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精)--中華學術·有道

不錯的一本書，如果對秦漢史有一定了解的書友，看這本書會有不錯的閱讀體驗，責學習到了一些知識，譬如齊春秋，魯春秋，三傳等，但是其他一些太細的就沒咋汲取到了，也可能是有的知識已經知曉了

之前讀了幾次都沒啃完，這次終於一鼓作氣結束了這本赫赫有名的大作。最好的內容當屬秦末漢初的政治史分析，無論是天下苦秦辨，郡國並行制，關中與關東之分還是文景與諸侯的博弈，無論何時讀到這裏都有莫大的震撼感。至於西漢中期開始插入的經學文本和理念研究，說實話讀起來挺無聊的，枝蔓甚多，但讀完之後覺得這一部分確實得有，否則只是粗疏地談論穀梁公羊這些概念卻不能深入西漢的經學世界，那關於政治文化的討論必然是淺薄無知的。至於東漢部分的內容，有些僵硬，集團論用得太多，似有陳舊之感。但總的來說，是當之無愧的秦漢政治史名著。

作者嘗試打通秦末到東漢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演變，即兩漢如何走出秦制，包含統合關東地區形成大一統政權；和儒家結合增強漢家的合法性；改變地方治理的方式（循吏和酷吏），避免重蹈秦的覆轍。漢武帝到漢宣帝時代尊崇儒家，但是治理技術上依然沿用秦，雜王霸而用之。登上歷史舞臺的儒家，從之前賈誼的荀人到董仲舒公羊派再到宣帝時期穀梁派。宣帝以後，通過改制消除秦的影響聲音日趨提高，穀梁派無法解決如何改制的問題，左氏學爲代表的古文學派興起，最終引起王莽致太平改制，製作禮樂，結果引起內外危機，最後身死國滅。後續的東漢政權一方面推崇今文經，並且利用讖緯和公羊學結合，增強執政合法性；另一方面，東漢政權建立在豪族支持之上，東漢需要平衡四姓爲代表的豪族之間的鬥爭，又需要平衡酷吏抑制豪族和儒家推崇教化地方，在這一過程中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逐漸融合。本書最大特點還是嘗試着用思想是（實際上是儒學思想演變）去解析秦末兩漢政治的變遷，具有一定獨創性，但是比較頭重腳輕——西漢非常詳細而東漢過於簡略，讀起來讓人意猶未盡。

陳蘇鎮教授的《〈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是近年來中國政治思想史與制度史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該書以《春秋》學爲核心線索，深入探討了兩漢政治文化的形成、演變及其對漢代政治實踐的影響。通過對經學與政治互動關係的細緻分析，陳蘇鎮揭示了漢代政治合法性的構建邏輯，以及儒家思想如何逐漸成爲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基礎。下文將從該書的核心論點、研究方法、學術貢獻等方面展開評述，並探討其在漢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意義。 核心論點與內容概述 1. 《春秋》學與漢代政治合法性的構建 陳蘇鎮的核心觀點在於，《春秋》不僅是儒家經典，更是漢代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來源。漢初統治者面臨如何確立政權合法性的問題，而《春秋》中的“大一統”“尊王攘夷”“正名”等思想，爲漢帝國提供了理論支撐。例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以《春秋》爲據，論證了“漢承天命”的正當性，使儒家學說逐漸成爲官方意識形態。 2. “漢道”的形成與演變 “漢道”指漢代政治文化的核心精神，陳蘇鎮認爲其經歷了從“黃老無爲”到“獨尊儒術”的轉變。漢初崇尚黃老之學，主張休養生息；至漢武帝時期，儒家學說被立爲官學，政治文化逐漸轉向強調禮制、德治與教化。這一過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複雜的政治鬥爭與思想博弈。 3. 政治實踐與經學詮釋的互動 該書特別關注經學如何影響政治決策，以及政治現實如何反作用於經學詮釋。例如，漢代“春秋決獄”現象表明，《春秋》不僅是學術研究對象，更成爲司法實踐的依據。陳蘇鎮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分析，展現了經學與法律的緊密結合，以及儒家倫理如何滲透到國家治理中。 研究方法與學術創新 1. 跨學科的研究視角 陳蘇鎮的研究融合了歷史學、經學、政治學等多學科方法，既考察思想史的內在邏輯，又關注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現。這種跨學科視角使其能夠更全面地揭示漢代政治文化的複雜性。 2. 文獻考據與理論闡釋的結合 該書在紮實的文獻考據基礎上，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例如，對《春秋繁露》《白虎通義》等經典的解讀，不僅注重文本本身，還結合漢代政治背景，探討其現實意義。 