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說·民族的神話：歐洲中世紀的起源

本書重點介紹的是古希臘時代到中世紀早期階段歐洲民族產生和融合的歷史，還闡述了“民族主義史學”在1800至1900年形成的過程以及產生的災難性影響（部分的影響延伸至20世紀，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將無數人送進了墳墓）。作者試圖說明，“浪漫主義政治哲學”，“科學的”歷史學，“印歐語文學”和“民族考古學”等看似中立客觀的學術工具如何共同創造了濫用和曲解歷史的“民族主義史學”，爲族羣民族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歷史依據”。 雖然20世紀後半段人類享受了“全球化”帶來的繁榮和紅利，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近年卻有抬頭趨勢，本書成書於2002年，20多年過去了，作者提出的擔憂不僅完全應驗，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也許“善於遺忘”是人性弱點之一，儘管20世紀的創傷尚未痊癒。從這個角度講，本書具備鮮明的時代意義，令人深思。 我很喜歡“譯者後記”的一段話：“希望歷史學家能通過更細緻的研究向公衆展示民族歷史的複雜性和變動性，這至少讓公衆在受到充斥着沙文主義和仇外主義的民族主義史學煽動時更加冷靜”。

遠超預期的一本書，當初差點因爲主標題太浮誇沒買，看完才知道是我淺薄了。內容正好承接了前段時間讀的《家庭私有制國家的起源》，恩格斯講到羅馬時期基本完成血緣氏族向地域國家轉變就停了，這本書恰好就從羅馬和蠻族對於民族認同的變化講起。 ​有一點閱讀門檻，雖然作者說自己是面向非專業讀者的，但還是比較晦澀枯燥，但如果對羅馬日耳曼匈人東西哥特倫巴第法蘭克撒克遜勃艮第阿瓦爾斯拉夫這些東西感興趣，還是推薦閱讀的。 ​關鍵是，這書流露着難得的唯物主義動態辯證歷史觀。指出民族歷史從來不是靜態or連續的，而是斷斷續續、基於特定時期的特定政治or經濟目的不斷編織、不斷融合的過程。自西羅馬和拜占庭時期，各種新統治者爲了保證自己東拼西湊的王國能有一個“崇高且統一的敘事”，就開始有意識地借屍還魂並打造自己的“古老民族”。而史學家也喜歡搞這種強行連續的歷史敘事。 ​這導致直到今天，打着民族主義旗幟的衝突依然在全球範圍內肆虐。爲什麼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爲人只能選擇一種主要敘事，當一個人沉湎於民族敘事中，可能會忘記: 還有更重要的敘事更嚴重的衝突，被忽略了。

一部極爲犀利的小書，切中了現今歐洲的要害，對歐洲歷來虛構和篡改民族歷史的做法進行了批判。19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者將中世紀早期的族羣流動史簡化爲靜態、線性的民族起源故事。歐洲的許多民族並沒有可靠的歷史追溯，民族衝突也並沒有其合理性。 作者認爲語言和血緣並沒有密切的關聯，有可能是同一部族，也有可能是同一地區。將印歐語系等同於雅利安起源是不可靠的。 羅馬史中的蠻族並非固定族羣，而是羅馬人對鄰邦他者化策略。哥特人、匈人、哥特人、法蘭克人、日耳曼人一批批湧入文明中心，他們不是單一民族，而是多族羣的臨時聯盟，成員和身份持續流動。 現代民族和古代族羣是斷裂的，中世紀早期的哥特人與19世紀的哥特民族主義毫無關聯。法蘭克王國的主體民族也並非法蘭克人，而是多族羣的外來民族和主體的高盧人的融合。 作者抨擊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後的民族虛構潮流，濫用民族主義敘事，爲後期的紛爭創造條件。作者認爲族羣認同是政治動員的產物而非血緣延續。 作者的觀點對於歐洲有現實意義，但是有可能墮入民族虛無主義的陷阱。民族的形成是長期的，有可能是基於血緣的認同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去中華民族。也有可能是基於地域形成的泛種族的利益共同體，如美利堅民族。有可能是自然形成，也有可能是短時間建構。無視這種歷史和現實，會導致另一個極端。

