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與文明（譯文視野）

至今還記得口罩期間，除了惡補各種流行病學知識，關注各種全新的病毒相關消息，就是看“羣體免疫”和“共存”引發的爭議和討論（真的吵得夠熱鬧的）。人類面對傳染病，經常被比喻成“一場戰爭”，我們常常覺得，必須也只有“獲勝”一途。 讀了《傳染病與文明》，作者獨特的人類學視角，才知道了與病毒“共存”或者說“共生”，甚至“羣體免疫”這個概念或者說是一種“歷史事實”，一直都存在着，雖然也許只是被動選擇。 沒想到成書已是十多年前，但三年來的體驗再讀本書，有種被提前預言了一遍的感覺。 一開始就很吸引人的，以一場1846年發生在法羅羣島的麻疹疫情，作者用全新的人類學的視角，講述長達萬年的，人類文明和傳染病之間的“恩怨情仇”（呃，並沒有……）。 在我們的概念中，原始的祖先們應該是過着缺醫少藥的痛苦不堪的生活，但作者通過“糞化石”的考古，說明他們除了一些寄生蟲和炭疽病之類，倒是很少有現代人面對的健康問題。至此，作者每每在書中用歷史事件來闡述全新的流行病學概念和觀點： 人類進入農耕文明伴隨着傳染病的出現和“興盛”，人類的定居人口的增長還有開始飼養家畜，都爲本來只有野生動物宿主的細菌和病毒，創造了“生態位”，麻疹就是來自狗和牛，而我們每個人一生都會得無數次的感冒，最初可能來源於豬和雞。 以地理空間爲界限的每個文明，都有“與其風土、歷史相呼應的固有疾病（原始疾病）”。它們作爲生物屏障，起到了保護文明的作用。但又跟着人類文明擴張和交流的腳步（交通路線），會和其他文明的固有疾病互相吸收、融合還有競爭，它們影響文明的社會形態，據說印度的種姓制度就跟對傳染病的隔離措施有深刻的關係，而在黑死病席捲歐洲以前，歐洲最嚴重的流行病是麻風病，在那之後，又被肺結核病鑽了空子…… 在科學家發明出疫苗和抗生素之前，人類除了只能離患者遠遠的（非洲人民面對埃博拉病毒的時候依然這麼做，見《血殤》中的描述），就是“被迫”進化出適應性，並不陌生的名詞“地中海貧血”，就是這麼來的。 到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大航海，皮薩羅怎樣以百十來個人就征服了龐大的印加帝國？美洲的原住民如何被屠戮殆盡？倒不全是歐洲人太殘忍，只不過他們無意中帶來的瘧疾、天花、白喉之類的舊世界疾病，對於全部都是“感受性”人羣新世界來說簡直“見血封喉”，“一個歐洲人只要往他們面前一站，就能倒下好幾百人”。 新大陸並不是毫無還手之力，作爲交換（講傳染病的書就別指望說到土豆玉米巧克力啦），歐洲人得到了梅毒，爲了燒死梅毒，歐洲人用過讓患者故意感染瘧疾，至於梅毒帶給歐洲的恐怖和死亡，無數的文藝作品都有對它的描述。 文明的擴張到了殖民主義時代，在流行病人類學方面，帝國主義帶來了“帝國醫療”與“殖民地醫學”，並且爲現代醫學獻上了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反面，卻是“西班牙大流感”，無需多言它的慘烈，作者着重講述了它在非洲和印度的傳播路徑，他的觀點是如果沒有一戰，情況本不至於那麼糟糕…… 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勢必會侵蝕自然環境，或者說改變自然環境，必然跟隨而來的，是傳染病的重新爆發甚至是全新的疾病。 但現代文明的發達，還是讓人類似乎擁有了戰勝疾病的武器，雖然至今爲止值得誇耀的也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消滅了“天花”，最後一例死於天花病毒的是1978年的一場實驗室泄漏的意外。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發也帶給我們一個問題：當面對全新的，從未見過的傳染病時，人類的“武器”口罩、疫苗、抗生素可能統統失效的時候，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從進化的角度，傳染病和人類社會，一直處在一個競爭適應平衡的狀態。從這種理論上來說，消滅病原體是一種過度“適應”。這讓人類（的免疫系統）面對未來時，多了太多風險。然而，“共生”也是需要代價的，而且可能是巨大的代價，在越來越重視人道主義的現在，誰又能無視這種代價呢？無論怎樣，人類似乎都面臨着急需解決的兩難問題。

11年的書最近纔出版着實有點晚了，畢竟現代醫學的發展可以說是日新月異。看到埃博拉的時候還在想作者怎麼連13-14年非洲這波疫情都沒講到，回頭看後記的年份才恍然大悟。 傳染病與文明是個宏大的話題，這麼小的體量註定只可能淺嘗輒止，更像作者自己爲後續研究寫的一個文獻綜述，要更深入瞭解不如自己去看《槍炮病菌與鋼鐵》《瘟疫與人》，至於具體的傳染病，讀庫的《人類與病》和譯文紀實的《血疫》《血殤》也寫的好太多了

這個書名起得太過宏大，內容不過就是找了些傳染病流行的事例，然後沒道理地就與文明聯繫到一起，結論不過就是病毒、細菌等要和人類共生這種常識。還以爲是和《槍炮、病菌與鋼鐵》同級別的書呢。不推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