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政治學：中國政治學的範式革命（歷史政治學與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論叢）

已經欠了9篇不能再沉迷於input了[破涕爲笑]雖然我正在看的《寬客》真的實在太好看了[哇]根本停不下來，但是再不還債這幾本我就該忘了[旺柴]時間真的太有限了，input就沒時間output，output就沒時間input😭我總不能一天把9篇全補上吧 言歸正傳，這本書說出了我心中所想，萬萬想不到有天竟然會和黨校的人想的一樣[捂臉]看來黨校的人的閱讀量很可觀啊（倒反天罡）[奸笑]我不知道我對黨校的刻板印象打哪兒來的，但當我開始閱讀他們寫的東西，我發現自己太侷限了。 我過去被公知忽悠現在極端反感的一個論點就是“不要沉迷宏觀敘事，要關注微小的人”。這句話看起來沒啥問題吧？甚至有那麼點子人文氣息在，很多人都開始跟風說“我現在最反感的就是宏大敘事”。但其實你仔細想啊，如果你只關注微小的人，不去看宏觀敘事，甚至反感宏觀敘事，那最終，知識結構和菜市場大媽會有啥區別呢？一方面跟風反感碎片化學習；另一方面反感宏大敘事，只關注具體的人，你不覺得這二者之間有邏輯矛盾嗎[破涕爲笑]如果把人看成信息，具體的人，就是碎片化知識，而宏大敘事就是連成串的系統化知識體系。在放棄宏大敘事放棄對歷史的整體觀瞻之後，人將陷入對世界的對歷史的碎片化學習，不可避免將陷入以偏概全的邏輯陷阱。 這正是這個時代政治學的陷阱。我看很多人在政治著作的書評，都感受到對方對歷史知識的極度匱乏，這種匱乏不是隻具體的某一段的歷史，而是宏觀的更大的歷史背景。在侷限的歷史下，單獨挑出幾個金句，因爲符合你的心意或審美，所以被你奉爲圭臬。那你知道作者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寫出的這部作品嗎？你知道作者的工作履歷嗎？舉個例子，密爾的《代議制政府》是個名作，但是你知道《代議制政府》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寫出來的嗎？大英當時內焦外困：對內，工業資產階級崛起要從地主貴族手裏分權；對外，殖民地體系面臨崩盤，美國獨立了，加拿大也掀桌子了。這個時候，密爾寫出了《代議制政府》說，哎呀，還是分權好啊。他可不是在大英帝國大權在握的時候，忽然“良心發現”說：咱們民主自由分權吧，不應該這樣對待美國加拿大，要讓他們自治啊。《代議制政府》根本不是民主之光，而是現有制度崩盤的大補丁。密爾本人就是東印度公司的員工，工作了33年，東印度公司是個什麼公司，不用我多說吧。微小的具體的人，不應脫離其宏大歷史背景來看，如果時間有限非要做出一個選擇，宏大歷史脈絡更值得我們花時間研究。 這本書的作者跟我就是同道中人，畢竟書名都叫《歷史政治學》了[破涕爲笑]這個學科真是長在我的心巴上。他扒的是馬克思韋伯。馬克思韋伯我還沒有時間系統來讀，但是作者這種關注歷史關注個人履歷的研究方法，功夫確實深，不流於表面。引用韋伯1895年就職演講，說明他把學術定位爲“民族權力”的僕人，強調“價值中立”是有前提的，本質上是爲德意志帝國的政治目標辯護。通過韋伯對宗教、文明與權力的論述，作者展示其理論如何被西方視爲文化帝國主義象徵，卻被中國學界奉爲經典；並援引戈德斯通等學者，批判其對非西方文明的刻板假設。 作者整理了中國政治學流派和發展歷程： 1）歷史社會學／國家建設學派​​ 代表人物：巴林頓·摩爾、查爾斯·蒂利、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核心論點：從長時段歷史出發追問“現代國家如何生成”，強調戰爭、資本與階級等結構性力量對政治秩序的塑造。 作者評價：這一傳統提供了厚重的歷史視角，但因聚焦宏大敘事，在冷戰後逐漸式微。 2）制度學派（方法論至上、概念丈量現實）​​ 代表人物：加迪納·阿爾蒙德等比較制度研究者。 核心論點：倡導以統一的概念與工具去測量現實，追求跨文化可比性。 作者評價：其“工具化”傾向忽視了歷史語境，因而在解釋中國等複雜案例時顯得乏力。 3）韋伯主義民族論​​ 代表人物：馬克思·韋伯。 核心論點：將“民族權力”與“民族文化”視爲政治的終極價值，主張在民族框架內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價值判斷。 