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責任”的帝國：近代日本的擴張與毀滅 1895—1945

與其說了解日本武士階層的歷史、幕末運動和明治維新，是我學習二戰太平洋戰史的補充資料，不如說這條閱讀路徑的反向推進纔是研究的真正目的—日本史。 從表面看，明治維新是近代日本根據國情考察/效仿西方憲政對本國政經、軍事、社會各方面進行的改革。但就其本質，在我看來，只是下級武士發動的一場“不徹底的革命”用以實現另一種形式的“公武合體”。 說它不徹底，因爲發動者與被推翻者（幕府）來自同一個階層，只是等級不同，其行爲準則（武士道）和軍國主義思想（從豐臣秀吉到山縣有朋再到昭和軍部的對外擴張）卻是一脈相承。 “公武合體”本是指日本江戶時代後期（幕末）的一種政治理論，主旨是聯合朝廷（公家）和幕府（武家）改造幕府權力。1889年頒佈的《明治憲法》讓天皇看似立於實君位（借鑑普魯士憲法），總攬統治權（大政奉還），統帥全軍，議會僅起“協贊”作用。然而實際運作中，已替代幕府的藩閥官僚（如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通過“機務六條”限制天皇干政，使天皇同時處於類似英國君主立憲的虛君位，從而實際掌握了“幕藩割據”狀態時分散於地方，明治維新時收歸中央的權力（改造權力）。“《明治憲法》，就性質而言，是神權絕對主義和立憲君主制的奇妙折中。”，符合當時的日本國情。“ 國民大衆以爲天皇是大權獨攬的絕對君主，而知識分子和官僚才知道天皇是受憲法制約的立憲君主。憲法設計者伊藤博文等人以“顯教”教導國民，以“密教”運營國政。”，儼然是一場“前君後臣”的雙簧戲。由此可將明治維新視爲另一種形式的“公武合體”。 “正如柯林伍德所言，歷史的價值在於告訴我們人做過什麼，從而告訴我們人是什麼。” 那麼深入學習日本歷史會告訴我們什麼呢？ “《明治憲法》賦予戰前天皇制的曖昧性格（絕對君主與立憲君主的雙重屬性）屢屢被政治鬥爭所利用，成爲日本政治體制不穩定的根源之一”，也是二戰日本必然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並加速走向毀滅，以及戰後無人真正承擔戰爭責任的根源之一。 基於二元制君主立憲而“巧妙”設計出來的“顯教”與“密教”造成了戰前日本民衆與文化人之間的斷層，進而助長政黨腐敗，民衆對其非常失望。加之“在鄉軍人會”的退伍軍人日常“戰備”、出於對陸軍裁軍時的妥協-安排軍官走進男子學校對青少年進行軍事化訓練、以及民間右翼思想的發展與煽動，這些羣衆基礎激發了民衆自願希望更爲“純粹”的軍人集團掌政，從而倒入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的“懷抱”。同時，基於“日本特色”的君主立憲制衍生出軍部三大特權（統帥權獨立、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帷幄上奏權）給了軍隊不受行政轄制（直屬天皇）、軍部干政、以及“包庇”下克上（內閣無權干涉）的理論基礎。實施稟議制決策方式又形成培養下克上現象的沃土，那一根根點燃的火柴— 五·一五事件、二·二六軍變、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依次而迅速、又“半推半就”（象徵性追責，默認民間和社會不否定或同情發動者的“英勇行爲”，對既定“勝利事實”姑息養奸）地把一個從精神、思想到身體都已準備好並不畏死的瘋狂“怪獸”推向東亞、東南亞直至整個世界。因此，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思想（豐臣秀吉-山縣有朋-昭和軍部）不會因大正民主的“閃光”、幾個強硬且稀有的政治家和穩健派軍人而改變方向，後者的存在，僅僅是決定“喫相”優雅還是粗魯而已！ 天皇制的雙重屬性還造成整個國家運作時的責任意識與界定的模糊性。根據戰前憲法，天皇只有權力而不承擔任何責任（外顯其正統與親政、實則“要求”其剋制，通過免責，達到維護其神性與完美，用以教化和規範民衆道德），內閣、議會本該民選卻脫離人民、同時無法控制、干涉軍隊，而軍人打着維護天皇的名義、濫用其特權（尤其是統帥權獨立和帷幄上奏權），導致民衆無法分辨軍令到底出自何處（天皇？軍人？）。這種無責任體系被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比喻爲“抬神轎”，其與“天皇制、下克上和法西斯主義是導致日本走向毀滅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戰後偌（蕞）大（爾）一（小）國都以受害者自稱或以遵守上峯命令不得不爲之推卸責任的主要原因（衆所周知的原因，天皇免於起訴是無條件投降的唯一條件）。 “無責任”的帝國看似轟然倒下，而武士道精神卻沒有隨武士階層的瓦解徹底消失。所謂優秀“和魂”的暗處始終蟄伏着不肯正視歷史及責任的人和組織。就像電影《南京照相館》中，伊藤秀夫的上司一邊書寫，一邊解釋伊藤的“仁義禮智信”。這是影片的一處亮點，不動聲色地戳破了角色的虛僞、“大東亞共榮”政策的侵略本質、以及武士道結合了日本國家神道和佛教，以及中國孔孟之道後的異化本質。因此，面對不正視歷史，不敢承擔責任，甚至歪曲事實的人必然會有影片最後的強勢回應“我們不是朋友，絕對不是！” PS. 如果想更加順暢地閱讀《“無責任”的帝國》，最好提前補看一些關於日本武士階層崛起與發展的書籍，例如《武士革命：明治維新與近代日本的崛起》或《講談社 日本的歷史》系列叢書。 閱讀《“無責任”》期間最好同時學習中日甲午戰爭（《晚清最後十八年：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全四冊）》）、日俄戰爭（《日俄海戰 1904-1905 侵佔朝鮮和封鎖旅順》）便於瞭解讓日本全民癲狂的“勝利病”緣起。 《“無責任”》與二戰太平洋戰爭全史是可以互作延伸閱讀材料的。個人經驗，瞭解戰爭通史後再閱讀《“無責任”》可以獲得更多啓發。

2025閱讀十佳之一 知日十佳之一 本書的優點在簡潔又條理清晰。僅用26萬餘字就講清楚了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積極外向學習、國勢崛起的傲世成績；也道明瞭日本在其後50年當中的政治演化和因爲思想觀念上的偏差走到近於毀滅；並且在遠端遙遙指出了今日霓虹社會生活待解難題的來路。我讀了兩遍，這書好到可算上是我讀到關於日本現代變革的十佳之一。 日本的面積與雲南相當。拿着地圖這麼一比，在很多東大大人眼裏霓虹就是蕞爾小邦、是小本子、是條一掐可死的蟲兒，而德國在他們眼中是大國，但德國面積卻是不及日本吶。再有，面積是你兩個體量還多的毛熊，論GDP不及一個粵省。墨卡託投影法害人，看多了世界地圖，驚懼於北極熊和真以爲自己是中央帝國的念頭多少會有那麼一點兒的。 爲什麼不以一國的國民幸福指數討論成敗？