3. 對傳統觀點的突破 傳統研究多將漢代儒學視爲靜態的官方學說，而陳蘇鎮則強調其動態發展過程。他指出，漢代儒學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在與法家、黃老等學派的競爭中不斷調整，最終形成適應帝國統治需要的“漢道”。 學術貢獻與影響 1.深化對漢代政治文化的理解：該書系統梳理了《春秋》學在漢代政治中的作用，填補了學界對經學與政治互動關係研究的空白。 2.重新審視“獨尊儒術”的歷史進程：陳蘇鎮揭示了這一過程的複雜性與階段性，而非簡單的“漢武帝一朝定鼎”。 3.爲政治思想史研究提供新範式：該書展示了思想如何被政治力量吸收和改造，對後世研究中國政治文化具有方法論意義。 侷限與商榷 儘管該書成就顯著，但仍有一些可商榷之處： 1.對地方政治與民間社會的關注不足：該書主要聚焦中央層面的政治與經學互動，而對地方治理、民間信仰如何受“漢道”影響論述較少。 2.比較視角的缺失：若能對比秦漢之際或漢晉之間的政治文化變遷，或許能更清晰地凸顯“漢道”的特點。 結論 《〈春秋〉與“漢道”》是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術力作，陳蘇鎮通過精湛的考據與理論分析，揭示了兩漢政治文化的深層邏輯。該書不僅對漢代歷史研究有重要貢獻，也爲理解中國傳統政治意識形態的構建提供了經典案例。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史、思想史的學者而言，本書是不可忽視的必讀之作。

本書是陳蘇鎮教授的代表作，深入研究了《春秋》如何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動下影響了漢帝國的興衰，並且塑造了古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通過本書，可以窺見中國政治模式與文化底色的形成過程。 《春秋》是著名的儒家經典，它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史書，由孔子修訂而成。“漢道”就是漢朝的治國之道。《春秋》在漢朝擁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春秋〉與“漢道”》這本書講的是《春秋》與漢朝政治之間的關係。這本書可以解答一個重要的問題：古代中國的儒家和法家，曾經不共戴天，最後是怎樣走到一起的？ 漢代儒學的顯學是《春秋》學，即研究《春秋》的學問。《春秋》在寫法上講究“微言大義”“一字褒貶”，故有《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三傳爲春秋作注，合稱“《春秋》三傳”。《春秋》三傳在漢朝分別發揮了不同的功效： 漢武帝以《公羊傳》開啓了法律儒家化的進程， 漢宣帝以《穀梁傳》的“尊王”思想鞏固皇權，但《穀梁傳》中恢復周禮的思想卻開啓了“託古改制”的序幕。 《左傳》中對周禮的記載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傾向，於是王莽發動了改制。 改制失敗以後，光武帝劉秀重新走上了以《公羊傳》推動法律儒家化的軌道，於是儒家和法家在東漢時期走向合流。 秦始皇時代，儒法水火不容，儒家主張用道德教化人民，法家主張用法律和刑罰控制人民。但到了漢朝儒法開始相互配合，形成“儒法合流”，也就是法律儒家化。所謂法律儒家化，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觀念去指導立法，這樣儒家思想就滲透進了法家，儒法兩家也就逐漸合流了。漢朝流傳着這樣一句話：“《春秋》爲漢製法。”意思是說，《春秋》是孔子留給漢朝的法典。 漢武帝爲什麼要推動法律儒家化呢？這是因爲他當時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國家法律和地方文化的不兼容。這個問題早在秦朝就出現了，甚至成爲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秦國滅掉山東六國以後，把自己的法律推行到剛被征服的地區。這裏的百姓不能適應，叫苦連天，其中又以楚國最爲明顯。司馬遷曾經說過，楚人一向好勇鬥狠，喜歡私下用武力解決問題。秦朝法令講究的是紀律嚴明，禁止私下鬥毆，楚人當然接受不了。而且楚國是山東六國中面積最大的一個，中國南部的大多數土地原來都屬於楚國，所以楚人就成爲秦朝建立以來最大的不穩定因素。當時就有一句預言叫“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意思是楚國哪怕只剩三戶人家，最後滅亡秦朝的也一定是楚國。陳勝、吳廣在起義以後建立的政權，名稱就叫“張楚”，意思是張大楚國的勢力。 漢武帝即位以後，也面臨着國家法律和地方風俗之間的矛盾。你可能要問了，不對啊，漢武帝即位以前，漢朝還有好幾個皇帝呢，漢高祖、漢惠帝、漢文帝、漢景帝，怎麼要等到漢武帝纔來解決這個問題呢？