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市鎮的早期城市化

本書作者樊樹志先生是晚明史研究的奠基人，他那本著名的《晚明大變局》獲得國內多項圖書獎項，同時先生也厚積於明清社會經濟史領域，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一經面世，就成爲明清社會經濟史、城鎮史以及江南區域史研究的必讀書，後在此書基礎上修訂成版《江南市鎮：傳統的變革》。 上述“江南”兩部研究著作付梓、傳道解惑至今，先生再次修訂內容，以“後記”中原文所述，“此次突出城市化的主題，探討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和商業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早期城市化。”於是有了本書《江南市鎮的早期城市化》。 本書是置於國際史學視野下的論述。 首先須以數據來例證一個大的基調：19世紀以前是多中心世界。以15——18世紀爲例，世界經濟發展中最爲引人注目的兩個地區就是中國東部和歐洲西部。1820年中國和歐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佔比重分別爲，中國33.4%，歐洲26.6%。 以往有西方史學家忽略中國在近代世界變革中的地位和參與度。 學者彭慕蘭在他的著作《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中提出，他撰寫的目的是挑戰以往世界史以歐洲爲中心、東方隱去的寫法，而實際上歐洲與中國的經濟確實有相似、並重之處，且遲至19世紀初期，中國經濟並不曾落後於西方世界。 而樊樹志先生在本書中所舉的詳實數據，正是如實回溯、展示一個真實的15到20世紀初期的江南地區實貌以及該地區在當時世界範圍的經濟進程與地位。 全球貿易化與江南市鎮 自全球進入“大航海時代”之後，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貿易艦隊將中國的生絲、絲綢、棉布、瓷器等產品運往世界範圍內艦隊所到之處。 中國生絲的強優勢使墨西哥本地生絲喪失競爭力，當地絲織業陷落；日本對中國生絲的巨大需求量，仰賴、衍生出葡萄牙-印度-中國-日本的貿易航線；中國絲綢奪取西班牙在美洲的銷路，甚至西班牙本土的絲綢生產亦遭衝擊，往美洲、歐洲、亞洲的遠銷使“太平洋絲綢之路”大盛。在這一切對外貿易中，中國保持了長期的、強勢的貿易順差，這種持續了兩個半世紀的、美洲與日本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貿易行爲，被外國學者稱爲“絲——銀貿易”。（可輔助《貨幣文化史：帝國時代殖民主義與貨幣大變革》此書一起閱讀） “美洲1571至1821年間生產的白銀至少有半數被運去中國。”——「法」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而使中國獲得如此鉅額貿易財富的，正是其時的江南地區，即絲綢業市鎮集中之地“早期工業化”的結果，其中尤以江蘇和浙江之間的太湖流域的經濟發展爲重。 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 “1350年至1850年間，長江三角洲在圍繞着'棉花革命'的過程中經歷了相當程度的商品化。” 隨着絲、棉紡織品的收益率幾倍於糧食作物的收益時，江南許多市鎮出現改稻爲棉、改稻爲桑的情況。以嘉定爲例，甚至出現“棉九稻一”這種壓倒性局面。 如此局面衍生數條新走向。一則，該地區生產的棉紡織品多爲農家手工織機所出，即鄉村工業產品。隨着分工的細化，相關鏈條產業的形成，首先出現書中所述的“相當程度的商品化”。 二則，“商品化”進一步成熟，就帶來僱傭工人羣體與專門勞動力市場的出現，商品、僱傭羣體、市場的完善帶來初期的“市場經濟”以及背後的資本。 三則，形成市場體量之後，人口結構和土地結構亦發生變化。江南市鎮工商業人口激增形成經濟中心地，生活水平在有節制的、穩定的提高。但同時，因工商業利潤遠超純粹的農耕種植，所以土地所有權在這一時期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一方面很多“鄉居地主”轉化爲“城居地主”，將土地資本轉換成工商業資本；另一方面，有的地主將土地所有權一分爲二，出售“田面權”給人耕種，保留“田底權”收取較低地租。這種“一田二主”現象是隨着江南地區工商業發展和鄉村漸次城市化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這場巨大變革之所以發生在江南地區，首先是因爲宋室南渡後，中國的經濟重心發生了轉移，其次江南地區尤其湖州一帶的天然的種植環境最利棉桑，最後是便利的地理環境，以太湖周邊爲例，扇形的市鎮網絡分佈帶來便利的集散、運輸、流通功能，這是全國其他經濟區域所不能及的。 出口貿易與市鎮興衰 “1850年之前的三個世紀中，江南工業的發展，使得工業在江南經濟中所佔比重日益提高。”這導致了江南市鎮興也絲綢，接下來衰也絲綢。 曾經賺的盆滿鉢滿，全漢昇在《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提及：馬尼拉檢察長向西班牙國王報告，單1571-1821年間，從美洲運往馬尼拉的計4億西元（比索）的白銀，二分之一流入中國。但全漢昇認爲該數字可能超過二分之一。 但歐洲工業革命之後棉紡織業的機器化和工廠化，以及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貿易順差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意、法等國的產量銳減，導致中國生絲價格飛漲是最後的輝煌。接下來20世紀的世界經濟危機，使中國絲綢業出口貿易遭受致命打擊，加之日本生絲市場的排擠，絲綢業市鎮黃金時代宣告結束。 以一段當時的新聞爲結束，“（民國）二十年以後絲綢業相繼衰退，價格慘跌，養蠶戶、養蠶數大減，二十年僅及十九年之半。農民掘去桑樹，改種其他作物。”——1935年《中國經濟志》 20世紀30年代初，江南地區改桑爲稻，由先前的桑7稻3，退回到桑3稻7。當然，這是江南市鎮歷史中的另一個故事了。

