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流動社會：後疫情時代日本的新格差

山田昌弘以敏銳視角剖析後疫情下日本的低流動社會。中產崩塌，階層差距加劇，年輕人向上通道收窄。冷靜的社會觀察，揭示時代困境，也寄望於社區互助重拾社會聯結。

在《學問的要點》（1872年）一書中，福澤諭吉說：“上天不會造人上人，也不會造人下人。”同時在該書中，福澤諭吉斷言：“鑽研學問，勤奮努力的人會成爲富人和貴人，反之，不學無術之人會成爲窮人和下人。”也就是說，與過去身份決定論不同的是，如今已變爲“學習的人會出人頭地，不學無術的人會遭人歧視”。

只是把疫情後日本社會面臨的問題清晰羅列出來，僅此而已。

這本書還是給我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隨着我們的經濟也進入到了拐點，而且大概率可能要經歷日本的發展節奏。泡沫經濟以後，我們的消費，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的居住條件，我們和下一代的關係，將要出現怎樣的變化？青年人之間的交往應當有怎樣的新格局？應該怎樣去應對？這本書都給了我們日本的前車之鑑，也就是說，日本已經爲我們展望，而且也看到了將要在我們的生活裏要發生的事情，好讓我們心裏有準備，而且對看過此書的人，可以提前爲自己的下一步，作好準備，比如說日本的年輕人已經不但低慾望，而且也開始考慮以共享汽車代替自己的私有汽車，甚至考慮不再追求擁有自己的住房，而是租房快樂一生，日本人發生的大概率在我們這兒也要發生。誰讓我們跟日本踩進了同一個坑？那我們就預備好，可能要在生活上步他們的後塵。

沒有打分的那麼差 但的確只是講了很多現象 沒有什麼結局方法 不過方法好像也不能想出來 得靠走出來吧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疫情命名爲“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也就是說，從世界史來看，大家一致認爲疫情是2019年開始的。那麼，疫情後的社會會變成什麼樣？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終於結束了。由於疫情流行而擴大的經濟差距已經固化，我們究竟是要面臨未來幾代人都無法擺脫的格差社會，還是要構建只要工作就能實現穩定生活、衣食無憂的社會，這取決於每個人的社會意識。 伴隨着少子化、未婚化不斷發展，人們逐漸意識到我們進入了一個並非人人可以結婚過上豐富的家庭生活，而是即使想結婚也無法結婚的時代。 2023年4月，我再次來到十三朝古都西安，隨着暑假的到來，深深感受到疫情過後人們外出的旅遊熱情，感覺西安的早市與夜市似乎是無縫連接，鐘鼓樓、灑金橋、永興坊、大唐不夜城、城牆下的早市…… 在這個疫情時代，我們家發生了很大的變故，讓我也更加懂得珍惜身邊的人。因爲每個人都有可能被病毒感染，所以我們更加重視和自己親人朋友的溝通，把握每一次機會，充分表達自己的愛。 未來在家庭領域，我們要捨棄執着，要認可各種形式的家庭並予以支持，同時要對家人給予最大鼓勵和援助。 我們處在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因爲無論什麼時代，歷史都是由我們親手創造的，這一點絕對不會改變。 讓我們一起努力！共勉！

