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制度到工業國：從18世紀到1914年的德國工業化史

以前有個偏頗的認知，以爲德國在一戰中戰敗有多種原因，但其中之一是輸在落後的工業體系——從大到鐵路運輸系統小至具體武器代際，但受制於《凡爾賽合約》的德國到了二戰就突然變成一個工業強國？這裏面的發展邏輯是不能圓洽的。 然後發現《從舊制度到工業國》一書，完全是針對解決這個困惑，欣喜。 本書分爲四個部分：舊制度與18世紀德國工業化的起源、以1815年——1849年爲階段的早期工業化、19世紀70年代前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和1871年——1914年德國作爲工業強國的崛起。 先追溯工業國之前的舊制度。 本書觀點，因近些年的研究資料的刷新，應重新評估“德國的工業化”，將時間再度往前追溯。以往傳統觀點是：19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隨着鐵路和重工業的快速發展，導致突破性時期的到來，具體表現爲“大爆發”和“起飛”式的增長模式。但該書作者認爲，德國的工業化進程不能以“大爆炸式”簡而概之，它是具有區域異質性和長期漸進性兩個特點的。 在工業化之前，德國是農業經濟國，約70%——75%的勞動力從事農業耕作。 德國整個工業史的第一頁是農業改良問題。 農業改良出現拐點：“區域工業化”。荷蘭最早開啓歐洲工業化前奏，本國乃歐洲商業中心，周圍地區淪爲荷蘭的農業、工業產出地，其中便包括德國的部分地區。德國被納入“大西洋經濟”這部分地區，發展有別於德國其他處於領主、貴族——即“舊制度”強控制下的農業地區，這就形成德國的“區域工業化問題”。 此外從法國大規模遷移到德國的宗教難民，對18世紀普魯士紡織業和薩克森、北萊茵蘭的工業發揮積極長期作用。 1790年後法國佔領萊茵蘭地區，對煤炭開採和冶金業做出資金、技術支持，使其融入“萊茵經濟”，促進該地區工業化進程，有觀點認爲這佔領20年的“法國時期”使萊茵蘭成爲德國工業先導軍。出現蒸汽動力鑽深礦井。 以上是荷蘭、法國在德國工業化第一步中承擔的外部角色，德國境內亦有促發工業化開端的內部因素。 邦國不同的經濟政策帶來區域發展差異，例身處經濟寬鬆政策地區的歐洲最大貿易展銷會之一的萊比錫展銷會，依附在其周邊的地區就能依託在這個國際市場門戶基礎上，更便利促進農業工業和手工業的發展。 1806年，普魯士頒佈“普魯士大憲章”。該法律其中含有商牽涉業部分的條款，包括但不限於：擇業自由、企業自由、消除行業壟斷等，這實際上是爲普魯士“工業體系”建立法理基石和發展環境。 “1816年，普魯士已經成爲小學教育的世界領導者，小學6——14歲的入學率，接近60%。”正是普魯士的教育政策對德國追趕工業化進程起到極大的積極貢獻。 早期工業化、政府政策與德意志關稅同盟 如上所述，如果1815年此分水嶺之前的早期工業化是基於德意志聯邦的出口發展和農業改革，那1815年之後的戰後和平期發展的主軸便是德意志的關稅聯盟，該改革細化說它解決了市場發展面臨的通信費用高昂、運輸成本和關稅問題，宏觀說這是在德國建立了一個不斷擴大的自由貿易區。 1818年的關稅法，整合王國東部傳統農業區及新併入的薩克森、萊茵蘭、威斯特伐利亞等偏商業化和工業化地區。 這個稅法的重要之處在於，它不僅起到財政方面的作用，當然各同盟國內部的財政是顯著提高的，但其更爲隱蔽且深遠的影響是政治方面的統合因素——在整個聯盟中那些邊境線較長的飛地國家如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等，將自己的部分貿易、稅收權利讓渡給普魯士，以換取普魯士幫助其抵抗國家內部的“對權力的民主要求”。這種漸增的依賴性在潛移默化夯實普魯士的擴張和統治地位，是關稅同盟的“雪球效應”。 因而該時期的經濟和工業發展動態是：一、從19世紀30年代起，如紡織業、鋼鐵等工業有所增長，但對英國先進技術的引進和吸收轉化還需時日。二、鐵路建設已開啓，此等交通運輸的網絡改善是經濟發展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經濟計算工具的更新設計和關稅同盟政策帶來了前貨幣一體化（普魯士塔勒）趨勢。 當然，19世紀40年代爆發過危機，但總的來說“關稅同盟”帶來的財政、經濟、外交、政治全網絡的打通，爲接下來“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鋪墊基石。 19世紀70年代前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時間軸走至此，因19世紀40年代的那場危機導致出現如下現況：一、1849年普魯士憲政帶來財政和經濟政策的轉變，一方面政府願意加大投資經濟，尤其鐵路；再者政府減少對經濟關鍵領域的控制。二、私人資本（非貴族階層）初步進入國家話語權階層。三、托賴於制度變革，重工業增長。 19世紀70年代前的這一階段，關鍵詞是“工業突破”、“主導部門”、勞動力、資本、起飛期的農業、貨幣以及銀行。 在19世紀50年代有一段明顯的經濟上行期，以工程和機械製造業爲例，1850-1857年間，該行業年增長率高達17%。