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時英
穆時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浙江慈溪人,中國現代小說家,新感覺派代表人物,筆名伐揚、匿名子等。
工業革命雖帶來生產力的極大提升與經濟繁榮,卻也暴露出殘酷的另一面。資本逐利驅動下,工廠爲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視工人權益,延長工時、壓低薪資、提供惡劣的工作環境,使得底層工人非但未從財富增長中受益,反而陷入更深的苦難,淪爲剝削與壓迫的對象。女性羣體因資源與機會匱乏,在經濟上處於從屬地位,更易成爲廉價勞動力的載體。 翠姐兒的遭遇,就是這一社會現實的縮影。在絲廠的機械化生產體系中,她成爲機器的附屬品,被迫從事高強度的剝繭工作。長時間將手浸泡在水中,致使雙手嚴重受傷,承受着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這種身體的折磨,既是資本家爲追求利潤而殘酷剝削的鐵證,也暴露了男權社會中女性身體更易被利用和傷害的現實。 她創造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她所獲得的微薄收入,剩餘勞動價值被資本家無償佔有,成爲資本積累的犧牲品。 與此同時,財富不斷從無產階級流向資本階級。以 “拿麻溫” 爲代表的資本家及其代理人,通過壓榨工人獲取利益,加劇了貧富差距,導致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社會階層固化越發嚴重。 而翠姐兒作爲養媳婦,在家庭中本就缺乏獨立經濟地位與人格尊嚴,進入工廠後,更要忍受性別歧視與階級壓迫的雙重枷鎖。多重壓迫交織,讓她的處境雪上加霜,這是社會底層女性難以掙脫的悲慘命運。
喫人的社會,養出助紂爲虐的人。自己不知道心疼,卻指望着別人去善待。別人若是揮舞着鞭子,還非得湊錢往鞭子上去撒點鹽不可。那樣的時代那樣的人,女孩子走了倒好,一了百了,活着也是給喫幹抹盡活受罪。女孩的命運,從被當作養媳婦開始,就註定是悲慘的了。
兩千字寫完了工業時代被物化成機器的童養媳,被剝削成掙錢的勞工和資本的奴隸,窮人可憐又可恨的訴苦,只針對抽象的矛盾但就是不直面第一暴力者。小女孩的死亡和穿着絲綢的姑娘沒有因果聯繫,怪罪整個時代怪罪資本也毫無意義,訴苦的人收穫了同情,旁觀的人收穫了嘆息,但在這之後呢?工業機器的車輪滾滾向前,到底還有多少具屍體。我很難想象穆時英是怎麼能在兩千字寫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一筆帶過女性的困境、家庭是如何吞噬生命的現狀。穆時英就該成爲一面旗幟豎立在整個近現代文學史上。
逼迫童養媳去絲廠的滾水裏抽絲,燙破了皮,燙爛了肉,燙得只剩下白骨,哭着求着也不放過,打着罵着拖到廠裏。 嘴上說着心疼,卻手下不留一丁點兒的情。哭訴着讓她做工是迫不得已,一家的口糧都指着她。可是爲什麼都指着她了?一家老小,都得靠一個14歲的姑娘養?豈不是可笑得很? 逼死了小丫頭,卻還倒打一耙,去罵資本家,去罵穿絲綢的姑娘,去罵這個社會,唯獨不罵第一施暴人,豈不更可笑? 他們罵的不是資本家迫害了家人的命,他們罵的或許只不過是資本家讓他家失去了一個免費勞動力罷了。 窮人是苦難的,而苦難的窮人總有化解苦難的辦法,那就是把一家的苦難全都轉移到一個人身上去,一個女人身上去。於是這個女人扛着所有的苦難,全家卻都跟着嚷嚷:我們苦啊,我們苦! 等到這個女人在苦難裏喪了命,其他人叫得則更兇了:我們太苦了!我們太苦了!這叫得倒也不假,因爲扛着他們全家苦難的女人已經死了,那這些苦難,豈不都要落在他們頭上了?那是真的苦了。 可旁觀者卻說,害,這一家子,真苦啊。死了媳婦,沒了錢,活着的這些人可真苦啊!所有的同情都給予了倖存者,施暴者,將來要受苦者,而不是死去的人,被壓迫的人,已經受了苦的人。
跟騎手不罵平臺罵點外賣的人有異曲同工之妙,轉移矛盾是慣用手法了。 不僅資本家將壓迫工人的矛盾轉移給消費者,父權和家庭中的壓迫也將矛盾轉移給階級,那麼大一個家庭居然輪得到一個童養媳去養。
抽絲剝繭人喫人的剝削階級。如今演變而成的緬北電詐,乃至如今的妙瓦底、整個東南亞及迪拜,簡直喪失人性,讓社會風聲鶴唳,談及便咬牙切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