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談社·日本的歷史09：開國與幕末變革：江戶時代後期

讀完這本《開國與幕末變革》。這是講談社十卷日本史的第9卷，作者井上勝生，第一次讀他的書。翻看了十卷本的所有目錄，感覺這本書的內容很值得看看，於是就買了這一本，作者果然沒有辜負我的希望。 三個方面的內容，讓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有的甚至是顛覆性的。一是關於文化文政年間的平民集體訴訟，二是關於天保改革，三是朝廷、幕府、大名對於《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的態度。 多數講日本近代史的專著，都是從佩裏叩關開始講起的，而我越來越覺得，這樣的斷代方式，並不容易讓人對於幕末史和明治維新的發生有較爲全面的理解，而至少從天保改革開始來講日本近代史，可能更不容易讓人形成偏見。而這本書講了大量更早於天保年間的史實，我非常贊同。 雖然早就知道，江戶時代的日本平民社會有非常高的自我管理水平，但這本書裏詳細講到的文政六年（1823）攝津、河內兩國共一千零七個村莊共同發起的國訴（集體訴訟），仍舊讓我驚奇。其一，是這次國訴的規模之大，不僅是一千零七個村莊這麼巨大的數量，而且，攝津、河內兩國地處畿內地區，因爲江戶幕府的分而治之的政策，這一地區既有幕府直轄的“天領”，也有大名的領地，還有幕府家臣的旗本領，就是說這些村莊分屬於多個不同的“行政區劃”，組織的難度自然更高。其二，是國訴的組織井井有條，訓練有素。這些村莊選出了50名村吏作爲他們的“總代”，這些總代又是通過各村代表首先選出郡總代，再由郡總代選出總代的方式，逐級選舉產生的，而各個村莊跟總代都簽有委託書，裏面寫着“將一切委託總代，不管過程如何，決不違背”，而總代們對大坂奉行所也表示“我等被選爲總代，須詢問各村意見後再作答覆”。委託書中還詳細說明了訴訟費用的分攤方式，總代們的差旅費標準等等。這種大規模的集體訴訟並非個案，早在1788年，這兩國就發生過836個村莊聯合的國訴，而1854年，則發生過1086個村莊共同發起的國訴，1864年，發生過1262個村莊發起的國訴，期間幾十個村莊規模的更數不勝數。可能正是因爲這種大規模國訴的頻繁發生，才使得國訴的組織如此訓練有素。 據此，作者對“只有歐洲產生了代議制”這種已經延續了上幾百年的普遍觀念提出了質疑。必須承認，日本這種自上而下的社會治理實踐，使得平民在明治維新之前就獲得了充分的代議制政治的訓練，後來由精英們發動的自由民權運動能夠得到那麼如火如荼的響應，可能也得益於這樣的民衆基礎。前些天讀一本伊藤博文的傳記，裏面爲明治憲法辯解，說日本平民沒有足夠的參政議政意願和能力，這是非常不準確的。 這次國訴的主題，是要求幕府取消大坂棉商的專營權。這也從一個側面呈現出了江戶幕府的統治理念、經濟制度和經濟狀況。江戶幕府實施嚴格的身份等級制度，其動機無非是希望平民能夠一個蘿蔔一個坑，用靜態的思路管理動態的社會，這跟戶籍制度是同樣的道理。 而基於身份等級制度的安排，商人就成了社會中最沒面子卻最得實惠的階層，以被強行定性爲平民最低階層爲代價，獲得了壟斷商業活動的權利。而同時，日本的地理特殊性（多山、適合耕種的土地面積佔比較少），以及幕府的制度安排（領民必須以稻米的形式繳納地租，以及參勤交代制度），使得這個農業社會必須以高度發達的商業作爲支撐。這就使得商人獲得了持續的積累財富的絕好機會。 