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讀完。記錄一點七零八碎的話，以免遺忘。 可看姚大力的讀書札記，載《邊疆史地十講》。 全書的「內亞」視角非常明顯。也明顯有一些論述受「治水社會」論的影響。 書名所指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其實是中原帝國與草原帝國之間的農牧交錯帶，是兩種地理區域的「邊緣」或「過渡地帶」。從這個角度看，作者筆下的「中國」基本上指的是漢族聚居的、進行農耕生產的中原地帶，而蒙疆藏等邊陲的、以遊牧或半遊牧經濟爲主的地區則排除在外。關於宗教問題的論述似乎集中在中國帝制時代的晚期，中早期的情況如何，似乎不見說明。我相信是由於史料缺乏的原因吧。 「亞帝國主義」的概念也有點意思，應該承認，將中原王朝控制下的周邊少數民族地區視爲某種意義上的「帝國殖民地」具有一定合理性……不過在今天似乎不宜再提了。 作者指出，草原地帶的遊牧民不是從來就有的，而很可能由居住於邊緣地區的、半農半牧的居民分化而成。這些居民可能來自南方，在早期國家的爭鬥中落敗北遁，從而來到草原邊緣的過渡地帶。他們中的一部分徹底放棄了農耕生活走向草原，繼續居住在邊緣地區的另一部分居民夾在農牧之間，隨着形勢變動而改變自己的偏向，在中原帝國與草原帝國之間反覆擺動。 中原帝國在南方能夠一直擴張直到海濱，但在北方，其可穩定控制的領土到此過渡地帶即止。試圖在過渡地帶以北建立農耕生產模式的嘗試不僅最終只能歸於失敗，而且往往還會增強遊牧民的力量。於草原帝國而言，越過邊緣地區而在農耕地帶建立統治，就意味着其必須適應農耕生產，或多或少地犧牲掉遊牧的機動性（關於遊牧民機動性問題，王明珂《遊牧者的抉擇》一書討論比較充分），逐步走向漢化成爲農耕帝國，而使其留在草原的部分離心傾向日增，甚至導致帝國因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統治文化而趨於分裂（如北魏遷洛後六鎮之亂事）。 中原王朝修築起長城明確邊界，一方面阻止牆外的遊牧民襲擾，另一方面加強當地控制，防止過渡地帶倒向草原一方。遊牧民則試圖在過渡地帶站穩腳跟，爲此頻頻侵擾。 「過渡地區」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結果是非農亦非牧，無論是對於農耕生產的中原帝國還是遊牧生產的草原王朝，這片地區都存在着特殊的離心傾向。關於這點，作者在書中的論述已很清楚，不再多談。 過渡地區亦是孕育大帝國的搖籃。在中原板蕩，或草原崩解的紛爭時代，生長於此的政權於農於牧均有相當的適應性，能在兩種環境中生存而免於分裂，因而往往成爲新一代王朝的有力角逐者（作者以遼金元清爲例，不過元代是否符於此例，似仍可商榷）。大概是征服王朝論的一個補充？ 關於新疆綠洲的論述稍少。作者認爲綠洲的農業生產與中原王朝的農耕生產基本一致，因而使後者能在綠洲建立起比較穩定的統治據點，而遊牧民在綠洲的統治則會面臨生產方式衝突的問題（如上文）。 另，作者在文中提出在商周時期頻見的戎狄襲擾是對漢族勢力擴展的反動，反應的不是邊緣部族的擴張，而是中原國家的發展。這一觀點確有見地。

