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故爲敵：1941年一個巴爾幹小鎮的族羣衝突、身份認同與歷史記憶【譯叢063】

把相互仇殺歸結在“塞族東正教徒”居民，與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鄉鄰組成的民兵組織“烏斯塔沙”之間的民族宗教仇恨，這是不正確的，人是羣體性生物，羣體與羣體的衝突，歸根到底是利益衝突。 這就像清代中國福建農村爲搶奪水源大規模械鬥仇殺，造成多次流血死傷事件一樣，“我要報仇”成了他們最後的執念，而他們早就忘了彼此都是同一民族的人，只是客家本家不同姓氏而已。 更有甚者找了外援，這些外援就是衝着殺人拿賞金去的，“報仇”升級了，於是同村同氏族有人看不過去說了點啥，結果被當成“意志不堅定者”“告密者”“叛徒”給清洗了。 這個橋段是不是很熟悉，它發生在歷史中的各個階段。人一旦拿起了屠刀，屠刀一旦見了血，那麼這個人的心中就只有撒旦，而沒有佛。

讀了何以爲敵，終於明白了行走在巴爾幹的城市鄉村，看到的迥然不同的民族、各形各色的宗教信仰。戰爭留下的建築殘垣和牆面清晰可見的槍眼都在告訴你這裏曾經發生過什麼，而本書給了我清晰的畫面，彷彿槍炮撕殺、淒厲哭喊就在耳邊。讀書過程中，我一直在查詢，得到的卻是製造暴力的、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人基本都沒有得到歷史的懲罰，而冤死的成千上萬生命就這樣沉默在歷史的硝煙中。 走在今天和平繁榮的巴爾幹，你會祈望歷史永遠不要再現。但在表面的和諧繁榮底下，依然能感受得到暗藏的種種“冷和平”痕跡。在城市的暗角落，過街人行涵洞牆上的標語透露出的族羣割裂，莫斯塔爾的隔河而居，甚至保留各自的教材和對歷史的選擇性講述，薩拉熱窩遍佈城市的墓園，墓主人的卒年都停在1995年。就像本書作者爲我們講述的故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裏，這塊土地上幾乎每個人都裹挾進了血海深仇，表面上傷口癒合，內裏的傷痛還需要時間去消弭。我相信人心都是向善嚮往和平的，不能讓少數惡人做的孽和，讓世世代代的人來承受和延續，中國有句老話“冤冤相報何時了呀”，願巴爾幹永遠和平！

讀過的最好的微觀史之一。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在巴爾幹旅行，去了波黑的許多城市尋訪，我得說這本書和《南斯拉夫通史》作爲我看巴爾幹民族問題的窗口，讓我瞭解了這些寧靜的城市裏曾發生過什麼駭人聽聞的事，也讓我更加深刻地思考民族主義是怎麼樣被用作產生暴力的。 滿分推薦。