作者評價：這一取向提醒我們關注“民族—國家”維度，但相比康德與馬克思的普遍主義視野顯得更爲狹隘。 4）中國學派（歷史政治學視角）​​ 代表人物：梁啓超、錢穆、毛澤東。 核心論點：從中國歷史與實踐出發提煉治理與民主觀念——如梁啓超的民本主義、錢穆的大一統法治、毛澤東“以中國爲中心”的世界觀。 作者評價：這一學派真正改變了中國命運，其共同基礎就是“以中國歷史爲出發點”的歷史政治學。 5）冷戰後的“民主化／轉型學”傳統​​ 雖非嚴格學派，但作者指出冷戰後西方政治學以“西式民主政體合法化”爲核心使命，演變爲推動他國“轉型”的範式。 核心論點：把民主化視爲歷史終點，以制度輸出作爲政策工具。 作者評價：這一範式凸顯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張力，也激發了對自主知識體系的需求。 在作者看來，上述前兩大傳統（歷史社會學與制度學派）在冷戰後短暫合流，但關注宏大歷史的學者已屬“少數”。中國政治學要擺脫對西方範式的依賴，必須以中國經驗爲衡量尺度，推動“歷史政治學”的範式革命。

作爲一個在美國文理學院學習STEM專業同時必修文科課的本科生來講，楊老師的書對我就像是氧氣瓶。 尚是一個本科生的心智，在面對“盎薩文科集團”時，我只覺得惶恐，我惶恐自己被潛移默化的“思想殖民”了。 所以這本書對我來講是一套非常及時的思維範式。 ​哲學上，挑戰西方元敘事的關係-過程本體論。 ​歷史上，超越西方現代性敘事的長週期文明史觀。 ​方法論上，強調時間性和脈絡化比較，反對脫離歷史的抽象建模。 論證框架​：從問題意識→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功能價值這個邏輯鏈來把握歷史政治學。 理論武器​：用以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政治學範式，並論證中國本土研究路徑的必要性和優越性。 ———————————— 一、 主流西方政治學（行爲主義、理性選擇）建立在“個體主義”和“理性人”的實體本體論（Substance Ontology）​​ 上。它將政治簡化爲孤立個體的理性計算和選擇聚合，預設了“權利優先於善”，其最高表述就是自由民主制。這是一種非歷史的、普遍主義的哲學。 ​《歷史政治學》的路徑​：提出了 ​​“關係主義”方法論和“文明基體”本體論。這背後的哲學更接近過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 和關係性存在（Relational Being）​​ 的思想。它認爲事物的意義和價值並非由其固有屬性決定，而是在歷史的、動態的、關係的網絡中生成的。中國的“仁”、“禮”、“和”的核心概念，正是這種關係性思維的體現。 二、 在西方話語體系下，中國模式通常被描述爲“例外”甚至“威脅”，因爲它不符合西方慣用的基於實體本體論的“標準模型”。 《歷史政治學》從哲學層面論證了中國不是“例外”，而是“另一個版本”​。是基於一套不同的本體論和價值觀（關係優於個體，治道優於政道，善治優於形式程序）。這不再是“做得對不對”的爭論，而是升維到了 ​​“想得不一樣”​​ 的哲學層面。我認爲這爲理解中國模式提供了自洽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 三、 “時間性”取代了“時效性”​​。 日常分析多關注“時效性”（最近幾年、十幾年的政策、事件）。文獻強調 ​​“時間性（Temporality）”​——即事件在漫長曆史進程中的時序、節奏、路徑依賴和長遠後果。 就比如，要理解中國的扶貧政策，不能只看2010年代的投入產出比（理性選擇視角），更要將其置於兩千年來“民本主義”思想和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改造的歷史脈絡中，才能理解其作爲合法性構建的深刻意義。這是“求治”政治學的縱深。 四、 在西方話語體系下，將“現代性”等同於“西方化”（民族國家、自由民主、個人權利）。​​ “文明型國家” vs “民族國家”​​，這一對概念的提出，是歷史縱深的極致體現。