是否應該推薦這本書，其實很猶豫。本書無疑是本很有意思的書，從另一角度解釋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的形成以及2000多年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按照拉鐵摩爾的猜想（整本書採用的考古證據以及歷史文獻記載有限，雖然引用了大量的歷史書籍，但都是圍繞自身觀點而有意識的採用的歷史學家觀點，並不是第一手的歷史典籍，證明性非常有限），由於發源於陝西、陝西一帶黃河中游的農耕文明由於灌溉技術的發明以及圍繞這一技術需要產生的文明國家體制的不斷擴張，逐漸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往東往南都因爲是同樣的農耕文明而逐漸被接受並穩定下來，但是向西向北的擴張卻因爲地理環境的變化（降水量減少，不再適合農耕）而無法繼續擴張，於是修築長城作爲鞏固和保護自身文明發展的邊界。這種擴張的結果以及畜牧業的發展，使得部分不願被征服部落的逃亡者被迫適應草原生活，形成與農耕文明完全不同的草原文明，其文明自身固有的遷移性與流動性使得其對於固定的農耕文明具有天然的戰術上的優勢。而在農耕文明與草原文明之間的過渡地帶的存在（包括半牧半耕的混合地帶（鄂爾多斯高原）、東部北部山地（遼河及熱河地區）、河西走廊以及新疆南北的綠洲），使得其受到兩種文明的影響又在兩種文明之間搖擺不定，造成中國歷史上無法形成穩定的邊疆，並且成爲決定哪種文明佔據優勢的指向標和決定性力量。兩種文明此消彼長，但是農耕文明強大時可以組建騎兵擊敗草原帝國，但無法在草原上立足；草原文明可以進佔農耕文明，但很快就會被同化爲漢族，然後受到仍然在草原上生活的新的遊牧民族的攻擊。組織這種侵入中原的草原文明一般是過渡地帶的部落首領，因爲只有這個地帶的部落首領才能瞭解兩種文明的習俗並加以利用。這種固有的難以改變的文明衝突始終伴隨着中華文明2000年的歷史，無法改變。 應該說這本書的觀點很新穎，但是其關於草原文明的起源被語言學上的差異予以否定了。至於兩種文明的歷史循環倒是事實，但並不是拉鐵摩爾提出來的。因此本書可以一看，但是否正確就要慎重判斷了。

讀了拉鐵摩爾的第二本書《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這本是首次出版於20世紀40年代，是很有學術價值的書籍，對後人影響也很大，著名學者張信剛教授在自己的書中就多次提到拉鐵摩爾。應該說拉鐵摩爾對中國的研究還是很深入和客觀的。值得一讀。

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做了一個比較。他把中國、古羅馬和英國殖民時期的印度放在一起，發現它們面對邊疆的方式各不相同。羅馬面對的是"野蠻附庸"，依靠軍事防禦和有限的間接控制；中國面對的是"朝貢番邦"，邊疆被納入一套以禮制爲核心的政治話語中；英國在印度則是直接的殖民統治，把邊疆當作需要被行政整合的對象。 這個比較的價值在於它把中國放回了一個更大的座標系裏。羈縻統治不再是中國的"特殊國情"，而是人類在面對"如何與過渡地帶共存"這一共同問題時發展出的不同答案之一。拉鐵摩爾既沒有把中國的經驗特殊化，也沒有把它一般化。他在比較中同時看見了一般與特殊。 一 拉鐵摩爾對邊疆的理解，首先建立在對自然環境的觀察上。他指出中國的內陸邊疆——滿洲、蒙古、新疆、西藏——不是一個"邊界線"，而是一個"過渡地帶"，一個由地理和生態決定的、寬幅而動態的空間。地理和文化只提供可能性範圍，而實踐本身決定了在這個範圍內會發生什麼。不同的生計方式——黃土地區的精耕農業，蒙古草原的遊牧——要求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但他強調，地理、文化、交流都是"不能創造歷史價值的偶然性因素"，真正的推動力是人類實踐的改進，而這種改進很可能來自偶然。 姚大力評價拉鐵摩爾的中國史研究提供了一種"內亞視角"，是對"僅以漢族和漢文化作爲中心視角"的舊傳統的修正。這個評價點出了拉鐵摩爾的核心貢獻：把邊疆從"被動的外圍"重新定位爲"歷史的參與者"。 