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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八月:印巴分治以來的對抗(歷史學堂) 封面

漫長的八月:印巴分治以來的對抗(歷史學堂)

迪利普·希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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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萬字總字數
¥87.99定價

內容簡介

種族、土地、經濟、核武……關於印巴分治以來的對抗的首部權威歷史著作。 《漫長的八月》是第一部關於印巴之爭這個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最棘手的衝突之一的權威歷史著作。 1947年8月,英屬印度分裂爲獨立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時,正值集體大屠殺,一方是印度教教徒和錫克教徒,另一方是穆斯林,超過75萬人被屠殺,1200萬人逃離家園越過新邊境尋求庇護。然而,那個8月似乎至今仍未結束。 在《漫長的八月》中,著名歷史學家迪利普·希羅對印巴關係進行了引人入勝的描述,追溯了導致次大陸分裂的里程碑式事件,以及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之間有爭議關係的演變。而且時至今日,爭端仍難以得到合理的解決,克什米爾控制線仍是世界上防禦最嚴的邊境。 自分治以來,印巴之間發生了幾次嚴重的危機,包括1971年東巴基斯坦宣佈獨立,成立孟加拉國;以及印巴雙方獲得核武器,導致1999年和2002年幾乎不可避免的對抗。希羅不僅記錄了印巴兩國與美國及蘇聯的關係,還記錄了他們與中國、以色列和阿富汗的關係,充分證明了印巴衝突的地緣政治重要性。 這些線索,在希羅的筆下編織成了清晰的敘事,充滿了豐富多彩的領導人傳記,對戰爭、聳人聽聞的暗殺、侵犯人權之舉的生動描述,也穿插着像板球比賽、電影、電視劇這樣的文化符號,是將印巴之間關係第一次放大觀察的勇敢嘗試。