歷史是永久的新聞。 《江南市鎮的早期城市化》，分析1550一1850年間松蘇湖地區江南水鄉古鎮的生活和貿易，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拓寬思路和認知，過去老百姓各自生活，何以發展，又怎樣留給我們現在看到的古鎮的模樣？又怎樣對通貨貿易作出不朽的貢獻。自由貿易通過廣州口岸和歐美持續數百年。這樣的鄉鎮很有活力，如今的鄉村又如何發展？

改變對中國古代經濟認知的一部書

內容雜亂、重複，似論文集，也沒什麼新鮮內容，基本可以看作一般的文獻綜述。關於各個市鎮發展史的部分是不錯的，但也不值得拉高本書的評價。 不過如果說華北關中地主是自耕農或經營地主，江南地主是建立在市民社會或者說資本主義萌芽基礎上的土地投資的產物，那麼劉文彩、牟氏莊園等傳統敘事中的大地產主究竟應當歸於怎樣的定位，這是值得深究的。

歷史是永久的新聞啊。 書裏充斥着各種我熟悉的地名，每次回到這些地方，總是覺得一年比一年蕭條，看見它們在歷史上的繁華景象，真是深切感受到滄海桑田呀。

書的作者樊樹志先生是晚明史研究的大家，也是明清社會經濟史領域的重要學者。他的《晚明大變局》、《重寫晚明史：新政與盛世》等與晚明史研究相關的書籍一經面試便廣受好評；在社會經濟史方面，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鎮探微》以及在此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江南市鎮：傳統與變革》兩書都成爲研究該領域的推薦書目。在上述兩書完成十多年後，《江南市鎮的早期城市化》於2023年2月份面世。書中對明清至民國時期江南的經濟情況進行了極爲細緻的研究，探討了蘇州、杭州、松江、嘉興、湖州五府四十多個市鎮的經濟發展狀況，對盛澤鎮、南翔鎮、羅店鎮、朱家角鎮、雙林鎮、南潯鎮、烏青鎮和濮院鎮八個極爲典型的早期城市化市鎮進行了個案分析，在最後一章還對江南市鎮的風土人情進行描述，旨在從另一個角度描寫江南地區早期城市化的表現。 15世紀末16世紀初，世界貿易就隨着“大航海時代”的到來逐漸開始了，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人都把與中國貿易當成牟取鉅額利潤的重要渠道，中國就這樣逐漸進入到了全球貿易的網絡中。而中國的生絲、絲綢、棉布、瓷器等商品由於物美價廉，極受人們喜愛，加之所進口的商品較少，中國長期處於貿易順差的地位，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甚至有的學者將西方國家這種結構性逆差稱爲“商業上的‘納貢’”。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雖有較長的時間處於閉關鎖國的狀態，但是對外貿易方面依舊呈現繁榮的態勢。 對外貿易的巨大利益，刺激着江南市鎮蠶桑絲織業的發展，在明朝後期，就進入了“外向型”經濟的軌道。在五口通商之後，湖絲不經由廣州而就近從上海出口，刺激了其出口數量的猛增。棉布亦是如此，來自江南的棉布早在晚明時期就暢銷海外，發展到後期甚至被稱爲是“衣被天下”。需求量的增加帶動了江南地區絲織業、棉織業的飛速發展，有很多市鎮還出現了主副業顛倒的情況，即從事農耕的百姓減少，轉而去養蠶織布，比如盛澤鎮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是他們對農業並不重視，如果紡綢業興盛，他們甚至可以讓田地去荒蕪，在“重織輕耕”的背景下，農田耕作僱傭外地客籍人也就比較常見了，這就逐漸推進了江南市鎮的“早期工業化”。 “早期工業化”帶來的是城市內部的變革，僱傭工人和勞動力市場的出現，農業人口減少，工商業人口增多，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繁盛的市鎮經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臨近市鎮的士大夫向市鎮聚集，使得市鎮有了相對優良的文化氛圍，出現了人文蔚起、科第興旺的局面，較爲著名的有南潯鎮、南翔鎮、唯亭鎮、烏青鎮等。奢侈的風氣也隨着經濟繁榮逐漸蔓延開來。在我們的傳統觀念和語言習慣中，奢侈和浪費在很多時候是連用的，奢侈幾乎是等於浪費，由儉入奢並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書中，顯而易見要表達的是另一觀點，奢侈的社會風氣是工商業發達、商品經濟繁榮、社會生活富裕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文中闡述了時人陸楫《蒹葭堂稿》及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等人的觀點，用以說明奢侈之風亦可帶動經濟的發展，奢侈性消費，對於生產和市場有着不可或缺刺激作用，亦可促進工商業、服務業等方面的的進步，帶動人們的就業，這些觀點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都具有啓發性的意義。 ——看實體書看完的，截了部分瞎寫的讀書筆記，12.21

比較注重資料收集，但分析歸納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