這是因爲漢高祖劉邦採取了一種權宜之計，在原來秦國的本土，也就是關中和巴蜀地區 ，繼續沿用秦國的法律。原山東六國地區全部分封給諸侯王，中央政府允許他們根據當地的文化風俗，自己制定法律，進行統治。這樣一來，法律和文化不兼容的問題就被暫時迴避了。 那爲什麼到了漢武帝時期，這個問題又重新冒了出來呢？這是因爲形勢發生了變化。山東地區的諸侯國勢力坐大了，就會挑戰中央政府。漢武帝的父親漢景帝在位期間，就爆發了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以吳國爲首，七個諸侯王起兵造反。最後漢景帝派名將周亞夫平定了叛亂。漢武帝即位以後，爲了削弱諸侯王的殘存勢力，推行了“推恩令”的政策，就是允許諸侯王將自己的封地進一步分封給自己的子孫。這樣諸侯王的領土就越封越小，最小的封國只有一個縣，對中央政府根本構不成威脅。同時，中央政府還向這些地區派出官員，推行中央政府的法律。這時，秦朝建立以後的狀況再次出現，歷史似乎又走入了死衚衕。 這個時候，有一個人橫空出世，他就是董仲舒。董仲舒曾向漢武帝建議，壓制其他學派的發展，只扶持儒家一家，這就是所謂的“獨尊儒術”。這個董仲舒我們只聞其名，卻不太清楚他的底細，他到底是什麼人呢？其實，董仲舒最重要的身份是一位公羊學家，也就是《公羊傳》的傳人。“公羊”是一個姓。《公羊傳》的作者據說是戰國時期的齊國人公羊高，他的老師是子夏，子夏的老師就是孔子。《公羊傳》是一部專門解釋《春秋》的經典。 《春秋》爲什麼需要解釋呢？因爲孔子在修訂《春秋》的時候，使用了所謂的“春秋筆法”。春秋筆法的特點是“一字褒貶，微言大義”，就是把價值判斷隱藏在微小的字眼當中。後世要想把握孔子的意圖，就需要做出解讀，於是出現了好幾個解讀的版本，《公羊傳》就是其中的一個。 不過後人在解讀孔子的時候，往往夾帶私貨，表達自己的觀點，《公羊傳》也是如此。《公羊傳》的核心觀點有三個，第一個叫“大一統”，就是追求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統一，這一點正合漢武帝的胃口。那要怎樣實現統一呢？這就引出第二個核心觀點，叫作“以德化民”， 就是用道德去教化人民，統一社會的道德觀念。那這個標準要到哪裏去找呢？《公羊傳》還有第三個核心觀點，叫作“《春秋》爲漢製法”，意思是《春秋》這部書是孔子留給漢朝的法典。董仲舒認爲，漢朝應該用儒家道德觀念去指導立法，再把這種法律推向全國，統一人民的道德觀念，這樣法律和文化就可以相互配合，逐漸兼容了。 你可能會問了，爲什麼儒家化的法律就能被普遍接受呢？因爲儒家道德觀念是當時各地文化的最大共識。秦朝以前的周朝實行宗法制度，也就是用血緣關係來組織社會，所以人們普遍看重鄉土親情。我們看西楚霸王項羽，當年進了咸陽，總想着衣錦還鄉。他在臨死之前還在感嘆，無顏見江東父老。秦朝想把人們的認同對象從家族變成國家，這樣才能鞏固統一。但這也帶來一個副作用，那就是秦朝的法律缺乏人情味，引起各地人民的牴觸。而儒家繼承的是周朝的主流文化，看重倫理親情。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給法律注入了儒家的人情味，法律裏面也就蘊含了各地的共識，法律的統一也就可以實現了。法律統一以後，就可以塑造人們的觀念和行爲，各地文化風俗就可以逐步統一了。 董仲舒不僅提出了建議，還參與了法律的修訂，拉開了法律儒家化的序幕。董仲舒爲此寫了一本書，叫《春秋決獄》。“春秋決獄”，就是就是用《春秋》來審理案件。張小三的父親張三和李四打架，李四拔出刀來想殺了張三，張小三情急之下拿起棍子想去打李四，結果不小心打傷了父親張三，這時應該怎麼給張小三定罪？這要按秦朝的法律，張小三是故意傷人，但是董仲舒引用了《春秋》裏的一個故事。許國的國君生病了，他的兒子給他奉上湯藥，結果國君喝了湯藥就死了。兒子雖然有過失，但動機是擔憂父親的病，所以應當赦免他。現在張小三雖然打傷了父親，但他的動機是救自己的父親，所以應判無罪。 你看，這是不是比秦朝的法律更有人情味？其實，所謂的“人情味”，背後是對親情的尊重。這種觀念滲透進了漢朝的法律條文，比如漢朝法律規定，對於未成年人和老年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責任。不追究未成年人是因爲他們不懂事，不追究老年人則是因爲他們年老力衰，應該受到優待。除了殺人和傷人以外，對其他行爲都不用負責。你看，這和今天的法律觀念大不一樣，背後體現了儒家“尊老愛幼”的道德觀念。漢朝法律中還有一個規定，叫“親親相隱”，具體是指，直系三代血親和夫妻之間，除了謀反這樣的大罪，有罪應當相互包庇，如果去向官府告發，反而要被判刑。這條規定來自孔子提倡的“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就是父子之間應當相互包庇隱瞞，這也和現代的法律觀念相牴觸，反映了儒家對於親情的尊重。 漢武帝開啓了法律的儒家化進程，《漢書》中提到，漢武帝時期被修訂的法律一共有三百五十九章。儒家化的法律被推向全國，收到相當的成效。全國的法律和文化開始朝着大一統的方向發展，儒家和法家也開始相互交融。