的引導：“‘希望’和‘貪慾’無處不在，‘貪慾’領頭，‘希望’緊隨其後。‘貪慾’設計出陰謀，‘希望’建議能交上好運。這兩種東西最有害，而且看不見、摸不着，但是比看得見的危險更加厲害。” 《高爾吉亞》是蘇格拉底與當時希臘最爲著名的修辭家高爾吉亞等人的對話，對話的主題是修辭術的性質和能力，以及政治生活與哲學生活的關係等。在對話中，對話者卡里克勒斯(Callicles)有一段討論力量與正義問題的話： 自然和禮法基本上是彼此相對立的……我認爲制定我們這些法律的人是大多數弱小的人。所以他們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利益來制定法律，規定榮辱。他們害怕自己中更強大的人，即有能力獲得更大的份額的人，比他們自己拿得更多，就將獲取比自己份額更多的行爲說成是“可恥的”和“不義的”，行不義就是試圖獲得多於自己份額的行爲……但是我認爲自然本身告訴我們，更好的和更有能力的人獲得比更壞和更弱小的人較多的份額是正義的。自然在很多地方都是這麼彰顯的，既在其他動物中也在人類所有的城邦和種族中，自然揭示出這就是正義所在：較強的統治較弱的，並擁有比後者更多的份額。否則當薛西斯入侵希臘的時候，或者他父親入侵斯基泰的時候，正義是什麼呢？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我認爲這些人是依據正義的自然來做這些事情的——是的，以宙斯之名，符合自然之法則，而不是按照人所立的法律。 如修昔底德就曾借敘拉古民主派領袖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之口，提到了時人對民主制和寡頭制的一些認知： 也許有人說，民主制既不賢明也不平等，財產擁有者最適合成爲統治者。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首先，民主制中的demos一詞包括全體公民，而寡頭制，即少數人的統治，僅代表其中的一部分。其次，如果說最好的財富保護者是富人，最好的顧問是賢明人士，那麼，他們都不能像大衆那樣善於聽取意見並做出明智的決定；在民主制下，所有這些有才能的人，無論是作爲個體還是集體，都享有平等的權利。但是寡頭制會使人民大衆分擔苦難，而寡頭黨人自己坐擁好處且搜刮別人的利益，意欲獨佔全部。 阿特那哥拉斯讚美了敘拉古的民主制度： 有人會說，民主政體既不明智又不公正，有錢人才最適合做統治者。我說，首先，“人民”顧名思義指的是全體，而“寡頭政體”指的是部分。其次，富人最善守護財富；明智之士最善謀劃；民衆聽了討論後，最善評判。這三類人，部分地或者全體地，都在民主政體裏享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寡頭政體讓大多數人分擔危險，不滿足於最大的一份好處，還奪取和佔有全部。這就是你們當中有勢力者和年輕人孜孜以求的，但在一個大邦裏不可能實現。 如果我們相信《雅典政制》的作者的確是亞里士多德，那麼聯繫他的《政治學》就會知道，重裝步兵政體（也就是politeia）是亞里士多德比較支持的政體形式，是適合於大多數城邦的最佳政體。 雅典的民主政體以及生活方式也顯現出了自身的力量，在四百人政權建立後，修昔底德曾有一簡短的評價：“在廢黜僭主統治以後的大約100年中，雅典人民在這個時期不僅沒有屈從於任何人的統治，而且在這期間的一半以上的時間裏是習慣於統治其臣民的；要剝奪雅典人民的自由，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插圖]自由與愛國構成了雅典民主政體的兩項正面素質，成爲修昔底德在第八卷中撰述的主題。在戰爭特別是戰敗的大背景下，雅典顯示出政體的調適能力。 