讀者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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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2025年印巴又打起來,回頭再翻那本《漫長的八月》,真是汗毛倒豎——這作者幾十年前寫的,簡直像拿到了今天的劇本。他說的那個“印巴衝突無解”的詛咒,正在我們眼前活生生上演。 歷史就是個“程序流氓”,換了身數字馬甲又來騙。 當年英國佬拍拍屁股走人,搞的那個“蒙巴頓方案”,說什麼土邦可以“自己選”,根本就是埋雷。克什米爾王公的選擇和老百姓的意願完全擰巴,這爛賬一直算到今天。只不過2025年,雙方玩得更花了:印度說自己用區塊鏈搞了“絕對公正”的公投,巴基斯坦反手就用AI深僞造出一堆“民意沸騰”的視頻。好嘛,當年搶的是法理,現在搶的是流量和算法。希羅說得太對了:當“程序正義”本身就是個武器,那和平協議就是張廢紙,頂多是給下次軍備競賽記個賬。你看印度炸完別人,扭頭就單方面給克什米爾立了個“新規矩”,這操作,祖傳的。 打仗的方式也“鳥槍換炮”了。1947年印度靠運輸機運兵,2025年直接是無人機蜂羣撲臉。印度天上的衛星看得清清楚楚,跟當年偵察兵拿望遠鏡一個目的:那塊地,我的。可悲的是,武器越牛逼,兩邊越不敢信對方,死循環了。 核威懾這玩意兒,現在已經變味了。以前是“誰動我,咱一起玩完”,現在印度把大核彈拆成幾百個小飛刀,巴基斯坦更狠,把核按鈕跟大壩綁一塊。這哪兒是威懾,這是“你要動我,我就拉所有人質一起死”,純純的恐怖主義。印度甚至威脅要用電磁脈衝炸中巴經濟走廊,這已經超出軍事範圍,成瘋子行爲了。 更絕的是“水戰爭”。印度在上游搞“冰川水塔”,說截流就截流,2025年巴基斯坦直接被搞出幾百萬生態難民。這招太毒了,從根子上掐你命脈。當一條河怎麼流都能跟核威脅掛鉤的時候,這仗還怎麼談?根本沒得談。 算法讓人更恨對方,打仗竟然成了“好生意”。現在兩邊的年輕人,根本活在不同的世界裏。刷手機,印度孩子看到的是“英雄收復失地”的酷炫動畫,巴基斯坦孩子刷到的是“解放聖戰”的熱血視頻。算法把共同記憶徹底掐斷,板球外交?那都是網紅蹭流量的素材了。最魔幻的是,聽說還有用腦機接口給孩子“灌輸”記憶、用DNA測“恐怖分子基因”的,人設都能編程了,太可怕。 但最諷刺的是,打仗居然成了一門“好生意”。2025年那邊飛機一炸,這邊印度軍工股立刻漲停,巴基斯坦馬上發“戰爭債券”全球圈錢。軍火商更開心,土耳其的無人機、以色列的防空系統,全拿來克什米爾做實戰測試。這片土地成了全球最大的軍火試驗場。你想和平?那些靠戰爭發財的集團第一個不答應。 聯合國?早就不好使了。安理會的大佬們還在會議室裏扯皮,印度戰機已經把炸彈扔出去了。希羅當年就吐槽:“日內瓦的咖啡,暖不了克什米爾的雪。”現在更搞笑,G20弄個“數字調解平臺”,結果因爲技術漏洞,直接被黑成了“在線募兵網站”,簡直是黑色幽默。 連底層老百姓爲了活命的智慧,都在無意中給衝突續命。兩邊民間偷偷做點小買賣,結果被極端組織鑽空子洗錢;農民用無人機走私點藥品換糧食,反而讓這種畸形的戰時經濟能運轉下去。一點求生的火星,掉進這片乾透的仇恨荒原,瞬間就被吞沒了。 所以你看,《漫長的八月》爲什麼可怕? 它不是說準了某場仗,而是說準了這種“絕症”的病理。宗教仇恨、大國博弈、科技黑化、文明生存,所有最毒的要素都在這鍋裏燉爛了。2025年的每一道無人機航跡、每一條煽動仇恨的短視頻,都在讓1947年那個分裂的傷口重新流血。 希羅最後那個問題,現在聽着格外刺耳:“如果對抗成了他倆唯一的相處方式,那戰爭本身,會不會就是他們之間真正的‘和平’?”或許對抗本身就是他們二個統治集團的工具,唯有這樣才能團結一起構成它們的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克什米爾啊,也許命中註定就不只是個領土爭端。它會一直站在那裏,像一座冰冷的紀念碑,提醒我們人類:有些仇恨一旦被制度、技術和利益做成了死結,就真的,再也解不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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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中值得商榷的13處術語翻譯1.基拉法特運動(Khilafat Movement),應該翻譯成“哈里發運動”。這是20世紀20年代南亞次大陸的穆斯林旨在擁護奧斯曼帝國哈里發和回教統一團結的運動。Khilafat中的kh在阿拉伯語中發漢語拼音ha的音,將Khilafat音譯成“基拉法特”本身就不正確。同時Khilafat在當時的語境中專指奧斯曼帝國最高統治者“哈里發”,採用“基拉法特”這種彆扭的音譯,即不嚴謹,也使讀者徒增一個不知所云的名詞。 2.珠瑪清真寺(Jumma Masjid/Jumma Mosque),應該翻譯成“主麻清真寺”或者“聚禮清真寺”。Jumma是阿拉伯語詞彙,原意爲“集聚”,後來指穆斯林在每個星期五前往清真寺進行集體禮拜的儀式。中國穆斯林將Jumma一詞音譯作“主麻”或者意譯作“聚禮”, Jumma Masjid指的是規模恢弘、能夠容納大量參加聚禮信衆的大清真寺。 