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平元年: 1234年宋金蒙三國的戰爭、命運與政局

《端平元年：1234年宋金蒙三國的戰爭、命運與政局》 1234年，持續了二十六年的金蒙之戰迎來了終局。正月初十，蒙古和南宋聯手攻克金哀宗困守的蔡州城，金朝至此滅亡。對於蒙古來說，他們終於報了俺巴孩汗被金熙宗釘死在木驢之上的血海深仇。 五年前，成吉思汗在西夏滅亡前夕去世，窩闊臺繼承了其汗位，完成了成吉思汗滅金的遺願，並以跳躍式的步伐完成了國家的制度化和封建化。隨後，蒙古整合力量準備着手經營金朝故地，殘存的金朝勢力仍然盤踞在陝西二十餘個府州。 南宋也終於得以一雪“靖康之恥”，金朝的覆滅對南宋軍民無疑是莫大的鼓舞，也似乎是一個“中原機會”。南宋開始準備北伐，然而朝廷內部的聲音卻一如往常分裂，是戰是和，讓人莫衷一是。意氣風發的宋理宗一錘定音，決心出兵北伐，收復三京（洛陽、開封、應天）。 對於南宋、蒙古而言，滅金不僅是一場復仇行動，而且將帶來整個東亞格局的劇變。這必定是一場影響宋金蒙三國政局、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 截取南宋歷史上的橫斷面，展現大時代背景下的政治博弈、戰爭廝殺、權力鬥爭、人性糾葛。蒙古如何對宋、金構成致命威脅？南宋夾在金、蒙之間，如何正確處理與二者的關係？南宋若能放下仇恨與金結盟，共同抵抗強大的蒙古，是否能延續國祚更久？究竟有哪些內外原因，導致南宋加速走向敗亡？一切都將在本書中得到答案或思考。 既有歷史大格局、大視野，也有刀光劍影的戰爭場面、驚心動魄的宮廷鬥爭。一本書寫透一年，娓娓講述端平元年每件事的來龍去脈，讓史書中原本冰冷枯燥的人物、事件變得鮮活生動，讀來如歷歷眼前。

左侯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就是敘事太拖沓，既然想講端平入洛就沒有必要在蒙古滅金戰爭與宋金戰爭上花費太多筆墨，導致全書寫到一半纔開始講端平入洛的背景。全書七章只有一章在講端平入洛的經過，對於端平更化也缺乏細緻的描述，對於宋理宗的定性也過於老套，沒有參考學界最新的研究，對於史嵩之的評價也不夠公正。總體而言，該書是不如周思成的《隳三都》的，但確實是一本不錯的歷史科普讀物。

以單一年份切入亂世變局，深挖決策背後的利弊糾葛。跳出固有史觀，覆盤南宋的戰略失誤，歷史細節飽滿，引人反思國家取捨與興衰得失。

端平入洛的鬧劇，讀來令人失望太息。以前我看宋史寫過一段銘文:“看宋史，令人怒。將失和，相失度。法紀壞，朝綱誤。造極世，崖山哭。”如今我還是這個觀點，看宋史，令人怒，恨不得拍案而起，把那些昏庸懦弱壞事之輩殺個乾淨。 但爲什麼昏庸懦弱壞事之輩特多於宋朝？因爲宋代體制上的問題十分嚴重，這是從開國便定下來的“祖宗之法”，而南渡又加強了這一問題。劉子健《中國轉向內在》就是討論這個問題:宋朝南渡後，政治凌駕於經濟、文化之上，專制皇權膨脹爲絕對獨裁，一些傾向保守的知識分子轉向儒學，以道德重建爲救亡圖存之道，這種保守主義思想（即理學）凝結爲一種頑固的文化類型，成爲後期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因此，宋代以後的中國文化只是在舊的基礎上發生新變化，這本身又成爲傳統的一部分。 說回這本書，作爲通俗歷史著作，作者對於各類史料還是充分尊重與挖掘的，但也因此令整本書顯得瑣碎零亂，無甚干係的細枝末節很多，最後也沒有什麼可堪評議的結論，彷彿故事講完了就散場。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聯合蒙古滅金。這場“大是大非”，圍繞着一個核心問題：該不該聯蒙滅金？ “是”的一方，目光聚焦於仇怨與舊土。金是世仇，靖康之恥近在眼前（實爲107年前）。此時假蒙古之手復仇雪恥，順勢收復中原，似乎是順應天理人心的“大是”。朝堂上回蕩着“恢復中原”的激越之聲。 “大非”的一方，則着眼於現實地緣。金的覆滅，意味着南宋失去北方屏障，將直接與蒙古這個空前強大的草原帝國爲鄰。脣亡齒寒的古訓被拋諸腦後，草率撕毀與金的百年“和平”，是爲不智。後來的“端平入洛”慘敗，證明了脆弱國力撐不起宏大幻想，反而給了蒙古南侵的口實。 這不僅是軍事戰略的失誤，更是政治倫理的困境：當“復仇”的舊道德與“存亡”的新現實激烈碰撞，空懷理想而缺乏務實遠見，最終釀成的苦果，只能由整個國家吞下。