意味着不能用一個誕生於歐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後的、僅幾百年的“民族國家”模型，去生搬硬套一個有着數千年大一統治理傳統和天下觀的文明實體。這好比用研究青蛙的解剖學教科書去理解一頭大象。 歷史政治學本身就是對“歷史終結論”最有力的回應：​歷史沒有終結，而是以多種文明形態在延續和演進。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片段，而非終點。中國的崛起，從歷史縱深看，不是一個新興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歷史悠久文明的復興，它正在迴歸其在歷史上長期所處的位置。 五、 在分析中美博弈時​，不再僅僅是“修昔底德陷阱”或GDP對比，而是看到了兩種哲學、兩種時間觀的碰撞。 美國代表的是基於個體權利和普世主義的“帝國式”擴張邏輯​（一種時間性）。 中國代表的是基於關係網絡和文明認同的“天下型”內聚邏輯​（另一種時間性）。 兩者的競爭，是兩種本體論和兩種歷史敘事的競爭。 六、 借用錢穆老師的觀點，中國歷史的本質是政治史和國家史​。核心線索是“治國理政”，蘊含豐富的政治學理論資源。 中國是一個 ​​“文明型國家”​​ （或稱 ​​“文教國家”​​ ），而非簡單的“民族國家”。其特點是“一種文教（儒家），多種宗教，多個民族”，這決定了其政治邏輯必不同於西方。 七、 我是從王老師的《政治的邏輯》、《比較政治分析》和《政治的人生》……系列著作看完之後回來看的這本書。 （1） 《歷史政治學》確立了本體論（文明基體）​​ 和認識論（關係主義）​，回答了“我們從何而來”以及“我們如何看待世界”。《政治的邏輯》在此基礎上，回答了 ​​“政治何以運行”​​ 的問題。更像是是一部關於政治世界的“物理學”，探尋那些相對穩定的、不以個人意志爲轉移的因果律和運作法則。 ​​“歷史的邏輯”與“邏輯的歷史”​​。《歷史政治學》講述了中國的“文明基體”塑造了獨特的政治形態。《政治的邏輯》提供了工具箱，去剖析這個政治形態內部的穩態結構和動力機制。例如，不是僅僅說“中國有民本傳統”，而是用“政治的邏輯”去分析民本思想是如何通過意識形態、制度安排、政策輸出等一系列環節，轉化爲“羣衆路線”和“精準扶貧”等現代治理實踐的。將歷史的“體”轉化爲政治的“用”。 《歷史政治學》提出“關係主義”方法論以對抗個體主義。《政治的邏輯》提供將“關係”操作化、模型化的思路。政治權力、社會資本、組織網絡的運作，都可以在“輸入-輸出”、“需求-支持”的系統框架中得到更科學的分析，從而使歷史政治學不僅深邃，而且精密。 （2） 《歷史政治學》強調比較歷史分析，反對脫離語境的範式套用。《比較政治分析》正是這門藝術的教科書，它提供瞭如何進行科學、嚴謹比較的方法論武器。 從“文明比較”到“治理效能比較”​​。中美是“文明型國家”與“民族國家”的差異。《比較政治分析》指導我們如何設置比較項，來具體的驗證這種差異帶來的結果。例如，不是抽象地爭論民主與專制的優劣，而是比較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或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中，不同政治系統的動員能力、決策效率、社會成本。這使論證從價值爭論轉向事實與效能檢驗。 ​​“歷史-社會-文化”和“文明基體論”。我們可以將這些條件分解爲具體的變量：​國家建構的歷史路徑、社會階層結構、主流政治文化、政黨制度特性等，在歷史縱深與政治科學之間架起一座橋樑。 ​解釋“例外”的普遍意義​：西方理論常將中國視爲“例外”。《比較政治分析》告訴我們，每一個“例外”都可能蘊含着新的普遍性規則。中國的“例外”恰恰可能揭示了在超大規模文明體中實現良好治理的另一種普遍邏輯​（如黨政體制的整合功能、協商民主的決策優勢）。 （3） 合法性最終要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人對政治的感受、期待和人生規劃中。一個政策的合法性，不僅在於GDP數字，更在於它是否讓一個青年對未來有希望，是否讓一個老者感到尊嚴。政治，因此成爲一種“共享的意義世界”和“集體的生命歷程”。 “求善治”的終極目的不是爲了“國家強大”這個宏大目標，而是爲了塑造一種 ​​“值得過的政治生活”​，“一種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的生活”。