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長之
《孔子的故事》是文史學家李長之所作的人物傳記。作者在參照《論語》《孟子》《史記》等材料之後,對孔子的生平進行整理,並且以樸素易懂的筆觸寫就。本書首先對孔子的家世進行梳理,再依據時間線,將孔子在魯國成長—周遊列國—回到魯國這幾十年的經歷,與他以“仁者愛人”爲核心的儒家思想結合起來,展現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堅決意志和欲扶大廈之將傾的偉大信念。在最後幾章,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教育理念以及他與學生之間的深切情誼。雖然春秋時期他的理念不可行,可他的思想通過《論語》記錄下來,稱爲傳世之經典,爲後代瞻仰。
本書成於1956年,今年是2026年9月。 讀到孔子一些事蹟更有助於理解論語。
特別贊成序言中“敘事詩”的說法,李長之先生寫的《司馬遷傳》也是敘事詩。以下摘自本書序言: 《孔子的故事》總體的行文風格紆徐疏朗,有一種敘事詩的味道。李長之在其《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一書中評論司馬遷寫《孔子世家》時說:“司馬遷的精神,彷彿結晶在孔子的字裏行間了,彷彿可以隨意擷取孔子的用語以爲武器而十分當行了”,“其中有純摯的依戀,仰慕的情感在着”,這也似乎可以放在李長之所寫的《孔子的故事》上。 《孔子的故事》在敘述方式上雖然避開了令人煩擾的爭議,儘量客觀地講述孔子的生活,但作爲批評家,李長之在敘述之餘也不忘隨着發表三言兩語的短論,其中不乏深中肯綮的精闢之言。他在敘過孔子對於舜的《韶》樂和武王的《武》樂的批評之後,便說:“孔子是反對戰爭而讚美和平的。這說明孔子對藝術的批評是技巧與內容兼顧的。”在講過孔子對於《關雎》的評論之後,便說:“這是季札的見解的發揮,同時也代表孔子自己對藝術的要求:適度而不是過分,健康而不是病態。”尤其在後記中,李長之集中而旗幟鮮明地表述了他對於孔子的看法。他說:“孔子是先秦諸子中最早的一個。他的進步面之一,就是反映奴隸制社會崩潰期的‘人’的解放,這個偉大現實在他思想體系上,就是‘仁’的學說。就是把教育從貴族所專有(官學),在一定程度上開放給一般人(私學)。孔子進步面之二,就是他在這段過渡期——同時也是封建社會的形成期——中,爲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一些雖然粗略的但是規模宏大的政治建設藍圖,他研究了以往的政治經驗,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總結,又加上一些適合社會發展情況的創造,給後代封建社會的統治規模打下了一些基礎。把他稱爲封建社會的‘聖人’,不是偶然的。”“他有進步面,有落後面,有軟弱處,而進步面是主要的,這就是我對於孔子的估價。概括地談孔子,就是如此。”“如果仔細考究下去,孔子的進步面、落後面、軟弱處,我認爲也還是錯綜的,好的不完全是好,壞的也不完全是壞。”李長之的看法,在我們今天看來,也許不足爲奇,但在當時卻相當深刻,相當有針對性,其表述也是需要勇氣的。 《孔子的故事》的後記,使得這本小冊子雖然敘述的是孔子的生活故事,卻又有着強烈的學術色彩,從這個意義上說,《孔子的故事》正文、腳註、後記,是一個整體,在閱讀時不可偏廢。 李長之不僅對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評價極高,而且欣賞崇拜孔子的人格精神。他說:“孔子的思想有徹底的、激烈的一方面,這可以以《論語》爲證。‘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爲政》二十四)!‘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九)。我不知道什麼話比這更徹底,更激烈,更‘力有萬鈞’了!那老子莊子比起來,簡直是蚊子哼哼。”“孔子常講‘仁’,但仁不是空洞洞的假慈悲,‘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微子》一),孔子才說‘殷有三仁焉’,這其中有一種忠毅堅貞的積極精神在!”(《中國文化傳統之認識上:儒家之根本精神》,見《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商務印書館,1944年)李長之的人格和精神自然也受到了孔子的浸潤濡染。反映在文學批評上是他一再強調批評精神和批評家的人格,“偉大的批評家,眼光是銳利的,同時,感情是熱烈的。因爲銳利,他見到大處,他探到根本,因爲熱烈,他最不能忘懷的,乃是人類。他可以不顧一切,爲的真理,爲的工作,爲的使命,這是藝術家的人格,同時也是批評家的人格”(《論偉大的批評家和文學批評史》,見《批評精神》,南方印書館,1942年)。
敬佩作者寫作的嚴謹 把孔子寫的有血有肉,有功有過,實事求是 是本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