給予：一般 本書寫了後疫情的日本情況，分別總結了家庭、育兒、教育、人口等。也包括了與曾經的歷史情況對比，例如工作的追求方向。瓦解了傳統的家庭結構組成。總之，是一本還不錯的書籍，但是書中出現了“據說”、“傳聞”、“感覺”等詞彙，就無法經得起推敲，以上給予一般。 “當你把在學校學到的東西都忘掉後還剩下的東西，就是教育。”所謂教育，是指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有一顆對知識的好奇心。雖然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兒諷刺，但也是對於教育最本質的揭露。這就是20世紀提出相對論的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1955年）的名言。 因爲從幼年時期開始的“教育差距”一直會持續到成人後的“收入差距”。 1986年日本開始實施《勞動者派遣法》，1996年將派遣業務的對象擴大到26種不同行業，到1999時派遣勞動原則在任何行業都適用了。在當時的電視節目中，派遣公司的廣告進入了沒有一天不播放的全盛期。 現代社會中經常可以聽到的一種觀點是，“比起物質上的富裕，更要追求精神上的富裕”。其實，當社會某個階段的發展停滯不前時，“精神高於物質”的說法就會成爲主流論斷。 我們可以推測現代幸福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主動的幸福，即積極的幸福感帶來的幸福。 另一種是以痛苦、不幸福和不快樂爲前提的幸福。一旦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就會再次感受到“沒有痛苦和不幸的狀態就是幸福”，這是一種消極的幸福感。 一方面家庭消費在減少，另一方面以品牌消費爲代表的個人消費也達到了極限。之後出現了“身份（個性）消費”這一新的消費概念。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不通過家庭、品牌這些外在形式獲得他人的認可，而是嘗試追求自我存在價值和行動方式的幸福。