這些年寫世界局勢的書如同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但大部分都是慘不忍睹，不堪卒讀。 我讀這類作品有一個前提：任何宣傳仇恨和暴力的作品一概略過。當你凝望着深淵，深淵也在凝望着你。如果我們以仇恨凝視世界，世界只會帶給我們血腥。 其實國內有一些不錯的學者，但他們的作品往往是欲言又止，點到爲止。而剩下的那些作者的這類作品參差不齊，水平堪憂。其中有一個常見的問題就是，喜歡大費周章的描述歷史，而對現狀提之甚少，以歷史而非現狀得出結論。 國外引進的作品也有很多問題，比如基辛格、米爾斯海默、福山、亨廷頓等等。這些人要麼早已退居二線，要麼就爭議極大，這裏重點說一下在國內廣爲人知的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 冷戰結束後，亨廷頓的弟子弗朗西斯·福山寫了一本《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書中表達了這樣一個的觀點：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後形式”，並因此構成“歷史的終結”。 塞繆爾·亨廷頓對此並不認同，他撰寫的《文明的衝突》實際上就是對《歷史的終結》的回擊。 但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兩人對世界的看法都是建立在地緣政治的視角之上進行的解讀。實際上，兩人的觀點都存在嚴重的問題。簡單來說，兩人的理論分別代表了單線發展說與多線發展說。 “單線論”強調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社會歷史，都按照同樣的標準模式演變發展，而“多線論”則強調不同的文明之間的差異性。 回到《文明的衝突》，亨廷頓以冷戰後世界將存在7種潛在的文明地緣政治形式，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但此觀點自面世後就廣受爭議，利洛夫的《文明的對話》就是其中的一個著名回應。赫拉利甚至以“聾子的對話”對其進行調侃。實際上如今大多數學者認爲，相比於各個文明之間，文明內部的衝突更容易爆發。 聯合國不同文明聯盟的高級代表莫拉蒂諾斯前不久發表了一段講話，大意是：國際衝突不可能單單是因爲宗教、文化或文明問題所導致。世界上不存在文明衝突，但存在因利益或無知卻假以文明之名而引起的衝突。世界面臨的不是文明衝突，因爲21世紀的世界是一個全球化且相互聯繫的世界。因此，人類更應該作爲一個共同體，共同面對多重的全球挑戰。 關於福山的主要觀點，我在其《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這四本書後也特意寫了書評討論了其中的問題。有興趣的書友可以自行去看一下，歡迎討論！ 下面推薦一些個人認爲不錯的書籍，僅供參考： 1、我建議先讀喬納森·沃爾夫的《政治哲學》，這本書將西方政治制度的來龍去脈講的非常清楚。 2、關於美國，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不需多說、講美國曆史的方納的《給我自由》個人覺得是最出彩的版本，張定河的《美國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變》對了解美國政府的運作很有幫助。 3、清華林來梵教授和北大張千帆各著有一本《憲法學講義》，對中西方制度的比較分析的非常精彩。插一句，張千帆的《憲法學導論》更加精彩！ 4、資深外交官徐波的《轉型中的法國》，這本書講述了一個非常真實的法國。 5、關於遊記類作品，個人推薦張信剛的《大中東行紀》、郭建龍的《穿越百年中東》、周軼君的《走出中東》。 6、關於俄羅斯的書籍，個人推薦《葉利欽的執政時代》、《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的俄羅斯道路》。前一本雖然寫的不深，但是由於成書較早，書中有許多較爲客觀的原始資料。 實際上，這些書也只是不同作者的解讀。我認爲了解世界局勢，最忌諱的就是聽一家之言，一定要聽不同甚至對立的聲音，嘗試理解各方的思維。其次不要東拉西扯，去談歷史、找污點、尋仇恨，瞭解歷史只是想了解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尋找更好的解決辦法，絕不是作爲甩不掉的包袱阻礙當下的前行。最後，還要對如今世界的運行機制有一定的瞭解，不要以一些荒誕的想法去理解世界。 我身邊不少朋友都喜歡通過聊世界局勢來展示自己的能力和見識，通過向別人展示自己對於國際形勢的理解和判斷，來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才華和智慧。 不過據網絡報道有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男人過度關注國際形勢、軍事等內容，容易導致貧困。大家還是用心搞錢吧！

過去通俗敘事習慣於把巴爾幹暴力解釋爲“千年民族積怨”，彷彿仇恨深埋歷史，一有機會就爆發。本書用檔案、法庭卷宗、口述訪談推翻這套邏輯：衝突爆發前，此地族羣邊界非常模糊，信仰差異長期存在，但並未導向大規模仇殺，階級矛盾、鄰里情誼、跨族羣互助是常態。 全書最有衝擊力的命題：暴力不是既有族羣矛盾的結果，暴力反過來生產、固化族羣身份與仇恨記憶。書中沒有純粹惡魔、純粹無辜受害者。同一個人可能昨天受害，今天施暴；同一社羣內部，既有主動施暴者，也有保護異教鄰居的人。作者反對把整個族羣集體定罪，強調個體選擇的空間，也承認在恐怖環境下個體選擇的侷限。 但是我覺得作者過度強調暴力生成身份，一定程度弱化戰前民族主義宣傳、外來傀儡政權意識形態的長期滲透。戰前並非完全沒有民族主義，只是尚未支配普通人日常生活；政權宣傳與暴力二者是互相強化，不能完全把身份全部歸結於暴力事件本身。 另外，整本書看下來，會覺得很多地方受史料限制，比如很難完整還原每個施暴者內心動機。檔案多來自審判記錄，很多普通人真實心理只能從外部行爲推斷，個體內心世界存在“黑箱”。 和它相類似的還有一本書，揚·格羅斯《鄰人》（波蘭小鎮猶太人屠殺），兩本書都寫熟人之間的集體屠殺，探討普通人何以變成施暴者。區別在於：《鄰人》更側重人性、私怨與反猶傳統；《何故爲敵》更側重身份如何被暴力重塑、因果倒置的歷史記憶，理論野心更大。