二 拉鐵摩爾關注的另一個核心對象是"中間階層"。在他看來，真正有能力跨越農耕與遊牧世界的，不是中原王朝本身，也不是純粹的遊牧部落，而是那些在兩者之間長期活動的中間羣體——邊疆商人、翻譯、定居化的遊牧精英。正是這些中間階層使得兩種文明得以發生複雜的互動而非簡單的衝突。 這個觀察不止停留在邊疆。拉鐵摩爾注意到，滿清的宦官幾乎完全來自河北省的河間府。有錢有勢的宦官和無錢無勢的宦官都叫他們的侄子或其他近親來做宦官，帶入宮廷。河間府與宮廷之間形成了一種類似的內外關係：一個遠離權力中心的地域，通過一種鏈條式的"中間人"機制，將自己的人成規模地送入權力核心。邊疆商人和河間府宦官在結構上是可對讀的。前者跨越地理邊界，後者跨越身份邊界。兩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不可直接進入中心的人，經過特殊的通道輸送進中心。宦官沒有宗族身份，沒有科第功名，沒有武力，但他們通過與皇帝的身體性接觸獲得了一種替代性的權力位置。 宦官是權力結構中的縱向通道——他們佔據了皇帝與官僚系統之間的日常通道。中國王朝在解決外戚干政之後，宦官專權往往隨之而來，這不是性格問題或道德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的後果：當靠近權力的其他渠道被切斷，處於最近物理位置的人就會自動獲得更大的政治權重。 士大夫則是另一種中間階層，在權力體系重新配置時起作用。在王朝晚期，士大夫對叛亂者的支持往往不是出於同情，而是出於理性判斷：起義軍需要懂文書、懂制度、懂地方治理的人來接管被佔領地區。無論誰坐在皇位上，都需要他們來治理。中間階層不依附於任何一個固定的權力中心，而是依附於"接近權力"這個位置本身。宦官在和平時期穩定地佔據着通道，士大夫在王朝更替時期迅速地重新配置自己的位置。兩者都不是權力的佔有者，但都是權力的通道。 三 把拉鐵摩爾放在思想史的譜系裏看，他的位置是獨特的。他像布羅代爾一樣重視地理和長時段結構，但更關注"過渡地帶"本身的能動性；他像金茨堡一樣關注邊緣人羣，但追蹤的是宏觀結構如何通過中間人的活動而維持運轉。姚大力注意到，拉鐵摩爾把中國內陸亞洲的廣袤區域稱爲"frontiers"，但這個概念"已經與它在特納邊疆理論中的含義大不一樣了"——拉鐵摩爾沒有把邊疆當作一個等待被征服的"前沿"，而是把它當作一個擁有自己的歷史邏輯的"外圍"。 拉鐵摩爾的工作從根本上拆解了那種認爲蒙元、滿清"非中國"的論述。這種論述往往預設了一個封閉的、純粹的"中華"文化單元，然後把來自邊疆的統治視爲外部入侵或歷史斷裂。拉鐵摩爾讓我們看到，中國從來不是一個自足的文化單元自行展開的歷史，而是一個由不同文明主體性持續互動所塑造的動態空間。蒙元和滿清不是"外來者"進入了"中國"，而是在中國這個互動場域中，原本位於邊緣的主體成爲了中心。它們的統治不是對中國歷史的打斷，而是中國歷史內在張力的一個具體顯現。文明誕生於主體之間，而不是主體本身之中。 拉鐵摩爾沒有形成學派，也沒有留下系統的理論。但他打開了一個問題空間：把中國放在亞洲內陸的座標系裏來理解，把邊疆從"被動的外圍"重新定位爲"歷史的參與者"。當你從一個更廣的視野回看時，那些看似特殊的中國經驗——羈縻統治、朝貢體系、邊疆起家的王朝——就不再是"中國例外論"的註腳，而是人類在特定環境下發展出的諸多可能之一。在一般中發現特殊，在比較中看見差異。

優缺點都很突出的一本書。優點是跳出了傳統的史學研究思路，轉而從地理環境所造成的社會結構的差異入手，分析了中國的內陸邊疆的形成以及對中國歷史進程的深遠影響，大局觀上讓人耳目一新；缺點呢，一是翻譯有點嗑牙，很多前後句連接都比較生硬，邏輯上難以連成線，二是在一些細微的歷史解釋上有些“先射箭後畫靶”的意味。不過考慮到作者的背景和年代，這些瑕疵讀起來倒也會別有一番異域風味。