《低流動社會》是日本人口學家山田昌弘的作品，講述了新冠疫情是如何擴大平成時代已有的社會階級差距，並號召‘大家一起’，找回曾經的社區文化，抱團取暖，逐漸縮小上述差距。 總體來講“作爲一本對日本疫情時期現狀描述的書”來閱讀吧，沒有讓人特別眼前一亮的觀點，有失社會學家的水準。 以下爲讀書心得： 格差社會，格指等級，差指差距。格差社會是指日本階層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隨着經濟發展減速，平成時代的人們已經體會到了這種“格差”，而新冠疫情的影響進一步擴大了階層之間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經濟層面，家庭、工作、教育、心理等多個方面的差距都在擴大。 ——【工作格差】—— 新冠疫情增加了收入的不穩定性，同時擴大了三方面的工作格差：1、在新數字經濟行業工作的人可以遠程辦公（他們在美國被稱爲“遠程階級”），而從事傳統制造業和服務業的人因客戶減少導致收入減少，生活逐漸艱難。2、持有金融資產且投資收益不錯的人會進一步靠“睡後收入”拉大與僅靠勞動維持生計的人之間的差距。3、從事餐飲和旅遊業的人們受疫情影響嚴重，派遣制員工與正式員工的差距也進一步擴大。 同時，長期居家辦公還帶來了其他問題：運動減少與久坐將引發健康隱患；失去線下溝通機會也減少了一條舒緩壓力的路徑；公司傾向於以“看得見的成果”評定績效；領導也可能隨意更改會議時間或增加會議頻率。更有甚者，有公司計劃引入“一眼掌握員工工作狀態”的軟件服務，對員工的居家工作實施實時監控。從僱傭者的角度，需要讓員工保持緊張感並提高工作效率。但從員工的角度，保護個人隱私與感到受信任也同樣重要。 儘管如此，“遠程辦公”還是受到了一些不受場地限制的人羣（金融業、諮詢業、IT等）的歡迎。通勤時間的減少，過勞死概率的降低也都是政府所喜聞樂見的。可從事餐飲、遊樂園、觀光旅遊等服務業工作的一線勞動者都無法遠程作業。這個羣體還包括醫生和護士。面對疫情，人們一方面擔心“醫療擠兌”；但同時又爲減少感染風險而選擇不去醫院看病；有體檢習慣的老人也不再去醫院檢查身體。不少醫院一時門可羅雀，醫護人員收入驟降，部分中小醫院甚至面臨倒閉風險。 觀光與酒店業則呈現出冰火兩重天的截然不同的態勢。國外遊客的減少對旅遊觀光、航空等產業和部分酒店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而面向富人開放的符合減少接觸需求的溫泉旅店卻門庭若市，找到工作的年輕人團體也增加了預定高級酒店套房來舉辦畢業派對的需求（與尚未找到工作的同學之間的差距已然顯現）。在新冠疫情中能開拓新業務的企業，在面臨其他危機的時候也可能活得更長久。 ——【家庭格差】—— 昭和時代的人們建立起了具有統一模板的戰後型家庭：男主外，女主內，夫妻合力共同創造美好生活。但平成時代，經濟的低迷令這個模式搖搖欲墜。新冠疫情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強烈的不確定性，又進一步削弱了這一家庭模式。 人羣中的“未婚化”趨勢在疫情期間加劇了。原定結婚的準夫妻會因爲擔心“聚集性風險引發新冠感染”而推遲婚禮；受疫情影響收入減少的夫妻也會擔心現在結婚“婚後收入不穩定”；還有因對感染風險持不同意見而分手的情侶。此外，因聚集風險而大量取消的相親活動也助攻了“未婚化”的趨勢。 已婚的家庭的少子化情況也日益嚴重。他們多數不想在疫情期間承擔額外的孕期風險。有的家庭因大城市疫情嚴重，會對是否回老家分娩產生糾結。更多的家庭還是因爲疫情期間收入減少而選擇推遲懷孕的時間。 同時，已婚人羣中，“關係好”和“關係不好”的家庭差距開始拉大。疫情彷彿起到了“試金石”的作用。長時間居家會誘發潛伏的矛盾。居酒屋和夜宵店的停業，會讓很多男性失去放鬆解壓的場所；太太們也難以像平常一樣與朋友約會聊天傾吐心聲，而在精神上壓抑和積累着痛苦。長此以往，夫妻雙方承壓都會變大。夫妻間真情實感的交流有助於化解矛盾，讓感情升溫；指望“像空氣一樣，什麼都不說也能明白”地通過默契來解決雙方的問題只會適得其反。——【教育格差】—— 自明治維新以來，不同階層的人即使在語言和服裝上有所不同，其階級卻並非不可跨越。“學問”較“身份”對出人頭地更重要，尤其對男性而言。對參加工作人數僅有50%的女性來說，“高學歷”再不濟也能增加認識高學歷男性的機會。平成時期的家庭仍有在教育上進行相當的投入。但如今，年輕一代的父母已無力像當年父母對自己一樣把更多的資金用於培養兒女，這樣導致很多家庭選擇不生育。同時，相當數量的父母自己並不具備新經濟所需要的工作能力，例如掌握英語和操作電腦。這就導致他們的孩子從出生起就輸在了起跑線上。 收入較高的家庭會在一開始就選擇把孩子送往私立學校，並一路補習，最終使孩子能考取名牌大學並順利就職於名企/外企。條件一般的家庭不僅無力擇校、負擔孩子的補習費用，在受疫情影響居家辦公後，擠在狹小公寓並進行工作連線的父母還會與學習網課的孩子互相干擾。新冠疫情凸顯了父母自身差距對孩子教育的重要影響。 