起初，商人們的主要利潤來源是對於不同商品的壟斷專營，而隨着各藩財政狀況的不斷惡化（主要是參勤交代制度使然），大名、武士們不得不持續向商人們舉債，金融也成爲商人們的重要利潤來源，而且，由於幕府的貢米制度安排，使得稻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通貨屬性，每到收穫季節，大名們爲了還債，將來自全國的稻米源源不斷運往大坂，這又使得大坂的米價一直處在國內最低水平，這又相當於讓大坂商人們收割匯率差價。 這種不平衡的經濟制度安排，讓江戶時代的幕府和各藩總是反覆地陷入債務危機，也就導致了幕府爲了改善財政狀況而實施的屢次所謂“改革”，而“天保改革”是其中最後一次。 本書對於天保改革的介紹，是我看到過的整理得最有條理的。一是對幕府的措施進行了詳細說明，二是對日後作爲倒幕主力的薩長土肥四個藩的措施進行了分別介紹。擺脫債務危機的最有效方法，當然是逃廢債務，以前看到的材料，說薩摩藩成功地說服債主們將還債期限延長到了500年（本書說是250年），當時已經很是驚呆了，這本書裏介紹，肥前藩把債務延期了1000年！我一直好奇，後來明治政府廢藩置縣，按理說應該把各藩的債務打包繼承的，這些債務後來怎麼個安排，當今的日本政府應該不會還在爲那些大名們還債吧。 我之所以主張日本近代史開始於天保改革，而不是佩裏叩關，是因爲一是天保改革反應的是日本社會內在的政治、經濟變革需求，二是天保改革期間日本對於外敵入侵已經進行了一些認識上的準備，也採取了一些實際措施，跟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毫無思想準備被英國人一拳打蒙是不一樣的。 書中最具顛覆性的觀點，是認爲在《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簽署期間，各地大名們並不像多數史書中所說的那樣普遍持反對意見的，就連德川齊昭這個槓頭，在條約簽訂之前也給鷹司關白寫信承認必須得接受不得不籤的現實。而之所以多數人相信當時大名們普遍反對，是因爲日本官方從1911年開始編寫用了近30年完成的官修維新史的影響，這是一部以戰後被徹底否定的皇國史觀爲基礎編寫的歷史，其中爲了替推翻幕府的薩長勢力辯護，有意篡改了史實。當時持堅決反對態度的，基本只有天皇和部分沒見識的激進派公卿，本書中說，爲勸說朝廷同意簽約的幕府老中堀田正睦在給江戶的信中說“朝廷不知理智爲何物”，之前看巖波書店的一套近現代史，說堀田在日記裏直接露骨地說天皇就是個神經病。本書中也提到了大久保利通關於“非義的敕命”那一節，之前看佐佐木克的書，他在大學講堂上講到這一節的時候，有學生痛斥大久保算什麼東西，也配指責天皇。可見，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有識之士們真的沒有把天皇正經當盤菜啊，倒是後來的藩閥政客們，爲了自己的權力，把天皇不斷神化，餘毒至今都沒徹底肅清。 看來，明治維新史是應該推倒重寫的。 另外，作者對於日美友好通商條約這段歷史的詳細描述，也讓我對當時攝關家的背景有了更多瞭解，記錄一下。原來，鷹司政通比孝明天皇擁有更地道的天皇血統，原因是孝明天皇是作爲旁系繼承皇位的光格天皇的嫡孫，而鷹司則是直系的親王入繼以後的親孫子，而鷹司當時就經常高調宣稱自己對孝明天皇的血統優越感，好有意思。而且，五攝家當中，除了一條家，其他幾家都已經通過這種方式成了正經皇孫。另外，鷹司跟齊昭還是姻親，進一步感嘆齊昭手裏的這一副好牌，死太早了好可惜啊！ 總之，這本書真不錯，感謝作者、譯者以及日方、中方出版商！