《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一書通過探討歐洲民族觀念的歷史起源，再次證明克羅齊“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及柯林武德“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正確性。作者P.J. Geary以中世紀爲焦點，挑戰了民族主義領袖們所宣揚的虛假想象，並揭示了民族觀念的歷史構建和演變。 Geary認爲，如今我們所熟知的民族國家，具有集體認同感和領土性質，這種概念在中世紀並不存在。相反，他認爲中世紀的身份認同更多地與對王朝、封建領主或特定宗教的忠誠相關。 Geary先回顧了在古希臘時代，希羅多德被視爲第一位“民族誌”作者，他強調了民族形成的基本條件，包括血緣、語言、宗教、生活方式和制度等。然而，在羅馬時代，最重要的是奴隸和自由人的區別，精英團體和普通大衆之間也存在着巨大的鴻溝。當進入到三世紀後，後期的所謂羅馬公民權的身份對任何人都是開放的，只要他們認同羅馬法律並能行使公民的權利。這種開放性的觀念爲歐洲民族觀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這些人可能對階級、職業和城市產生更爲強烈的歸屬感。 然後，Geary強調了蠻族部落的存在和發展與地方貴族的利益契合，這導致了帝國西部社會身份和族羣身份的巨大變化。帝國的分崩離析和王國並立對歐洲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也導致了原本用於區分不同族羣的標準的失效。 作者還指出，歷史中的民族身份和認同是不斷變化和演變的。撒克遜人取代了法蘭克人和阿拉曼尼人在羅馬帝國西部的地位，而阿瓦爾人則取代了哥特人和匈人在東部的地位。這些變化引發了歐洲民族觀念的轉變和地區身份的差異。 作者詳細探討了歐洲民族構建的過程，強調其通過一系列神話、虛構和歷史操控而產生。Geary認爲，具有共同歷史和文化的民族國家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現代建構的結果。 Geary還對民族被視爲同質性和凝聚力社羣的觀念提出質疑。他認爲民族國家的邊界和界限比一般認爲的更加流動和變動。中世紀的社羣和身份更爲多元化和滲透性。 通過質疑國家神話，Geary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集體認同的變化性質，以及它們如何隨時間的推移而構建和重塑。他的觀點挑戰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敘事，併爲我們提供了更加細緻入微的視角，以瞭解歐洲身份的形成和演變。 不僅如此，作者對掩蓋歷史上的族羣衝突而刻意強調共同身份和文化遺產的歷史觀也抱有懷疑態度。因爲，這無異於用一個神話取代另一個神話，儘管目的看似高尚，但工具化地利用歷史同樣存在風險。 進入二十一世紀，曾在全球化道路高歌猛進的世界突然逆轉，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幽靈再次籠罩歐洲，且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類似的思潮洶湧。Geary從另外一個角度點破這是個“神話”，雖然人類社會的主導者向來不太能吸取歷史的教訓，歷史學家們卻始終以警惕的眼睛關注着當下世界的發展。 總而言之，Geary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和更好地理解歐洲歷史和集體認同的複雜性，巴爾幹及俄烏衝突等部分原因是中世紀曆史學家種下的。外部勢力的干預和地緣政治利益也可能加劇民族矛盾。一些國家或組織可能通過支持某一民族或團體來推動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從而加劇現有的矛盾和緊張局勢。外部勢力的干預可能通過提供軍事支持、經濟援助或政治操縱等手段來加劇地區的緊張局勢，並使局部衝突升級爲戰爭。

歷史如果不由自己民族撰寫就要後人在撰寫者的話語體系中尋找正統性，歐洲籠統雜亂的民族演變與大陸東端恰似兩個極端

本書聚焦古代晚期至中世紀早期的歐洲，探討了族羣起源神話，抨擊了民族主義對歷史的曲解和濫用。古典作家將“我們/文明”視爲“法律性”羣體，將“他者/野蠻”視爲“族羣性”羣體，但羅馬人和蠻族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且變得日益模糊。蠻族軍事精英盜用了古老族羣名稱，以建立政治統一體，即使這些名稱的意義已發生劇烈變化。倖存的政治體爲了強化合法性，逐漸發展出“族羣成員擁有共同血緣和共同歷史”的神話。19世紀，浪漫主義政治哲學、“科學的”歷史學、印歐語文學結合爲族羣民族主義，將上述靜止、連續、線性的神話當作歷史事實，並以此提出政治和領土主張，貽害深重，流毒至今。作者指出，社會和政治羣體是複雜、流變的共同體，是被歷史塑造和再塑造的過程，不是組成歷史的原子結構。族羣神話亦非歐洲歷史的專屬，而是人類敘事之通病。