對於國內讀者來說非常友好的寫作，尤其是序言中的幾段話我深表贊同，“將戰前日本政府視爲一個步調一致、行動統一的整體，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爲儘管戰前日本的執政者征服中國的動機大致相同，但他們對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構想卻存在深刻差異。至20世紀30年代，正是由於政府的分裂和權力的多元分割，使得執政層最終失去了對局勢的控制，加速了日本向戰爭體制的邁進。”如果說序言的時候還能感受到商老師具有感染力的聲音，那麼進入具體內容的時候則轉入了冷靜的知識分析，用通俗的語言消化了很多既有研究成果，而且其中的不少著作是已經被譯介的研究，比如丸山真男、川田稔、戶部良一、黑澤文貴、升味準之輔、信夫清三郎、濱野潔、入江昭、伊藤之雄、瀧井一博、纐纈厚等等，當然報完上述菜名的目的也許是應該想一想自己如何能夠像作者一樣用通俗的語言把他們的觀點概括出來並做一個定位，並且也許更重要的是期待一下被引用到但尚未翻譯的著作何時能進入中文世界……話說回來，正如很多豆瓣友鄰的短評所指出的那樣，這本書的寫作有點像日本學者向普通讀者科普的新書形式，但是相比於日本學者的書卻更適合中國讀者的“體質”。開頭對於明治遺產的介紹其實是向讀者概述了戰前日本的政治體制、運作規則及其“多頭一身”的特徵，這一點就很像是之前讀的古川隆久的《毀滅與重生》的寫法。但是作者對於主要人物的側重使得他對很多出場人物的前因後果做了細緻通俗的解釋，於是這些人物也就不像面向日本讀者的書那樣，如地鼠一樣突然出現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現。其次作者對於很多概念和事件的細節做了細緻的介紹，並且這些內容因爲是服務於整個敘事線索因此並沒有堆砌之感，反而能夠填補我之前閱讀時不被提示的很多細節。尤其是關於昭和初期的介紹非常受用，比如古川隆久那裏被一筆帶過的很多事件都有了概述，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不進行解散議會選舉實現過渡的問題除了與輿論、樞密院的不信任也有面對田中義一時選戰資金不自信的考慮；對昭和金融恐慌時的鈴木商店和臺灣銀行危機也進行了介紹；西園寺公望推薦齋藤實任首相組閣從而終結政黨政治也有犬養毅被刺後政友會繼任者總裁鈴木喜三郎太右了的問題……這裏的種種可以看出，對於規範層面政黨政治的破壞來自於缺少合法性的行動者被太多合力所牽扯（更不要說這裏想要維持規則的行動者其實是天皇—元老—政黨領袖等複數的存在），有些“面對現實”的考慮長遠看往往種下了更大的惡果。當然作爲一本普及讀物作者並沒有提供太多的分析更不用說創見，但能夠結合現有研究成果爲讀者提供一個連貫的敘事也已經是善莫大焉了。被作者從開頭延續至尾的分析工具或許是明治和憲法所設定路徑下產生的“多頭一身”造成的無責任體系、天皇的絕對君主與立憲君主矛盾以及軍部與政府的“雙重外交”問題，以致於在天皇擁有大權又必須在各個互不隸屬的權力輔弼下才能運行的格局導致了儘管有天皇作爲所謂的機軸，但是“國體”的曖昧性卻迴避了權力的最終判定權，以及由此確定的最終責任問題（這本書對於丸山《日本的思想》一文引用好像比較少甚至沒有？）。從伊藤博文到原敬等人嘗試的一元化政治指導在被憲法授權以及現實存在的不同權力和派閥的撕扯、討價還價、妥協中走向變形（而且即使他們在倡導內閣的時候對於內閣的權力來源也沒有做出來自議會的一元化的努力反倒是選出勢力與非選出勢力在內閣層面的統合），在元老落幕，政黨政治的潮流隨着國際協調外交和世界經濟金融秩序走向崩潰而衰微以後，取而代之的陸軍中堅參謀層是在權力統合和國家理性層面更加混亂和更不負責任（所謂抬神轎）的一代人，但正因爲更不負責任所以可以更放肆的暴走……最後，這本書中丸山真男的比重其實比我預想的要少，（正如一位豆瓣友鄰所說）主要是在最後結算曆史的部分。然而這一現象恰恰反應了一個問題，即丸山在《日本的思想》《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中討論的是站在戰後，把從明治到（戰前）昭和作爲一個整體走向毀滅塵埃落定蓋棺定論之後進行的政治學層面結構性的分析，儘管確實非常高明非常具有概括力，但是如何與強調史料辨析，強調具體以及研究對象歷時而變、偶然性的歷史分析進行一個結合其實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和嘗試的問題。我記得坂野潤治似乎就質疑過丸山對天皇制的批判是超歷史的……

不長的一本小書，兩天不到讀完。提供了關於近代日本歷史的新視角，記兩點思考之處。 一，關於中日近代以來戰爭的新視角，或者說是從人物出發，更加詳細的視角。對於甲午海戰以來中日之間的戰爭，長期還僅僅停留在課本上寥寥數語的描述。這本書也是幫我從另一個視角，即日本爲了實現近代化而將擴張作爲一種手段，與周邊國家（中、韓、俄）進行周旋，發動戰爭的視角，重新審視了中日的幾場戰爭。戰爭是手段也是必然結果。對日本幾個關鍵人物的介紹和描述也是填補了歷史知識的空白。更爲有趣之處在於，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選擇的手段和途徑，與德國的相似之處。有歷史發展的相似，更有互相模仿學習的相似（《明治憲法》與德國），相似的歷史進程和矛盾，進而推導出相似的動作——對外擴張和法西斯主義。 二、關於戰爭責任的思考。書名直接點出的問題：“無責任”的帝國。通篇看下來，從天皇到官僚到軍部，每一個角色都在戰爭的發動中起到了些許推動作用。但最終清算之時也就只是籠統的概括到幾個具體人物上，實際的矛盾在於日本這個民族的羣體無意識，或者說是矛盾性。既高風亮節，但實際上又曖昧之集，不承擔。甚至於所謂的天皇的責任，也只是這種羣體性的一個最終表現形式的集大成而已。這一點上看，天皇確實是日本國民之象徵。而所謂的戰後改造，其實到底也是無法改變一個民族的根本性，僅僅是從外力上或者物理條件上削弱和減緩下一次暴走的概率。而暴走形式，也不一定是戰爭。歷史終究是個圈。 總體推薦。但是在敘述上，時間線和人物線再加上敘述，有時候一不留神就有些錯亂。尤其是在某些不熟悉的歷史段落，容易分散注意力。整體比較易懂淺顯，推薦。