從阿伊努人的境遇談起，非常新奇的開頭。全書用很大篇幅去寫十九世紀日本民衆對幕府秩序的抗爭，讀起來大有收穫。三浦命助所說的“人是三千年開一次的優曇婆羅花”真是意蘊悠長。相比之下幕末的政治史就有些雜亂了，確實需要一定的日本史基礎。此外，作者的部分論述有些矯枉過正了，例如認爲農民起義有近代人權意識之濫觴，又比如對幕末外交的分析，，，怎麼說呢，有種歷研院反對閉關鎖國這一提法，轉而提出自主限關這麼個破概念的既視感（非常的老胡中肯式敘述）

對明治維新的正確認識 1868—1873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政體的一次突然而根本性的重組。原本德川幕府所支配下的、以地區爲基礎的貴族政府所構成的幕府體制，被改造成了以明治天皇爲中心的、官僚制的、充分中央集權化的民族國家。明治維新爲明治寡頭執政集團自上而下發動的根本性現代化改革打下了基礎，這些改革又在隨後爲日本的快速工業化創造了條件，從而使日本躋身於主要的現代軍事強國之列。 與晚清中國的革命性政治危機相似的是，導致明治維新的危機是由外國的軍事壓力引起的。在艦隊司令佩裏(Admiral Perry)於1853年抵達日本之後，工業化的西方列強一再侵犯日本德川幕府的政治主權，逼迫它向外國使者和商人開放港口。而當西方列強進入之時，正值幕府相對衰弱，而許多名義是江戶時代將軍封臣的大名所治理的藩(省級領地)則相對強盛起來。外國的入侵不但引發了排外運動，而且也引發了日本政治精英的內部鬥爭。 但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卻並不是像中國那樣的一場反對君主試圖推行理性化改革的革命，而基本上是來自外圍、享有更少特權的藩閥政治貴族於1868年從中央發動的一場政變，用天皇取代幕府將軍成爲國家元首。然後，他們再利用本藩的軍事力量和新建中央政府的資源及威望，一步一步地推進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社會與行政變革。貴族身份和特權被廢除，以使所有臣民享有形式上平等的權利。而且用統一的、中央集權和高度官僚化的全國性政府來替代先前分散化和碎片化的行政管轄權。全國性政府隨即進一步實施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國家推動的工業化。 日本爲什麼能夠出現明治維新?答案的一個關鍵性部分是，幕府時代的日本缺乏一個政治上強大的地主上層階級。在舊制度下的中國，經濟上富有的地主上層階級在未充分官僚化的帝制國家組織體系內，獲得了集體性的據點— —他們利用這些據點，吸乾了本來應該由中央控制的國家稅收，並據此而能夠阻止有可能傷害到他們的階級利益的現代化改革的實施。在德川時代的日本，也有地主—大致類似於中國地主士紳和富裕農民的家族，因爲這些家族也在經濟上富足，並支配着地方性鄉村集鎮。然而，像商人一樣，這些地主也被排除在地方之上的軍事和行政權力之外。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德川時代的日本形成了私人經濟財富和將軍、大名及其衆多武士等級代理人所掌握的行政權力之間的分化。諸如地主貴族和商人等財富的擁有者，被禁止攜帶武器，只有在地方層次上才能擔任政府職務，其活動在社區之內受到了武士長官的嚴格監督。與此相伴的是，幕府政權儘管沒有實現充分的中央集權，但是作爲一個前工業化的貴族政權，卻實現了非同尋常的高度官僚式理性化。 從16世紀起，在所有的各個藩閥的領地內，領主的武士代理人就與直接的私人土地所有權相脫離，他們也不直接管理農村社區，而是被聚集在城市要塞和行政中心。武士們因此而被排除了對土地的控制，其生活只能依靠中央國庫定期發放的薪金和津貼。他們逐漸發現的一個無情事實是，他們已經從粗魯的戰士被改造成了受過正規教育的、常常是專業化的官員。