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當你把學校學到的東西都忘掉後還剩下的東西，就是教育。”什麼是教育，在當今的時代又該怎麼在一生中進行學習，值得每個人思考。 ——【地域格差】—— 生活環境，是人們選擇住所的決定性因素，它包括了：能得到穩定生活的“工作環境”，能讓孩子接受較好教育的“教育環境”，能感受到社區生活的“生活環境”，能方便購買日用品的“購物環境”，以及緊急情況下能儘快就醫的“醫療環境”。 由於人口減少而凸顯的東京“一極化”問題在2020年5月疫情第一波感染擴大後受到了遏制。東京首次出現“遷出人口”大於“遷入人口”的奇景，暗示了人們對生活環境的反思。遠程辦公，讓需要與他人共擠“殺人超滿員列車”的上班族們長舒一口氣。但搬離東京這樣的大城市卻絕非輕易：代表了優質教育資源的衆多著名大學集中在東京，而親近自然的地方是否有足夠的醫療資源也需要考慮。但隨着網絡教育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線上學習在未來將變的更爲可能。 如果不能100%遠程工作，就很難移居別地。因爲加班的需要，在電車沿線和特快列車停靠車站周邊的住宅變得備受歡迎。隨着演員、文人等名人的搬出及搬入，居所區域的土地價值也出現起伏。 令人嘆惋的是：以往的“地域社區”正在消退。曾幾何時，“健康而富裕的人”會幫助窮人，“貧窮且不健康的人”也可以在大家的援助下渡過難關。當下的年輕人們卻越來越不積極參與互助的社區型組織。那個“遠親不如近鄰”的時代已經逝去，手機通信的發達和互聯網的便捷讓身邊的人互相之間變得生疏與冷漠。 英國曾做過這樣的社會實驗：通過反覆支援貧困地區的人，使其有機會接受教育並擁有一份好工作，再引導其帶領整個地區重獲活力。最後的結果卻是，擺脫貧困的人在就業後變得經濟寬裕時離開了原來的貧困區域。這個社會實驗告訴了我們一個令人悲傷的現實：“有幫助能力的人”永遠不會留在“需要幫助的人”身邊。 自平成時代起，“住宅雙六”（一款遊戲，後指人們從老家來到大城市打拼，最終都能擁有自己夢想中的獨棟房屋，儘管達成的速度和條件有別）的目標就不再是人人都觸手可及。年輕人在現實面前學會了解脫自己，不再執拗於擁有一套房產。但無論如何，在這個社會想憑一己之力擺脫貧困已經很難。“自我責任論”不該仍是社會的主流論調。2019年就高達一百萬以上的“蟄居族”（除了偶爾興趣外出和去便利店買東西幾乎不外出和交流的人）讓人們開始反思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號召大家對彼此伸出援手，共同構建和諧的“地域社會”應被提上議程。 ——【消費格差】—— 平成時代的消費特徵，是人們從爲了面子而消費，逐漸變成爲了證明自己而消費。實現富裕生活的人們也會開始思考富裕到底在於物質還是精神的問題。 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人均GDP超過一定水平就和國民的平均幸福度沒有關係了。”而日本的一項社會調查佐證了這一觀點：儘管年收入的高低和幸福度成正比，但年收入超過1000萬日元（大約50萬人民幣）就不這樣了。 我們把幸福感分爲兩種：積極主動感受到的幸福，以及不再遭罪，“沒有痛苦和不幸狀態就是幸福”的消極幸福。由於現代社會很難自動獲得承認和評價，人們逐漸產生了“買這個就能證明自己”的消費觀念。不斷購買新商品帶來的期待與圓夢會讓整個家庭都沉浸在幸福的氛圍中。相較而言，個人的消費帶來的幸福感持續時間較短。女性沉醉於品牌包包，男性則鍾情於手錶和車，甚至一度出現男性沒車無顏向女性提出約會邀請的情況（相對應的，女性如果與無車男性約會也會遭遇非議）。但這樣的消費不可持續，尤其在相對收入持續下降的社會中。一旦人們意識到自己無法繼續新的消費（無論是因爲價格因素還是因爲購買過度而厭倦），大家都會逐漸喪失對品牌消費的興趣。 人們開始逐漸嘗試追求精神的富裕以及追求自我存在價值的幸福。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興起增加了人們之間的認可，疫情則使在線社交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也許，營造一個適合不同人羣使用社交媒體的環境能更好地支持人們多元化的精神消費需求。 ——【大家一起】—— “格差社會”在令和時代已成現實，新冠疫情進一步將種種差距暴露並放大。在經濟、制度、教育諸多方面，政府都有很多需要做的。但文化方面的重塑，卻更依賴每一個人——重新構建“遠親不如近鄰”的社區氛圍，對力所能及的求助施以援手。

基本就是當樂子看完的。說的事基本也是有共識的事。初中、高中生看應該能有不一樣的體會。但這也不是小孩子要考慮的事啊_(:з」∠)_ 我的話，就當《極東今志》看完的。加深了一些日本的、中國的、個人的、社會的，刻板印象。

還行吧，就是詳細列舉了當代日本社會出現的一系列的問題和現狀，沒有給出什麼解決的建議，當然書中涉及的議題比較複雜，給出確實建議的 難度也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