八歧大蛇與責任真空：近代日本「無責任帝國」的形成、暴走與毀滅與戰前大日本帝國的「實在」相比，我更願意在戰後民主主義的「虛妄」上賭上一切。 商兆琦的《「無責任」的帝國：近代日本的擴張與毀滅 1895—1945》對近代日本從甲午戰爭走向二戰戰敗的五十年曆史進行了系統性解剖。這本書的核心論題聚焦於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內在缺陷，即日本如何建立起一個擁有絕對權力卻缺乏最終責任主體的「無責任體系」，並任由該體系在內耗、下克上與盲目擴張中走向徹底毀滅。本書可作入門，梳理部分歷史肌理。 近代日本的悲劇，根源於明治維新時期帶有妥協性質的頂層制度設計。憲法設計者試圖調和絕對君權與現代立憲制，從而埋下了結構性分裂的種子。在天皇制的設計上，明治憲法第一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與第四條（天皇爲國家元首並總攬統治權，依憲法條文行使之）之間存在長期的法理解釋空間。明治精英採用了「顯教」與「密教」的雙重治理邏輯：向國民與軍隊灌輸「天皇主權說」，利用神化權威建構國家認同與動員體制；而在官僚與知識精英內部，則以「天皇機關說」操作國家機器，將天皇視爲法理型憲政架構下的最高國家機關。由於日本傳統宗教力量薄弱，皇室成爲唯一的國家「機軸」。這種雙重性格導致天皇既是絕對君主又是立憲君主。天皇雖對政治事務通常保持沉默（聽從內閣），但在軍事事務上保留詳加垂詢的特權。這種設計假設元老集團能夠永遠居中調停，如元老權威消解，責任主體便陷入真空。 與此相關的是軍政與軍令的二元分裂。軍部並非單一部門，而是陸軍省、參謀本部、海軍省、軍令部等機構的統稱。其中，陸、海軍省屬於軍政機關，負責編制、預算、後勤等行政事務，對內閣負責；而參謀本部與軍令部屬於軍令機關，直屬天皇，擁有「統帥權獨立」的特權。技術官僚與民意代表本身就存在選拔路徑與效忠對象的衝突，而軍令與軍政的分離，使得陸軍省和內閣無法實質性約束參謀本部的戰略規劃。這一機制直接導致了後來的「雙重外交」——內閣執行條約外交，而陸軍執行利權擴張。丸山真男曾用一個「禿頭寓言」形象地隱喻這種困境：一個男子有兩個情人，年輕的代表進步派與立憲制，年長的代表保守派與絕對君權，兩人分別拔去其白髮與黑髮，最終男子成了禿頭。這恰恰說明了近代日本在兩種意識形態的極限拉扯下，制度最終走向全面空心化與失控。 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日本通過對鄰國的試探與豪賭，完成了向帝國主義「一等國」的躍升，同時也確立了通過外部軍事冒險解決國內危機的路徑依賴。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帶來了鉅額利權與國際地位提升，刺激了軍部狂熱與大衆民族主義膨脹。當戰略胃口過度擴張並遭遇西方干涉或外交壓力時，內閣試圖通過外交妥協規避風險，卻往往引發日比谷事件那樣的民衆暴動，導致內閣威信下墜，反而促成了妥協體制（如桂園體制）的形成。在甲午戰前的東亞政局中，清政府、朝鮮與日本對「主權」的理解存在根本性不對稱。清廷試圖在傳統宗藩關係與近代西方國際法之間採取曖昧定位，以規避涉朝外交糾紛。日本則利用西方條約體系的排他性，切斷中朝宗藩關係，將朝鮮變爲向大陸擴張的跳板。 日俄戰爭展示了總體戰的雛形，戰爭本是政治的工具，但在日帝卻異變爲魯登道夫式的「政治必須爲戰爭服務」。一個值得注意的反例是，日軍在日俄戰爭中因維生素B1缺乏導致腳氣病減員高達數萬人。時任陸軍軍醫總監的森鷗外堅持「腳氣病源於細菌感染」的錯誤假設，排斥海軍高木兼寬的飲食改善方案（米麥混合飯），盲目推廣抗菌的「徵露丸」，導致死於腳氣病的人數接近戰死者的一半。這一體制內部的固陋與教條，是近代日本官僚機構僵化、缺乏糾錯機制的微觀縮影。後來「三國干涉還遼」給日本國民帶來巨大的屈辱感，催生了「臥薪嚐膽」的社會心理。由此，日本的民族主義徹底與國民主權、自由主義剝離，轉而與國家統一、對外帝國主義擴張緊密勾結。1905年因《朴茨茅斯和約》沒有賠款而引發的「日比谷事件」，表明憤怒的民衆與在野黨開始用狂熱的「愛國主義」反噬內閣，迫使藩閥與政黨達成妥協。 進入20世紀20至30年代，隨着明治元老相繼離世，維繫政治平衡的威權核心消失。經濟危機的爆發與意識形態的極端化，最終徹底摧毀了尚未成熟的政黨政治。1925年，加藤高明內閣同時通過了《普通選舉法》與《治安維持法》。保守派的假設是，通過取消納稅限制實行普選可以擴大政黨的民意基礎，使其從體制外的批評者轉變爲體制內的維護者，同時以《治安維持法》作爲防火牆，嚴厲鎮壓左翼激進思想。然而實際因果恰恰相反：這一組合拳固化了國家主義權力，壓縮了合法左翼改良的空間，導致中下層民衆的階級不滿無法通過健康的議會途徑分流，最終只能轉向極端右翼的國家社會主義，像是北一輝一衆人變實現了自身的跳轉。 1927年爆發的昭和金融恐慌，徹底暴露出政黨政治在面對經濟危機時的不成熟。政友會爲了奪取政權，在議會中將「震災票據」政治化，對若槻禮次郎內閣進行攻擊。大藏大臣片岡直溫在車輪戰質詢中因極度疲勞發生口誤，誤稱「東京渡邊銀行破產」，直接引發全國性擠兌恐慌與鈴木商店倒閉。樞密院乘機拒絕發佈救濟敕令，導致內閣倒臺。政黨將短期黨派利益置於國家金融穩定之上，極大削弱了公衆對議會民主的信任。與此同時，陸軍內部因人事選拔機制形成了深刻的派系對立。陸軍幼年學校畢業並考入陸軍大學的精英佩戴類似天保錢的徽章（「天保組」），壟斷了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核心職位；而僅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軍官（「無天組」）升遷受阻。這種制度性歧視導致下級軍官與中上層徹底對立，「無天組」及基層青年軍官極易被北一輝的「國民的天皇/國家改造論」動員，構成了「皇道派」的激進土壤，頻繁發動暗殺與兵變，如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兵變。 20世紀30年代以後，日本政治進入「暗殺政治」時代，統制派在肅清皇道派後全面掌控軍隊，將國家推向總體戰軌道。意識形態安全閥的瓦解以「天皇機關說」事件爲標誌：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遭到軍部、貴族院及右翼勢力的毀滅性圍剿。這一事件在思想上擊碎了重臣集團與文官官僚賴以操作現代憲政的「密教」法理，導致國家權力退回至盲目的「天皇主權絕對論」。自此，沒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夠從法理上對軍部的「統帥權暴走」進行剎車。