但是在西漢後期，儒法兩家再次開戰，儒家甚至引發了一場革命，導致了西漢的滅亡。我們都知道，西漢亡於王莽篡位，那王莽應該是個奸臣吧？《漢書》中卻說，王莽這個人生活簡樸，禮賢下士，儒家弟子都紛紛上書請求王莽當皇帝，唯恐他不答應。這背後其實就和儒家的革命有關。接下來，我就帶你回顧西漢後期這場儒家革命的前因後果。 《公羊傳》有一個核心觀點，叫“《春秋》爲漢製法”，就是說《春秋》是孔子留給漢朝的法典。這個觀點曾經幫了漢武帝的大忙，但這背後其實還暗含着一個邏輯，那就是儒家的政治纔是盡善盡美的，國家應該用道德教化去取代刑罰。漢武帝雖然爲漢朝的法律添加了儒家的成分，但這還不完美。完美的狀態應該是，老百姓都被教育得很有道德，國家不用靠刑罰去嚇唬老百姓，社會也能運轉得很好。公羊家認爲漢朝應該以此當成目標，他們把這個稱爲“撥亂反正”，就是要告別亂世，迴歸正道。 公羊家的想法，和漢武帝並不一致。在漢武帝看來，道德教化是有用的，但刑罰也不能少，不然皇帝就沒法統治了。不過，公羊家在漢武帝時期登堂入室，勢力越來越大。等漢武帝一死，公羊家就跳了出來，開始攻擊漢朝的制度，於是發生了著名的“鹽鐵之議”。 鹽鐵之議的核心議題是鹽鐵官營政策的存廢。這個政策是漢武帝下令實施的，內容是國家壟斷食鹽和生鐵的生產和銷售，主要目的是給國家創收，同時打擊豪強勢力，因爲鹽鐵是豪強收入的主要來源。當時主張廢除鹽鐵官營的，是公羊家的儒生，主張堅持鹽鐵官營的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本來就是這一政策的制定者。你可能覺得，鹽鐵之議是一場經濟工作會議，其實這是一場關於政治路線的論戰，是儒法兩家再次開戰的標誌。儒生們認爲，鹽鐵官營是國家在追求利益，這容易敗壞社會風氣，讓百姓也變得貪婪。所以，廢除鹽鐵官營，是用道德教化人民的重要一步。桑弘羊認爲，鹽鐵官營有利於增加收入，打擊豪強，保持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這代表的其實是漢朝制度中法家的那一面，因爲法家一直主張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但儒生們並沒有如願，這場會議之後，鹽鐵官營政策基本得到了保留。儒生們非常不滿，甚至想要推翻漢朝。當時有一個叫眭弘的公羊學家向漢昭帝上書，裏面有這麼一句話：“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意思是漢朝皇帝是堯的後代，堯就是堯舜那個堯。你大概會說，堯是有名的聖君，這句話是在讚揚漢朝啊。其實重點在後半句“有傳國之運”。堯最後把位子讓給了舜，這叫“禪讓”。漢朝皇帝是堯的後代，也應該找一個賢人，把位子讓出去。這個眭弘也真是膽大，最後被大將軍霍光下令處死了。 漢昭帝死後，漢宣帝即位，他看到公羊家已經成爲政權的隱患，於是決定採取措施，加強皇權。他召集儒家學者，在石渠閣開了一次會。石渠閣位於西漢皇宮未央宮的北邊，是存放圖書、檔案的地方。這次會議的成果，是決定扶植《穀梁傳》，打壓《公羊傳》。 《穀梁傳》又是什麼呢？它和《公羊傳》一樣，也是一部解釋《春秋》的著作。 “穀梁”也是一個姓。據說孔子的弟子子夏把這本書的內容口頭傳授給穀梁赤，穀梁赤事後又整理成文字，於是有了《穀梁傳》。不過，很多學者都認爲，《穀梁傳》其實是西漢時期才冒出來的。歷史學家顧頡剛甚至認爲，《穀梁傳》根本就是對《公羊傳》的山寨，“穀梁”和“公羊”在當時的發音都差不多。好比杭州的張小泉剪刀很有名，就又冒出來王小泉剪刀。這麼一本來歷不明的書，漢宣帝爲什麼那麼重視它呢？一個重要原因是《穀梁傳》提出了一個核心思想，叫作“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就是百姓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君王。漢宣帝覺得這種思想剛好可以壓制公羊家，於是大力支持《穀梁傳》，提拔《穀梁傳》的傳人。但這恰恰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爲什麼呢？因爲《穀梁傳》還有一個重要思想，叫作“以禮爲治”，就是用周禮來治理國家。周禮是周公制定的一套行爲規範，大到治國理政，小到飲食起居，周禮中都有詳細的規定。到了春秋時期，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超出了周禮的規定，周禮也就逐漸失靈了，這就是所謂的“禮崩樂壞”。不過儒家還是相信，周禮是一套完美的制度，要恢復周禮，才能天下太平。需要注意的是，對於周禮，《公羊傳》和《穀梁傳》的觀點並不一樣。《公羊傳》認爲周禮確實重要，但等到人民的道德水平提高了，周禮也就自然而然恢復了。《穀梁傳》卻認爲，只有通過周禮，才能實行道德教化。所以法律儒家化那套都是邪路，直接恢復周禮纔是正道。這種理論又被稱爲“託古改制”，就是推翻漢朝的制度，恢復周禮。漢朝的形勢早已和周朝大不相同，時過境遷，恢復周禮不過是一種空想。但這種空想在當時非常有市場，甚至影響到了太子。