在該“工業突破”時期，運力迅速增長、產出更快增長、價格下降的鐵路成爲刺激其他行業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 而支撐工業突破的勞動力資源來自兩大塊，一塊是從農業區流向工業行業的勞動力，例1850-1875年間，農業勞動力流失約40萬人。另一大塊是19世紀5、60年代的約300萬的淨流入人口，即海外移民。 儘管如此，高素質的勞動力依然沒有達到飽和的程度。這就帶來發展職業教育的需求，普魯士的高識字率和教育綜合體系的先期發展成爲重工業發展的人力資本基石。 除了勞動力問題，“鐵路和重工業綜合體”亦開始間接影響農業。以鐵路、煤、鐵爲基礎的城市關聯式擴張帶來農業供需關係變化。簡單理解便是人跟着工作機會走，食物需求跟着人走。例19世紀70年代魯爾工業區對肉類和牛奶的大量需求使得農民將傳統農場改爲牲畜農場或“混合農場”。 最後，鐵路及工業發展爲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更多投資機會，甚至“全能銀行制度”的創建，可視爲鐵路建設的後向聯動效應。 天時、地利、人和已至，德國終於要到起飛期了。 德國作爲工業強國的崛起：1871——1914年 這一階段與之前50年的情況相同，仍然是勞動力、資本、技術變革驅動工業發展，這階段的意義在於德意志帝國建立和一戰之間的那段時間，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又對以後的德國有什麼影響。 概括來說，1870年後，人均國民生產淨值比前50年翻倍，爲0.8%。總實際勞動收入增長率爲0.6%每年，高於上的時期的0—0.3%。這意味着“繁榮比以前更廣泛的被共享”。 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後，鐵路和重工業綜合體的投資和建設仍舊是重心，但新的國家綜合實力的上升動力出現，即對城市建設的投資。以上兩項均是內需和基建拉動經濟增長。 但需注意的是，以上德國的四個發展階段過程中，經濟和工業的發展均是呈階段性以及反覆性的，例本階段是著名的德國經濟起飛期，但仍出現過19世紀70年代的大蕭條。 80年代經濟停滯結束，恢復上升。此外政府頒佈的兩項法令1870年《自由公司法》和1877年的《專利法》，這爲規範帝國內的金融領域和科技領域的良性發展，設立前瞻性框架。恰是這些有價值的專利，使1887-1896年間的染料企業成爲世界領先企業，標誌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到來。電氣工程領域的大盛也受益於《專利法》的實施。 儘管德意志帝國成績頗爲顯著，但面對英國時，主旨依然是“追趕式增長”。自19世紀60年代以後，德國在世界貿易中所佔份額超過英國，且對英有出口順差，不過這一切是基於德國工資低於英國工資的三分之二（1900年左右）的前提上。相當於以人口紅利換髮展經濟。 面對此局面，英國漠不關心，因英國此時的角色從世界工廠轉變爲世界銀行家。 綜上，在一戰前夕德國已經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兼備人力資本、資金、教育體系、法律框架等。在歐洲域內，它的敵手僅有英國，但因英國有廣大海外殖民地未能撼動其地位。雖經濟發展不是零和博弈的問題，但德國在世界經濟中權重增加，隨之而來的大國需求亦增加。這就使的經濟問題導向政治問題，那麼接下來，一切發展中的工業等領域便爲戰爭做好準備，槍炮上彈、蓄勢待發。 直到戰爭打斷經濟和工業發展，戰爭結束，發展再次成爲主流。週期循環往復不怠。

718(2024No.40）主要看了最後兩章。 德國工業化的起點，是基於出口的農村工業的發展和擴散，這是18世紀的顯著特徵。很難說這是第二種“德國模式”，因爲它只涵蓋了一個階段和一層關係；但它讓我們距離令人滿意的描述又近了一步。 國家及其官僚機構，是塑造18世紀和19世紀早期發展的另一股力量。普魯士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其領導人動員新興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來建立了一個後來變得越來越有效的文職官僚機構。與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早期工業化不同的是，在幾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國，一個有能力但威權主義的“現代化官僚機構”，是變革的關鍵。 在對德國工業化的簡短論述中，農業常常被忽視。在19世紀上半葉，幾個方面都體現出農業是一種“增長因素”：首先，農業擴張足以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使得非農業勞動力的增長成爲可能，而且，通過生產更便宜的食物，可以將更多收入用於其他需求(服裝、傢俱、服務)；其次，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對國內生產的非農產品的需求增加——包括對鐵製品的需求（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對鐵製品的需求總和大約相當於對鐵路的需求）——其最重要的來源或許是農業家庭。 