這便將政治學的功能從工具理性（如何治理）​​ 提升到了價值理性（爲何治理）​​ 的哲學高度。治理的最終目的是爲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仁政”思想在新時代的完美結合。 ​【學者的角色與使命​】 《政治的人生》描繪了一個學者對政治的“介入的觀察”。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並非書齋裏的智力遊戲，而是學者將自身的生命體驗、學術追求與國家民族的發展命運緊密融合的過程。 —————————————— 當下的留學，已經很難說要帶回來什麼具體的技術了，技術的壁壘在信息時代已愈發薄弱。或許更多的是一種「置身事外的清醒」與「反觀的視角」。不再是一個裝滿答案的箱子，而是一把能夠不斷提出新問題的鑰匙；不是對西方標準的盲目遵從，而是經過淬鍊的、何以中國的堅定自覺，與不卑不亢的對話底氣。 用外交的角度來看就是，向別人主張和平前，自己手裏一定要先有槍。否則，求來的和平就只是施捨，甚至可能是自身的毀滅。 在瞭解其他文明的歷史之前，一定要先充分了解自己文明的歷史。因爲文明之間一定存在利益衝突，而有些文明的本質就是要毀滅其他文明。當一個學生空空的腦袋先裝滿了殖民者的「璀璨」文明，等於自己手裏沒槍就跑去敵人的巢穴裏尋求和平。那麼，這樣的個體在精神層面被閹割。 宏觀層面的利弊權衡，在微觀層面就是個體的滲透。 當然，這是一個特定的時代，這個急劇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本質上仍然是西學東漸。在西學佔主流的時候，中國本土的東西仍然處在一個被反覆地壓抑和質疑的過程中。 說辯證一些：物質決定意識，理工科水平決定了一個國家生產力的先進程度；意識對物質有反作用，但一個國家可以靠其強大的文科來扭曲世界各國眼中的生產力水平排序。 「多讀一些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

構建中國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一次有益嘗試 有關“歷史政治學”爲什麼具有優勢，爲什麼具備解釋力，書中已有大段論述，讀者有一些另外的啓發和問題： 1.在現代化不斷深入，日益複雜化流動化的當代中國，“以歷史作爲方法”是否能解釋所有政治問題呢？比如今天的中國正持續經歷着和古代中國完全不同的變化，大的傳統宗法家庭已經解體，棲身於農田鄉野的中國人進入城市，生活上原子化，精神上也有封閉化的趨勢。歷史傳統能否繼續解釋少子化、老齡化，家庭原子化的當下社會和政治問題 2.讀者在閱讀中發現，作者在本書中對“中國傳統”論述基於“大一統”“家庭”等這些概念與源流，同樣對於近現代西方的政治傳統，作者指“自由主義”傳統。須知，在非常漫長的時間裏，西方自由主義也不佔據支配的地位，且在自由主義盛行的今天，西方思潮也時常出現“反動”，如特朗普代表的Maga運動。因此，在不同文明內部，可能既有自由的也有威權的思想，既有世俗的又有宗教的，因此在使用“傳統”這個概念時應該慎重。中國的老莊思想，佛教思想也對中國有非常深刻的影響；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大量的起義、暴動，數不清的戰爭和持續的對邊疆進行的管理過程，可能也不完全能用“文教”一言以蔽之。 3.楊光斌老師此書，可謂凌雲劍筆，直指當下中國社會科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通過文字可以看到楊老師非常期望重塑中國政治學，併爲此付出很多努力，他的思路是“不破不立”，不破處對西方一部分理論的認識，就無法建構自主的學說。與這種路徑稍有區別的是，在閱讀秦亞青老師的論文中，發現秦老師這類的學者的建構方法是“對話”，同樣以中國爲方法，但是強調中國社會科學在與西方主流社會科學展開對話，取長補短，建構方式較爲溫和。