太子有一次對漢宣帝說，您應該多聽儒生的意見。結果漢宣帝就發火了，說我們漢朝有自己的制度，叫作“霸王道雜之”，難道要聽信儒生的話，恢復周禮嗎？ 所謂“霸王道雜之”，“霸道”就是法家，“王道”就是儒家。霸王道雜之，就是儒法並用的另一種說法。漢宣帝和漢武帝一樣，也主張儒法並用。他意識到太子傾向於儒家，於是感嘆，將來擾亂漢朝的，一定是太子。話雖如此，但他終究沒能下決心廢了太子。太子就是後來的漢元帝，他即位以後，果然大量任用儒生，開啓了改制運動的序幕。不過，改制在當時推進得很緩慢，這主要是因爲外戚勢力的阻撓。外戚們大多生活奢侈，儒生們卻主張節儉，經常和外戚產生衝突，也就經常受到外戚勢力的打擊。 但歷史總是比小說更精彩。儒家改制的主要阻礙是外戚勢力，到了西漢末年，卻出現一位熱心支持儒家的外戚，他就是王莽。王莽和其他貴族子弟不同，嚴於律己，而且真心相信儒家的改制理論，於是儒生們都把他看成是救星。在儒生們的支持下，王莽篡奪了漢朝的權力，並將“託古改制”運動推向高潮。這時，又有一本書開始發揮重要作用，那就是《左傳》。 《左傳》的全名叫《春秋左氏傳》，它和《公羊傳》《穀梁傳》一樣，也是對《春秋》的解釋。《左傳》的作者是魯國史官左丘明，他和孔子是好朋友。《左傳》這本書一度失傳，在漢朝才重見天日。秦始皇曾經下令焚書，燒掉的主要是儒家的經典，《左傳》也在其中。漢武帝統治後期，有一個叫魯恭王的諸侯王，爲了擴建王宮，就把孔子的故居給拆掉了，結果牆壁裏找到很多藏書，其中就包括《左傳》。儒生們認爲，孔子在《春秋》中對周禮做了很多記錄，《左傳》針對這些記錄做出了詳細的解釋。而且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時代的人，他的解釋是相對可信的。這些解釋恰好爲恢復周禮提供了根據。 王莽這個人加上《左傳》這本書，引發了一場鬧劇。這場鬧劇的結果證明，託古改制不過是空想。比如王莽下令恢復周朝的井田制，對全國土地進行重新分配，那些佔有大片土地的人，要自覺把土地分給鄉親們，不然就抓起來，結果當時的監獄裏住滿了人。而且你想啊，地方上誰的土地最多？當然是那些有錢有勢的豪強。結果豪強們就紛紛起來造反，把王莽的新朝給推翻了。 王莽的失敗是“託古改制”運動的必然結局。這場運動是儒家對法家發動的進攻，儒生們想要去除漢朝制度中的法家成分，用空想取代了現實，用“恢復周禮”的口號打斷了儒法合流的進程。在王莽引發的動亂被平定以後，光武帝劉秀又重新接過了歷史的接力棒。 東漢建立之際，儒生們剛經過動亂，頭腦清醒了過來，意識到法律儒家化比恢復周禮更爲現實。在這種形勢下，主張法律儒家化的《公羊傳》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劉秀曾經召見過一位名叫鍾興的公羊學家，向他請教《春秋》的大義，還請他做太子的老師，這等於公然表示了自己推崇《公羊傳》的立場。 但是，《公羊傳》雖然沒說要恢復周禮，但也經常批評漢朝的制度，這該怎麼應對呢？劉秀找到了一個有力的思想武器，那就是讖緯。所謂讖緯，是讖語和緯書的合稱。讖語是對未來的預言，緯書是一堆神話傳說，宣揚帝王將相出世都是上天的安排。讖緯和儒學有一定關係，它經常假託孔子之口來發表觀點，但讖緯本質上是經過統治者改造後的儒學，目的是爲統治者辯護。而且讖緯還帶有濃厚的神祕主義，這在今天看來荒誕不經，但當時的人卻很相信。 劉秀特別重視讖緯，甚至在詔書中都要引用讖緯。儒生要再敢批評漢朝的制度，劉秀就會借讖緯來壓制他們。於是，東漢的文化氛圍發生了變化。歷史學家呂思勉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文化在西漢和東漢之間發生過一次大的轉變。西漢時能聽到讀書人攻擊政治的聲音，東漢時這種聲音就漸漸聽不到了。這種文化氛圍有利於皇帝的統治，使東漢朝廷能夠更加從容地將法律儒家化進程推向深入。 東漢時期，法律儒家化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當時有一個名叫陳忠的大臣，上書請求增加這樣一條規定：對那些母子、兄弟之間爭着替對方去接受死刑的，可以免掉死罪。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議。這條規定中的儒家色彩非常濃厚，在儒家眼中，法律的最終目的不是嚇唬人民，而是“教化”，就是教導人民遵守儒家道德。東漢時期還產生了一種現象，叫作“以經注律”，就是引用儒家經典來註釋法律。某些註釋還獲得了國家認可，具有法律效力。《晉書·刑法志》中記載，東漢時期引用儒家經典註釋法律的一共有十幾家，他們寫的註釋中具有法律效力的一共有兩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兩千兩百多字。可見，引經注律在東漢已經不是個別案例，而是一種大範圍的社會現象。 法律儒家化的持續推進，帶來了儒法兩家的最終合流。從秦始皇焚書，到漢昭帝時期的鹽鐵之議，再到王莽的託古改制，儒家和法家這對老冤家來回鬥了好幾個回合。歷史就像一個鐘擺，在儒法兩家之間來回搖盪。而到了東漢，曾經水火不容的儒法兩家卻漸漸融合到了一起。