修昔底德說：“雅典人覺得，只要全力以赴，他們將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正如著名的修昔底德學者康納在研究中指出的那樣，“修昔底德清晰闡明瞭雅典人做出冒險的決策，甚至有時會犯致命錯誤，但是民主的文化又能使這些錯誤幫助人們具備令人驚異的適應性和韌性”，而“這韌性又拖長了戰爭，加劇了苦難”。 修昔底德對代際的觀察和評論揭示出在雅典民主帝國不同階段生活的公民羣體以及政治人物的基本面相和動態演變。民主和帝國作爲兩個變量相互交織在一起，塑造着不同代際的雅典民衆，而代際視角的本質是民衆以及政治人物的品性，這是決定着戰爭走向和政體演變更爲底層的潛流。時代與民衆品性相互影響。正如修昔底德所說，戰爭是個暴戾的老師，在戰爭這個老師面前，一切城邦與人物都要在起起伏伏中展示出自身的底色，修昔底德通過自己的撰述將人與事的本性展示在讀者面前，而這可能就是他希望並且有信心自己的著作能夠成爲永恆財富的原因吧。

因“修昔底德的陷阱”慕名而來。看過張老師寫的第一部“希羅多德”篇，接着又看這本。對戰爭史不感興趣，還是硬着頭皮看完了，算是能與知道這個詞語的人，知道“伯羅奔尼撒戰爭”、“拉凱戴蒙人”產生一些共鳴吧。 另外感受就是，戰爭一點都不好，不要一腔熱血挑起戰爭。

讀完作者的《古希臘思想通識課：希羅多德篇》以後再來讀的這本書。 書中對於這場戰爭過程的描繪，最能感受到的就是雅典民主制的優點與缺陷被同時放大。它的優勢在於開放、參與和極強的社會動員能力。雅典能夠容納不同意見，通過公開辯論迅速調整政策，也能夠依靠公民參與凝聚出驚人的戰爭潛力。對於米提列涅判決的辯論中，雅典人甚至可以在已經作出屠城決定之後重新討論，並最終改變決議，這體現出了這種政治機制所具有的自我修正能力。但民主制的缺陷也十分明顯：當公民大會受到恐懼、憤怒、野心和雄辯術支配時，集體決策並不天然意味着理性。伯里克利之後，政治越來越依賴對民衆情緒的迎合，克里昂式的強硬、阿爾喀比亞德式的煽動，都說明民主制度既能放大理性，也能放大欲望。西西里遠征尤其反映出了這種制度性危險的集中爆發，一個擁有充分討論程序的城邦，最終卻在集體狂熱中作出了近乎毀滅性的決定。 伯利克里認爲，雅典成長壯大背後的原因不僅在於它的政體，還在於民衆品性。我對書中科林斯人對雅典國民性的評價印象極深：雅典人勇於創新、行動迅速、永遠想着獲得更多；即使已經得到，也不像別人那樣享受已有之物。他們似乎生來既不給自己安寧，也不給別人安寧。這段評價幾乎概括了雅典整個五世紀的命運。正是這種不滿足、好冒險、敢於行動的性格，讓雅典從希波戰爭後的城邦迅速成長爲愛琴海世界的霸主。放到現代社會，這種精神仍然是科技、文化和制度創新的重要動力並被不斷稱頌。 在書的末尾作者提出的代際視角應該是作者最想讓讀者去體會的一種獨特視角，雅典的興衰史是雅典每一代人在自己的處境中做出的抉擇的總和，經歷過希波戰爭的一代雅典人，親眼見證城邦如何在危亡中獲得自由，又如何憑藉海軍與民主政治走向強盛；到了伯里克利時代，這份歷史記憶轉化爲一種高度的政治自信——雅典人相信自己的制度、生活方式乃至城邦本身具有值得捍衛的優越性。然而隨着戰爭延續，瘟疫、死亡、財政壓力與不斷擴張的帝國野心逐漸消耗了這種共同記憶。後來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沒有經歷過雅典實力逐步上升的過程以及帝國逐漸成型的過程，從小就生活在處於實力巔峯的雅典，並且非常好地遵循了伯里克利“愛雅典，還要愛帝國”的教導，他們不再滿足於保守的帝國戰略，開始積極地擴張帝國，最終反噬了伯里克利的政策。 雅典政體與其國民品性就是不斷在代際境況的差異中相互糾纏與相互塑造，在這場戰爭中，雅典所面臨的內憂外患越是困難複雜，就越是彰顯出了雅典的強大和堅韌，然而成也蕭何敗蕭何，最令人唏噓之處或許就是在於推動雅典走向巔峯的力量卻最終將它推向了深淵。