在軍部戰略方面，石原莞爾的「最終戰爭論」基於日蓮宗末法論和地緣假設，預測人類將迎來美日終極決戰，爲此必須佔領滿蒙作爲戰略後方。然而他一手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其「下克上」的成功反而刺激了更無能、更狂熱的軍官，如後來的東條英機。1932年外相內田康哉叫囂「即使將國家化爲焦土也要承認僞滿洲國」，日本最終退出了國際聯盟。這一決策切斷了對日本真正生死攸關的日美貿易與中國廣闊市場。國際孤立推動了《日德意三國同盟》的簽訂，在近衛文麿「不要誤了班車」的盲從心理下，日本徹底被綁上了法西斯戰車。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宣告了戰前大日本帝國模式的徹底破產。丸山真男對近代日本政治結構的批判，精準捕捉到了這個帝國的行爲邏輯。他提出了「無責任體系」的三聯結構：近代日本的國家權力並非鐵板一塊，而是由三種缺乏理性銜接的力量構成的寄生金字塔。位於頂端的是天皇，代表神聖權威，通常保持沉默，不承擔具體政策責任；中間是官僚與統制派，代表行政權力，依附權威，缺乏宏觀戰略擔當；底部是不法之徒與激進軍官，代表暴力，利用「下克上」綁架決策，事後推諉於大局。在這個傳統型權威主導的金字塔社會中，上位者將壓迫轉嫁給下位者，最底層的民衆與士兵承受最大壓力，其出路只有兩條：向外的排外主義（極端侵略）與向內的下克上（軍事政變）。東條英機在頒佈限制投降的《戰陣訓》後自己卻自殺未遂，暴露出高級將領的懦弱。而戰後幣原喜重郎內閣拋出的「一億人總懺悔」口號，展現了「無責任體系」最後的自我保護機制。這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烏賊的墨汁」：它試圖將具體決策者的戰爭責任模糊化、泛化爲全體國民的道德修養問題，暗示是因爲國民「缺乏努力、道德敗壞」才辜負了英明理性的天皇。通過這種方式，真正的體制禍首成功規避了對亞洲被侵略國家和本國人民的責任反思。 綜觀全書，近代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間的擴張與毀滅，並非偶然的行差踏錯，而是一條精密契合的因果鐵律：明治憲法制度分裂導致統帥權獨立與雙重外交，意識形態淨化（清洗機關說）造成責任主體真空與下克上暴走，最終走向非理性全面開戰與國家焦土化毀滅。這正是丸山真男在1964年留下的那句名言的厚重底色：「與戰前大日本帝國的『實在』相比，我更願意在戰後民主主義的『虛妄』上賭上一切。」 所謂的「虛妄」，是現代民主制度中那些尚未完全實現的、需要不斷確權與修正的法治理想；而戰前的「實在」，則是那個表面上高效、龐大、舉國一致，實則內核空心、無人負責、註定墜入深淵的精密機器。對於任何後發追趕型國家而言，日本帝國的覆滅都是一劑關於「權力必須與責任對等」的永恆清醒劑。

制度性的集體逃逸：讀《“無責任”的帝國：近代日本的擴張與毀滅1895—1945》 近代日本的崛起與覆滅，是東亞近代史最弔詭的謎題：一個以維新圖強、制度革新著稱的近代化國家，爲何會一步步陷入對外擴張的瘋狂深淵，最終走向全面毀滅？過往研究多將其歸因於軍國主義狂熱、民衆愚昧、少數戰犯獨裁，或是外部地緣衝突，流於表層的現象歸因。復旦大學青年學者商兆琦的《“無責任”的帝國：近代日本的擴張與毀滅1895—1945》跳出傳統敘事，以制度無責任爲核心密鑰，串聯起1895甲午戰後至1945戰敗投降五十年的日本興衰史，精準拆解了日本帝國從擴張狂歡到自我崩塌的底層邏輯，爲理解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自我暴走”，提供了極具穿透力的學術視角。 本書最大的突破，是摒棄了臉譜化的歷史評判，借用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的抬神轎經典隱喻，徹底戳破了近代日本政治體制的致命缺陷，這也是全書的核心立論。在明治維新構建的天皇制體系中，天皇是高居頂端的“神轎神像”，擁有至高無上的法理權威，卻被制度設計天然豁免了一切政治與戰爭責任；內閣、軍部、官僚集團、元老重臣是輪番上場的“抬轎者”，各自割據權力、相互制衡推諉，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擁有絕對的最終決策權，也無人需要爲國家的終極走向負責；而普通國民、社會輿論便是圍觀造勢的民衆，在民族主義狂熱中推波助瀾，成爲擴張政策的擁躉，事後卻以“被矇蔽者”的身份置身事外。 這套獨一無二的集體無責任體制，是日本近代悲劇的根源。不同於納粹德國有希特勒這樣明確的獨裁罪魁，近代日本從來沒有真正的“最高責任人”。對外擴張的每一步越界、每一場戰爭的升級、每一次暴行的發生，都是多方權力拉扯、層層推諉、無人止損的結果。軍部獨大時，內閣無法制約；內閣妥協時，天皇隱身默許；政策失敗後，各方互相甩鍋，無人承擔敗亡代價。這種權責徹底割裂的制度漏洞，讓日本的對外擴張沒有剎車機制：保守派不敢徹底止戰，激進派不斷製造既成事實，整個國家在無約束的慣性中持續暴走，最終滑向覆滅的結局。 全書以內政、外交、戰爭、人物四條並行線索，完整覆盤了日本帝國五十年的興衰軌跡，敘事嚴謹且邏輯閉環。作者跳出單純的戰爭史梳理，不再堆砌戰役、條約、事件，而是深挖歷史表象背後的制度與思想根源。1895年甲午戰爭的勝利，讓日本嚐到了擴張的紅利，無責任體制初步成型；日俄戰爭後，軍部勢力徹底掙脫束縛，權力制衡體系徹底失效；一戰的投機獲利、九一八事變的蓄意冒險、全面侵華的步步升級、太平洋戰爭的孤注一擲，每一次極端決策，都是無責任體制持續惡化的必然結果。 尤爲難得的是，本書打破了“精英作惡、民衆無辜”的二元誤區，完成了對全民責任的客觀覆盤。商兆琦清晰指出，近代日本的對外侵略，從來不是少數軍閥的獨角戲，而是整個國家的集體共謀。官僚集團爲擴張提供製度設計，財閥爲戰爭輸送經濟支撐，知識分子炮製對外擴張的理論說辭，普通民衆狂熱支持戰爭、捐獻物資、裹挾輿論。所有人都是帝國擴張的受益者、參與者、推動者，而當帝國崩塌、國家戰敗後，整個社會卻完成了集體失憶與責任逃逸：天皇保住地位，官僚與財閥延續勢力，民衆自居受害者，徹底消解了自身的歷史罪責。這也是戰後日本歷史反省不徹底、右翼思潮死灰復燃的深層根源。 作爲一部青年學者的深耕之作，本書兼具學術深度與通俗可讀性。作者擁有北大、東京大學雙重學術背景，深耕日本近現代史，既熟知歐美學界的近代東亞研究框架，又深諳日本本土的史學敘事，規避了國內同類著作或主觀情緒化、或照搬西方理論的通病。全書史料紮實、論證剋制，不刻意渲染仇恨，不做簡單道德批判，而是以中立理性的史學視角，用制度邏輯解釋歷史必然，讓讀者讀懂：日本的毀滅不是偶然的戰爭失利，而是制度性缺陷累積的必然覆滅。 