1234年年初，金國被蒙古打得滅了國，南宋皇帝宋理宗和大臣們樂壞了，覺得百年仇怨終於報了，還想着趁機收回北宋的舊都洛陽，大臣們拍着胸脯說：蒙古人遠在北方，洛陽就是塊沒人要的肥肉。宋理宗一高興，直接派了兩萬兵，沒帶夠糧草就往洛陽衝。 宋軍剛到洛陽，就發現蒙古人早等着了，城裏空無一人，糧倉被燒得精光，兩萬兵沒喫沒喝，只能啃樹皮。緊接着蒙古騎兵從城外衝進來，宋軍連武器都沒備齊，當場被砍死一半，剩下的人要麼投降要麼逃散，端平入洛，成了笑話，南宋還把蒙古人徹底惹毛了。 這年秋天，蒙古人以南宋毀約爲藉口，分三路攻宋：西路打四川，中路打湖北，東路打江淮。南宋的軍隊早就沒了戰鬥力，四川的城池接連被破，湖北的守將直接棄城逃跑，宋理宗坐在宮裏哭：我只想收洛陽，怎麼招來這麼大的禍？ 端平元年的年底，南宋丟了一半的邊境地盤，國庫被打仗掏空，大臣們互相甩鍋，有人罵宋理宗腦子發熱，有人罵帶兵的將軍廢物。可沒人敢說：從端平入洛的那天起，南宋就像個沒穿鎧甲的人，主動撞向了蒙古的刀，往後的幾十年，不過是在等着被砍中的那天。

