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藤家禮之助
作者用簡潔流暢的語言總結概述了中國與日本兩國自漢代開始的交流史。全書按時代和標誌性事件或人物劃分章節,全面展現了中日關係發展的趨勢和特點,將中日兩千年互動中的交流、融合、挑戰、動盪濃縮於薄薄的書頁之中。在敘述之餘,作者還嚴謹地考證了幾個學術上頗有爭議的問題,包括邪馬臺國在哪裏、倭五王是誰、國書事件真相等。
《以鄰爲師:作爲方法的他者》 國際關係著名學者亞歷山大·溫特曾經強調,身份的塑造將決定國家利益及其行爲。例如,500件英國核武器對美國的威脅不如5件朝鮮核武器的威脅大,其原因在於朝鮮是其敵人、英國是其朋友的身份認知。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然而彼此之間卻如霧裏看花,其中夾雜着太多的想象與誤解。然而藤家禮之助在《中日交流兩千年》一書中言道,“中日近代百年的歷史雖然主要是對立、侵略和反抗,但在此之前卻有着長達兩千年友好往來的歷史。”中日彼此作爲朋友的時間無疑遠大於作爲敵人的時間。鑑於此,《中日交流兩千年》一書抽絲剝繭,選取倭王金印、遣唐使、入宋僧、蒙古來襲、甲午戰爭等事件串聯起中日兩國兩千年的互動往來。不可否認,正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日兩國彼此以鄰爲師,將對方作爲一種方法,通過他者塑造我者,通過學習成就我者。或許,我們可以從歷史中找到破解當下中日關係困局的方法。 日本:師從中國 《漢書·地理志》記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藤家禮之助就此強調“他們之所以跨越大海、奔向西方,恐怕是出於一種欲罷不能的願望,即從先進國家吸收文化,以及借進貢的方式進行經濟交流。”這無疑是中日兩國交往歷史中最早的典籍記載,也是日本師從中國的開始。公元60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隋使,前後共四批;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直到公元894年日本廢止遣唐使,前後多達12批。這意味着中日交流史中黃金時代的開啓。遣隋使和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學習中國佛法和典章制度,並且直接推動了日本大化革新。這些僧人與學生“對創建新王朝及隨之而來的制度和法制的改革、整頓等充滿了旺盛的求知慾,並貪婪地吸取。這一切都是大化改新後日本國家建設的重要參考。”正如《舊唐書·日本傳》所記載,遣唐使們“所得鍚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他們不遠萬里,冒着生命危險奔赴中國,以無畏的勇氣和開闊的胸懷學習中國文化,創造了中日交流史中的輝煌篇章。不過有必要指出,日本對於中國的學習是有選擇的學習,例如科舉制並未在日本推行。進入宋代,日本以鄰爲師的典型案例是入宋僧。他們主要的目的是學習禪宗。因爲日本武士們在不立文字、提倡絕對認識、主張死生一如的禪宗中,找到了其他宗派所不能給予的打動人心的精神共鳴。因而,禪宗作爲受到武士政權支持的代表性宗教,在鎌倉時代迎來了興盛期。與此同時,入宋僧們學習建築、紡織技術,以及引入喝茶的風俗,榮西和尚即著有《喫茶養生記》一書。茶藝最終在日本演化出茶道,成爲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師從日本 進入19世紀中期,面對西方列強的不斷侵略,中國從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時期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開啓了向“他者”學習的進程。與此同時,日本吸取中國淪爲半殖民地的經驗教訓,開啓明治維新,一舉成爲列強之一。尤其是1894年中國遭遇甲午戰爭慘敗後,隨後於1896年派遣13名中國留學生赴日學習,這是中國前往日本的首批留學生。藤家禮之助指出,“兩千年來,一直是日本向文化更爲先進的中國學習。至此,可以說中日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逆轉。”隨着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黃種人的日本打敗白種人的俄國,使世界爲之一動。中國赴日留學生進而在1905年達到8000人,1906年突破1萬人。不過嚴格來說,中國赴日留學生並非學習日本歷史和文化,而是探究日本何以實現近代化,何以避免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這也就使得時隔一百年以後,日本依然是我們最陌生的鄰居。《中日交流兩千年》雖然出版於1977年,但是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即迎來了第二次學習日本的高潮。這一次主要學習日本如何實現經濟快速增長,並開創了二戰以後中日關係發展的“蜜月期”。例如,中國高鐵技術快速發展與學習日本新幹線技術不無關係。 縱覽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人是一個從無到無的過程,國家或許亦然——基於這樣的宏觀視角,當前中日關係所面臨的一系列摩擦和爭端看起來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問題是,二戰以後中日兩國彼此都存在選擇性的角色塑造:亦師,亦友,亦敵。藤家禮之助的《中日交流兩千年》一書通過歷史梳理,使我們重新思考中日彼此間的角色認知,以鄰爲師,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之一。即從日本以中國爲師到中國以日本爲師,兩國形成了水乳交融的文化形態,當前這一互相學習的進程仍在繼續,如何強化這一角色認知或許是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