拉鐵摩爾：夏朝神話、天命科技與邊界勘定 1、周人創造了夏朝神話，以夏制商 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說，認同顧立雅的觀點，是周人創造了夏的神話。 周人創造了夏朝神話！怪不得迄今找不到夏都，河南考古隊長許宏也只敢說二里頭是最接近夏都的遺址。 夏是周人創造的神話，恐怕目的是以夏制商！ 有夏的存在就有了天命的起源，我挖出了你商朝的前朝，你只是篡奪了夏的天下而已，自證了天命轉移是可能的，現在，同樣的邏輯轉移到了我周人身上，我就當仁不讓了。 以夏制商，這種創造，在清末民初也再次發生，中華民族就是梁啓超們重新發明的，與“反清復明”借前朝反當朝，一樣爲了凝聚國人。 我讀到漢學家許烺光寫《祖蔭下》是受到阿布拉拇·卡丁納的社會心理學啓發，而阿布拉拇·卡丁納又是受到佛洛依德的啓發，把所謂文化看成是童年人格在傳說與宗教中的投射。 那麼根據創造“夏”的傳說，可以反推出周人的集體童年人格嗎？恐怕是可以的。 許烺光說，祖蔭對個體人格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有兩點：權威和競爭。權威即父子一體的宗族社會，競爭就是宗族內部同級內卷。 那麼有了夏的神話，周與商無非是同級內卷，爭家產，而不是自甘弱小臣服，這給了周人底氣。 《左道》中說到：不同於商人把青銅器隨主人一起埋入黑暗地下的做法，周人把它們交給子孫後代，它們中的許多因此被保存在了光明世界中。商朝青銅器銘文極少包含除主人和獻祭對象名字之外的內容，周人則在青銅器上刻下了用來教化先人、啓迪子孫的長篇。 商人甲骨文是真的與地下祖先對話的，周人文字是用來講故事，當地上世界統治工具的。 2、周人的核心科技：天命與算卦 我倒是饒有興致地談談“商周之變”，周人在陝西，小部落，商人是東方民族，周何以代商？除非周人掌握了核心科技！ 它是什麼？天的觀念！ 就像後來新清史說乾隆用長生天統治蒙古，用轉世活佛統治西藏……天，比商朝的祖先崇拜，更加抽象概念化，更具有普世價值，可以凝聚起其他周邊部落，反對一家一姓之祖先崇拜。（當然，周人可能有兩套話術，對內自然祭祀周人祖先，對外靠天命所歸） 周人發明了天，就是掌握了普世價值，話語權，然後通過文王八卦占卜的技術掌握天命，替代了商王作爲大祭司壟斷通神的職能。 李碩《翦商》中說，文王大宅裏專門有個祕密地下室： 在土壁上鑿出一個牀頭櫃大小的壁龕，距離地窖底面40厘米，構成一個簡易工作臺：把油燈放在壁龕裏，席地而坐，就可以趴在壁龕裏占卜或鐫刻甲骨文字。 而且商王在殷都，是整面的牛肩胛骨或龜甲上占卜刻辭，但在文王大宅的兩座地窖裏，刻字甲骨都是小碎塊，刻痕比蚊子腿還細，文字極爲細小，小得像粟米粒，必須藉助高倍放大鏡才能看清楚：多數文字只有1毫米見方，一片拇指蓋大小的甲骨就可以刻寫20多個字。 很像情報小抄，幹嘛要偷偷摸摸？犯法的！ 周人解決了法理上的正當性，所謂法理是邏輯思維的方法，普世價值，難怪商人倒戈，邏輯的力量大於刀兵。 3、地理決定論與邊界勘定 儘管周人用“同級內卷”發動商周變革，當掌握政權後，他們又用“父子一體”的家長制鞏固既得地位，發展周禮，普天之下以五服劃分中心與邊疆，這就是祖蔭下的二重性。 於是，“勘定邊界”的行爲就變得無比重要，它意味着統治秩序的確認，所以誕生了“禹定九州”的傳說，所以有周穆天子西遊，秦始皇東巡，所以有修長城…… 拉鐵摩爾和受魏特夫曾是同道，他的書稿還請對方讀過，而魏特夫提出了著名的“水利假說”，即農耕灌溉需要勞動密集，從而產生集權官僚制。 給我一個粗略印象，似乎那個時代學術界流行“地理決定論”！