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主義在微生物學中的嬗變：從羅伯特·科赫到盧德維克·弗萊克

實證主義是一種哲學思維，強調事實的基礎是透過觀察或感覺經驗所認識的客觀環境和外在事物，而非無法通過感官經驗來驗證的形而上學。 在實證主義出現前，人類一直以神祕主義解釋發酵、腐敗、疾病等自然現象，例如將疾病看作是上帝的懲罰。 17世紀顯微鏡發明以後，人們看到了以往未曾看到的微生物世界。這時客觀的觀察與原始的認識結合，產生了許多諸如“自然發生說”和“瘴氣理論”等對自然現象的新解釋。人們看到生命總是從泥土、黏液和有機體中生長出來，就認爲生命是“自然發生”的；看到沼澤周邊經常暴發流行病，就認爲是沼澤散發出的“瘴氣”導致了疾病。人們甚至還會設計一些實驗來驗證這些理論。雖然現在人們知道這些理論進行了錯誤的歸因，但是這種從經驗出發，認識現象的方法，可以被視爲一種樸素實證主義。 德國醫生科赫通過對炭疽病和結核病的研究，提出疾病是由細菌導致的，並構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驗證這種新理論（即高中課本中著名的科赫原則）。科赫的細菌學方法是一種典型的實證方法，具體說來，它是一種還原論實證主義，也是邏輯的實證主義：它將複雜的現象分解爲部分來進行理解和驗證，並在經驗驗證前首先對抽象概念（如疾病）進行邏輯建構。 科學實證主義在微生物學中取得了成功，但是邏輯實證主義也暴露出許多侷限性。科學家的知識侷限性和偏見（即政治立場、利益衝突、世界觀價值觀的導向）都會影響其對客觀事實的解讀。在這一部分，作者非常生動的列舉了微生物發展史上若干其他的爭議，包括巴斯德與科赫在炭疽病上的角力。 波蘭微生物學家弗萊克通過對梅毒史和瓦色曼反應的細緻研究，弗萊克逐漸意識到科學的發展是一種思想風格持續不斷地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知識的積累和發展。這一部分重點討論了梅毒的疾病定義演變歷史、以及梅毒診斷所涉及的整體實證主義方法。弗萊克的多重身份和複雜經歷使他認識到不同角度看待疾病的視角是完全不同的，他也將社會和歷史因素納入對科學事實的反思中，提出思維風格和思維集體理論來解釋這種不同。弗萊克堅信，疾病是複雜的事物，無法通過簡單明瞭的方式描述定義。 至此，本書的討論對象從微生物學徹底躍遷至哲學範疇。作者對微生物學發展第三階段的論證停留在描述弗萊克一人的科學實證主義哲學上，並沒有明確而令人信服的闡述弗萊克的理論對微生物學發展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及整體實證主義體現在具體的科研活動中是一種怎樣的方法。當然，也有可能是我沒有讀懂這部分的內容。 弗萊克強調，科學事實通常有着多重起源，“知識不僅是認知主體和認知客體間的對話，而且是一種包含集體在內的三重關係”。 本書一直圍繞醫學微生物學展開。如何定義疾病是一種科學事實，它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爲它的定義不僅決定了如何治療這種疾病，還決定了一種現象是否需要治療。舉個事實說明整體論實證主義在疾病中的應用，就是圍繞同性戀的一系列醫學爭論。起初同性戀被認爲是一種精神疾病，包括圖靈在內的許多同性戀“患者”被強行“干預治療”，到了90年代初WHO將同性戀從疾病分類中移除，到後來又有研究聲稱同性戀行爲是遺傳的，在自然界有普遍的存在。關於同性戀相關科學事實的演化，受到了各樣歷史政治文化因素影響，以至於很多問題到現在都沒有確鑿的結論。另一個或許大多數讀者都可以感同身受的例子則是關於新冠疫情起源及各國衛生防疫政策的討論。 在非醫學微生物學界也有很多案例。例如在食品安全領域，歐洲和北美對某些食源性致病菌的規定迥然不同，在北美零容忍度的致病菌到了歐洲就可以容忍一點了，歸根結底這些不同的決策是出於監管能力、貿易方式、政治等因素綜合考慮，邏輯科學實證主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說，當我們考慮一個科學事實的時候，應當盡力跳出侷限的思維模式，從整體和歷史角度看綜合看待這些事實。這樣纔會形成全面的世界觀。下次再有諸如轉基因作物的科學論戰，我們能夠考慮的有哪些方面呢？