東漢的很多儒家士大夫都精通法律，比如有一個名叫鍾皓的大學者，在家開班教學，學生有一千多人。他主要使用兩本教材，一本是儒家的《詩經》，另一本就是漢朝的法律。到了東漢末年，有一個叫王粲的名士，建安七子之一，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儒吏論》。文章裏面有一句話叫“吏服訓雅，儒通文法”，意思是官吏也懂得儒學，儒生也精通法律。你看，儒家和法家已經合流了。這種合流是法律儒家化帶來的成果。 法律的儒家化在東漢以後繼續推進，在隋唐時期變得更爲成熟完善。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間修訂了一部法典，名叫《唐律疏議》，其中提到了一條重要的立法原則，叫“德禮爲政教之本，刑罰爲政教之用”。意思是法律的根本目的是教化，道德是教化的根本，刑罰是教化的手段。這個原則既承認儒家道德的地位，也不否認法家刑罰的價值，可以說是儒法合流的縮影。 《唐律疏議》中還規定了“十惡”，這個特別值得一說。我們都聽過“十惡不赦”這個詞，這裏的“十惡”可不是“十分罪惡”的意思，而是“十大罪惡”。這十大罪惡是法律中明確規定的，除了謀反這樣的大罪以外，還包括“不孝”和“不睦”。“不孝”就是不善待父母，“不睦”就是不善待家族中的親屬。你看，這兩項在今天一般都屬於民法管轄範圍，國家一般只會出面調解，但在古代，這可是國家明文規定的大罪，要受到嚴厲的懲罰。我們今天所謂的“道德”，往往是指個人的修養，但在古代，道德是一種治理國家的方法和技術。所以，所謂的“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在古代其實本就是一回事。道德就是法律，這背後其實是儒法兩家從鬥爭到合流的長期歷程。 摘選自得到聽書 撰稿：卞恆沁

本書的歷史部分的內容比較容易理解。而第二章和第四章關於經學的內容非常難懂。關於歷史的內容對我來說受益匪淺。比如說西漢劉邦承秦制是又一次關中人通過軍事手段統治了關東人，雖然名爲漢軍但實乃秦人，在這種理解下，四面楚歌這個成語的意義就變得更現實了，因爲劉邦軍中沒有那麼多楚人，更多的都是關中人，這纔會讓項羽驚歎，漢軍中是否已經攻下了楚地。再比如漢初的一些法律，在文帝、景帝期間，關中仍然用的秦律，但在關東地區仍然偏向於實施關東的風俗。緹縈爲父求情的事例也變得具有現實意義，讓漢文帝削減修改秦制中的嚴酷法律。在著名的歷史事件背後，隱藏着更具有政治意味的邏輯關係。 雖然是由關中的秦漢進行了政治軍事上的統一，但在文化的表現中卻是由關東征服了關中，而且時間更加漫長，是一種溫和的、循序漸進的過程。 此外是漢宣帝劉詢對於漢武帝劉徹政治上的繼承，更傾向於用武力征服夷狄，但他在儒家學說的傾向上卻更像是衛太子劉據，更傾向榖梁家而非公羊家。其羊家在漢武帝一朝有思想上的轉變，從最開始反對漢武帝的軍事戰爭轉爲支持，是否是因爲在宣帝朝中並沒有存在像董仲舒一樣的公羊大家，如果存在的話，是否也會影響漢宣帝外儒家內法的思想。 對於公羊家和榖梁家的思想內容，我理解的比較淺薄，只能用作者高度概括的以德化民和以禮治民兩來理解。在我的以禮治民更傾向於法家的概念嗎？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在閱讀中非常痛苦。 王莽時代的天下同苦王氏久矣，與秦末苦秦久矣一樣。在關中地區或者是說在統治者直接統治地區，並沒有受到這樣的壓迫，只是史學家的一種美化。 最後說一下關於我閱讀中比較有困惑的地方，比如說漢武帝在臨死時因爲丙吉的拼死抵抗從而讓步，放棄了除掉黃曾孫劉病已。對於一個一生都是殺伐果斷的人來說，作者這樣的推理並不能讓人信服。作者說劉病已身邊圍繞着衛太子的故舊，比如衛賢等人知道宣帝曾受過《魯詩》而認定其站在魯學一邊支持穀梁學，不夠嚴謹。 最後是關於東漢王朝，說東漢基本放棄了武力開邊政策，是因爲公羊學家影響的結果，在我看來有些本末倒置。第一是東漢剛立國，各種豪族和諸侯的影響導致劉秀無法開邊，之後除了明帝章帝相對年長外，其餘東漢諸帝都比較年輕，權柄掌握在外戚和太后手中，更加無法採取武力的政策，似乎更是因爲政治的影響導致的，而不是因爲公羊家影響才放棄了武力開邊。 在閱讀中感受到了對秦漢歷史瞭解比較薄弱，可能需要在閱讀一些相關的專業或者通俗方面的書籍，來了解更多的事例和人物。至於對經學的內容只敢敬而遠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爲扔到deepseek後修改的內容： 我嘗試對讀書筆記進行系統性梳理和學術化表達，同時保留您原有的思考脈絡。以下是修改建議： 一、文本結構優化 （建議採用三級標題體系，建立清晰的邏輯框架） 《春秋》與"漢道"讀書札記——秦漢政治文化轉型的再思考 一、制度繼承與地域衝突 （原第一段內容整合） 1. 軍事統一與文化征服的二元路徑 漢初政治生態呈現出"關中制度"與"關東文化"的張力結構。高祖雖以秦製爲基，但"漢軍實乃秦人"的論斷揭示出軍事集團的地緣本質。項羽"四面楚歌"的誤判恰印證了關中集團的文化認同危機。