當然，本書也存在通史類著作的共性侷限。其一，全書聚焦制度解構，對日本近代社會文化、國民心態、教育體系如何系統性孵化軍國主義，着墨相對有限；其二，對於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戰後改造，如何固化日本的無責任體制、保留舊勢力根基，僅點到爲止，未做深度延伸；其三，對中日近代地緣博弈的細節梳理較少，更專注日本內部機制剖析，適合聚焦日本製度史的讀者，而非泛地緣史愛好者。 回望歷史，本書的價值早已超越單純的史學解讀。1945年的炮火終結了日本帝國的肉體，卻沒有徹底清算其無責任的制度基因。時至今日，日本政壇頻繁更迭、政客推諉卸責、右翼否認侵略歷史、全民迴避戰爭罪責的種種亂象，都能在這套百年前的畸形體制中找到源頭。 《“無責任”的帝國》最深刻的啓示在於：一個沒有問責機制、無人敢於擔責、全民集體推諉的國家，終將在自我放縱中走向毀滅。權力無約束、決策無制衡、失敗無追責，是所有極端與災難的溫牀。讀懂近代日本的無責任困局，不僅是讀懂一段東亞戰爭史，更是讀懂集權僞裝下的制度潰敗、集體狂熱背後的人性盲區，爲當代社會提供了永不褪色的歷史鏡鑑。 袁晉 2026年9月23日

一臺“無人擔責”的戰爭機器是如何發動起來的？究竟是誰該承擔將日本帝國引上罪惡的戰爭之路的責任？ 從制度上來講，《明治憲法》具有曖昧性和伸縮性，導致它對天皇的定位不夠清晰。例如《明治憲法》第一條規定，天皇總攬日本國的大權。從這裏看，天皇是絕對君主，類似於路易十四所講的“朕即國家”。第四條卻又矛盾：天皇需要依憲法行事。從這裏來看，他又類似於統而不治的立憲君主。這引發了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究竟是王在法上？還是王在法下？看第一條，是王在法上。但論第四條的話，又變成了王在法下了。這樣一來，天皇的形象就有了雙面性，壟斷權力的時候表現爲絕對君主，逃避責任的時候表現爲立憲君主。 這種曖昧性其實是《明治憲法》的設計者伊藤博文等人有意爲之，爲了保證主權的穩固和確保日本社會的向心力，他們需要一位絕對君主，但是爲了導入西方的立憲政治推進文明開化，他們又需要一位立憲君主。因此，讓《明治憲法》保留一定的曖昧性和模糊空間，爲的是便於操作，結果卻造成保守派和進步派都有據可循。進步派認爲應遵循第四條，保守派和軍部則認爲，應該按照第一條執行。因此形成了雙方的長期鬥爭。鬥爭的集中爆發，是1935年的“天皇機關說”事件，“第四條派”全面敗北，“第一條派”大獲全勝。保守派政治家、右翼和軍人認爲，日本必須徹底放棄明治維新以來的西方憲政道路，構建以天皇爲核心的總體戰和國家總動員的體制，才能改革國內弊政，並在海外擴張國權。 當然，日本走向帝國擴張，摻雜了各種因素。從政治文化角度來看，日本長時間是軍人治國，侵略擴張的思想自古有之。與中朝兩國重文輕武的傳統不同，近代之前的日本是一個尚武的國家，認爲武士纔是最優秀的男人。當然，有一點悖論是，明治維新之後武士階層已經滅亡了，只是後來經過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武士的精神和歷史又被重新創造出來。 此外，日本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還源於整個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不成熟。明治時代知識分子的領袖福澤諭吉說過，外在文明易得，但內在文明難求。外在的文明，指的是西方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如憲法、政黨、慈善機構、醫院、陸海軍、鐵路和公司。這些事業並不難，有錢就能辦到。但要找到並掌握支撐這些制度的精神動力並不容易，福澤諭吉稱之爲文明的精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物理學和數學爲代表的近代科學體系，二是個人的獨立自尊的觀念。 但是就戰前日本的發展結果來看，雖然科學有所進步，但人的獨立自尊觀念並未確立起來，以至於日本人的思想和意識都被國家神道或者天皇教裹挾進去了，無人敢提出質疑和否定。所以在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過程中，幾乎所有人都有意或者無意地，主動或被動地支持了國家的侵略擴張。 戰前日本的軍政領導人習慣爲自己的侵略活動披上道德的外衣。與其他法西斯國家相比，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點。比如納粹德國的領導人，他們向來是不太掩飾自己的侵略意願的。希特勒就明確講過：正義與否並不重要，勝利與否才最重要。但是日本的軍政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口號，來掩飾他們的侵略行徑，例如大東亞共榮圈、亞洲新秩序、八紘一宇、聖戰、皇道等。 爲什麼近代日本習慣爲他們的侵略活動穿一個道德外衣呢？這跟天皇制息息相關。因爲日本在構建近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賦予了天皇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和道德地位，因此，天皇不僅是日本最高的權力者，還被塑造成道德完美者和“真善美”的代表。就此而言，不僅天皇，連同天皇的政府和軍隊，也都自認爲是“真善美”的化身。 可問題是，政治是一門可能性的藝術，是鬥爭和協調的活動。如果日本認爲只有自己是正義的和道德的，它會喪失對於國家利益邊界的清醒認識。換句話說，向外擴張，讓儘可能多的人們都沐浴在天皇的“聖德”之下，就不僅爲日本國家利益的所需，還被塑造成一種“道德使命”。在這種使命感的驅使下，一切殘忍的行爲都能被允許，任何代價都可以承受。所以戰前日本將侵略戰爭稱爲“聖戰”，從這點來看，此時日本社會已陷入到了一種全國性的邪教氛圍之中。 伊藤博文爲了制定《明治憲法》，曾經前往歐洲考察學習了兩年多。他認爲，歐洲各國在實施憲政的同時還能夠確保社會統一，沒有陷入內亂和四分五裂，是因爲他們有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會構成了西方國家的社會向心的源泉。但是日本沒有類似於基督教的宗教，怎麼辦呢？伊藤博文就要創設一個“天皇教”，並使之成爲日本社會向心力的核心。 就像喊着“神州不滅”的神風敢死隊（由十六七歲的青少年組成的敢死隊，以效忠天皇爲口號，執行自殺式任務）。另一個鮮明的例子是，二戰末期，日本政府高層討論要不要投降的時候，他們最關心的問題還是天皇的地位，所謂的“國體”的問題。