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海成聚：明清竈戶與濱海社會建構（鳴沙）

通過本書，讓我瞭解了在不同地域的濱海鹽場社會的不同的“自組織基礎”、不同的生態環境條件下，在王朝的課入追求這一共同的內在動力下，明清時代的兩淮鹽場、福建鹽場和廣東鹽場這三者的鹽場自組織的存在是如何“與國家制度的對話與互動，推動濱海鹽場社會的建構與演變”，根據當時的濱海條件和自身利益，選擇具體的鹽業經營策略，並在此過程中不斷地與國家制度對話，形成不同於典章制度所規定的生產和生活組織。 引用書中“結語”部分的話來說：“簡言之，鹽場與竈戶制度只有在鹽場環境、鹽場建置與鹽業生產三者互相吻合的情況下才能有序運作，否則便只能在竈戶與王朝國家各自的利益選擇與環境變遷等力量的博弈之下逐漸改變。因此，竈戶與鹽場制度在環境因素變動較爲劇烈的時期常常發生變革，在鹽作生態穩定的時候則相對穩定。由於東南沿海地區各地包括海岸線變遷、海水濃度變化在內的濱海條件及其演變歷程不一，鹽作生態在不同鹽場的穩定期並不同步，因此各鹽場的制度變革步伐也不完全統一。” 總之，這本書解開了我在閱讀《論世衡史：被犧牲的“局部”：淮北社會生態變遷研究（1680—1949）》一書的“第二章 鹽業政策下的利益分配”時對於兩淮鹽場的某些歷史演變上的疑惑。

在傳統鄉村社會研究中，農民受到最多關注，除此之外的匠、竈、軍等羣體很少被研究。其中竈戶爲國家貢獻大量財源，但以往鹽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層面和高層，忽視了制度的底層運作和鹽區社會的實際運轉。這本書可以說彌補了這一缺點，將注意力集中在鹽場這一級別，研究了鹽場的環境變遷、戶役賦稅演變、控制系統、宗族與經濟轉型等方面，揭示了一個不同於農區的鹽區社會。

無論是鹽頭、宗族，還是十排、鹽竈，在國家話語和自身演變邏輯的不斷對話進程中，逐漸成爲濱海鹽場社會的一種符合國家意識形態、被官方認可的民間自組織，它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國家設置的竈戶組織，重構了鹽場社會，並引導其演化。因此本書強調，傳統中國的濱海地區存在一套活躍的地方組織原則，也存在着多種多樣的自組織形態。正是鹽頭、宗族、十排和鹽竈這類民間自組織與王朝國家不斷地對話與互動，形塑了鹽場社會，並決定了鹽場社會的演化。

歷史是由有血有肉的人共同建造的，這也是微觀史學最具魅力的地方。這本書最讓人眼前一亮的是選題和後半段。以案例研究明清竈戶的制度、生活方式、宗族等等的演變。尤其是後半段，確實是有血有肉。美中不足則在於太像論文了，特別前半段，可讀性一般。

充分運用民間文獻和田野調查材料是很大的一個創新點，把鹽業史研究和區域社會史研究結合的很好，從鹽場社會出發展現了整個明代中葉以來經濟社會的轉型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圖景，研究視角和結論都比較新，值得一讀。

第一次看這類書，穩妥起見打個中評。 中評不是說這個書寫的好不好，而是因爲看得少這方面研究，無法給與準確的評價。 此書雖然不是黃國信所寫，但卻是其門徒葉錦花、李曉龍、許靖捷三人合力完成。 此書以方誌、族譜、政書、賬簿以及田野考察爲基礎，以明清時期濱海鹽戶作爲視角，透析明清五百餘年之間，閩、浙、粵等濱海地域鹽戶史。 與其說本書是單純的聚落變幻史，沒不如說是微觀角度映射出的人口、社會、宗族、制度、政治、鹽業等諸多方面的變遷史。 雖是微觀視角，但依然可以從中看出，明清五百餘年關於濱海鹽戶的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