3.瑪利亞姆(Maryam),應該音譯成“麥爾彥”或者“麥爾嫣”。Maryam就是爾薩聖人(耶穌)之母瑪麗亞,許多中國穆斯林女性以Maryam作爲經名,通常寫作“麥爾彥”或者“麥爾嫣”,馬堅先生翻譯的《古蘭經》中第十九章,即音譯作“麥爾彥”。 4.巴格(Bagh),應該音譯成“巴厄”或者直接意譯成“花園”。Bagh在波斯語、烏爾都語中意爲“花園”,gh通常發漢語拼音e的音,將bagh音譯爲“巴格”可謂望文生義,所以音譯爲“巴厄”較爲恰當。同時書中提及人們聚集在一處名爲“賈利安瓦拉巴格”的地方表達不滿,如果音譯的話,讀者根本無從知曉這是一處什麼場所,因此建議將其意譯爲“賈利安瓦拉花園”。 5.聖人(saints),應該翻譯成“聖賢”或者“賢哲”。書中的“聖人(saints)”是指伊斯蘭教蘇非派的大師,他們具有深厚學識與個人魅力,吸引信衆追隨和崇敬,他們離世之後的墓廬也成爲日後人們求祈的地方,書中提及謝里夫總理訪問印度的時候,專門前往一位契什提道團的創始者的墓地拜謁。話說回來,穆斯林認爲穆罕默德是真主派遣到世間的最後一位聖人,即“封印的聖人”,在他之後再無聖人。所以,若將Sufi Saints翻譯爲蘇非聖人,似有不妥和逾矩,假若翻譯作“聖賢”或者“賢哲”比較恰當。 6.克利須那神(Krishna),不如翻譯成“黑天之神”或者“奎師那神”。 7.社區(community),應該翻譯成“社羣”。書中的community不是指百姓居住的區域,而是指由穆斯林、印度教徒、錫克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人羣,譯作“社羣”較好,況且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界將community譯作“社羣”已成共識和慣例。 8.背棄罪(Shirk),應該翻譯成“以物配主”。Shirk指的是伊斯蘭教中崇拜偶像(即神化或崇拜除真主之外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或多神教的大罪。中國穆斯林學者將其意譯爲“以物配主”或者“舉伴”。 9.伊斯蘭教信條(Kalma),應該翻譯成“清真言”。Kalam是穆斯林的信仰基石和信仰表白的證詞。中國穆斯林通常將其音譯作“凱里麥”或者意譯作“清真言”。 10.神社(Shrine),應該翻譯成“拱北”或者“聖地”。Shrine在伊斯蘭教傳統中,指的是具有超凡魅力的蘇非派聖賢的墓廬墳塋,四面八方的信衆會來到Shrine進行崇敬活動,祈求沾吉。中國穆斯林將這種蘇非派的墓地建築羣稱爲“拱北”。 11.桑搭吉,編輯校對錯誤,英吉拉·甘地任內的印度陸軍參謀長的名字應爲“桑塔吉”。 12.教義法庭(Sharia courts),應該翻譯爲“教法法庭”。Sharia意爲“伊斯蘭教的法律”,不是教義,所以理應翻譯爲“教法法庭”,指以伊斯蘭教的法律作爲依據進行審案判決的法庭。 13.沙赫巴茲·謝里夫(Shehbaz Sharif),應該翻譯爲“夏巴茲·謝里夫”。中國官方報道將納瓦茲·謝里夫的弟弟、剛剛卸任的巴基斯坦前總理的名字譯作“夏巴茲·謝里夫”,譯者應該使用這一既定譯法。譯者在書的後半部分譯爲“夏巴茲·謝里夫”,人名翻譯前後不一,有些不夠仔細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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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陸的分裂是一個漫長曆史進程的高潮,它始於以阿富汗爲大本營的穆罕默德·戈裏指揮着一支由阿富汗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組成的大軍,於1188年控制了印度河流域。4年後,他在第二次地形戰中擊敗了普里斯維·拉傑,爲他手下大將庫特布丁·艾伊拜克吞併德里鋪平了道路。德里蘇丹國由此誕生,並一直存在到1526年,之後被莫臥兒王朝取代,後者於1807年滅亡。阿富汗人和莫臥兒人與次大陸早期入侵者/征服者的區別在於,他們信仰的是伊斯蘭教。在信仰和宗教習俗上,他們與土生土長的印度教教徒發生了衝突。 大英帝國在莫臥兒王朝的廢墟上崛起,把占人口多數的印度教教徒和占人口少數的穆斯林雙雙置於一個外國勢力的統治之下,而這個外國勢力的大本營則在遙遠的基督教國家英國。失去權力讓穆斯林精英鬱鬱寡歡,上層種姓的印度人卻很快適應了,還從學習波斯語轉向學習英語,以幫助新統治者管理次大陸。 在引言中,我解釋說,這場長達65年的克什米爾爭端,源於印度教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緊張關係,其歷史可追溯到8個世紀前。1807年後,英國對印度次大陸的征服在一個世紀內引發了印度民族主義。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迅速興起的反帝運動之目標,人們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爲了結束英帝國的統治,將被奴役的印度變爲一個主權國家,一是爲了結束占人口四分之三的印度教教徒自1192年以來所受的奴役;他們現在準備以一人一票的方式爲基礎管理一個自由的印度。