老實講，寧南左侯的研究結論與此前著作“隳三都”沒有本質的區別，很多內容討論的並不深入，但結合此前的閱讀，把一些零零碎碎的東西統合起來反而可能會得到一些新的思路、一些新的東西，於是決定把我理解的左侯沒有講透的地方講的更透一些，着重論述一下端平元年北人南下的問題、金朝必然滅亡的問題，也與此前所寫《南宋行暮》讀後感相呼應。 （一）“北人南下”與南方主戰派 以往在魏晉南北朝的研究中，常常將“北人南下”視爲南方六朝興衰之總綱。在論述南北方政權的研究中常關注“北人南下”的問題，即失去土地、家園，且富有北地生活經歷與歷史仇恨的北人，往往成爲收復故土，堅決主戰的核心力量。 事實上這種研究框架，對於解讀南宋與金的歷史同樣適用。在金哀宗時期發揮重要作用的忠孝軍，包括畏兀兒、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逃來的漢人，在賦予了高薪酬＋高裝備待遇後長期存在並忠誠至最後的蔡州時刻。 而放眼南宋，當粗略的總結南宋軍事的主要負責人能夠發現，岳飛（河南湯陰）、韓世忠（陝西榆林）、張俊（甘肅天水）、劉光世（陝西延安）、畢再遇（山東兗州）、孟珙（湖北棗陽）、吳階／吳璘（甘肅平涼）均大致出自北方地區。 與之相對應的是前方軍事力量背後的政治力量。主戰的辛棄疾（山東濟南）、韓侂冑（河南安陽）、虞允文（四川成都）、鄭清之（浙江寧波）與主和的秦檜（江蘇南京）、史浩及史彌遠（浙江寧波）、湯思退（浙江麗水）、陳康伯（江西上饒）背後仍然可以看到地域性出身對政策影響的傾向性。探究地域性背後的社會網絡與社會關聯背後的政治一致性應當能夠成爲未來南宋政治研究的一種可能。 （二）北人南下與北伐成敗 從軍事行動上來說，支撐因素包括很多，包括後勤保障與補給、上級政策的干預、其他戰線的配合等。在南宋的政治體制範圍內，相互制約的“冗官”將諸多事權拆分的瑣碎，這種拆分使得任何“集中力量辦大事”都成爲不可能，迫使南宋集團內部常規行使權力需要比較強大的社會網絡關係例如鄉黨／同年關係來執行，相較而言這些來自北地的帝國軍人者則明顯缺乏這些力量，只能在短期內與朝廷中樞達成短期的政策合意性，而很難真正在朝中形成相互援引的長期合作者，特別是北宋重文輕武與文武割裂進一步加劇了軍事力量缺乏可靠的政治力量的保障。 儘管，南宋朝廷意識到帝國軍事問題的根源在政治體制上，爲了儘可能的擺脫掣肘，同意給予前線將領更大的行政／軍事控制權，也正因如此往往在局部地區（如湖北襄陽、重慶合川）中，依靠某個能夠肩負責任的軍事負責人（孟珙、吳階兄弟）往往能夠起到堅決抵抗，甚至是中流砥柱的作用。但這對於北伐來說仍然不夠，其區別在於，固守某一個地區其可控的因素比較大，而北伐所面臨的更大範圍內的資源調度使得鎮守某個地區的負責人無能爲力，轉而必須要依賴中央的負責人，即使該負責人的經驗尚淺或沒有相關從業經驗，此時後勤配套／輸運的複雜度、管轄部隊的多來源與多管轄權限（部隊爭功）都會極大的縮減南宋北伐時軍事的可操作空間。 而在朝堂之上，由於中央朝廷圍繞“戰與和”分歧、戰略路線與戰略要點的分歧，使得朝廷形成統一貫徹下去的政治決議（士大夫的相互掣肘／皇帝缺乏獨斷的能力與權威／士大夫的軟抵抗權力），軍事負責人被迫要大量內耗解決後方問題，要大量內耗考慮在軍事北伐時如何兼顧自身的榮祿而無法集中精力在軍事前線，這使得北伐往往在前期取得一定勝利而當跨越一定範圍後也往往陷入大敗甚至功敗垂成的原因。 （三）北人南下與南方經濟繁榮 在金宋對峙階段，北人南下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山東—江淮、河南—荊襄、陝西—四川一線是南宋朝廷對抗北方金蒙的關鍵，帶來了大量的流民，形成了很多徭役、賦稅、兵丁的來源，流民參與地方生產建設也變成了佃戶與手工業者，此外還加快了技術傳播交流與資本積聚，這些都在相當程度上鞏固了南宋的對抗實力，並形成了可靠的政治緩衝，可以說北方危機越大，南方所收穫的遷徙紅利也就越大，離例如歷史上東晉北府軍及軍功集團的形成等等。 但遺憾的是南宋朝廷並未充分利用好這一地緣緩衝區，相較於金末開始啓用封建九公來封建山東，依靠甚至信用反覆背叛的國用安、李全，南宋朝廷始終存在明顯的政治歧視與不信任，從賈涉—許國之後對於緩衝地帶的作用沒有得到加強，甚至逐漸走低（例如，朝廷對李全與楊妙真的問題）迫使這部分位於江淮以北的力量被迫要面向更加基於實用主義原則的異族政權—蒙元，成爲漢人世侯。 而當封建九公與山東世侯的力量被根除後（窩闊臺平李儃之亂後開始清理—見漢人世侯研究），來自山東向江淮的移民減少，河南、陝甘長期戰火使失去了憑藉和依仗的力量，多次戰火後使得本地的經濟資源和人力資源消耗殆盡，山東、河南、陝西最終成爲了蒙古的大本營，當南宋迎面蒙元的“中流砥柱”失去來自北方資源的流入而僅靠自身的消耗和難以到達的朝廷供給時，其失敗則成爲了必然，襄樊破而南宋亡。 （四）金末興衰之總綱 金朝末期“端平元年”的危機及金歷史的終結有三點原因。具體來說： 其一，華北平原開闊的地理空間極其有利於大規模的野戰和決戰，其關鍵要點只能沿用北宋戰略即依託名城大邑屯重兵守之，據此抵抗蒙古騎兵不善於攻堅的問題，但這種守之需要高度發達的城市羣網絡／中心—外圍結構向軍事重鎮輸送賴以爲生計的糧食補給，同時對中心城鎮的人口容量要求很高，而且經常處於被動，在長期圍城之下很容易出現斷炊，同時蒙古騎兵快速反應的騷擾能力很容易造成大城周圍小城鎮經濟基本面的疲軟而導致無法供給或供給線被切斷，或外部援軍無法到達，或被圍點打援這往往是金朝末年其核心城市被攻入的普遍原因。也是繼野狐嶺之戰金朝喪失野戰主力後的必然結果，這也成爲了金宣宗、金哀宗即位面臨的共同問題。而隨着山東豪強加入蒙元隊伍，攻城器具的打造幾乎破解了最後金最後的依仗—堅固的城池。 其二，金世宗、金章宗政權經歷了明顯的漢化改革，漢化改革的效益在於地方政權汲取資源能力的提升、政治合法性的提升與漢人地方精英的俘獲，但漢化與建制化的後果在於科層制下政治層級／政治部門的增加、政府社會責任的增加（教育）等建制化固定成本（治水、賑災、兵禍過後的撫民支出），在蒙古大軍襲來後常規收益的驟減與支出的增加反而會加劇經濟資源的流失，造成更大的破壞，繼而增加了其牧民養兵的成本，縮減了金組織資源進行軍事抗爭的空間。 其三，金宣宗時期南遷汴梁與北宋故都的重疊加劇了與南宋的銜接困難與歷史仇恨（寧南左侯），特別是這種地理位置的南遷加劇了南宋的地緣壓力，而更大隱性的經濟壓力還在於帝國政治中心往往是不事生產的集體組織，往往依賴甚至是虹吸外部資源或周邊資源的傾斜，而驟然遷都對本地所產生的資源消耗是更加的，在此背景下。較於南宋渡江的零散小朝廷，金遷都以來幾乎完整的中央官僚（國家部門、國家軍隊）隊伍，必然會導致更大的物資成本，繼而促使金朝必須追求獲得更多超出自身實控範圍的資源補給來填補虧空，繼而促使其外交政策由面向南宋的“脣亡齒寒”變成“取償於宋”或二者反覆糾結，這是經濟資源受限而導致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繼而也限制了依託外交協同對抗蒙元的空間。