包括斯坦因，斯文赫定在同時期進入新疆。布羅代爾《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也談到山區對文化的冰箱封存理論。 這恐怕與19世紀末民族國家意識崛起不無關係，基於民族聚落的邊界，疆域開始得以清晰劃分，而古代中國很多邊界還是模糊的，天然的。 自大航海以來的地圖和勘探技術也必然起了作用。在最初，新世界邊界劃分是很粗略的。爲了調節葡萄牙和西班牙爭奪新土地的糾紛，1494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實行仲裁，兩國簽訂了《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同意在佛得角以西370裏格處劃界，史稱"教皇子午線"。線東新"發現"的土地屬於葡萄牙，線西劃歸西班牙。 到了後來，列強參與，越分越細，就像分豬肉，大塊已經分完，不得不“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餘正燮《清初海強圖說》裏記載臺灣歷史：既而，荷蘭人舟遭颶風飄此；甫登岸，愛其地，借居於倭。倭不可，荷蘭人紿之曰：『只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倭許之。紅夷將牛皮剪如繩縷，周圍圈匝已有數十丈地；久假不歸，日繁月熾。無何，而鵲巢鳩居矣。 “割牛皮圍地”的故事似乎我們小時候在《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傳說裏聽過，要點在於：高超的邊界測量技術！ 怪不得，到了清末，圍繞中國從西北，東北到東南海疆，一系列的邊界勘定不平等條約誕生了。 一方面，邊界越來越清晰，另一方面，是打破邊界的努力也一直在蠢蠢欲動。 我在EP湯普森《共有的習慣》中讀到18世紀英國大衆掀起的反圈地運動，紛紛拆掉柵欄，開放公園和公共道路：如果平民不去維護他們的權利，倫敦及其鄰近地區今天可能就沒有公園了。 這可以說是早期左派的“推牆運動”了！ B站有個講座關於“清代邊疆山水景觀實踐”，康熙追溯長江源頭，撇開傳統的岷江源頭說，採用徐霞客的金沙江源頭說，深達西南土司，整合進長江的文化流域之中。 他還親撰文章《泰山山脈自長白山來》反駁李光地，地圖還在渤海海峽中畫出龍脊，龍頭是長白山，龍潛於淵，竄起則爲泰山，這麼一連，看起來山東與遼東近在咫尺。《鹿鼎記》裏韋小寶奉命破壞滿洲龍脈獲得國家寶藏不是空穴來風。 我突然記起汪大淵《島夷志略》有一條：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邐如長蛇，橫亙海中，越海諸國。俗雲萬里石塘，以餘推之，豈止萬里而已哉？ 顯然，就像康熙發明“泰山-長白山”的關聯論，萬里石塘恐怕並不存在，爲什麼潮州人要發明它？ 潮州地方舊志說潮州海商“逐海洋之利，往來乍浦蘇松如履平地”，“駕雙桅船，挾私貨，百十爲羣，往來東西洋，攜諸番奇貨”。 那恐怕萬里石塘是如履平地的一種比喻，一傳十十傳百，傳成了真事。 從這裏，似乎也可以猜測古代《山海經》的地理也是想象參半，而撰寫它的意圖，也必如“禹定九州”一樣構建等級共同體。