在地主—商業財富與官僚政治權力之間的這一重要分殊，是幕府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現象有助於解釋，日本在對西方的壓力做出反應時，爲什麼能夠出現明治維新的這種變化。領導維新的是武士階層。他們在“外圍”的長洲和薩摩掌握了行政和軍事權力，從而爲他們提供了能夠用來反對幕府將軍的獨立資源。但是，由於他們並不是地主或與地主並沒有緊密的聯繫，這些人就能夠毫無阻礙地通過政治集權化的綱領來追求民族救亡事業。​“由於他們不是土地貴族，因此其抱負只能通過爲政府服務中取得成功來滿足。​”在德川統治集團中的許多其他成員也抱有同樣的想法，他們要麼參與明治維新運動，要麼則默許改革，以換取他們能夠在新的國家職位中取代被廢除的官員。同樣重要的是，維新危機的鬥爭之所以能夠在既有官僚統治階層內部進行，是因爲沒有牽涉任何擁有政治權力而拒斥國家集權化的地主上層階級。這種擁有政治權力的地主上層階級在德川時代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 因此，與中國地主階級的抵抗所造成的後果不同的是，在日本，地主階級的抵抗不可能破壞專制政治的權威，不可能對既存國家職能形成挑戰，不會瓦解國家對下層社會的控制。相反，在日本的整個維新危機期間，政治與行政階層始終一致堅持維護常規性財政與政治職能的延續。明治改革者們與既存的結構與人員一道，一步一步地變革政治體制的整體結構。​“儘管幕府與藩閥體制已經被廢除，不過許多舊的權威渠道和既存的行政機器也可能被利用起來，因此就可以用微小的漸變來滿足現代的需求。​” 在明治維新期間，先前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階級和集團，也就因此而沒有獲得任何新的介入機會，明治維新也就一直被恰當地描述爲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 最爲關鍵的是，儘管地方性的“農民暴動”在19世紀中期以前就相當普遍，而且此後也一再發生—甚至在維新期間和之後變得更爲頻繁，但是卻並沒有發生對明治轉型有推動作用的全國性農民暴動。正如波頓(Hugh Borton)所指出的：明治維新的形成與農民無關。維新直接反對的是外來壓力造成日本半殖民化的危險，它同時也反對德川政權，因爲後者已經無力進行有效的統治。它是由帝國宮廷內的政變促成的，農民則發現，他們自己成了武士支配階級成員所發動和推行的變革的犧牲品……統治權力已經從一個主要的武士集團(德川幕府)轉向了天皇和支持天皇的西南藩閥手中。 沒有推翻居統治地位的武士階級的情況，沒有出現農民要求掌權，並根本改變他們的生活條件的局面。只是精心控制的軍事動員中，才允許非武士階層的成員參與維新。而且，當暴力衝突實際發生之時，也往往是在他們抗拒變革的企圖出現之後纔有的事，並且他們也只是參與了德川政治精英中少數心懷不滿的派別。從一開始，忠於天皇的軍事力量就擁有技術上的優勢，而且他們在1868年之後還穩步成長、更爲強大。 明治維新作爲一場中央集權化的全國性革命，並沒有遇到地主上層階級的阻礙，也沒有遇到以階級爲基礎的自下而上的反抗-—之所以可能成爲面對帝國主義壓力的一種反應，正是因爲德川政權儘管沒有實現充分的中央集權，但早已變得非常官僚化了。一旦外來威脅促使日本爲維護主權的延續而實施國家的中央集權，德川統治精英中的一些派別，就能夠很快在內部自上而下地完成政治改造。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無需摧毀既存的行政制度，也無需打亂對底層的控制。而清國之所以做不到這一點，正是因爲君主政權中的官員和政治上強大的地主上層階級之間，存在着更爲複雜的相互纏繞關係。 首先要明確在新中國成立之前，身爲農耕大國，中國的統治集團精英是地主階級，“平均地權”這個口號，國民黨只有在海島才能進行，可見中國“革命”的必然，而日本也自然是個“假”平權，稻做本性讓民族有很強的集體性和服從性，但沒有徹底革命，也讓日本難改狹窄的民族本性，老齡化和低出生率是底層的變相反抗。 2025年#413