楊光斌老師的新作，後幾章有點水，而且是討論國際政治的，不太會，看不懂。 但就從前面來看，歷史政治學實際上應該改名叫“中國歷史政治學”。 作者首先強調一切政治學都是建立在對既往歷史的探索和追尋之上的，因而中國的政治學道路必須也只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紮根。 這非常好，但是這就導出了一個問題，共性和個性的問題，也是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根本問題，即儘管我們都知道要取長補短、揚棄云云，但這個度該如何把控？ 看懂這本書，除了理解一些政治學的研究範式，比如制度主義和行爲主義的交媾，邏輯實證主義與比較歷史分析的異同，理性選擇與結構功能的分合，等等一堆概念外，還要有一個本事，就是熟悉中國的當代政治發展史，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史： 八十年代末的風波與市場經濟改革的始末，高層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新權威主義或者說軟權威主義的提出…… 再就是熟悉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新政治話語，瞭解目前急切的一些問題，比如財稅體制改革、發展動能轉化、治理體制優化等等 應該說當下的政治學領域的政學關係不是很密切，理論性的研究多是復讀機或者說肉喇叭，應用性的則很多被社會學和公共管理帶走了，還有許多經濟學者搞經濟學帝國主義，一併給它研究了，弄得政治學蕩氣迴腸到一無所有。 還是希望能夠有所改變，讀讀本書很有好處。

讀完感覺更像是一份頗爲考究的綱領。或許需要更多的基於該理論（範式）的研究，才能得見其真正的價值。期待。

這兩天偶然深入，發現從政教關係出發很能串聯古今，而國家與社會的二元關係在歷史社會學學者黃宗智的書中有很切旨的論述。 我個人在思考的時候，完全是中西曆史起源-韋伯、新教倫理、儒教與道教-歷史社會學-國家與社會關係，這些東西一塊兒順下來的。很爽，想表達。 發現楊老師半年前剛出版的新書《政治的概念》目錄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還是挺激動的。 👉不過這個東西目前怎麼說呢……完全看學者們想把其推到何方 個人覺得歷史社會學/政治學視角下的國家社會關係問題，完全稱得上範式轉換——（所以看到楊老師的標題真的受到感召） 並且完成度高，完全有能力與西方在理論方面並駕齊驅——這也是楊老師論述國際方面的意義（儘管鑑於研究不久還沒有那麼成熟） 但另一方面，估計也會有學者覺得這是新瓶舊酒，詞語把戲。這確實是需要審慎的。新的範式意味着一種認知的革命，但這個雜糅的交叉也意味着界限的模糊，歷史政治學不是政治思想史，不是思想史的政治學。個人以爲，當是一個廣闊的真實社科場域：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看過去才能看未來。（雖然這麼說有點庸俗，但實際上僅僅政治思想史並不能完成這個任務） 說來也是有趣，之前一直不喜歡作爲歷史的歷史。但歷史社會學、歷史政治學，在我這裏的主從不一樣，確實給了我極大的影響。 感謝我那位具有宏大視野的思想史老師！

爲什麼需要歷史政治學？ 爲什麼西方政治學對中國政治前途的判斷屢屢錯誤，也無法解釋中國偉大的發展成就？ 西方興起的歷史邏輯是什麼？ 爲什麼西方各國出現政治危機：美國陣營對立，英國的脫歐，歐洲的民粹化極端化傾向與難民危機？ 爲什麼非西方的民主化轉型造就了一大批社會動盪、經濟乏力的泥潭國家？ 世界政治秩序演變的驅動力是什麼？作爲崛起的主導國家，中國要爲世界提供怎樣的歷史觀，塑造怎樣的世界政治秩序？ 這些問題都在書中有所解答。 以下爲我的學習總結。 作者提到：國際社會科學就是對各主要國家現代化經驗的歷史敘事。 西方社會科學是自己歷史的總結，那麼用其理論指導中國發展必定是存在偏差甚至謬誤的。 西方的近代發展經歷了軍事帝國主義－商業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幾個階段。爲了服務於意識形態、自我美化和利益擴張，很大一部分西方的社會科學發展經歷了過度抽象，即去歷史化的過程。他們掩蓋戰爭、殖民、掠奪的血腥歷史，試圖維持的依舊是一種去國家化的帝國主義。 中國社會科學學科建設較晚，所以很長時間裏，都在對西方學科成果進行翻譯引進和消化吸收。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社會科學的基座是西方的學術成果。 