這兩種解釋互有交集,因爲最重要的反帝國主義政黨,即印度國大黨,絕大多數成員爲印度教教徒 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決定退出印度,此舉加劇了國大黨與聯盟之間的競爭:前者希望從英國手中繼承一個統一的印度,後者則決心通過分割次大陸來建立穆斯林的家園。集體中不同羣體之間的緊張關係演變爲暴力衝突。 標誌着獨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於1947年8月14日至15日誕生的集體大屠殺,儘管在幾個月後平息,但不久之後爆發的克什米爾爭端繼續破壞着這兩個鄰國之間的關係。 由烏爾都語“pak”(意爲“純粹”)和“istan”(意爲“地方”)組成的“巴基斯坦”一詞,在所有階層的穆斯林中已經具有了一種護身符般的特質,被認爲是解決穆斯林面臨的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它的確切含義被刻意模糊不清。 1943年4月穆斯林聯盟的會議上演講時提到了“一些年輕人”,真納他說: “巴基斯坦”這個詞的起源是什麼?創造它的不是穆斯林聯盟或“偉大領袖”。倫敦的一些年輕人希望把西北部的某個地區與印度的其他地區區分開,他們在1932年至1933年間想出了一個名字,產生了這個想法,並將該地區命名爲巴基斯坦……就這樣,一個名字被創造了出來。因此,無論這個詞當時的含義可能是什麼,很明顯,每個文明國家的語言都會發明出新詞。巴基斯坦這個詞就成了[1940年穆斯林聯盟]拉合爾會議的決議。 1935年2月,英國國會議員、印度中央立法會代表以及由林利斯戈勳爵擔任主席的各土邦王國提名的代表團組成的一個59人的聯合特別委員會,提出了一份關於印度憲法改革的法案草案。經過議會兩院長達八週的辯論,於8月2日獲得通過,稱爲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簡稱《1935年GOI法案》)。這是在英國議會676年曆史上通過的最長的法案。 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通過時,真納在倫敦。兩個月後回到祖國時,他將這部法案形容爲“一部強加於我們”的法律,並呼籲其他政治家同仁共同應對。事情沒有按照他期望的那樣發展,部分原因是甘地已經退居二線,而1935年9月纔出獄的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不得不趕去瑞士洛桑一家療養院,照顧他36歲的患結核病的妻子卡瑪拉。直到1936年2月28日她去世後,悲痛欲絕的尼赫魯才能專注於最新的法律。1936年4月23日,他在勒克瑙主持國大黨會議時宣佈國大黨將在立法機構內外爲終結此法案而鬥爭。 1937年,爲了實現目標,真納在通過赫爾帶給甘地的信中,提出要建立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團結一心的事業,以便爲獨立鋪平道路。他沒有成功。“我希望自己能做些什麼,但我完全無能爲力”甘地在回信中寫道,“我對團結的信心一如既往地光明,只是我看不到光明穿透黑暗。我在這樣的苦難中向神祈求光明”。 國大黨掌權,暴露了其黨內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與世俗民族主義者之間的斷層線。世俗民族主義者認爲,反帝運動旨在結束大英的帝國主義統治,將被奴役的印度變成一個主權國家。但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從更長遠的角度看待印度的歷史,並且在國大黨中佔有重要地位,他們認爲該黨是一件利器,自1192年即阿富汗征服者在德里建立起蘇丹政權以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教教徒所受的屈辱將在他們手上終結。 1940年3月23日,在拉合爾舉行的穆斯林聯盟會議通過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議,稱:既然無論怎麼定義,穆斯林都是“一個民族”,聯盟要求制定一部憲法,規定“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地區,如印度的西北和東部地區,應該集合在一起組成獨立的國家,加入其中的單位應具有自治權和主權”。這項由胡克提出的決議獲得了一致通過。 真納闡述了他的“兩個民族”理論: 很難領略到爲什麼我們的印度教朋友不能理解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真實本質。它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實際上是與衆不同的獨有的社會秩序……。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屬於兩種不同的宗教哲學,具有不同的社會習俗和文學傳統。他們既不通婚,也不一起進餐。實際上,他們分屬兩種不同的文明,這兩種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相互衝突的思想與觀念之上的。