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發事件協同治理：價值、制度、技術與行爲的視角（國家治理研究書系）

1.突發事件尚未發生的事前階段（第一層），管理活動稱爲風險管理；在突發事件發生的事中階段（第二層），管理活動稱爲應急管理；在突發事件升級演化爲重大突發事件（危機事件）的階段（第三層）成爲危機管理。 2.協同治理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協同，還有制度和組織之間的協同。 3.在多層級政府體制下，爲：風險認知層層減碼與響應遲鈍。在事前階段，在壓力型體制下，與任務分配的縱向“層層加碼”現象不同，面對風險，政府科層制組織的認知和研判出現了完全相反的現象——“自下而上的風險認知層層減碼”。在事中、事後階段，下級政府依賴於上級政府的指示，造成現場處置貽誤時機、事態擴大，導致突發事件先期處置和響應遲鈍。 4.公共突發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嚴重社會危害，需要採取應急處置措施予以應對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各類突發事件的關聯性越來越強，而且互相影響、互相轉化，經常導致次生、衍生事件或成爲各種事件的耦合。危機事件分爲突變型危機和突發型危機海恩法則表明，大的突發事件往往在暴發前體現出許多小的風險苗頭，這些帶有苗頭性的風險信息爲重大突發事件預警和研判提供了線索。突發性，要求領導者在短時間內快速做出決策予以應對。“時間就是生命”，要及時抓住各種有利時機，予以應對和處置，突發事件初期快速應急反應的迫切需求往往遭遇體制性（組織性）遲鈍。屬地的應急自主權不強，導致屬地在現場處置中要遵循日常工作的層層請示路徑，不敢擔當作爲。在突發事件應急的中期，在各級政府、各類部門的高度重視下，應急任務層層加碼，加重了基層的應急負擔，甚至出現過度應急現象。其次，部門應急的標準不一致、不協調，造成工作重複和加重基層負擔。另一方面，在安全生產事故應急中，政府與企業信息共享等協同聯動不夠有效，影響應急效果，甚至釀成更大次生事故（危機發生，通常未第一時間上報政府）。 5.政府與公衆協同不足：幹部幹，羣衆看。 6.在事前階段，風險信息披露和供給不足，政府與媒體風險預警協同乏力。通稿撰寫求全求穩，不利於信息及時碎片化發佈；層層送審，不利於本地官媒搶佔輿論先機；相關部門人員不支持和配合本地記者採訪，卻對外地媒體開方便之門。第二，在事中階段，政府信息公開存在不及時、不充分問題，網絡輿論次生災害叢生。 7.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能有一種制度安排，使行爲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爲，正好與企業實現集體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那麼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勵相容”。總體上看，事前的突發事件風險防治環節的激勵機制都存在缺失，在應急協同環節主要有負向激勵（問責），欠缺正向激勵。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政府自身要堅持以公共價值爲導向，從部門應急管理走向公共突發事件管理。政府與企業協同合作進行風險防控非常重要，但要實現這個目標，根本上不是靠企業的自覺，也不是靠他人的監督，關鍵在於找到政府與企業協同的相容性激勵機制（英國政府僱傭企業押送犯人，以上船時人頭付費，最終到岸上，死亡率高達50%，於是改變策略，變成上岸後按人頭付費，死亡率大大降低，不足1%） 8.研究表明：我國政府管理正處在一個從部門行政向公共行政的轉型期，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任務就是盡一切努力弱化部門行政，基本目標就是建立公共行政。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政府與社會要堅持以公共價值和利益爲導向，圍繞公共價值和目標，達成共識，纔能有效實現協同合作。 9.提高政府公信力，走出“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指政府一旦失去公信力，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公衆視爲說假話、做壞事。 10.對發生概率小、造成損失巨大的重大風險事件（“黑天鵝”事件）缺乏警惕性；二是對發生概率高、未來潛在損失巨大的重大風險事件（“灰犀牛”事件）缺乏防範意識。 11.墨菲定律認爲，在安全管理中，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客觀上存在着一種錯誤的做法，或者存在着發生某種事故的可能性，不管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小，當重複去做這件事時，事故總會在某一時刻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