政治學的知識統攝性和社會科學學科基礎性，決定了政治學原理的重構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必須邁出的決定性的一步。 歷史政治學爲中國政治學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與突破口。 歷史政治學是讓中國政治學重新迴歸哈貝馬斯所說的歷史、理論、實踐的三統一。 以下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三方面說明歷史政治學的重要性。 政治建設是基於各國的文明基體進行的，所以必須強調歷史本體。如果文明是自然形成的大江大河，政治就是人們爲了解決重大現實問題（水利和運輸）而開鑿的運河和水庫，以改造和駕馭江河水系爲人所用。非歷史的或忽視文明基底的政治改造就像無視江河水系進行的水利規劃，結果不是難度過高無法建成，就是維繫成本過高而被荒廢。總之要實事求是，不可妄自菲薄，削足適履。本體論是以本國曆史發展爲核心作的研究，提煉重大政治理論，解決和回答重大現實政治問題。 認識論維度上是承認一切政治理論的“地方性”，通過歷史分析檢驗理論和概念對於本國的適用性。 通過歷史去審視各種政治理論、社會科學理論的真僞。如帝國主義是西方的黑歷史，西方學界做了很多努力試圖屏蔽帝國主義理論。但帝國主義是解釋過去500年乃至當下不可或缺的理論工具。 韋伯關於西方興起敘事的邏輯“新教倫理—理性主義—資本主義精神”，更是基於歷史篡改得出的結論，這一點已經在西方基本達成共識。真正影響西方興起的事件是南歐天主教的航海大發現和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而宗教改革是資本主義發展對宗教的影響，而非相反。是貿易和戰爭的雙輪驅動產生了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擴張衝動爲資本主義組織制度發展提供舞臺。西方基於更爲強大的動員能力使其能夠對世界其它地區進行殘酷掠奪。書中這部分論述大量引用了託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戈德斯通的《爲什麼是歐洲》。 本體論和認識論研究都需要用歷史政治的方法，強調時間的重要性（時序性）和制度變遷中不可避免的路徑依賴（連續性）。 歷史政治研究的方法有：側重於歷史的歷史制度主義，歷史案例分析，歷史中的政治思想分析，歷史案例比較分析，基於世界政治歷史的世界政治層次性研究。 歷史本身就是一個寶庫，回到歷史，尋找重大現實問題、重大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與歷史性因果關係。 從歷史的角度看，有三種被驗證的國家組織和建設模式。 英美等資本主義先發國家建設是以商人集團社會力量爲主導的，於是形成了社會中心主義的去國家化和去政府化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潮：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治理社會化，旨在增強個人權利。德國-日本等後發國家商業力量脆弱，以軍國主義爲基礎的官僚制把國家組織起來，這就是國家中心主義。中國晚晴覆滅後，全國四分五裂，商業力量薄弱，官僚機器衰敗，得以重新將國家組織起來的力量是政黨，這就是政黨中心主義。但這種具有建國使命的政黨與西方競爭政權的政黨是完全不同的。 從歷史的角度看待世界政治演化，有三種力量塑造着國家、地區政治以及結構性網絡的世界政治，依次是：技術、資本和政治思潮。 航海、航空、互聯網等技術無不影響和塑造着世界。資本更是驅動技術與軍事進一步改變世界的重要力量，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就是以資本爲研究單元系統論證現代世界體系，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提的形成過程。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並不決定一個國家的社會組織形式，比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封建性質的土地世襲制度。 