個體也好，羣體也好，如果在該戰的時候憂懼內耗，能戰的時候沒有盡力，到了想戰的時候沒了本事，而又偏偏在此時選擇了盲目躁動，最後被打趴下、打得站都站不起來，在心灰意冷中徹底歇菜。這事兒，想想都挺操蛋的。 王陽明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對於個人、家庭或組織而言，在想做、能做以及做了、做成之間，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鴻溝。然而導致這些意願和行動之間的脫節或錯位的原因，卻各有其複雜之處。最近翻看《端平元年：1234年宋金蒙三國的戰爭、命運與政局》這本書，反覆咀嚼“端平入洛”的故事，回看終南宋一朝的四次“北伐”，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一整個國家，皇帝也好、文臣也好、武將也好，在戰、守、和之間反覆橫跳、不斷拉扯，要麼是皇帝不思進取、苟且偷安，要麼是大臣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缺乏長期規劃、滿地投機分子，結果錯過一個又一個機遇，一而再、再而三地累積敗績，最終走向崖山的末路。 究竟是戰是和，是反擊還是苟且，是報仇還是偏安，路線之爭、主義之爭、利益之爭如此錯綜複雜，這貫穿南宋出生和滅亡的世紀大問題，究竟如何能解？ 筆者看法是，要戰，要堅決地戰，鬥爭到底，但必須協調好方略、戰略與策略。粗淺地想到這麼幾點： 第一，堅持長期主義，保持戰略延續性。綜觀南宋一百五十年，在戰守和的大方針上始終欠缺延續性和戰略定力。作爲帶着恥辱南渡臨安的臨時朝廷，應該將練兵備戰作爲長期的基本國策，不允許出現一代主戰一代主和的情況。教員曾強調，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南宋君臣常有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那就是我討好你、我順着你，我認你做主人、做叔叔、做伯伯，你就不會來打我，我就能繼續當我的皇帝和大官。但我們看到，無論是金也好、蒙古也好，乃至以後的八國聯軍也好、日本侵略者也好、反動派也好，歷史反覆證明，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因此必須把大方向堅持個五十年、一百年不動搖。對於個體而言，任何路線的執行也都經不起朝令夕改、朝三暮四，經不起模棱兩可搞變通，更不能幻想放任自流之後該來的總會來，逃避矛盾、逃避鬥爭，在自己構築的烏托邦裏把杭州想象成汴州。沒有人會送你去汴州。 第二，統一思想步調，集中力量往前走。宋朝南渡以後，依舊採用北宋時期重文抑武的傾向，與明清時期的高度集權不同，文人扎堆的地方，誰也不服誰，容易搞山頭、分派系，喜歡發表異見，而宋朝皇帝又是出了名的對文官好，容易被架着走。這就導致南宋很多的決策能力和行政資源被不斷內耗，極大程度拉低了效率，甚至起到致命的負面效果。另一方面，這也導致卓越軍事人才的匱乏，文官領兵多數情況下玩成了瞎胡鬧；再一方面，南宋歷次北伐，對山東地區的義軍和中原漢人世侯羣體沒有妥善利用，有時爭取拉攏，更多時候又忌憚打壓，消耗了大量本可以利用的戰略資源。對於個體而言，物質和精神上、身體和思維上也必須完全自洽，把每個有利因素都充分調動起來、最大限度把不利因素轉變爲有利因素，才能保證對目標的不斷趨近。 第三，重視保存實力，練好肌肉打基礎。南宋多次北伐，勝利的果實被虛擲，失敗的後果更慘痛，從物資、人力、武裝都浪費了太多。就好比一個收入微薄的人，再加上各種大的開支，財務上總有破產的一天，又好比一個人總是透支身體，而又得不到休整，健康狀況也遲早會崩潰。雖然歷次失敗後的和平階段，一定程度上也實施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但積蓄下來的家底子還是太薄弱。對於個體而言，時間、情緒、身體條件、能力素質等等都是重要資源，經不起幾次折騰和消耗，也經不起等，必須重視長期的刻意積累，才能在機會到來時能夠接得住。否則，隨着時間流逝，如果不積累、只消耗，哪怕是身體都會老去，更不用談其他了。 第四，抓好權力制衡，把握主動求團結。教員說，所謂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歷數南宋幾朝，朝政大權始終被秦檜、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權相所把持，皇帝的意志處於架空狀態。而這些權臣各有其私利，才具也各有差異，使得整個朝廷缺少正確的核心，因此在每一步棋上都搖擺不定，缺乏主心骨，而幾任主持北伐的皇帝也在失敗之後一蹶不振，或沉迷於湖光山色，或醉心於宮廷藝術。從制度設計上，宋代的官僚體系在承平年代或許可以造就文化或社會生活的巔峯，而面對戰亂和矛盾，卻極其容易在鐵蹄前一觸即潰。對於個體而言，有主見應當是最基礎的能力，不能輕易被操控、被影響、被改變，也不能放任內部吵吵嚷嚷各行其是，腦子這麼想，身體又是那麼想，永遠都沒法拿定主意，也就很難有什麼有效的行動。 矛盾無法避免，良機已然錯過，對於南宋小朝廷而言，或許不再討論是戰是和，儘快統一思想，好好整頓軍備、刷新吏治、廣積糧草、儲備人才，不去瞎折騰，以不變應萬變，在不變中求優化，等待下一個最佳時機，未嘗不是好的方案。 個體作爲時代的一粒塵埃，不能做偏聽偏信的軟骨頭，在沒有做選擇的時候應該多慎重，做了選擇之後就少內耗，堅定信念、韜光養晦、養好身體、練好本領——江南靈秀，尚有半壁大好河山在。

端平元年.一場滅國之戰終結百年恩怨.卻瞬間撕裂東亞格局. 書中揭示的不僅是金哀宗自縊.宋理宗誤判.蒙古崛起的三重命運交響. 更是人類永恆困境的鏡像： 復仇的快意之後.往往是更深的深淵.歷史從不重複事件. 卻不斷複製人性——在短暫勝利中迷失.被眼前利益遮蔽遠見.終將重蹈覆轍. 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恍恍惚惚.

這並非普通的王朝更替。1234年是一個分水嶺：蒙古滅金，南宋直面世界史上最強大的陸上征服機器。這本書講的就是東方大陸上，三種不同的政治體（定居農耕帝國、漢化女真王朝、草原遊牧帝國）在碰撞中如何走向同一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