2024年12月 在下週去日本之前讀完了老師推薦的《中日交流兩千年》藤家禮之助 感覺日本是一個極度慕強(欺軟怕硬)的民族。因而選擇讀一下一直想讀又未讀的《菊與刀》。 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 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 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 極度死板又極度靈活; 極度恭順又極度討厭被使喚; 極度忠誠又極度反叛; 極度勇敢又極度膽小; 極度保守又極度喜歡新事物。 《中日交流兩千年》從日本立國(漢朝)進入中國古籍談起,通過倭王金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落處天子”(隋朝)的國書事件、遣唐使、入宋僧、文永–弘安之役、倭寇(明朝)勘合貿易、甲午戰爭等事件及近代之後中日關係的起起伏伏。 ✔️(漢)自認爲中國是世界中心的漢朝皇帝,把對方視爲“漢”的“委(倭)”的“奴國王”而授以金印,是對“奴國”很高的評價,即認爲“奴國”是代表“倭”的強國。 ✔️日本在三世紀末葉誕生了以大和朝廷爲中心的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除正所擁有的意義,不言而喻,是爲了從當時作爲東亞世界座標軸的中國秩序中獲得權,以壓制朝鮮。 ✔️(南北朝)日本認爲南朝繼承了晉王朝的正統,是與魏王朝、漢王朝一脈相承,代表中國的唯一的正統王朝。 ✔️(隋)日本犯了不遜地自稱天子的問題,而且對中國的君主也稱天子,把二者完全等同起來。“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唐)12批遣唐使(略去) (宋)大趨勢來看,日本後來逐漸被中國方面的積極態度所影響,再加上本身體制內要求和內部矛盾,最終在接下來的時代(南宋時代)轉變爲積極的對外態度。 ✔️日本人不認可金朝爲中國正統王朝的傳統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同日本人對漢族和漢族王朝的敬愛與親近感明顯互爲表裏,即日本人站在漢族一方,把漢族的仇敵夷狄也視爲“夷狄”和異端。(並非敬愛與親近感,而是是否強大)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日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逆轉(日本人對中國人使用“清國奴”這一蔑稱也始於清日戰爭——甲午海戰)過去日本人在中國人面前抱有極端的自卑感,現在敵視與蔑視相結合,態度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開始看不起中國人。 日本國民擅於順應形勢的變化,信奉權勢主義,可輕易改變價值觀,以及一旦改變就一定要將其貫徹到底的癖性。
大致分成幾個階段:隋以前,日本沒什麼資料,從中國資料中搜尋隻言片語(自稱“奴國”還說這評價很高,有點迷);隋至明,得先花上大量篇幅介紹中國歷史,然後從中國的資料裏找日本,從日本資料裏找中國,這一千年是日本“囂張”與“捱打”的時期(又花了大量篇幅介紹鄭氏父子從日本借兵收復臺灣的事,總覺得是在暗示點什麼);清以後,實力反轉,日本開始瞧不起中國(作者表示自己沒有這個意思),雙方的“交流”也變成了日本對中國的鬣視眈眈。整體感覺上就是挖掘不深的史料和不鹹不淡地敘述。
能瞭解一點中日關係的東西,一點點罷了
基於豐富全面的史料,卻運用平實的語言,用通史的方式進行論述,易讀,也中立中肯,推薦
是一本主要以中國歷史爲主線的中日交流史,如果多少了解一些日本史的話,讀起來應該會更加有趣。 中國與日本是一衣帶水、一葦可航的近鄰。誠如作者所言:“中日近代百年的歷史雖然主要是對立、侵略和反抗的歷史,但在此之前卻有着長達兩千年友好往來的歷史。”是的,回顧中日交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久遠的上古時代。而有文字記載的往來就已經有兩千多年,可謂是淵遠流長。在漫長的歲月中,中日兩國人民通過各種交往和交流,加深了了解,增強了友誼。雖然曾有過沖突和戰爭,但歷代兩國之間的友好往來和互相促進是主流。 對於近代以來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作者並沒有避而不談,他坦承,戰爭是“中日交流史上只有流血和破壞的時段,是最糟的時段”。書中對長谷川照子的介紹,讓我們知曉,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段,也會有追求兩國關係和平友好的閃光。 “我們只有一心期待、盼望子子孫孫永遠和平友好,只有在心裏暗暗發誓爲此竭盡全力。”
讀完本書,感覺沒新意,沒說到,很平淡。如書名《中日交流兩千年》,但書中簡述的還只是人們熟知的鑑真、倭寇、侵華等事件。本書成書在1977年,那時的中日關係隨看中美關係的解凍也打開了新局面,但期間可載入歷史的許多人和事,書中並沒有講述。再則讓中國人感興趣的當屬文化的異同,中國文字在日本的引入和改變。還有農耕、養殖、衣着、飲食以及教育、禮儀等等太多方面都沒有講到。從現在看這本書是舊了點,老了點。
本書精煉提綱挈領,閱後對古代中日交往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寫得挺好
作者簡單梳理了,歷史上中日之間的交流。可以先看這本書,簡單瞭解一下中日之間歷史上的交流。 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中日古代時,官方之間的交流主要發生在隋唐時期。
史料詳盡,立場客觀,論證嚴謹,脈絡十分清晰,與中國曆代官修史料結合參考有十分生動的表現力,對了解中日交流歷史有提綱挈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