對於生命、生活也見解各異。很明顯,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由不同的歷史根源獲得靈感。他們有不同的史詩,崇拜不同的英雄人物,經歷也各不相同。一方的英雄,往往是另一方的仇敵;一方的勝績,卻是另一方的敗果。將兩個這樣的民族束縛在一國之下,一方是少數,而另一方爲多數,必然導致不滿情緒日益增長,並最終摧毀爲這樣一個國家的政府所建立的任何機構。 作爲回應,甘地引用了印度教教徒所熟知的論點: 既然印度穆斯林是“皈依者及其後代形成的一個羣體”,他們就不能聲稱自己是“一個脫離母系的民族”。確實,大多數印度穆斯林最初都是無種姓或低種姓的印度教教徒,人數比例從75%(這是真納的估算,他的祖父皈依了伊斯蘭教,母親取的是印度教教徒的名字米蒂拜)到95%(這是尼赫魯的估計)。在印度穆斯林中,爲數不多的精英——阿富汗、土耳其和莫臥兒部落的後裔——被視爲謝里夫,即貴族。但正如真納所指出的那樣,這種論點根植於種族和地理起源,它忽視了其他幾個一起構成文明的顯著因素之間的差異。 十年之後,國大黨將爲自己的傲慢之舉付出高昂的代價。在以次大陸分治而告終的這段敘述中,1937年7月對穆斯林聯盟的友好姿態的拒絕一事將被視爲第二個里程碑,此前的一個里程碑可以追溯到1928年12月,當時國大黨在加爾各答的會議上,真納的提議遭到了拒絕。 1946年尼赫魯輕率、咄咄逼人的聲明,最終並且是不可挽回地扼殺了一個統一、獨立的印度的前景。以致真納撤回了聯盟接受《憲法裁決》的決定。這是三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中的最後一個——這一切都是拜國大黨所賜——最終導致了次大陸的分裂。 尼赫魯說:真納確實以錯誤的方式塑造了印度的歷史,這是事實,並放任如此作惡多端的邪惡勢力橫行。我們該如何評價他呢?在過去的這些年裏,我常常生他的氣。但是現在,想到他時,我心中沒有一絲苦澀,只是對於過去之種種感到莫大的悲傷……表面上看,他圓滿地完成了他的任務,實現了他的目標,但是付出的代價如此之大,結果與他的想象也是如此不同。如果他早知道會有今天這樣的結果,他會對過去所做的感到遺憾或後悔嗎?可能不會,因爲他用仇恨的外衣包裹着自己,好像一切邪惡都來自他所憎恨的人。對任何人來說,仇恨都是有害無益的。 在對真納的評價中,尼赫魯沒有表現出自我反省的跡象。他也沒打算對次大陸的悲慘分裂推卸責任。所有的一切都是惡毒的真納的錯。自以爲是是尼赫魯性格的一個顯著特徵,他做了16年總理,直到在任上去世,一生如此。 隨着雄霸次大陸政壇30年的巨人真納和甘地的謝幕,一個時代結束了。真納在自己所構想的一個新國家誕生僅一年後去世了,他的死使這個國家在一個關鍵時刻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撐。而獨立的印度的最高決策者們則將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的快速發展上,強調工業化的進程,並發現甘地的烏托邦式自給自足的鄉村社會觀念已經跟不上時代。 克什米爾停火協議就這樣在1949年1月1日生效了。協議決定,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公民投票。巴基斯坦控制了查謨和克什米爾37%的地區,此區域後來又分爲北部地區和阿扎德-克什米爾,首府位於穆扎法拉巴德。爲了監督停火線,安理會任命了一個聯合國駐印度和巴基斯坦軍事觀察組。至關重要的是,印度保留了85英里長、20英里寬的克什米爾河谷的控制權。該河谷位於喜馬拉雅山區的皮爾-潘加爾山脈和喀喇崑崙山脈之間,有終年白雪皚皚的羣山守護,遍佈蒼松翠柏,春季裏野花盛開,五彩繽紛,灌溉它的是傑盧姆河及其支流,以至於這裏被詩人和民衆稱爲“人間天堂”。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引起了美國對亞洲的關注,也預示了美國安全政策的全球化。6個月前,印度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擊敗中華民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印度因此成爲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印度駐北京大使潘尼迦於1950年4月抵達北京。) 爲響應巴基斯坦在東南亞條約組織的遊說,該組織的三名成員國——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於1957年2月20日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了一項決議,支持安理會就克什米爾的非軍事化問題部署“一支聯合國臨時部隊”的提議。決議贏得了11票中的9票,但遭到了蘇聯的否決。蘇聯認爲,爭議雙方沒有盡全力訴諸雙邊手段來解決爭端。 此時,中國已經成爲印巴關係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爲德里宣稱中國佔領了查謨和克什米爾的部分地區。所以,在穆裏會議上,尼赫魯不出所料地提出了巴基斯坦與中國的邊界問題。