那什麼力量讓國內外政治聯結起來甚至同頻共振而產生世界政治呢？作者認爲無疑是政治思潮，這是基於歷史經驗的判斷。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秩序與世界殖民主義體系的形成與維護，最終是通過文化優越論、制度優越論等建構的文化帝國主義讓世界接受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軍事和經濟權力改造了世界政治結構，政治思潮則將其合理化、合法化，從而形成一種普遍接受的權力關係。因此，作者認爲以政治思潮作爲世界政治的研究單元，主要用於理解深層結構（deep-state）問題，而深層結構是理解國家主體的單元層次、社會主義的此單元層次的前提。而中國作爲崛起的主導國家，爲了讓不同文明和平共存的新世界秩序成爲可能，更需要加強世界政治秩序塑造的政治理論研究。對世界政治思潮的塑造是影響人類文明走向的巔峯對決。 西方個體主義盛行的文化基體決定了其更適配強調個人權利的自由民主，但這並不表示在此基礎上滋生的政治理念適用於其他文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碎片化的情況下盲目引入自由民主制，使舊利益結構被固化甚至強化，使得國家與社會無法得到有效整合與治理，而成爲弱肉強食，無限內耗的失敗國家。對於發展型國家，國家治理能力的建設比政體的形式更重要，作者將國家治理能力歸納爲一個囊括國家與社會的合作能力、制度整合能力、國家政策執行能力的變量組合。 而西方本身的問題是身份政治與羣體撕裂的政治極端化導致了共同體利益被侵蝕。 極端化 = 合理訴求 × 去語境化 × 道德絕對化 × 身份部落化 × 危機催速 西方的政治危機不是某個意識形態的"先天罪惡"，而是任何有價值的思想，在失去制衡、失去自省、失去制度緩衝之後都會落入的同一種退化模式。 政治學是用來搞建設的，即實現共同體的善。世界政治學的目的就是實現人類共同體的善。政治學同時又是無法避免意識形態的，所有政治理論都有其政治功能，西方政治學往往有着捍衛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的功能。“捍衛一種政治制度的方法論對於另外一種性質不同的政治制度而言，就是革命性方法論。這是政治學理論的本質屬性。”這是毋庸諱言，也無需迴避的。 和各個時代主導型國家一樣，中國的崛起必定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秩序，中國必然要提出自己的世界觀、歷史觀。過去300年的世界是槍炮加貿易的帝國秩序，而和平崛起的中國，將使得不同文明和平共存的新世界秩序成爲可能。

讀本書時一個始終未解開的問題就是如何從實然推導出應然。從“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這個看似天然的但未經論證的目的出發，給出的理由是過往的發展實踐和現有的存在現狀，難免有循環論證之嫌。爲何中國如此特殊？爲何這樣的特殊性如此值得維護？ 以爲現有制度辯護爲出發點，本書未給出高屋建瓴的論述。

現在不管是研究者，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在某種程度上被“舊普遍性”束縛住了，被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牽着鼻子走，其實嚴峻的問題已經擺在哪裏，但很多人還是不願意從舊籠子裏掙脫出來。我個人覺得，要想達到一種新的普遍性，一種新的普世“科學”，首要做的就是回到特殊性，挖掘尚未被發現和研究的那些特殊價值，這是一個關鍵步驟和階段。舊普遍性（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特殊性（多元文化與思想觀念）>新普遍性（？）。這本書就是在中國人回到自己的特殊性，研究中國問題，爲將來的解決世界問題奠定基礎的一次非凡嘗試。這本書的價值不應該被低估。

妙啊，這麼快就有電子書了。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