張新剛《古希臘思想通識課·修昔底德篇》。2400多年前，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55-400/396）寫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今天這位古代歷史學家忽然名聲大噪起來，原因來自於一個名詞“修昔底德陷阱”。這是由美國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概念，一言蔽之就是新興大國崛起會挑戰原有大國的地位，於是被遏制乃至爆發戰爭。 修昔底德就是如此判定當時的雅典人與拉凱戴孟人（主要是斯巴達人）之間緊張關係的。修氏原話： “我相信，戰爭真正的原因儘管不太爲人所知，是勢力壯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凱戴孟人的恐懼，從而迫使他們開戰。” 這讓我想起大劉說的“黑暗森林體系”，帶槍的人在叢林中，忽然發覺有危險，最先做的是開槍，而不是搖橄欖枝。這是互不信任體系的結果，難以調和。 與希羅多德相比，修昔底德獲得了更多史家讚譽，因爲他寫的歷史按他自己的要求要“符合道理的真實”，即追求材料的準確。他說：“我的著作不是想贏得聽衆一時的獎賞，而是要成爲永恆的財富。”因爲“人總是人”。修昔底德認爲人性是不會改變的，所以要“以史爲鑑”，所以他認爲這本書就是一面鏡子，讓歷史照進未來。 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於公元前431年，雅典聯盟與斯巴達聯盟之間的征戰，持續27年，到公元前404年結束。這是兩個帝國之爭，也是海上霸主雅典與陸上霸主斯巴達的海權和陸權之爭。 這場戰爭是怎樣打起來的？一句話肯定說不清楚。我們經常是，當你試圖去弄清小到“一個糾紛”，大到“一場戰爭”的來龍去脈時，總是發覺那是一團亂麻，無數個因素疊加的結果，而我們稱之爲原因的，往往只是導火線。 導火線是科西拉內亂、波提代亞爭端、麥加拉禁令、埃吉那自治。簡說主要的科西拉內亂，母邦科林斯前去攻打，敗而歸。雙方求助雅典。 1、科西拉和科林斯的辯論。本書的第一次辯論，非常精彩。雙方求助雅典，雅典召開公民大會討論決議。一個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各方陳述理由，最終投票表決。科西拉奉行的是“對外不結盟”政策，與雅典並無互助盟約。而科林斯卻是雅典強大的對手拉凱戴孟人（斯巴達）的盟邦。所以兩科要說服雅典倒向自己何其難。 很有意思的是科西拉對“不結盟”外交政策的闡述：“對外不結盟以免因外邦的決策而同遭禍患，以前被我們認爲是明智之舉，現在看來則是不智的表現和勢單力薄的緣由。”“不結盟”政策古已有之。另外他還把矛頭扣在雅典的痛點上，說科林斯是拉凱戴孟人的盟友，拉凱戴孟人由於害怕你們的勢力壯大急欲開戰。科林斯人向我們下手，我們若敗，下一個就要輪到你們了。 這調調熟悉不熟悉？我們必須要支持誰，不然就輪到我們了。這忽悠的套路幾千年都沒變過。科西拉更拿硬實力說話，強調自己強大的海軍和海上交通要衝地位。用實力和利益做誘餌，呼籲雅典人識時務爲俊傑。 科林斯人陳述的角度是正義道義。一是雅典同盟與伯羅奔尼撒聯盟有30年和約，不能破壞；二是科西拉不結盟是邪惡用心，怕被發現醜行，如現在他就不尊重母邦科林斯；三是科林斯曾有恩於雅典，雅典幫敵人就是忘恩負義。 雅典召開了兩次公民大會，第一次傾向科林斯，第二次傾向科西拉。最終和科西拉建立了“防禦同盟”，即一方遭攻擊時，雙方互相援助。這有點像今天的“**安保條約”。 雅典人的真實想法是讓兩科斗個兩敗俱傷，真到與拉凱戴孟人一戰時，他的盟邦科林斯已經垮了，不費一兵一卒就消弱了敵人的力量，非常划算。雅典人的決定至少說明了在當時，雅典人覺得山雨欲來風滿樓，與拉凱戴孟人的戰爭不可避免。 2、斯巴達公民大會。各盟邦參加，到底與雅典開不開戰的一次辯論大會。