其實這時的日本已經遭受了兩顆原子彈的轟炸，而且蘇聯也已對日宣戰，中國也早已猛烈反攻，日本戰敗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但日本高層最關心的問題依然是：一旦宣佈投降後，盟軍會不會廢除“天皇制”，改變日本的國體。由此可見“天皇教”的魔力非常大。 日本政府在討論要不要投降的時候，最關心的是天皇地位的問題。所以他們在表態接受《波茨坦公告》時，提了一個條件，要求盟軍保證不變更天皇的地位。當時的盟軍首腦們商議之後，出於儘快結束戰爭的考慮，答應保留，但天皇的權力要“subject to”（隸屬於）盟軍總司令部。 後來，陸軍省的一些青年軍官對這個“subject to”的規定不滿，於是發動軍事政變，企圖攻入皇居，控制天皇，廢除投降決議，奪取“玉音放送”的錄音盤，但最終以失敗告終。這就是所謂“宮城事件”。 其次，盟軍儘管承諾保留天皇制，但並沒有保證不懲罰昭和天皇這個人。所以昭和天皇在東京審判期間還是很緊張的。不過，麥克阿瑟等人在一些比較親日的智囊團的建議下，決定不懲罰昭和天皇，而是利用天皇的巨大權威，來服務於美軍對日本的佔領政策。換句話說，保留昭和天皇這個“中介物”，麥克阿瑟來當日本的“太上皇”。 不過，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一書中，給出了另一個視角。其實在1945年8月的節點，大部分的日本人早已經精疲力竭了，內心非常渴望結束戰爭，這個時候即使廢除天皇制，懲處昭和天皇，也不見得會激起日本民衆多大的反抗。從這一點來看，戰前天皇教的魔力，也間接影響到了美國人。 所以在東京審判時，有審判官會慫恿和誘導東條英機主動承擔責任，有時候搞得很尷尬，因爲不管怎麼說，昭和天皇都是戰爭的第一責任人。 那麼，這樣的戰爭責任，又是如何被分割下去的？ 關於戰前天皇制的運作樣態，日本政治學家丸山真男提出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抬神轎，這個體系的構成有三：天皇是神轎裏的神像，是權威的擁有者；軍政官僚是抬神轎的轎伕，是權力的運用者；“下克上”的青年軍官和右翼分子，是行使暴力的不法之徒，他們的作用是屢屢衝擊抬轎隊列，使其改變前進方向抬轎者一撥接着一撥，不斷更換，最後，神轎稀裏糊塗就被抬到了懸崖邊上，然後墜入了深淵。在這個過程中，究竟由誰承擔神轎墜入深淵的責任？最初抬轎的人不會願意擔責，最後抬轎的人也不願擔責。作爲神像，以立憲君主形象出現的天皇也有藉口：我在轎子裏，什麼都不知道。青年軍官和右翼分子更是振振有詞：我們都是底層，連轎子都沒摸着，談何擔責？！ 其實，每個人都在爭權奪利，但每個人都不願意擔責，這就造就了一個無責任的體系。明治和大正時代，最重要的轎伕是幾大元老，他們之間經過協商主導政治，這個時候權責還是比較明晰的。元老們去世之後，一些強勢的政黨政治家主導政治運營，問題也還不大。但是進入到1930年代之後，隨着政黨政治的失敗，無責任的問題開始凸顯。這個時候抬轎的軍政官僚，他們其實有一種潛在的默契：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大家相互配合着推着轎子前進。當然他們之間也有相互拆臺的時候，這個時候基本上都要換一套轎班。當然，天皇也不是真的置身事外。抬轎者會不斷揣摩天皇的心思，想方設法讓天皇高興。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就這樣走上了通往戰爭的道路。如果天皇被認爲是一切權力和真善美的道德源泉，是所有日本人的“父親”，那麼，天皇之下的所有軍政官僚都不可能具有獨立的人格意志，不可能具有主體性。而如果沒有獨立性和主體性，他們也不可能具有責任意識。儘管這些人平日裏看上去權勢熏天，但一旦需要擔責，他們就認爲自己只不過是抬轎子的奴僕而已。正如東條英機在東京審判時所言：東條本只是一介草莽之臣，被授權總理大臣，這是受天皇陛下的光照纔會閃亮的，沒有陛下的光芒則近乎石頭一般。東久邇內閣要求全體日本人的“懺悔”，不是對戰爭罪行進行懺悔，而是對天皇進行懺悔，主要目的是要規避天皇和政府的戰爭責任。因爲該口號的潛臺詞是：天皇是維護和平的英明聖主，發動戰爭的責任在於國民，如果盟軍要追究，那就追究一億人的責任，但天皇是無辜的。這樣一來，天皇就巧妙地從首要加害者轉變成了主要受害者，而前政府和軍部高層官僚、支持戰爭的財界領袖、鼓吹戰爭的知識分子和右翼團體，責任就被無限淡化了。 戰後的自由派和左派知識分子，比如丸山真男，提出了“悔恨共同體”的說法。這主要是檢討知識分子的戰爭責任，因爲跟被矇蔽的普通民衆不同，很多自由派和左派知識分子是清醒的，他們早已經注意到日本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法西斯主義正在戕害所有人的幸福，但是迫於右翼恐怖的社會氛圍，這批軟弱的知識分子爲了自保，沒有足夠的勇氣敢與體制進行鬥爭，所以他們是悔恨的。丸山真男還有一個有意思的講法，叫“戰爭責任的盲點”，認爲當時所有日本人都應該反省責任，包括唯一與天皇制和法西斯鬥爭到底、被關進監獄的日本共產黨。反省什麼呢？反省爲什麼他們與法西斯的鬥爭失敗了。政府一般都是實用主義的。與學者從思想方面剖析戰爭責任不同，政府可能希望民衆儘快忘掉這件事。比如說，在1960年代，有政治家就說，知識分子總喜歡討論戰爭責任，有什麼必要呢？現在是和平發展的時代，日本只要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就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就好了，不要再考慮戰爭這種不愉快的事情。 在昭和時代的政治家羣體中，這種態度還是比較普遍的。普通民衆之中，關於戰爭的最主流的觀點，是所謂的“和平主義”。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戰爭是糟糕的，日本民衆都是戰爭的受害者。即使他們有人以各種形式支持了戰爭，也是因爲被戰前的日本政府騙了，被那些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知識分子騙了。這種聲音主要體現了日本人的受害者心態，加害者意識是比較稀薄的。時至今日，日本社會關於二戰的主流態度，還是這種強調自己受害者身份的“和平主義”。 另外還有兩種聲音分別是“和解主義”和“英雄主義”。堅持“和解主義”的人，主要是對華對韓的友好人士，他們認爲日本應該主動承擔戰爭責任，對中國和韓國道歉。