東歐史上的短促一頁，20世紀人類史的悲愴投影 “The first plague：water turns into blood” - 在位於巴爾幹半島的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 西裏爾字母和拉丁字母共存，東正、天主、伊斯蘭教徒混居，以國家爲單位的不同民族不斷獨立或聯合，陸續引燃世界大戰或內戰。 雖然本書涉及的國家和民族主要聚焦於克羅地亞和波黑、塞族克族和穆族及其三種宗教， 但連搞清這些標籤的對應關係都讓人懊惱。 - 雖然歷史上各自懷揣過獨立的渴望和戰敗的不甘，經歷過奧斯曼的統治， 如果能夠回溯某個時刻，那個無法彌合的傷口之源頭， 1940年代克羅地亞獨立國扶持下成立的軍事組織烏斯塔舍Ustasě造成的損害一定是無法跨越的一頁。 二戰初期，南斯拉夫王國的部分領土在德意匈等國的入侵後獨立分裂形成了克羅地亞獨立國， 與所有法西斯主義者相似，在大克羅地亞主義的眼中，使用西裏爾字母，信奉東正教的塞族成爲了玷污民族純潔性的存在。而塞族的東正教與克族的天主教本是同源，在奧斯曼影響下信奉伊斯蘭的波斯尼亞人反而沒有被列入清除的對象。 - 本書的作者反對一種由果及因的歷史研究方式， 拒絕將衝突的爆發直接認定爲多宗教多民族聚居而產生的天然後果，事實上，長時間的混居和跨族羣交往，政策導致的人口遷移與改宗等使得幾個民族的界限並未涇渭分明。 在烏斯塔舍最初招兵買馬之際，並無明確的意識形態宣傳，最初入夥的成員往往是有酗酒或犯罪前科，平日無所事事，在社區中聲名狼藉之人。 他們或許是想通過加入某個組織來強化自我的認同，而過往的前科使得他們即使掌握了暴力權威，也在村民心中毫無威信。 比起“民族純潔性”相關的宣傳，可以製造混亂，趁火打劫並零元購可能具備更大的吸引力。 如果說到第一次殺戮的爆發點，塞族村民在烏斯塔舍開始行動後紛紛逃離了屋舍，躲到附近的森林中，自覺理虧的U方認爲塞族人在積聚能量，謀劃反抗，而面對混亂時逃進森林躲避是再正常不過的舉動。 於是，在一種虛構的暴力想象和防患於未然，先下手爲強的思想指導下，U開啓了第一次針對平民的屠殺。 平民的血是最昂貴的，烏斯塔舍暴徒殺害的羣體越無辜，越弱勢，虐屍與曝屍行爲越刻意，越會演變成無法填平的仇恨溝壑和深埋於地下的血仇，烏斯塔舍在40年代打碎了潘多拉的盒子，於是這些魑魅魍魎等待着時機成熟，爬出地面製造新的血案。 - 毀滅易於創造，而衝動強於理智。 烏斯塔舍在克獨國的支持下，在多宗教多民族的社羣中撕開了一道鮮血的堤壩； 以民族爲界的屠殺，直接導致了不同民族間真正的分裂，以民族定生殺的復仇。 而後的反抗更如同海嘯的浪潮，連克獨國軍方都難以制止， 所謂的切特尼克分子，是在面對了U方屠殺暴行後逐漸在左翼思想指導下集結起來、而後分化出的羣體，而遠非烏斯塔舍最初採取屠殺行動的原因。 在反向屠殺即將爆發的千鈞一髮之際，再阻止以塞族爲主的反抗軍以血還血，濫殺無辜又需要多少勇氣與機遇。 在雙方的暴力螺旋都進行到了無法收場的地步時， 這種混亂也讓扶持出烏斯塔舍組織的克獨國開啓了自噬的進程，隨着軸心國陣線的崩潰，二戰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建立，強人鐵托開始了長達36年的統治。 - 雖然兩起慘劇間並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 但90年代波黑內戰中，40年代的受害方-塞族人在南斯拉夫分裂後，在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加持下，又變成了針對穆族的加害方，陳年的仇恨難以散去，輕易就會成爲民族主義者加以利用的情緒。 - 進行此種微觀層面的歷史與社會研究，最珍貴的地方在於， 爲衝突爆發和民族性的見解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更具體的觀察方式，從最基本的：一個事件中發生了什麼，導致了什麼後果？ 到一種更高層次的思索： 對於每次衝突的爆發或未產生，永遠無法像理化學實驗一樣進行實驗準備，預設條件；只能在收集各方資料的情況下進行回溯性分析，對單次的衝突及其發展階段進行拆解和切割。 回到那個千鈞一髮的現場，審視衝突爆發或未爆發的每一個要素，其真正的催化劑或止沸劑又是什麼。 衝突發生後不斷變化的民族性也是一個無可迴避的要素，對於民族性的形成與變貌，是產生於有意的塑造，還是歷史事件發生後的結果？ 本書的作者一再重複：暴力作爲一種生成性力量，對社區與民族性進行了重塑。 民族性是一個動態的，流動性的形體，而遠非一個簡單貼附到對應的族羣中就萬事大吉的固定標籤。 時至今日，近鄰的衝突仍在繼續，未止息的戰爭仍在塑造新的仇恨與民族性，雖然這種仇恨會隨着代繼的傳播而衰減， 但我們所居住的，只會是一個隨着右翼的抬頭和全球化黃金時代過後不斷爆發的各地衝突愈發扭曲的大陸。