十分精彩。 第一仇敵科林斯發言，一指責斯巴達的綏靖政策使聯盟失去了科西拉和波提代亞，造成雅典越來越強大。二分析斯巴達和雅典人的國民性，非常好玩。認爲雅典人是“生命不息，折騰不止”的，勝不嬌敗不餒，富於革新精神。反觀斯巴達，墨守成規、猶豫不決，總是患得患失，簡直讓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總之，綏靖政策害死人。 雅典使者辯駁。切入角度是回顧歷史，展望未來。一希波戰爭中雅典的中流砥柱作用，雅典衛城被焚燬兩次。二你不要的一幫小弟歸到我這來了，讓我強大能怪我嗎？恐懼、榮譽和利益讓我們不能放棄現在的帝國。三弱者受制於強者，是永遠通行的，你也是這麼做的，正義只是幌子。 結果斯巴達內部討論同意開戰。前432年8月，伯羅奔尼撒聯盟召開大會，科林斯人會前悄悄遊說各邦投票支持戰爭，並且在大會上做了主旨發言，鼓動戰爭。最終，聯盟投票結果是多數城邦支持戰爭。一年後戰爭打響。 3、伯里克利葬禮演說。伯里克利的陣亡將士葬禮演說被後世稱爲“民主頌”，這一演說成爲後人推崇雅典的重要依據。 伯里克利說，品性、政體、民衆的生活方式，使得雅典成爲擁有巨大權力的帝國。以下演講的兩段： “我們的政體不是效法鄰邦的禮法實踐；而是他們的榜樣。我們將之稱爲民主政體，因爲城邦的治理以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爲依歸。處理私人爭端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共職位則依才能而定，並非按照等級而是按照個人的才能；貧窮從來不構成參政的障礙，公民無論身份有多低，都能爲城邦貢獻力量。……” 伯里克利還說“只有我們雅典人，才認爲不參與公共事務的人不是閒適之人，而是無用之人。” 法、自由、平等是其精髓。個體具有社會意識才能稱爲合格的公民。 雅典日常生活是怎麼樣的？陪審員有津貼，民衆看戲發放看戲津貼，平民出海訓練、教育有資金支持，勞里昂銀礦還給民衆發錢…希臘的繁榮時代從政治到經濟全方位發展。 4、雅典瘟疫。戰爭初期雅典發生瘟疫，最初發端於埃塞俄比亞，最終雅典成年男性民衆因瘟疫死亡的人數在15000人左右。瘟疫持續了5年，給雅典帶來的精神打擊和人員損失是任何別的災難所不及的。 從修昔底德對瘟疫的詳細描述，可以看出古今人類在災難面前的應對，雅典民衆要求拆城牆，心理變化，瘟疫過後的爆發性消費，奢靡生活。在天災面前，人們忽然意識到自身的渺小和不堪一擊，任何美好的願景，強大的鼓吹都不能阻止自然的懲罰。 5、米洛斯對話。公元前416年，雅典率領盟邦艦隊圍攻米洛斯。米洛斯是中立邦，這段侵略反侵略的對話非常精彩，摘一點： 雅典人：“正義是以實力相當爲基礎的；強者主宰一切，而弱者必須忍受。……把話挑明瞭，我們就想不費事地統治你們。保住你們的性命，符合我們雙方的利益。” 米洛斯人：“你們統治我們對你們有益，怎麼說我們受奴役反而對我們有益呢？” 雅典人：“因爲服從我們以免遭受最可怕的命運，對你們是有益的；而不毀滅你們，我們也可從中獲益。……通過征服你們，我們可以穩固自身的安全，也可以擴展我們的帝國。……這不是一場事關誰好漢誰孬種的平等的競爭，不要抵抗比你們強大得多的軍隊！” 米洛斯人：“對於還處在自由之中的我們來說，在陷入奴役之前不竭力一搏，就是卑劣之極、怯懦之極了！……對我們來說，立即投降，就沒有半點希望；但如果作出努力，則還有希望挺立於世。” 雅典人：“我們確知人都會統治比他們弱小的其他人。……因爲這一事實是永遠正確的；因爲我們知道你們如果有同樣的權力的話，也會做同樣的事情。……你我都知道，正義是以實力相當的雙方爲基礎的；實際上，強者主宰他們所能做的一切，而弱者則忍受他們所必須承受的。” 最終米洛斯不肯投降，被屠城。 這段對話的精彩之處在於，一弱肉強食是世界運行法則；二正義只在實力相當時才被拿出來做擺設；三強力即正義，這是自然法則。 