阿尤布·汗回憶說:他問我是否已經和中國人就劃定邊界問題接洽過,我把立場告訴了他。他要我給他看那張我們提出主權要求時所依據的地圖,並要我告訴他我們提出主權要求的確切範圍。我十分坦率地告訴他,我們無意對我們確信不屬於我們的專家確定的實際控制線範圍的任何地區提出主權要求。我們可能會要求超出控制線範圍的某些區域爲當地居民提供設施……。他一回到印度,就開始批評我們接觸中國人以劃定邊界。他提到了我給他看過的地圖,並說我們甚至連邊界在哪裏也不清楚,還說我們的行爲太過幼稚。這就是尼赫魯先生的行事風格,他完全忘記了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是爲了什麼,而是把整件事當作辯論的重點。 正是這種外交方式使得印度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在6年內到達了破裂的邊緣,並導致兩國在1962年秋天爆發戰爭。 1913年,英屬印度外交大臣亨利·麥克馬洪爵士——一個高大、瘦削、大長臉、留小鬍子的男人——與清朝全權代表陳貽範[插圖]以及藏人倫青夏扎商討西藏的新地位問題。在1914年7月3日的最後一份所謂的《西姆拉條約》文件中,提到了一張小比例尺的地圖,它顯示了中國與“內藏”——大致上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區——之間的界限,“內藏”在中國的“宗主權”之下由達賴喇嘛政府管理,也顯示了“內藏”與“外藏”的界限。這張地圖上沒有陳貽範名字的首字母或簽名。在北京於4月28日否決了《西姆拉條約》的初稿之後,麥克馬洪和倫青夏扎附上了一份照會,否認中國可以依據該協議享有任何特權,並且還簽署了這份文件作爲雙邊協議。“麥克馬洪線”沿着喜馬拉雅山脈從不丹東北部邊界向東延伸550英里,穿過布拉馬普特拉河的大彎,然後向東南到達緬甸。 1954年4月29日,印度與中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其序言部分包括了著名的“五德”(Panchsheel,梵文),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印度放棄了從英屬印度政府那裏繼承的在西藏的治外法權和特權,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儘管尼赫魯與毛主席親切地交換了意見,但他的政府很快就公開出版了地圖,從地圖上看,西部(克什米爾)地區“邊界未定”的傳說不復存在,一條顯示印度邊界的連續的實線赫然紙上。 1958年8月21日,尼赫魯抗議中國對印度進行“地圖侵略”,稱印度部分地區被標註爲中國領土。周恩來在12月14日的回信中寫道:“這些地圖無疑是對舊地圖的再版,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對中國邊界進行勘測,也沒有徵求過相關國家的意見,在進行此類調查和協商之前,中國不會單方面改變邊界。”周恩來的聲明適用於印度,也適用於緬甸和尼泊爾。 尼赫魯在當天的回覆中,引用了他們在1954年和1956年的討論記錄,其中周恩來“提議”承認“麥克馬洪線”。“我想指出的是,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周恩來在1959年1月23日反駁道,歷史上,中國中央政府與印度政府之間從未就中印邊界問題締結任何條約或協定。就實際情況而言,雙方在邊界問題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最新的案例涉及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的一個地區,該地區一直屬於中國管轄範圍。中國政府的邊防部隊一直在該地區執行巡邏任務。我國於1956年建成的新藏公路貫穿該地區。然而最近印度政府聲稱,該地區屬於印度領土。這一切都表明中印之間確實存在邊界爭端。 爲了和平解決邊界爭端,周恩來於1960年4月在德里逗留了近一週時間。在與尼赫魯的第一次會談中,他用六點闡述了他的觀點,其中第四點最爲重要。第四點稱:“既然我們要進行友好談判,那麼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對一個不再受其行政控制的地區提出主權要求。例如,我們沒有在東部地區對“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提出任何主權要求,印度卻在西部地區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這是很難接受的。最好是雙方都不要提出這樣的領土主張。”周恩來建議雙方在東部、西部和中部的各區域維持現有的實際控制線。尼赫魯不同意。他辯稱:“我們如果像他們一樣接受現狀,那就意味着基本上什麼爭議都沒了,問題到此爲止。我們沒法這麼做。”他提出了一個激進的替代方案。“我們應該佔領邊界的每一部分,然後用我們認爲對的觀點說服對方。” 1962年10月8日,周恩來在回顧1960年4月25日與尼赫魯的最後一次會面時,對蘇聯駐北京大使說,尼赫魯斷然拒絕了他的所有提議。“我們建議兩邊的武裝部隊分別從邊界後撤20公里,並停止巡邏以避免衝突。他們不接受這個建議。