主張“英雄主義”的是右翼勢力，他們認爲，那場戰爭沒打錯，戰死的日軍都是爲國捐軀的國家英雄，理應在靖國神社接受祭拜。這些年出現的很多歷史認識問題，如教科書問題，都是這撥人在興風作浪。 首先從精神層面去講，之所以會有這麼一場戰爭，是因爲日本人在戰前沒有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和理念，沒有形成一個健康的國民性。如果福澤諭吉講得對的話，那麼近代文明精神的內核是科學精神和獨立自尊思想。獨立自尊的精神，或者說獨立不羈的思想，其本質是自己運用理智，自身獨立自主的同時，也能尊重他人的獨立自主性，不將個人意志強加於他人。戰前天皇制下的日本民衆顯然不具備這種精神。歸根結底，天皇信仰阻礙了日本人獨立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而數理科學精神本質上是康德所講的，人的理性爲自然界立法，是一種虛構（fiction）的精神。如果戰前的日本人，能擁有這種科學精神，他們也不會相信天皇作爲太陽神子孫的神話。 其次，從政治學的學理層面講，日本也喪失了健康的國家理性精神。福澤諭吉在1880年代講過一句話：現在的世界是禽獸的世界，日本也是禽獸國中的一員。但日本只聽信了福澤諭吉的前半句，而忽略了後半句。打着自以爲正義的名號，日本對其國家利益的追求變得越來越沒有邊界。到了1930年代，整個日本社會的邏輯已變成一種荒謬的邏輯：世界是禽獸的世界，只有日本是正義的，只有日本可以創造正義的秩序出來。既然是這樣的話，日本的對外侵略和擴張衝動便是無可遏制的了，所有對於國際公道的尊重都變得無關緊要，最終導致日本與整個世界爲敵，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傳統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認爲：國家是單一理性相似行爲體。也就是說，分析國家的行爲更側重從國際體系結構出發，如單極，多極，兩強等對國家行爲產生的影響。具體每個國家的特性，其實並不重要，因爲結構性的壓力使行爲具有趨同性。本書以丸山真男思想爲底色，分析國家現代化進程政制畸形，內部黨派、利益集團和官僚政治的博弈，時間橫跨甲午戰爭至1945年戰敗，回應兩個問題：舊日本是如何從強轉衰最終覆滅？誰又該爲日本負責？ 一、日本的政治運作機制 理解日本近代史，需要把握幾個關鍵詞：天皇、元老、內閣、官僚、政黨議會和軍部。 天皇：日本憲法第1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就此而言，天皇可謂是“君權神授”的絕對君主。第4條卻規定了相反的內容：“天皇爲國家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此憲法條規行之。可見，當時天皇制度是各派相互妥協的產物，但其作爲絕對君主的特質根深蒂固，不容挑戰。例如關東軍擅自策劃皇姑屯事件，時任首相田中義一上奏天皇隱瞞真相，但天皇從其他渠道掌握了事件全過程，一句斥責直接判首相政治死刑。 元老：日本倒幕運動的主力軍是薩摩藩、長州藩武士，明治維新後成爲最主要的政治勢力，非元老很難進入權力核心。元老擁有單獨覲見天皇，推薦內閣首相的權力，代表人物有伊藤博文、山縣有朋、西園寺公望。不過，隨着元老相繼過世，元老內部勢力的封閉性，後期影響力逐步消失。 首相：首相是內閣的首腦，實際上也擁有決定內閣成員人選的權力，但各省大臣直接隸屬於天皇，並不對首相負責。首相與其他大臣處於平級地位，無權罷免他們，反倒是如果某位大臣辭職，而首相又找不到繼任者的話，那麼他必須一起辭職。 官僚的職位來自天皇的任命，既不依附內閣存在，也不因內閣倒臺而被替換。 政黨：政黨政治家在選舉中獲勝，便可當選爲議員。議員在衆議院裏辯論，通過協商和表決達成共識，進而形成國家意志，即各種法律和政策。當時議會擁有與藩閥政府相抗衡的撒手鐧——預算審議權，也叫財政監督權（《明治憲法》第64條）。議會審議的主要是新增預算，即明年比今年增加的部分。即便如此，這項新增預算的審議權也能束縛住內閣的手腳，使其動彈不得。 軍部三大特權：1、“統帥權獨立”。軍隊直屬於天皇，只服從天皇的命令，不受內閣、議會和任何行政機關轄制，也只有天皇可以決定常備軍的編制和規模。這一規定確保軍隊在日常運營和軍事行動中擁有自主性和獨立性，不受內閣和議會的控制。 2、“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內閣成員的陸相與海相由軍部推薦，如果軍部對該屆政府不滿拒絕推薦人選，內閣無非運作，首相只能被迫辭職，這使得軍部干涉政治成爲可能。 3、“帷幄上奏權”。這項特權是指軍部的戰爭計劃、國防方針和軍事行動可以直接上奏給天皇，內閣無權干涉。如果軍隊準備作戰，參謀本部和軍令部可直接向天皇提交作戰計劃，經天皇裁決後，便可下發至陸相和海相，陸海相只需事後報告給首相即可。 二、軍部的權力擴張 元老勢力節制的失效：上文提到，日本軍部作爲獨立機構，並不受文官節制。元老掌權期間，尚能依靠政治家務實能力和個人威望壓制軍中激進分子，例如伊藤極力抑制日軍吞併“滿洲”的慾望，維護中國的主權，與其說伊藤尊重中國的主權，倒不如說他對國家利益的“邊界”有着清醒的自覺意識。這一點與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國俾斯麥類似。 政黨政治博弈的工具：執政黨同意《倫敦海軍條約》，在野黨以“統帥權侵犯”爲由攻擊民政黨倒閣，指責內閣無視軍部的意見批准條約，侵犯了天皇的統帥權。此先例爲軍部介入政治打開了大門。 在此之後，軍部屢屢以“統帥權獨立”爲由掙脫內閣和議會的控制。爲了向軍隊灌輸“統帥權獨立”的思想，陸軍大學在1932年還出版了一本名爲《統帥參考》的教科書。書中指出，“統帥權獨立”是軍隊力量的來源；軍隊在行使統帥權時，無須對議會負責；議會無權提出質疑，要求解釋，以及批評或責難軍部的行動。二二六事變後，軍隊統制派永久固化現役武官制，內閣所有預算、外交、產業政策必須服從陸軍總體戰規劃，首相人選必須經過陸軍認可，政黨自己打開潘多拉魔盒，最終魔鬼又將自己吞噬。 下克上背後的社會撕裂：儘管日本通過對外戰爭，獲取大量收益，但社會財富極具不平等，下層民衆生活艱難，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和陸軍大學畢業生分別掌握文官和武官領域高層職位，普通人即使通過後天努力，也無法跨越克服這些鴻溝。由於人事上存在制度性歧視，陸軍上下級軍官之間的對立情緒嚴重，青年軍官一直對陸大畢業生心存不滿，積蓄了“造反派”打倒“當權派”動力因素。 軍事冒險的屢次成功：關東軍策劃皇姑屯事件，並未引起高層對軍隊失控的警惕，變相是對行動的鼓勵。