總體水平不如中世紀的那幾冊。好的地方都有人說了，壞的地方也要說一下某些論證爲了詮釋作者自己的喜好觀點，不免牽強附會。作爲定位是略帶專業性的科普書，這本書的科普性顯得不太合格。

脈絡清晰，論證嚴謹，改變了許多我對江戶末期的印象

#2026年的讀書筆記# 第〇貳捌本 「講談社·日本的歷史」系列的第九本。 之前看「Nioh 3」的介紹是元和八年（1622）德川家康的孫子德川家光上洛受任將軍之前的兄弟鬩牆，玩「Ghost of Yotei」時讀了「講談社·日本的歷史」系列的第八本《天下泰平·江戶時代前期》，從慶長八年（1603）寫到寶永六年（1709），提到元和九年（1623）德川家光正式成爲三代將軍。 秀忠、家光和忠長三個人的維基百科都沒有1622年的記錄，只有寫到寬永八年（1631）德川忠長多有亂行，秀忠令其隱居。隔年，秀忠去世。寬永十年（1633）忠長依幕府命令於高崎自盡。 沒想到「Nioh 3」還帶時空穿越劇情，包括了247的彌生、1190的平安、1572的戰國和1864的江戶。補完這一本的幕末，再去讀第一本彌生時代，第四本平安時代和第七本戰國時代，這個系列也就差不多了。 我的讀感，《天下泰平》還是客觀敘事，《開國與幕末變革》的作者怎麼一直在試圖用一些拿不出手的東西給自己臉上貼金，且這一段歷史也沒梳理清。 「序章」從蝦夷的阿伊努人寫起，雖然德川家康在1603年就被任命爲徵夷大將軍，但直到1808年間宮林藏等人環樺太島（庫頁島）才確定它是個島，而後製作了地圖並於45年後在歐洲展出，「世界地理學上“最後的難題”由此解決」。 第一章的「日趨成熟」主要是講「進入19世紀，日本迎來所謂“文化文政時期”。這一時期從文化年間（1804—1818）到文政年間（1818—1830）持續了二十六年。」代表事件是貨幣改鑄，降低質量，差額收歸幕府，九年間獲利五百七十萬兩。我一時間不知道這是真心誇耀還是高級黑。 雖然江戶時代有四大饑饉，小饑荒隔幾年就鬧一次，美國經濟學家測算出的GNP也顯示江戶時代經濟成就乏善可陳，但「比較體制不同的國民經濟，也不能單純地用數值一刀切。」經濟史研究百家爭鳴，作者傾向於「幕末的生活水平比工業化啓動時期的西歐還高，可以和同時代的西歐比肩。」後文花了大量筆墨寫棉花經濟，包括與英國棉紡織業的比較。 富農「氏田家通過密集勞動的勤奮和從蝦夷地運來的大量價格穩定的鯡魚肥，再次迎來天保元年（1830）到嘉永三年（1850）長達二十年的繁榮期。」這繁榮期剛結束，緊接着19世紀前半，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擇捉島上的阿伊努人少了一半，蝦夷地阿伊努人總人口少了三分之一。而「Ghost of Yotei」因遊戲設定中有阿伊努遊商，沒有抹殺歷史而備受好評，雖然他們那30個收集物連個獎盃都沒有。 第二章「民衆運動的高漲」從1823年的“文政六年一千零七村國訴”寫起，百姓訴求是自由銷售自己生產的棉花，其劃時代意義在於這一場集體訴訟。只有歐洲產生了代議制是對亞洲的偏見，「大和國村吏作爲政策主體不斷成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代議制在當地的暗流湧動。」 江戶時代歷史上約三千兩百次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高舉“竹槍”“草簾旗”也是刻板印象，其實他們拿的是代表農民身份又不傷人性命的鐮刀鋤頭柴刀。啊？要不你被鐮刀砍幾刀試試呢？ 隨着民衆意識的高漲和變化，出現了攔轎訴訟的做法。「攔轎訴訟是近世的一種訴訟方式，指攔下老中、奉行或藩主等的轎子，提交訴狀。」你不說我都不知道萌芽於漢代的“邀車駕”這麼先進呢。 第三章「19世紀的世界和天保改革」開始與西方世界的人接觸，再一次提到高橋景保讓西博爾德把日本地圖帶到歐洲，「歐洲所用的地圖纔開始繪上正確的日本地形。這可謂通用於全世界的豐功偉績。」 第四章「開國與外交談判」，1840年荷蘭船帶去清英鴉片戰爭的消息後日本就開始備戰，嘉永六年（1853）黑船來襲，日本還是沒扛住，簽了「神奈川條約」，日方稱之爲《日米和親條約》，自此「日本成爲國際法共同社會的一員」。敢情你是這樣脫亞入歐的。 「據《掠奪之法觀念史》的作者山內進介紹，歐洲中近世的暴力並不是一時的失控，恰恰相反，暴力與掠奪正是僱傭兵之戰中被社會認可的原則。」 第五章的「從開國到尊王攘夷」裏提到歷史敘事視角，「《維新史》以來，人們一直以爲，在這段歷史中，幕府軟弱、卑躬屈膝，相比之下，朝廷與天皇聽取大名意見，堅持反對締結條約，堅決執行正確的主張。但事實上這只是被炮製出的“敘事”，不過是基於稱頌朝廷與天皇的皇國史觀所虛構的事實罷了。」作者認爲大清國雖然連連戰敗但沒有垮臺，而小日本一旦開戰幕府就會垮臺，國將不國，選擇籤條約的大名只是意識到了危險而已。 第六章來到了「動亂的幕末」，遊戲背景的1864年。因美國南北戰爭導致日本棉花出口激增，生絲生意佔據出口商品首位，1863年爆發了薩英戰爭，「文久三年（1863）以後，由於日本政局動盪，艦船、步槍、大炮等武器進口也盛行起來。」 1864年，英荷法美四國聯軍對戰長州藩，幕末下關戰爭（馬關戰爭）；依靠坂本龍馬從中斡旋，慶應二年（1866），長州藩與薩摩藩結成薩長同盟，「達成武力討幕的共識，討幕派登上歷史舞臺。」

跟我以爲的內容不太一樣，但是是一本好書。 不是特別日本史式的寫法，史料整理很不錯，就是宏觀上稍微欠缺一點。以及因爲跟作者有點立場差別。比如，我實在當不了孝明嬤嬤～翻譯也還不錯，不是盡善盡美，但不至於影響理解。

1868—1873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政體的一次突然而根本性的重組。原本德川幕府所支配下的、以地區爲基礎的貴族政府所構成的幕府體制，被改造成了以明治天皇爲中心的、官僚制的、充分中央集權化的民族國家。明治維新爲明治寡頭執政集團自上而下發動的根本性現代化改革打下了基礎，這些改革又在隨後爲日本的快速工業化創造了條件，從而使日本躋身於主要的現代軍事強國之列。

囫圇吞棗，看完了，還差最後一本

行文無重點，翻譯亦不甚用心，實難謂之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