這種制度與文化的地理分野持續至文景時期，如《漢書·刑法志》載"關中用秦律，關東循舊俗"，緹縈上書事件恰成爲調和這種地域矛盾的契機。 二、儒學流變與政治選擇 （整合第二、第三段內容） 1. 宣帝政治的雙重面相 宣帝朝呈現"霸王道雜之"的獨特形態：軍事上承武帝開邊遺策，儒學取向上卻偏離公羊學傳統。這種矛盾源於其特殊成長經歷——作爲戾太子劉據之孫，更傾向主張"以禮治國"的穀梁學說。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學派在武帝后期的轉向（從反對征伐到支持擴張），或許爲宣帝朝儒法調和提供了思想基礎。 2. 今古文經學的治理差異 作者將公羊學"以德化民"與穀梁學"以禮治民"的治理範式二分法，實爲理解漢代儒學轉型的關鍵。公羊學的"改制"理論暗合法家變革精神，而穀梁學的禮制主張更接近周代宗法傳統。這種學理分歧在鹽鐵會議上已初現端倪，至石渠閣會議終成政治分野。 三、歷史闡釋的再審視 （整合第四、第五段內容） 1. 王莽篡漢的敘事建構 "天下同苦王氏"的史觀書寫，實爲光武中興的合法性建構服務。正如秦末"苦秦久矣"的集體記憶塑造，這類話語往往遮蔽了核心統治區的真實狀況。班固《漢書·王莽傳》的敘事策略，恰體現歷史書寫中"成敗論"的深層影響。 2. 東漢邊疆政策的動因辨析 作者將東漢收縮政策歸因於公羊學衰落之說值得商榷。光武時期"退功臣而進文吏"的政治重組，導致軍功集團式微；中後期幼主臨朝引發的外戚宦官專政，更削弱了軍事動員能力。這種結構性困境較之學說演變，更具根本性影響。 四、存疑與商榷 1. 武帝晚年政治抉擇的再思考 徵和四年"輪臺罪己"的真實性歷來存疑，而丙吉諫阻處罰皇曾孫（宣帝）之事，或與巫蠱之禍后皇權繼承危機相關。作者將宣帝儒學選擇歸因於"故太子舊臣影響"，尚需更多實證支持。 2. 史論方法的反思 部分論斷存在目的論傾向，如將東漢政策簡單歸結爲學說演變，忽略了制度慣性與權力結構的制約作用。這種思想史解釋路徑，可能弱化了政治史分析的複雜性。 修改說明： 1. 強化學術規範：補充《漢書》等原始文獻出處，採用史學界通用術語 2. 理順邏輯脈絡：將散落各段的關聯內容整合爲專題論述 3. 修正史實訛誤：如丙吉進諫對象應爲武帝而非宣帝，戾太子劉據與宣帝關係等 4. 提升理論深度：引入"歷史書寫"、"結構困境"等分析視角 5. 規範學術表述：將"古良家"更正爲"穀梁家"，"黎族"改爲"四夷" 建議延伸閱讀： 1. 制度史：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2. 思想史：徐復觀《兩漢思想史》 3. 政治史：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 這樣的修改既保留了您原有的思考亮點，又增強了論述的學術性和邏輯性，不知是否符合您的預期？

拖拖拉拉看了很久終於完讀，書本身不難讀，但對我這個史盲來說，政治史真的好複雜，自己記得更深切的反而是幾部解經之傳的地位的升沉起浮。（另外之前和朋友去書店看到才發現哇這本書原來這麼厚，如果我拿着紙質書來看一定很有壓力吧…）

政治文化概念 它專門指向一個民族的羣體政治心態,或該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羣體主觀取向強調民族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運動對羣體政治心態的影響重視羣體政治心態對於羣體政治行爲的制約作用 政治史爲主,以思想史爲輔政治史是豐富鮮活而非乾癟抽象的。這種鮮活,集中體現在它對於政治過程中人的"行爲"的關注,而"在以往過分關注宏大敘事"的抽象概括方式下,曾經有意無意地篩掉許多活生生的行爲,遺失了無數寶貴的歷史信息 一鄧小南 西漢再建帝業道路---儒術趙興起背景取守異術與亡秦必楚 秦朝失敗:楚齊,趙的文化沒統一,只推廣秦法輕視教化 楚是滅秦的主力,東方苦奏的嚴刑,楚人苦秦法與楚俗存在更大差異論教秦立漢 據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郡縣制，秦律）郡國並行及其意義（本質；東西異制） 異姓王:爲擊敗項羽,不得不分封韓信,英布彭越取得支持 同姓王---郡國制在東方難以推行（楚齊趙習俗衝突） 行政權剝奪其置相權，保留置吏權---後不斷剝奪從清靜無爲到復古更化 清靜無爲符合漢初郡國並行，東西異制的政治格局 以禮爲治和以德化民--漢儒的兩種政治主張 荀子後學的政治學說-穀梁傳 儒學經學形成於戰國，繁榮於西漢，荀子承前啓後 荀子後學中，系統繼承和發展其思想並對漢代政治文化產生較大影響的則有賈誼，申公 以禮爲治--賈誼 對諸侯強行割地 用三表五餌對待匈奴 漢承秦敗俗 申公及其弟子的政治主張 重心在禮以德化民--董仲舒的政治主張-公羊傳 不僅說仁義而理之，更要顯德以示民 特點；強調製禮樂之前的教化過程董仲舒的王道，天道理論及漢儒的兩種德教說 王道的統一性與不變性--德教 極力證明先王之道存在的差異性--王道必改制，未必改道 董仲舒認爲春秋之道是對周道的否定霸王道雜之--公羊學對西漢中期政治的影響 外攘夷狄和內修法度 