九一八事變動沒有得到天皇和參謀本部的授權，但獲得的收益如此巨大，讓軍隊中後輩形成學習範例。其實，這纔是真正的“統帥權侵犯”，根據法律規定，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等人擅自動用軍隊，要被判處死刑。某種程度上，七七事變是另一場九一八，日本高層沒有完整的侵華計劃和國家動員，國家戰略被中下層軍官主導，甚至提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口號。只是，這次日本以國運爲賭注的遊戲失敗了。 三、丸山真男的反思與理想 丸山說，日本滑向戰爭深淵的過程類似於“抬神轎”​。一開始，一羣人抬起神轎，但走了一段路後，他們就累了，於是把神轎從肩上卸下來，換了另一羣人繼續抬。但是這羣人走了一段路後，同樣卸下神轎，由第三羣人繼續抬。接下來“抬神轎”的人不斷更換，最後，神轎稀裏糊塗就被抬到了懸崖邊上。當它再次被抬起來的時候，便墜入了深淵。 《明治憲法》的設計之所以如此獨特，乃是因爲它試圖同時解決多個課題，如維持國家的統一、組織穩固的政權，以及確保該政權必須符合憲政原則等。這其實對日本來說，是最優制度設計，因爲日本並不是由激進革命走向現代化，可制度上的漏洞可以在政治實踐中不斷優化，以小步快跑，漸進改革的形式逐步修正。事實上，同時期的美國也經歷過鍍金時代的社會撕裂，腐敗橫行，但依靠制度性修復也逐漸找到公約數。 由此，丸山提出要提高公民意識，民主始於自由獨立的個人人格，民族主義應該是自由主義的孿生兄弟，只有那些將公民的愛國心與國民主權原理結合起來的人，纔是真正的現代民族主義者。這對於戰後日本的反思就不僅僅限於器物與制度，而是從公民意識，觀念建構的角度，與上世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聲相應，構成了20世紀後半期自由民主的理想主義幻覺。 四、結語 進入21世紀後，關於“歷史的終結”已經轉變爲“再終結”，自由與民主的口號逐步讓位於平等與秩序，公民意識的提高並未必然走向協商與妥協，理念構建的世界逐步向實力主義迴歸，但這些都已經超出這本書討論的範圍。

總體這本書還是不錯的，在此只想談談原敬遇刺事件，雖然可以看出作者對於原敬的死亡不乏惋惜之詞，但如果站在當時日本國民的角度上，恐怕事實並非如此，原敬被刺殺時，輿論對原敬反應冷淡，更多的反應是譴責恐怖行動的同時，認爲原敬也有責任。（摘自北岡伸一《日本政治史》）那麼在輿論看來原敬到底有什麼責任呢？ 一、反對普選 原敬對於普選的保留態度在當時令民衆失望，尤其是身爲在野黨的憲政會及國民黨已然將普選奉爲自己的政黨方針，但原敬卻向山縣有朋表明如果政有會掌握政權，便可以控制這股普選的潮流，這無疑是對藩閥政府的妥協。 二、利益誘導型政治 如果說對於藩閥妥協還可以算作原自身對抗藩閥的一種策略的話，那麼利益誘導型帶來的政治腐敗恐怕是原無法推卸的責任。明治以來，政府對於鐵路鋪設窄軌還是寬軌有過分歧，最終選擇的是比國際標準軌稍窄的窄軌。當時滿鐵總裁後藤新平提議使用標準軌，因爲這有利於鐵路運輸，但原強烈主張推行窄軌，更優先於鋪設鐵道於地方。毫無疑問，相較於鐵路運輸，原更加考慮的是自身政黨的利益，鋪設於地方可以贏得地方的選票從而奪取政權。以至於當時出現這樣一個典型案例“我田引鐵”（只顧自身利益） “我田引鐵”：政友會與憲政會爲獲得地方選票，強行干涉原本的行車路線，以求經過議員的選區，導致當時的路線歪七扭八。 當時關於政友會的醜聞也十分多，比如東京市冤獄事件、走私鴉片、滿鐵私營事件。 三反對兩黨制（坂野潤治語） 雖然可能只是坂野的一面之詞，由於讀者掌握的史料並不完全豐厚，這點有待爭議。坂野認爲認爲原在1905年下臺時（當時西園寺內閣，原敬是掌握主權的）並未將政權讓給在野黨，而是選擇讓渡給官僚與軍閥勢力。爲證明這點，坂野不惜引用了當時鼓吹民主主義與兩黨制的吉野作造對於原的評價“將政治與哲學和科學分裂，隨心所欲地對待政治，是天下絕無僅有的畸形政治家（吉野作造語，見1920年《中央公論》） 原敬內閣從原本的萬衆矚目到民衆眼中的骯髒形象，被認爲是多數黨的橫暴，僅僅過了三年。頗令人諷刺的是，原敬的死極大促成了普選制的勝利。 最後想說一句，刺殺原的刺客也許並非擁有原的卓越的政治能力，但也看作是大時代下小人物的不平與憤慨吧，雖然在傳統的原敬神話中，刺客經常被認作極右翼看待，但其本身含有一定的民主主義傾向，比如他痛斥原反對普選以及漠視政黨腐敗的態度。本人無意於標新立異，來全盤否定原敬，事實上原敬內閣作爲第一次政黨內閣本身就蘊含了政黨政治的進步性與侷限性，如果一昧誇讚，恐怕是難以理解後面政黨政治的衰敗的。 PS：對於日俄戰爭後成長的新生代而言，相比山縣，原敬纔是更不可饒恕的元兇——在他們眼中，這位只求政友會繁榮的政治家，已然成爲腐蝕政壇的墮落象徵。

據此書，我考慮日本帝國政治方面有如下幾個方面。 日本帝國的憲法，日憲法主要是由藩閥制定的，由於日封建力量強大，憲法具有很大的封建主義色彩。日憲法第一確定了日本天皇的二重性質，第一，立憲君主，第二專制君主，但是按其政治傳統來說天皇一般是不行使其專制權力。第二，日憲法保證日本軍隊獨立於日本內閣，具體來說是三大制度，第一是統帥獨立權，第二是帷幄上奏權，第三是現役武官大臣，爲軍部政治埋下伏筆。第三，日憲法下的日本政治是由藩閥，政黨，議會，貴族院，軍部，技術官僚參與，相互牽制，這樣的中央集權不足，制度的離心與對外擴張的向心也爲日本軍事獨裁埋下伏筆。 日本的天皇，日本天皇的設立是爲了薩長藩閥確立政府權威而神化於民衆的政治工具，是其合法統治的根據。對於日本天皇認識，由兩種，一是立憲派，代表思想爲天皇機關說，受衆羣體是日本知識分子，學生，二是專制派，代表思想爲天皇主權說，受衆羣體是日本的地主，農民，教員等基層人員。在後來的軍部掌權時期，爲了控制社會，他們一方面控制媒體輿論打擊天皇主權論，一方面用恐怖主義人身威脅迫害自由派。 日本的政治演變由藩閥政治，政黨政治，軍部政治。政黨政治在大正時期達到高峰，伴隨着經濟下落，昭和遇刺，政黨勾結財閥，沉迷鬥爭走向沒落。 日本外交具有雙重性質，即內閣外交與軍部激進派外交，軍部多次無視內閣的外交政策，開展激進行動。 日本軍部的政治鬥爭，日本軍部最初是把持在藩閥手中，隨着藩閥們被學歷精英們替代後，日本內閣就難以對軍部施加影響。日本軍部後期有皇道派（基層軍官來自農村，激進，認爲內閣政黨資本家勾結，迫害農村，製造恐怖事件226 515），統制派（保守派，中高層軍官，代表東條，板垣）。日本軍部鬥爭複雜，絕不是僅靠高層官僚就可以解決的，即使是伊藤博文這樣的強力首相也無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