看完他的兩本遊記，想對邊疆地區的歷史有更多的瞭解。讀這種抽象的學術書對我來說還是有點難度的。作者大膽的假設帶給我一些新的視角，小心求證的部分，很多書友說不夠嚴謹——我本來就對這段歷史的細節所知甚少，反而沒什麼影響。 最讓我震撼的，是他把關注的重點從中原移到了邊疆，徹底打破了我從小被灌輸的中原史觀。 從地理的角度看，中原的精耕農業需要向外擴張尋找更多土地。擴張是有方向的——總是從阻力最小、回報最高的地區開始。有些土地適合粗放農業，有些只能發展遊牧。不同的生產方式，讓原本一樣的人羣慢慢分化：精耕農業的變成了漢族，其他的變成了少數民族。 拉鐵摩爾還提到，技術只有在遇到社會需要時，才能發揮它的重要性。讀到這兒我忍不住想：今天的互聯網、物流、AI，是不是也是這樣？ 以前書上說的匈奴等“蠻族”對漢族的侵擾，從另一面看，其實也是漢族精耕文明蠶食少數民族的地盤，少數民族在抵抗。邊疆不是一條分明的線，而是一個地區——草原文明和農耕文明都沒法完全吞併它，它成了一個緩衝地帶。 對於遊牧民族來說，一切都建立在移動性之上。但財富的累積會妨害移動性，所以他們需要不斷協調財富與移動性之間的平衡。 雙方的勢力此消彼長，對於邊疆地區的控制也隨之變化。邊界的作用是雙重的：它既防止外面的人進來，也阻止裏面的人出去。對中原和草原這兩個“大國”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讓邊緣地區的小國部落不要倒向另一方。 拉鐵摩爾說政治事件只是社會的表面現象，造成這些現象的力量則在深層，也多半來自社會與環境的交互影響。 從地理距離上看，邊疆地區與中亞、蒙古、俄國的往來反而更密切。過渡地區的居民，可以在中國和草原之間獲得利益——這也許就是絲路商貿文化興盛的原因之一。 沙漠中的綠洲雖然相似，卻彼此分離。綠洲之間沒有貿易的需要，所以這些綠洲居民在種族、語言、文化上雖是一體，彼此卻漠不相關。 讀到這裏，我忽然想起今天的中東。會不會也是相似的情況？大家一盤散沙，誰也說服不了誰。在這種一盤散沙的狀態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統治階層的管理工具和財富代理人。很多打着民族和宗教旗號的事，底下其實是政治的操控與利益的交換。

歐文·拉鐵摩爾（有的中文書作賴德懋）是美國著名的東方學家。生於1900年，不到一歲就隨父親到了中國。其幼年、青年時居中國（間有去歐洲求學），曾到我國北方及蒙古、中亞地區考察，對中國內陸邊疆地區的歷史、社會有獨到研究。 拉鐵摩爾生前爲美國地理學會、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美國哲學學會會員，曾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大學教授、英國利茲(Leeds)大學教授，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院第一位外國院士。

拉鐵摩爾代表作，“內亞”概念的代表性論述之一，研究長城內外遊牧民族、漢民族和混合民族之間互動的歷史，注意到關內民族和關外民族相互促進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本書深受魏特夫“治水社會”的影響，在材料上也採用很多民國學者研究的二手材料，因此觀點上已經沒有太多討論的必要，主要是閱讀拉鐵摩爾的論述。

這本書也算是第一手資料了，因爲拉鐵摩爾本人親自來中國等地進行考察。寫的也比較詳實，運用了大量的資料，也算是厚積薄發了 雖然說現在內亞史觀被認爲是不正確的觀點，有些內容也是站在西方的視角，用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但是確實也提供了一種思想和一種視角，畢竟橫看成嶺側成峯，還是需要不斷的觀察和內化，才能更爲詳實的瞭解當時的歷史。並且唐老師的翻譯是相當好的，要比現在很多人的翻譯上幾百倍，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