“如果有一種歷史，它不變化，而將幾個世紀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變遷簡化成一個單一的、永恆的時刻，那麼，它根本不是歷史。”那些聲稱他們的行爲可以被歷史證明是合理的或他們的行爲是被歷史所迫的人都不理解，變化纔是人類歷史的本質。

“民族的神話不僅是歐洲的神話，是全世界所有人都應當警惕的神話，也是全世界歷史學家應該發聲警示的神話。”——所以普通人才更要讀書，多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不是搞“真相”、搞“對錯”、搞“立場”，相反，是給自己一線機會，稍微清醒的活在不斷迭代的謊言裏。

“當代民族主義者引用歷史時，他們的歷史觀是靜止的。他們關注“他們的族羣”最初佔領歐洲的時期，也就是這些族羣最初來到羅馬帝國的斷垣殘壁上，建立起神聖領土和民族身份的時期。這種歷史觀恰恰是反歷史的。古代晚期和中世紀早期歐洲族羣的歷史不是關於最初時刻的故事，而是關於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的故事。它是一個關於盜用和篡改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名稱和表述來創造現在和未來的故事。持續不斷的變化、固有的不連續性以及政治和文化的曲折發展構成了這段歷史的內容，其中，政治和文化的曲折發展被不斷盜用老詞來定義新情況的做法掩藏了起來。……這個過程沒有結束：歐洲的族羣現在是，並將永遠是，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

歷史當然很重要，歐洲的族羣和民族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才演變至今，這個過程通常很劇烈，而且永遠都模糊不清，它不是用幾個引人注目的句子，例如“想象的共同體”或“被髮明的傳統”，就可以概括的。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19世紀的歷史學以服務民族主義爲目的，它遺留下來的認識已經不再恰當了。無論在羅馬世界的內部還是外部，社會和政治羣體一直都是複雜的、永遠在變化的共同體，它們的成員、目標和身份永遠都是可以協商、爭論和轉變的。從一開始，跨越萊茵河和多瑙河的蠻族就不是說着相同語言、有着相同文化的羣體，他們既不是通過血緣也不是通過共同的傳統聯繫在一起的。相反，他們完全和羅馬人一樣複雜。當羅馬人和蠻族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時，我們今天所謂“身份政治”變成了一種可以用來組織和動員追隨者的方式。這造成了一個現象，即新的格局都打着“古老”族羣的名號。哥特人、匈人或法蘭克人的統治就像熔爐，熔化了老的政治實體。有些老的政治實體再也沒有出現過。投機分子和戰敗者組成的羣體接受了一個共同的首領，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接受了一個共同的身份。在其他情況下，反對派首領通過宣稱自己代表一個族羣的古老傳統，也許可以帶領追隨者走上征服的道路，獲得新的未來，否則他們就會被消滅。 有這樣一個不變的趨勢：對成功建立起領地王國的羣體來說，王國首領的身份會越來越多地滲透進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社會元素中。我們永遠無法知道農民和奴隸們怎樣認識自己。但是，王室宮廷和會議裏那些並肩戰鬥、具有自由人身份的王國居民們認爲，他們與國王具有共性。不過，這樣的身份在自治王國裏只是一個方面。當法蘭克人帝國在8、9世紀進行擴張時，地區身份被轉變成了帝國統治的工具。在不同目的和不同環境的作用下，歐洲精英階層有着各種各樣的身份，這成爲他們的一種財富。 族羣變化的過程絕對沒有因爲可以辨識的中世紀王國的出現而結束。歐洲人的歷史還沒有結束，而且永遠不會結束。族羣演化不僅是一個過去時的過程，還是一個現在時和未來時的過程。無論浪漫主義者、政治家還是社會科學家，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保存一個族羣或一個民族的某種本質的靈魂。任何努力也不能確保當今存在的民族、族羣和社會羣體不會在未來消失。歷史也許已經爲未來設置好了界限，我們可以在這個界限內創造未來，但是，歷史不能決定未來一定會成爲的樣子。歐洲的族羣與非洲、美洲或亞洲的族羣一樣，都是被歷史塑造和再塑造的過程，不是組成歷史的原子結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說得對，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族羣與河流一樣，一直在流淌，但是歷史上的河水不是現在的河水，也不是未來的河水。如果歐洲人想要建設未來，他們就必須認清過去與現在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