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責論（譯文經典）

本書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成書於1945年—1946年間的《罪責論》，其時代背景是德國作爲戰敗國，正面臨着國際法庭的審判。雅斯貝斯作爲一個德國公民，關切着德國以及全體德國人的走向，提出整個國家和國民，應當如何通過自省反思來理清和麪對自身的罪責——法律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靈魂罪責，從而走向新生。其中，對於戰後德國人各種各樣的心理剖析，可以說是相當細微且犀利的。同時雅斯貝斯也希望通過理清每種罪責的內在含義和外在處理方式，旨在呼籲國際法庭和戰勝國秉持着公平、正直的普世之態度，來對待德國、德國人，給予一個戰敗國家和全世界建立起新秩序和新未來的機會。 二是成書於1965年的，德國聯邦議院關於納粹德國大屠殺罪行追訴時效的辯論。這一部分，是對《罪責論》中雅斯貝斯所倡導的理想化的現實回應。可見在二戰結束後的二十年間，德國及國民並沒有按照雅斯貝斯的倡議走向一條深刻、內省、莊重的追責之路中，人們或盲目且無知地活着，或關注於更多迫在眉睫（卻並無實質內涵）的現實命題，或迫不及待地甩開歷史的追責與重擔，選擇一條順利的未來坦途，或懷揣着自私自利的目的，只希望自己能夠從歷史的追責中脫身，從而利用自身的政治權利進行冠冕堂皇的詭辯……雅斯貝斯面對諸如此類的輕浮，再次提出呼籲：1.廢除反人類的罪行的追訴時效（意味着無限期追責納粹）；2.針對在特定歷史時期犯下的罪行，要設立相應的新型法律（意味着無法鑽法律空子，逃避懲罰）；3.國際法優於國內法（意味着將一部分審判的主權讓渡於國家主權之外）。當然，雅斯貝斯在提出這些倡議的同時，也擔心自己的想法是否太不現實，耽於空想和烏托邦。畢竟，在一個業已恢復建設的國家的現實和精神層面上，想要再次動搖它的根基，已經太難了。 二十世紀的兩場大戰和接踵而來的冷戰，以及世界格局波譎雲詭的變化，使得每一個回望它的人，心靈已然滄桑了。誕生於二十世紀末的人，天然地將理想主義和世界圖景拋出了自己思考的疆域，這使得任何一個年輕人，在回看雅斯貝斯的思考和倡議時，除了秉持着對一個大學者的尊重，還是忍不住懷疑他是不是太天真了。知曉了結局，被世界種種現實弄得心灰意冷的我們，自以爲無所不知，一切不過如此的我們，似乎在以一種睥睨的目光，審視着二十世紀一批人類最優秀的頭腦，尤其是這批人在面對蘇聯和文革時所秉持的那種保留的態度。我們必須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正在以另一種“無思”在對抗着歷史中的鄭重的“思考”——即我們自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關於歷史的論斷，放棄了感知自己身處其中的歷史紊流，正在以一種極端狹隘的視野和胸懷，構築着我們自己生活：一種只想過好自己的小日子但不知如何過好，一種想要塑造自我價值而不能從而知能否認一切嚴肅的、偉大的思想和行動實驗的狹隘。

（摘抄上海譯文公衆號）第一次知道這部作品是2008年出版的徐賁《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收錄的文章。彼時，以三聯出版阿倫特代表作爲開端，中國出版界彼此響應有了一小波出版熱潮，包括我在內的一批讀者也是在這個時期完成了政治哲學的啓蒙。作爲阿倫特老師和友人的雅斯貝斯也由此進入閱讀視野。 儘管只是浮光掠影的瞭解，但是雅斯貝斯關於戰爭責任問題明晰的倫理框架區分還是讓我深受震撼，不僅一下子理清了以前思考中含混不清的地方，而且還以一種巨大的道德力量深深擊中了我。 這股力量不僅來自文字本身，更來自雅斯貝斯本人的經歷與人格魅力。

時代特徵很鮮明，給那個年代的德國人看的。論證非常不嚴謹，更多是作爲一個宣傳冊

其實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爲納粹，所以這是一本值得所有人讀的書

任何政治家、軍隊將領和官員都不得以國家利益或者命令爲藉口。所有的國家行爲都必須通過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個人——可能是領導人和各級官員——來完成。國家元首的職權歸於國家，其本身僅是一個神聖而非凡的象徵。現在每個人都必須爲自己的行爲承擔責任。國家犯罪由某些特定的人承擔罪責。命令和服從包含着必要性和榮譽感，但服從命令的人不能在明知它是犯罪的情況下執行命令。國家層面的政治誓言有一個必不可少的特徵，那就是它必須以憲法爲基礎，或者針對某個有自身的目標和理念並已向公衆宣佈的團體，不能把政治和軍事機構的某些人作爲效忠對象。 個人的責任永遠不會終結。雖然世界上存在激烈的衝突，但犯罪事實是很容易辨明的。當我看到犯罪的可能性和犯罪開始的跡象，犯罪事實上已經開始了。我們堅持偉大的理想，但不能脫離過去的經驗。當今世界，缺乏法治精神的政權正在日益強大。世界還遠未像紐倫堡法庭設立之初所期望的那樣獲得安寧。世界的安寧有一個前提，它依靠法律的保障，需要甘願屈居法律之下的世界大國傾力維護。它不會從尋求安全和消除恐懼的動機中自動產生。只有通過不懈的勇敢行動，保持對自由的嚮往，人們才能不斷重建世界的安定。世界的長治久安必須以有身份和尊嚴的精神道德生活爲前提。這是它的基礎，也是意義所在。

這本書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點值得我們反覆思考。 一是，紐倫堡審判不只針對戰犯的行爲，而是所有那些在道德上自我良好卻缺乏良知的人，這其中還包括那些爲納粹軍召集猶太人羣的猶太人們，包括那些自知暴力與殺戮卻以無能爲力而心安理得的所有人。 阿倫特也正是因爲這場審判以及對此類人的譴責，導致她曾經的許多猶太朋友都視她爲敵人且終身不再交往。但是受害者不一定都是無辜的，同情卻不應該忽視自我靈魂的罪責（也就是雅思貝爾斯提的第四種責任）。 二是，追問誰是德國人？這種追問的深刻內涵不在於民族認同，而是是否簡單服從權威？在政體上德國這個國家是存在的，但在其內涵上德國已然不存在了。而那些出生與生活在德國的人還是德國人嗎？這種追問讓人們不斷警惕我們所承擔的責任與命令無關，這也就是後來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的一個基礎。 最重要的是，我們之所以閱讀雅思貝爾斯且需要他，是因爲無論哪個時代和國家，只有有了更多的一把沙（思想與靈魂責任），才能聚沙成塔，德國（一個隱喻）纔會切實得存在。

對納粹時期德國人的罪責進行最深刻的分析：法律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和靈魂罪責，區分了集體罪責和個人罪責，進行了最深刻的個人反省和歷史反思。

從書裏能看到作者作爲一個德國人，爲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能在納粹製造的廢墟之上重建真正自由的國家的堅定和坦誠。 人需要先成爲自由的人，纔可能構建出自由的國家。真誠，溝通，達成共識是必經之路。

是否能直面過去，而不是想擺脫過去的記憶，推卸所有的責任

富有理性思辨的文字看起來總是那麼暢快 只能對個人而非集體進行道德審判 虛假的認罪蘊含着咄咄逼人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