85年前，1941年的7月，在庫倫瓦庫夫地區爆發了一場集體屠殺。暴力衍生的原因，並非是古老仇恨所塑造的“我們”與“他們”的區分，恰恰相反，暴力催生了身份認同，強化了“族羣”概念，歷史記憶成了論證手段。這是這本書三個關鍵詞的邏輯關係。 也就是說，庫倫瓦庫夫地區所爆發的這場集體屠殺，並非是族羣的衝突，一開始是零星的暴力，是發生在鄉鄰之間的日常的、實實在在的人際衝突，比如藉助烏斯塔沙分子的身份搶劫金銀錢財。成爲烏斯塔沙（被克獨國承認的穆斯林和天主教徒所組成的組織）也並非因爲宏大的理想，而只是爲了輕鬆迅速地從中得到好處。由此可見，克獨國當局——宏觀層面，發動種族迫害政策，地區——中觀層面，賦予了烏斯塔沙組織以權力，在這樣的權力制度結構中，地方上的暴力——微觀層面，生髮出來，施加給塞族近鄰。近鄰生髮恐懼，躲進森林，催生了切特尼克分子（塞族起義者）。兩者互相猜疑，互散謠言，恐懼蔓延、強化，最後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勵下，他們對塞族人的村子發動了先發制人的打擊，結果釀成了集體屠殺。 因爲這場屠殺，族羣身份開始被強化，正如作者所說，“起義者的殘忍報復，以及克獨國當局同樣殘忍的反擊措施，造成了一波又一波雪崩般的羣體選擇性暴力，族羣間關係的極化程度也隨之進一步加深。”而在此之前族羣身份只是人們藉以實現自己慾望的工具，正如商人只是爲了推倒本地社區內的商業準則，重搞一套純粹對自己有利的規矩而加入烏斯塔沙一樣。 如果沒有作者在宏觀、中觀、微觀層面的拆解，我們對巴爾幹地區長期以來的敵對和隔閡都只能泛化爲古老的仇恨、無法相互理解與包容的固執的人民，正是作者的拆解讓我們明白了這個地區的普通人用民族性闡釋世界的原因。令人遺憾的是，正因爲民族性成爲了強大的詮釋工具，人與人之間也就無法獲得真正的認同了。