後來,我們爲避免衝突,便於談判順利進行而單方面撤退了20公里,並且沒有派部隊在該地區巡邏。然而,印度或許就此有了某種錯覺,以爲我們在示弱,[我們]害怕衝突……。於是趁我們後撤20公里且沒有派巡邏隊,不但入侵,還設立了哨所。” 正是這種僵局導致尼赫魯在1960年9月向巴基斯坦總統、陸軍元帥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提出了中巴邊界的問題。但是,尼赫魯並沒有從這位巴基斯坦領導人與北京成功地處理這一問題中吸取經驗,反而嘲笑他說,巴基斯坦人“行事方式很幼稚”。 1961年11月2日,尼赫魯主持的印度高級官員會議,通過了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也就是說,德里決定在東部的“麥克馬洪線”以北、拉達克阿克賽欽地區的中國哨所後面設立前沿軍事哨所。……他在11月28日對內閣這樣說道,“我們將繼續一步一步地來確立這些東西,以便最終我們能夠採取行動,收復[現在在]他們手中的那些領土。”換句話說,尼赫魯公開表示他打算以武力實現他的目標。 在北京,毛主席總結說,既然印度拒絕其政府一再重申的和平共處政策,那應該讓印度嚐嚐“武裝共處”的滋味。當中國訴諸的和平手段未能扭轉德里的前進政策時,毛澤東下令解放軍必須與之“進行長期的武裝共存”。 經過兩年的談判,1963年3月2日,阿尤布·汗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了一項劃界條約,其中涉及巴基斯坦管理的克什米爾地區。與印度不同的是,巴基斯坦放棄了之前根據過時的英屬印度地圖提出的領土主張。作爲回報,中國放棄了750平方英里的領土。北京獲得了對紅其拉甫口岸的合法控制權,該口岸位於巴基斯坦聯邦政府管理的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北部邊境的喀喇崑崙山脈。這一口岸對於中國新疆自治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當印度對巴中條約提出反對時,布托聲稱他的國家沒有將任何領土割讓給中國 1971年的印巴戰爭在東巴基斯坦爆發前,經歷了三個階段:3月至5月、6月至9月、10月至11月21日。……這場被稱爲“孟加拉戰爭”或“孟加拉解放戰爭”的武裝衝突的加劇及其持續時間,見證了複雜的外交斡旋,這是二戰以來從沒有過的。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美國、蘇聯和中國也捲入其中。臺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1年10月25日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這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7月10日至11日祕密訪問北京的結果,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討論臺灣的命運。 在爲印度穆斯林尋找次大陸上的家園時,穆罕默德·阿里·真納將大衆福祉放在首位。他設想現有的旁遮普和孟加拉成爲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至於穆斯林佔少數的大部分省份,他暢想的是,他們的安全將由巴基斯坦東西兩翼的印度教教徒和錫克教徒來保證。也就是說,每個獨立的國家都會將其邊界內的少數民族羣體作爲與另一個國家討價還價的有效籌碼。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由於旁遮普的分裂,以及隨後幾乎全部是在村莊層面發生的集體屠殺,巴基斯坦這邊的印度教教徒、錫克教徒和東部的穆斯林都被清除了。因此,在後獨立時期,沒有印度教或錫克教家庭被邊界隔開。最初,在分裂後的孟加拉邦很少有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移民。 在少數民族省份的穆斯林中發生了家庭四分五裂的情緒,因爲他們選擇移民到巴基斯坦,去一個伊斯蘭教環境中尋求更好的經濟前景和生活。這種自願遷移,大多發生在德里、聯合省和孟買的部分地區,尤其是首府城市和該省講古吉拉特語的地區。這些穆斯林移民一向是受過教育的,在商業部門或政府部門工作。正是這些人對1950年代中期以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旅行日漸受限的情況怨聲載道。 當1991年至1992年,北京方面和德里方面開始實行經濟自由化時,雙方決定擱置30年前導致戰爭的邊界爭端,並加強商業關係。不出10年,兩國的雙邊貿易額從2.65億美元激增至49.5億美元。在隨後的10年裏,增長率加快了。2012財年,雙邊貿易額達747億美元,中國成爲印度的頭號貿易伙伴。 這件事的寓意是,如果巴基斯坦和印度效仿中國和印度的做法,這兩國都將獲得實質性的收益。繁榮的貿易有助於在持續和平共處的基礎上創造共同繁榮,這可能會讓印巴兩國最終走出因爲1947年8月的分治而久久未散的陰影,結束這“漫長的八月”。這就需要像北京和德里對待邊界爭端那樣,把克什米爾問題放在次要位置,而把精力集中在建立強大的經濟往來上。