武帝后期嚴刑峻法 董仲舒認爲欲統一法度必先統一學術 武帝以後的社會矛盾主要在過度"勞民"和小於嚴酷的吏治(非律法)武帝的全部事業可概括爲出師徵線和變更制度變更制度: 罷默百家,獨尊儒求的意識形態改革 更定律令的法制改革 設中朝,行察舉,建太學,削王國,改兵制, 設刺史等政治,軍事制度的改革 統一貨幣,管鹽鐵,算婚,平準,均輸等經濟制度昭宣之治及其歷史意義 循吏政治的關鍵是擴大和強化條教的作用奉法循理符合武帝時期政治文化的發展趨勢,是以德化民的一種可操作實踐摸式在承秦以來的法治傳統仍佔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這一原則不可能推廣,有待於漢朝政策關中本位向關東本位的轉變 純任德教,用周政一西漢後期和王莽時期的改制運動 從鹽鐵議到石渠論 宣帝的石渠閣會議--對轂梁學的扶持 受《公羊》儒生階層激烈抨擊武帝/繼承和發揚太子和《轂學》的員厚仁慈西漢後期的改制運動 王莽一方面是外戚,屬於王室勢力的系統一方面代表漢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勢 左傳在春秋三傳以禮兄長 "不知大體"的並非王莽,而是西漢後期整個儒學士大規階層 漢室復興的政治文化意義 自武帝尊公羊以來，公羊家的政治學說迅速傳播，但其以德化民說在政治實踐中始終未得到真正貫徹 西漢中期，政治重心在外不在內，對內教化要服從對外戰爭，鹽鐵，均輸，平準等不利於教化 後期雖向內轉化，但以禮治國佔上風東漢的公羊家 放棄武力開邊 東漢章帝時一度重建鹽鐵，均輸，但不久廢除 東漢始終不曾宣佈天下太平，也未進行大規模的制禮作樂 東漢儒生否定天下已太平，因而反對制禮作樂，仍有重要意義，它使東漢在理論上始終處於太平以前的教化階段，從而爲深入教化與民創造了必要的政治文化環境東漢的教化突出一個“義”經學研究重心，西漢；闡述撥亂反正，東漢；探討修身養性 豪族社會對東漢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影響 豪族與吏治--東漢政治的頑疾 東漢王朝建立在豪強基礎之上 管理豪強--強化吏治 用嚴刑峻法規範豪族，收到恢復並維持社會安定的效果，但同時也使吏治苛刻問題日益嚴重，東漢政治的一大頑疾 元帝以來的妥協，助長了豪族勢力的發展 新朝末期戰亂，豪族的私人武裝據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戰亂的破壞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強了豪族的實力與凝聚力 劉秀在收復關中，對付豪族/叛亂者的主要手段--平定安集劉秀抑制豪族的政治措施 裁剪地方吏職，廢罷郡國兵，放免奴婢，令列侯就國 強化吏治--有效抑制豪強的同時，也大量傷及無辜百姓 章帝以降，禁苛暴，尚寬厚成爲既定方針--成了貪官污吏的保護傘頻繁的災害，讓受天人感應說影響的統治者確立了柔道，德化的方針，在這一背景下，世家大族的崛起，官僚士大夫集團的形成，以其對外戚，宦官勢力的抗爭等現象，又表現出更深刻的歷史意義 皇權與外戚--東漢豪族政治的最高表現形式 劉秀家族同若干外戚家族結合的豪族婚姻集團，前者需藉助後者維持統治，後者藉助前者擴大家族勢力 世家大族的崛起和儒家經學的發展 鄭玄認爲新王始起，應先用前王禮樂教化，待太平才能改用自己製作的禮樂。認爲周禮是以禮爲主，以刑爲輔的制度體系認爲禮是士大夫修身的重要工具欲使百姓遵行可以到達的禮，還得先由士大夫們做榜樣這套理論爲士大夫們以禮修身提供了更充分的依據，也使《儀禮》等經典所記載的繁瑣禮儀有了實際政治價值。魏晉之世，士大夫遵行禮法蔚然成風。

《春秋與漢道》是剖析兩漢政治的厚重力作。陳蘇鎮老師以“春秋”爲經，兩漢政治爲緯，闡明儒學獨尊的歷史必然，梳理今古文經學及公羊、穀梁、左氏三派興替，並系統解答漢初承秦卻轉奉黃老的深層因由，進而揭示武帝胸中“三十年計劃”的清晰章法，對宣帝“霸王道雜之”與德禮之爭、王莽依託禮治的復古敗局，皆有深刻洞見。尤爲精妙的是，作者指出公羊家主動援引讖緯建構天命敘事，刻意佐助光武中興，彰顯經學與政治的共謀。此外，豪族、外戚、經學世族的交織，及古文經學最終大興並下啓魏晉，亦得到通透闡釋。 全書借一部《春秋》重走大漢興衰路，核心啓示在於：儒學並非僵化教條，而是在與現實政治的碰撞中不斷權變調適，展現鮮活複雜的歷史面相。此書堪稱理解兩漢政治與學術互動的鎖鑰。

思想與政治緊密相連，《春秋》與“漢道”的有機結合便是如此。漢朝初立，爲汲取秦亡教訓，形成獨特的治國之道——“漢道”。儒家知識分子解讀經文，試圖從經文與歷史中總結一套治國經驗。不同時期的學者應對不同“國情”，調整對經學的解讀，實際上也反映了統治者治國方針的不斷調整。《春秋與漢道》一書，既有思想史的思辨，更呈現了兩漢政治史的清晰脈絡與政治鬥爭，作出了一部有思想的政治史，將秦漢的歷史貫通起來。 當然書中涉及的一些“改革”的定義（比如說西漢後期一些統治方針的變更是否能直接稱爲“改革”）可能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