觀點不錯，最後尾聲寫的很明確，推導出的系列問題也很有邏輯性，但前面資料稍顯繁瑣。首先這個小衆的地區情況比較複雜，沒有歷史功底很難看懂，其次比較簡單的論點反反覆覆的論證舉例比較囉嗦，有一些喧賓奪主了。如果想詳細瞭解迫害細節或者喜歡微觀史的形式應該還好。核心的觀點：外部政治力量的引導（爲暴力鬆綁）-地方人性的惡（暴力的釋放）-施暴與復仇（暴力循環）-暴力重塑了身份（暴力固化）-記憶和歷史被暴力行爲篡改-（暴力的結果被包裝成暴力的原因閉環）。所以作者想說的是，不是因爲族羣仇恨產生了暴力，而是暴力行爲造成了族羣仇恨。

1941年夏，巴爾幹地區一座小鎮爆發了一系列集體暴力事件，尤其是在48小時裏，有男女老幼近2000人被昔日鄰居屠殺，殺戮達到高潮。 作者走訪親歷者，結合一手材料，詳細講述了這場發生於克羅地亞獨立國政權下的悲劇故事，並把這段地方歷史與全球暴力事件的起因、機制與影響聯繫了起來。他試圖回答：是什麼導致了族羣間暴力？鄰里之間的暴力如何影響他們的身份和關係？是族羣衝突引發了暴力，還是暴力生成了相互敵視的族羣？

“Nationalism”真是裹着糖衣的毒藥啊！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Emily Greble, Sarajevo, 1941–1945: Muslims,Christians, and Jews in Hitler's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Lee Ann Fujii, Killing Neighbors: Webs of Violence in Rwand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cDoom, “Who Killed in Rwanda’s Genocide?” Vladimir Solonari, Purifying the Nation. Population Exchang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Nazi-Allied Roman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Mark Mazower, Hitler's Empire: 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8) Alexander V. Prusin, The Lands Between: Conflict in the East Europen Borderlands, 1870–199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runier, Darfur: A 21st Century Genocide; Scott Straus, The Order of Genocide: Race, Power, and War in Rwand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Benjamin Valentino, Final Solutions: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Horowitz, The Deadly Ethnic Riot James Waller, Becoming Evil: How Ordinary People Commit Genocide and Mass Kill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Jack Katz, Seductions of Crime: A Chilling Exploration of the Criminal Mind—from Juvenile Delinquency to Cold-Blooded Mu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Ja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imothy Longman, Christianity and Genocide in Rwand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Jan T.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2002)。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Albert Knopf, 1989)； Karl Jacoby, Shadows at Dawn: An Apache Massacre and the Violence of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8); Peter Balakian, Black Dog of Fate. A Memoi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Weitz, A Century of Genocide。 Manus Midlarsky, The Killing Trap: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Straus, “Retreating from the Brink Straus, Making and Unmaking Nations; Daniel Chirot and Clark McCauley, Why Not Kill Them All? The Logic and Prevention of Mass Political Mu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Laitin, Nations, States, and Viol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Gross, Neighbors。 Georges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trans. Joan Whit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3: George F. 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Rude, The Crowd in History: A Study of Popular Disturbanc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1730–1848 (New York: Wiley, 1964)； Benjamin Lieberman, Terrible Fate: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Europe (Chicago: Ivan R. Dee, 2006);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ertti Ahonen, Gustavo Corni, Jerzy Kochanowski, Rainer Schulze, Tamas Stark, and Barbara Stelzl-Marx, People on the Move: Forced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Europ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Its Aftermath (Oxford: Berg, 2008)。 Straus, The Order of Genocide。 Straus, “‘Destroy Them to Save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