★★★★★

寫的非常不錯的一本書,值得推薦一下。1947年8月,英國撤出南亞,雙胞胎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誕生,這兩個國家在孃胎裏面的時候矛盾還沒有那麼嚴重,印度教教徒和伊斯蘭教教徒還能和睦相處。但是從誕生開始就開撕,基本上目前來看是無解的。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個人覺得印度會發展的很好,畢竟是地球上最大的民主政體。看完本書,我發現自己太樂觀了,還有點幼稚了。印度一直以來都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在1948年的時候,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原東巴基斯坦)在內的一大片土地上有上千個民族,幾百種語言,幾百個獨立王國...這樣的情況下,加上流傳千年的種姓制度,能發展到現在的程度,已經是一個奇蹟了。

★☆☆☆☆

國家和或民族之間的爭端,利益的衝突還可以協商解決,但情感的衝突涉及到無數的關聯方,基本上是無解的。除非是在衝突的萌芽狀態,依靠政治家的大智慧;或者是依靠強權,一方打服另一方,或者是暗箱操作…… 因爲多種多樣的原因,印度走向了民主共和和不結盟,而巴基斯坦則是更多的軍事獨裁宗教極端及依靠外國。國家之間不同的發展軌道及其結果值得認真分析。

★★★★★

看完了巴以衝突及南斯拉夫通史,就特別想看看寫關於巴基斯坦與印度的書籍。 本書總體來說寫的還是不錯,題目是《漫長的八月》,也就是1947年8月,英屬印度獨立爲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這個八月之所以漫長,就是因爲印巴分治以來,宗教、文化、政治及對於克什米爾的歸屬問題仍然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期間還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的戰爭,東巴基斯坦成了現在的孟加拉國,當年8月遺留的問題到現在仍然沒有結束。只能說殖民主義者的萬惡,又說弱國只能是強國博弈的籌碼,巴基斯坦與印度的和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總體來說,把印巴獨立以來的恩恩怨怨梳理的還算清晰,但是並未提出多少洞見,爲印巴未來關係的發展沒有太多參考價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印巴分治的直接原因——宗教,這在全世界的大國裏面都是罕見的!甘地、尼赫魯這些奠基者不可謂不偉大,但他們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宗教偏見,最終導致這個地區一分爲三,令人唏噓!反觀中國,那一代的領袖們是絕不會容忍國家被分裂的。當然,印度次大陸歷史上從未真正融合爲一個國家,這纔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些領袖們也沒有這份情結和歷史的包袱,分與合,怎麼簡單怎麼來。

★★★★★

一千五百萬數量級的人口互換,建國四年——巴基斯坦失去兩位開國元勳。印度總理心臟病發作死於塔什干印巴和平會議期間。面對中國,印度成了蘇聯 美國的共同寵兒:中印衝突期間 美國不遺餘力讓巴基斯坦不要生事。98年 美國願用50億美元援助換取巴基斯坦不進行核武器實驗,但事關國家榮譽 已是箭在弦上……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是竊自西方的零件和材料和中國提供設計方案,並最早於84年在中國核試驗場測試了一枚在巴基斯坦組裝的原子彈。巴基斯坦國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由軍隊指揮官說了算。

★★★★★

有點庸長,但把印巴那點事兒的來龍去脈講清楚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時候也難以評判誰是誰非,用大國的智慧來說,最好是擱置爭議,維持現狀,共同發展,造福人民,不要讓某些領導人的私慾導致人民受苦受難。

★★★☆☆

挺厚一本,看似面面俱到,實則流水賬,分治前後還算詳盡,之後的內容就有些浮皮潦草了。閱讀看前面幾章加最後一章足矣,至於寫分治後至今,各種衝突博弈的內容,本來事件不無精彩之處,奈何作者寫得淺嘗輒止,索然無味,看不看都行。看過後,對尼赫魯看法依舊,對真納觀感改善,對甘地神蹟的懷疑有了些許答案。至於簡中津津樂道的攪屎棍埋雷,這玩意本就不值一哂(印巴分治,得從族羣、宗教政治尋求答案),估計自媒體史學家不會在書中找到想要的內容。

書籍信息

作者迪利普·希羅
譯者周平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3-08-01
ISBN9787532792726
分類政治軍事-政治
格式EPUB
完結狀態連載中
章節數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