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中華民國

本書雖專注於民國時期中德雙邊關係，但也並未忽視中德之外其他國家的因素，也正是中德雙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影響下，德國與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了深度且密切的合作關係，爲彼此的戰前準備提供了支持。 總體看下來，這本書不僅僅描述了德國與國民黨政權之間發生了什麼，也寫出了雙方對彼此意味着什麼。通過這本書，可以看到南京國民政府建政時間的努力及其重要的外交基礎。雖然僅用不多的篇幅寫了二十多年的國民黨政權與德國的關係史，但這本書詳略得當的安排，使得這本書有很好的可讀性。 另外，這本書的緒論和結語極具有啓發性，可以結合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多次閱讀。

從另一個視角去看近代歷史。很多部分讀來讓人心跳不已。在讀這本書的時候總是會想起《西行漫記》中的中華蘇維埃政權，在祖國中心所謂精英分子們爭衢之時，它在同一個時空中偏居一隅，在古蹟的殘垣上共計國之黎明，領導人和少年兵衛行路共歡唱。那是一段清新卻篳路藍縷的時光，少年共和國在青紗帳的草木間成長起來，血雨腥風的黑夜中清亮的希望和善美正被喚醒壯大起來。 又想到或許觀念和思想纔是最重要和根本的issue，其他各種行動都以其爲基。而今國民黨大廈已傾，回顧那段歷史更覺慨嘆。

中日德俄，古老帝制的專制主義精神圖騰-強權崇拜

瞭解那段學習德國以及自強之歷史，令人不勝噓唏。

202534 中華民國和新中國都與德國有過成功的合作： 中華民國與德國的合作：20世紀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德之間開展了一系列軍事經濟合作。1928年，南京政府派出代表團赴德考察，並同克虜伯、西門子等大公司簽訂了包括軍火在內的貿易合同。同年11月，德國顧問團來華，鮑爾成爲第一任團長。此後，佛採爾、塞克特、法肯豪森等先後擔任顧問團團長，他們協助中國訓練軍隊、改進軍事教育體制、制定國防計劃等，中國也從德國購買了大量軍火物資、引進軍工設備。 新中國與德國的合作：1972年10月11日，中國和德國建立外交關係。建交後，兩國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入。1999年起，中德關係進入全面、快速發展的新時期。2004年，兩國宣佈在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框架內建立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並建立兩國總理年度會晤機制。2014年，中德關係進一步提升爲全方位戰略伙伴關係。在經貿方面，中國連續第八年成爲德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在孫設想吸引私人資本時，出現在他腦海的可能不是那些決定中外貿易的進出口公司，而是歐洲大的工業公司和卡特爾，孫對於它們走向集中與壟斷的趨勢很欣賞。在孫看來，進出口公司之間的競爭具有“浪費和毀滅性”，而大公司及卡特爾之間的競爭則是最現代化，最有效的。孫對西方壟斷資本的欽佩是如此強烈（儘管不是出於利潤的動機），以致他提出，要將“中國全部的國有工廠”改建成一個由國際資本“出於共同的利益”而資助的，所有權屬於中國的“大型托拉斯”。 孫的發展戰略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它富有預見性。正如侯繼明所說，它強調重工業、社會基本資本的積累（或形成整體系統的各個部分：港口、鐵路、公共事業），承認從事這些工作要求資本，這一戰略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不發達國家所進行的現代化努力是相似的。其次，孫的基本綱領在他死後成了國民黨工業發展的綱領。當然，他那明確而詳細的計劃超過了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十年期間所取得的成績，他“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的主張基本被忽視了，而且當孫成爲崇拜對象後，他的計劃被用口號拙劣地誇大了。然而，他的諸如將中國經濟發展成爲世界經濟體系的組成部分，利用國際資本和顧問，有選擇地強調重工業和“基礎建設”的原則——是國民黨工業化的最基本成分。 撰寫完《實業計劃》後，孫中山再作努力，以圖獲取德國在工業項目與軍事幫助兩方面的援助。他在1921年後堅持不懈地尋求與德國合作有若干理由。美國對援助他第二次在廣州建立政府明顯的不熱心，而英國則更充滿了日益增長的敵視。只剩下蘇聯和德國還有可能性。但在1921年與莫斯科的聯絡不易，且蘇聯當局正爲國內的重重困難所困擾。孫在1917年與德國人有過成功的接觸，此時，德國在華已經不再擁有帝國主義強國的特權了。德國本身也對孫產生了吸引力，因爲德國戰敗後的狀況可能比其他國家更符合孫對戰後西方工業變化的描繪。凡爾賽條約加劇了德國處理剩餘的軍事和工業生產能力及市場萎縮的困難，但它可以在中國找到新出路。正如孫坦率地對德國官員說的，“你們德國人已被解除了武裝。現在你們必須武裝中國，這可能是你們唯一的自救方式”。孫中山的政治哲學也深受其對西方認識的影響，他從德國人那裏找到了推動自己軍事統一和物質發展的動力。孫在戰前曾數次訪問過德國，他堅信這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國家”，俾斯麥政權則是歐洲“最有競爭力”的政府，一個“真正的萬能政府”。他欽佩俾斯麥用武力統一德意志各州的方法，及通過“各州不斷增強的支持與社會福利的增加”來鞏固帝國的手段。 孫在大英博物館閱讀時，曾研究過德國的經驗，後來將其心得融會到了“三民主義”之一的“民生主義”理念中去了。在他的一系列“民生主義”演講中，孫贊成“社會主義”和“實用的共產主義”，但強烈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他以西方“近年來的經濟發展”爲理由反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預言，這些發展包括：社會和經濟改革、運輸和通信系統的公共佔有、直接稅及“社會化了的分配”等。這是一條社會改良而非社會革命的道路。在孫看來，德國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已走在了前頭。它已經實行了保障工業的健康與安全規則的“社會進步政策”，“最先了解”國家控制鐵路和電報事業的“優越性”，是有效地執行直接稅收計劃的先行者。孫欽佩俾斯麥不顧資本家們的反對，限制工作日，提供老年救濟金和工人保險，“用國家權力來緩和工人的貧困”。根據張其昀的記載，孫中山就此發揮道：“俾斯麥實行的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原則就是我所說的民生主義”。孫中山對德國的信任並未因德國戰敗而有所改變。德國的戰時動員能力充分顯示出“現代國家的社會政策在德國達到了其最佳狀態”。它使得德國能夠“通過社會化和細緻的利用”來應用其珍貴的資源。孫的結論是，德國人知道“如何行動”。他更願相信德國人的失敗“只能暫時地阻礙其發展”，因而，孫在1921年重新轉向德國就很容易理解了。

資料翔實，句句有出處，如能耐心啃完，在這個領域可以說入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