俾斯麥說：“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赤裸裸滴雅典話術。 一個思考點，雅典此次圍攻米洛斯不是直接攻佔，是帶着條件的，在強弱懸殊的鴻溝面前，是戰是降？考量城邦把什麼放第一位，民衆的生命還是城邦的自由？這個問題討論起來太複雜。俄烏戰爭就是現代版“戰降之爭”，只是現代戰爭強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所以小澤挺住了。希波戰爭，希臘自己也弱小，但終是戰勝了強大的波斯，馬拉松一役更是以弱勝強的典範。那麼弱者該不該反抗，以犧牲那麼多生命，誰來統治不是統治？當然必須要反抗，反抗，反抗！道理是，這世界不能讓叢林法則大行其道，強者想發動戰爭就發動戰爭，會形成強者永遠的欺辱權。 6、科西拉內亂。內亂髮生在戰爭初期，起因是雅典帝國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聯盟兩大陣營爭奪地理位置和海軍力量都很重要的科西拉。導火索是科林斯讓寡頭派俘虜回城，將科西拉爭取到科林斯一邊。城內有寡頭和平民兩派的區分，由此爭執發生暴亂，暴亂從奪權等政治因素擴大到私人恩怨，父子相殘、神廟兇殺，人倫禮法、信仰法律全被拋擲，只剩邪惡和報復。雅典和斯巴達各派軍援，使屠殺加劇。內亂又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了雅典和斯巴達兩大陣營的對抗。 公元前429-410年，修昔底德共記錄了50餘次內亂髮生。 7、遠征西西里失敗。公元前415年，雅典派出一支龐大的艦隊遠征西西里島，最終以慘敗收場。遠征是重大決策失誤，即戰爭期間不能擴張帝國。這件事公民大會決策通過是因爲坐上的年輕人普遍主戰，因爲他們出生在希波戰爭後雅典鼎盛時期，從小目睹的是萬邦來朝的場景，沒有經歷過弱小、物質匱乏。他們成爲對遠征最爲熱心的人羣，“代際變化”成爲影響雅典政局的重要因素。 8、400人與5000人政體。希臘各城邦的政體一直處於動盪變化之中。寡頭派與民主派鬥爭如火如荼，民主派領袖被處死，寡頭派宣佈實行5000人政體，但他們又挑選出400人進入議事廳，由400人召集5000人大會，這是披着五千人外衣的四百人政體。在政變風雲面前，雅典人恐懼，人人自危，親人鄰里朋友都可能是敵人，這與任何時代的撕裂多像啊。 但不管怎樣，政體變形依然還是民主政體，斯巴達趁雅典政局內亂大軍壓境，以爲雅典會亂作一團、不堪一擊。沒想到雅典人在大敵當前，放棄前嫌，四百人政權與民衆此時皆以城邦利益爲重，沒有隻顧爭奪權力而不顧城邦安危。反而派出大軍抵抗，迫退敵軍。 由於寡頭制的政治目標各不相同，最終400人政體被推翻，被5000人政體取代。 修昔底德爲認爲五千人政體是他生平見過的最好政體。“至少在我的時代，雅典人好像頭一回對城邦實施了良好的治理——因爲少數人與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適當調和——這第一次讓城邦從其所陷入的困境中振作起來。” 他認爲這種混合政體避免了寡頭制和民主制的缺點。 公元前411年，色拉敘布魯斯在赫勒斯滂擊敗了敵軍。修昔底德寫到這裏就戛然而止了，而不是戰爭結束的404年。他的停筆留給人們一個希望的雅典。後面的戰爭由另一位史學家色諾芬續寫。 公元前404年，雅典戰敗，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 這場持續27年的戰爭，簡單說就是由埃庇達姆努斯內亂引發的雅典—科西拉聯盟與科林斯的衝突，以及雅典與科林斯圍繞波提代亞的爭端等事件使得科林斯積極主動地敦促斯巴達與雅典開戰。至於戰爭的真正原因，修昔底德認爲是雅典實力上升引發了斯巴達的恐懼。 讀修昔底德的這部史著，可以身臨其境地參與到2000多年前的情境中，更真切地體會從國家到個人在其中的角色。城邦之間的關係、矛盾、戰爭的各種因素、政體的利弊、重要人物的特性、民衆的作用、法律道德的真實狀況，特別是大段的辯論，真實體現出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哲學思辨等等。 （張新剛《古希臘思想通識課·修昔底德篇》筆記）