公元1432年，幾名修道院院長就一匹馬到底有幾顆牙齒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13天裏，這場辯論不斷升級，未見停歇。他們翻閱了所有的古籍和編年史，發表了絕妙而又冗長的論述，如此廣博的學識在當地還是頭一次聽到。到了第14天，一名風度翩翩的年輕修士向滿腹經綸的修道院院長們請求插一句話，因爲辯論者們的大智慧令他十分着急，他認爲有更直接和簡單的辦法可以弄清辯論者的疑問。他懇求辯論者放下身段，親自打開馬嘴看一看，便能夠找到所有疑問的答案。年輕修士提出的辦法是如此粗俗，簡直聞所未聞。院長們覺得自己的尊嚴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個個怒火中燒；現場頓時一片騷亂，他們衝上前去，將年輕的修士痛打一頓，之後立刻將他掃地出門。院長們說道，這個魯莽的新人與聖賢的教誨背道而馳，一定是受到了撒旦的鼓動，竟然敢用如此邪惡且聞所未聞的方法來尋找真理。激烈的辯論又持續了許多天，終於，和平鴿來到了這羣人身邊，院長們達成了一致意見，共同發表聲明：因爲嚴重缺乏相關的歷史資料和神學證據，這個問題將成爲一個永恆的謎題，他們下令將這一結論寫進書裏。據說上面這則故事出自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作爲17世紀經驗論的代表人物，培根撰寫這則故事所表達的含義非常明確，即獲得知識的途徑是經驗證據，而不是文本。如今，經驗證據毫無爭議地成爲科學探索的核心，至少在科學共同體內部沒有任何爭議。然而，如果對科學哲學稍有了解，人們就會發現即使承認經驗證據的重要性，尋找經驗證據也絕不會像打開馬嘴那樣簡單。假設按照年輕修士的請求打開馬嘴數牙齒，那麼人們首先要知道什麼是牙齒。一般來說，正常的馬都有臼齒上下頜各12顆，切齒上下頜各6顆。大多數公馬在臼齒和切齒之間會長出4顆犬齒，母馬一般無犬齒。將臼齒、切齒和犬齒定義爲馬的牙齒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一些馬有時會在上臼齒的下面長出小而不規則的狼齒。如果“牙齒”的定義依賴於材質或位置，那麼狼齒就屬於牙齒，因爲它們的材質和其他牙齒一樣，並且也都位於頜骨中；但如果“牙齒”的定義依賴於功能，那麼狼齒作爲牙齒就值得懷疑了，因爲它們不具有牙齒的功能。因此，人們開始數牙齒之前，第一步需要明確牙齒的定義。但即使有了明確的牙齒的定義，數牙齒也並非一件易事。假設狼齒是類牙齒，不是真正的牙齒，那麼當年輕修士打開馬嘴，他一共數出了40顆牙齒，他可以說馬有40顆牙齒嗎？肯定不能，他只能說這匹馬有40顆牙。讓年輕修士多找幾匹馬繼續數牙齒，他也許很快會發現，公馬有40顆牙齒，母馬有36顆牙齒。並且，他或許會很快意識到，根據年齡的不同，馬口中的牙齒數量也是不一樣的，幼馬通常有24顆暫時性（會脫落）的牙齒。但即使按性別或年齡區分了馬匹，馬的牙齒的數量也不都一樣。因此，年輕修士並不能通過打開馬嘴數牙齒，從而回答馬到底有多少牙齒的問題，他依舊會被掃地出門。這些因素絕不會破壞這則故事的核心信息，即“古籍和編年史”不是經驗知識的基礎，但是這些因素卻破壞了“年輕修道士”粗糙的經驗主義。一個成熟的和可辯護的經驗主義需要深思熟慮的和精緻的方法論。…實證主義者普遍認爲自然科學家可以通過重複性實驗驗證科學假設，能夠通過以觀察爲基礎的經驗研究發現自然界的客觀規律。這種自然科學的認知方式被實證主義者引入人文社科領域，在19世紀和20世紀產生了巨大影響，哲學、史學、法學、經濟學等各個學科都形成了以實證主義方法和信念爲基礎的流派。雖然實證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摒棄了文本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認知方式，精緻地辯護了以經驗爲基礎的認知方式，但是實證主義並不是唯一認識世界的方式，也絕不可能成爲唯一認識世界的方式。在對科學認識論的討論中，實證主義的核心觀念在哲學領域遭到了強烈的抨擊。20世紀中期，對實證主義思想的批判甚至延伸到了對科學家研究方法的批判。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範式理論，認爲科學家的認知方式受到範式的影響，他們的經驗觀察並非完全客觀；並且當一個範式替代另一個範式時，並不意味着新的範式一定比舊的好，更多的是一種心理格式塔的轉換；雖然科學必然進步，但是目標卻不是真理。庫恩認爲人們可能不得不拋棄這麼一種不管明確還是含糊的想法：範式的轉變使科學家和向他們學習的人越來越接近真理。柯林斯(Harry Collins)則強調科學中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影響，他指出不是自然界的規律強加於我們的觀念，而是我們制度化觀念的規律強加於世界。通過對20世紀科學哲學的簡要回顧，可以明顯地看出，邏輯實證主義在20世紀中期衰落之後，人們對科學活動的討論轉向了兩條主要路徑：一條是從邏輯實證主義到證僞主義再到歷史主義的發展路徑；另一條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路徑，即從實證主義轉向社會建構主義。這兩條路徑通常都被視爲後實證主義。—夏釗《實證主義在微生物學中的嬗變：從羅伯特.科赫到盧德維克.弗萊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