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食品在家庭預算中的比重仍然很高。更有前途的似乎是基於德國國內市場擴張的“斯密式增長”，這有助於促進地區專業化和實現分工的好處。隨着法國拿破崙時期的到來和結束，德國獨立的邦國和邊界的數量減少，這只是一個開始。當然，更重要的是關稅同盟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交通改善，尤其是鐵路網的擴張——這兩者都是由商業和國家官僚倡議的罕見聯盟所推動的。這裏我們有了第二種“德國模式”，來對故事的一部分進行解釋。 18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口增長往往超過了德國經濟提供高於維持生計水平的就業機會的能力。地區差異加劇了這種就業不匹配，並導致了19世紀中葉三十多年的長期勞動力過剩。因此，考察這一時期的移民模式和實際工資的發展，表明了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 )的“勞動力剩餘”模型的相關性，特別是如果與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收入分配的證據相結合的話。 也許，人力資本和技術變革的綜合徵，纔是最接近工業化的“德國模式”的東西。 除此之外，還有另外兩點必須總結在內。其中之一是城市的快速增長，即人口的城市化，這是1870—1914年間的標誌。城市的快速增長是上述變化的結果，城市人口的集中也造成了交通擁堵、住房和衛生問題，這些問題刺激了政治抗議活動(社會主義工人運動)，這也是國家支持的社會政策的開端，該政策很可能會改善總體福利。 最後，德國的工業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1850—1914年間世界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全球擴張。這反映了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的統治階層

德國崛起的N條道路—在諸多因素的助力下，統一不到半個世紀的德國得以追趕乃至超越老牌資本主義列強，其背後之因素不可謂不復雜。本書涵蓋的領域相當廣泛，以時間線爲軸，嘗試從儘可能廣泛的角度，對拿戰結束後直至“新三十年戰爭”爆發之前的普魯士-德意志國家的發展路徑進行全面、且輔以定量的描述。 對於一個追趕國家，德國與其他歐美國家在政治構成上存在重大區別（比如，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其前身爲德意志關稅聯盟，而統一之後亦延續了以普魯士爲核心，吸附、聯合各個加盟邦國的模式），同時在社會形態上，又與其鄰國存在諸多共性（出始階段擁有龐大的農業人口和較低的農業生產效率）。對於所謂“德國奇蹟”的研究，需要兼顧考慮這兩個方面，後者決定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基本路徑，而前者提供了包括政治體制賦予的“特殊便利”在內的許多輔助因素。在這兩者基礎上，德意志地區-德意志帝國從初始條件開始，歷經不同階段，從僅有初級加工業的半農村地區開始，逐步發展出了具有高度分工、產學研聯繫緊密的先進製造業壟斷企業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整個德國社會亦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譽其爲社會革命亦不爲過。而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在以普魯士爲藍本建立的帝國官僚體系的監管之下達成的。 同樣地，把持權力的舊階級與方興未艾的新興階層之間的鬥爭與融合，配合帝國複雜構建方式導致的地域問題，體現爲帝國議會內持續不斷的鬥爭，並最終反饋到國務決策和外政方針上。政權對經濟的高度介入並非沒有代價，其創建的強大的官僚階級傲視獨立，與保守的土地貴族、野心勃勃的產業金融權貴一同構成了帝國統治的核心。他們所推動的政治運動在俾斯麥去職後逐漸主宰了德國的國策，使其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德國經濟真正的利益之所在。在之後的“新三十年戰爭”中，他們也將引領這個國家步入地獄。正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且不論事後發展，對於一個後發經濟體而言，其發展路徑之選取自然要考慮自身獨特的情況。而在這方面，德國可謂是先驅。對於德國經濟崛起的諸多路徑及其相互影響的研究，其成果用於解讀當下也極有啓發意義。本書雖然涉獵甚廣，但是層次分明，且又也提供了大量參考資料爲佐證，非常推薦一讀。

立足於近晚期研究成果的優秀綜述，對德國近現代工業化史感興趣的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