‍‍這本書是對修昔底德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解讀，對完全不瞭解古希臘歷史的我來說，是一本非常好讀的入門書。 修昔底德與其他很多寫歷史的作者不一樣，他不僅作爲雅典人親歷了這場戰爭，也是因爲他沒有及時趕到安菲波利斯，後期被城邦流放。可以說他本就身在局中，但仍然盡力客觀地將整個戰爭記錄下來，他的結論都是嚴謹的，能夠用舉例論證等手法解釋這個推論是由什麼推導出，他的思維邏輯嚴絲合縫有理有據，我讀的時候總是驚歎修昔底德知識儲備和思想之廣。 伯羅奔尼撒戰爭是雅典與斯巴達兩大陣營的戰爭，也是民主和寡頭派之間的戰爭，除了這兩個實力強勁的城邦外，還有很多小的同盟國也自願或被迫地加入這場戰爭。這些同盟的名字有點難記，再加上牽扯到太多城邦了，如果不用筆記標註很容易弄混，另外書中有很多各個城邦地理位置的插圖，感覺更助於理解了。 因爲耳熟能詳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雅典人，我一開始對雅典城邦的好感還蠻高的，但當希波戰爭結束雅典崛起，把提洛同盟轉變爲雅典帝國時，它就失去了合法性，再加上代際的因素，年輕人沒經歷過戰爭的殘酷，對擴張帝國的熱情高漲（“獲得帝國可能是不義的，但當時帝國肯定是危險的”），所以即使是遙遠的、保持中立的城邦，它也想要吞併。 戰爭的原因是十分複雜的，城邦內亂、領土摩擦、殖民地被侵略，籤立了無數個合約，但兩方總是不認真履行，就像修昔底德所寫的：“戰爭是一位暴戾的老師，讓人們的脾氣性情與周圍的環境常得一致了。”雅典已經沒有了合法性，依靠強權的統治，終究不可能長久。

因爲喜歡雅典的文明，喜歡雅典的自由之戰，每次看伯羅奔尼撒戰爭相關的都很牴觸，哀嘆雅典的逐漸滅亡。看這本書也是越看越慢，但看到一半的時候突然理解了，我愛的是爲自由而戰，而雅典的滅亡過程也是因爲他逐漸成爲了曾經的波斯，而小城邦們成爲了曾經的雅典，爲自由而戰從來沒有滅亡。

棄了， “讀到作者寫的這一段”，引號裏這句話尤爲重要的，給我自己做個棄的記號，以下段落只是個類似書籤的標記，我自己的書籤🔖 這段話也爲修昔底德贏得了科學而客觀的史家美譽，因爲看起來修昔底德會嚴格地對待材料，以事實爲準繩進行篩選。這在文本中有所體現，修昔底德很少給出一個事件的多個版本，更多情況下是明確而篤定地進行敘事。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修昔底德甄選材料的過程和標準究竟是什麼，我想修昔底德會說：“符合道理的真實。”這其實是任何人撰述歷史的必然過程，面對着不同的材料和說法，除了嚴密的事實覈查與推理論證外，還需要對人、事、物有非常深入的理解，這其實就要求符合道理。此外，修昔底德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言，盡力地探究每一個細節呢？上文提及的牛津大學學者開創的歷史研究表明，修昔底德的很多記述存在省略和錯誤，有一些很明顯是故意爲之。所以，相較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只是“顯得”更追求材料的真實，一旦回到書寫的元層面以及“符合道理的真實”維度，就會發現兩個人在追求智慧的道路上更像是同伴而非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