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幻象：俄羅斯“國家形象”變遷與他者視野

國家形象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既是一個文化傳播的符號，也是一種歷史、思想、自身視野和他者的視野不同見解的集合體，也是文化軟實力的一部分。可以說，國家形象是一種高層建築，需要苦心經營。 良好的國家形象不僅能夠爲一個國家贏得更廣闊的國際生存空間，同時也意味着在國際事務中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大的發言權。 想要了解俄羅斯的國家形象變遷，就必須回到俄羅斯的歷史中去尋找。自留裏克統一俄羅斯後，俄羅斯成爲一個事實的共同體，但貼在它身上的標籤依舊是野蠻、貧窮。後來俄羅斯又被蒙古人統治，更是讓它的國家形象貼上了新的標籤。直到俄羅斯進入帝國時代，經歷過葉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一世等多位沙皇近一百年的統治，纔打造成一個強大的沙俄，樹立起新的形象，不少國家開始正視沙俄。 “對於俄國來說，首先是野蠻的不開化，然後是愚蠢的矇昧，接下來是殘暴、凌辱的異族統治，這一統治方式後來又爲我們本民族的肉食者所繼承了，這便是我們的可悲的歷史。”（恰達耶夫《哲學書簡》） 169年的沙俄帝國時代被時代洪流終結，共產主義的紅色浪潮席捲世界，“紅色俄國”、“紅色蘇聯”、“紅色領袖”的新標籤成爲俄羅斯形象的代表。二戰中蘇聯爆發出驚人的力量，打贏多次戰爭，形象無比光輝。隨後發生的冷戰、蘇修等一系列變動，又重新塑造了蘇聯的形象，“紅色帝國”等標籤又成爲代表。直到蘇聯解體，69年的新帝國形象瓦解，俄羅斯民族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龐然大物的轟然倒塌，給世界帶來巨大震撼。蘇聯的國家形象變得晦暗，紅色光輝也變得暗淡。 俄羅斯聯邦面世以後，不少國家形象的標籤並沒有改變。俄羅斯想融入美國西歐的秩序，但被拒之門外。後來普京統治俄羅斯，想明白後終於不再忌諱談論帝國問題了，既然無法被接受，既然俄羅斯帝國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那麼不妨帝國下去吧。2005年“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上，普京接連向在場的各國學者發問：“何謂帝國？”“俄羅斯是帝國嗎？”“怎樣才能成爲帝國？” 自公元862年諾夫哥羅德羅斯建立以來的1100餘年國家歷程，無論是“自視”還是“他識”，帝國的訴求均伴隨其左右，帝國的影子伴隨其始終。這大概是一種宿命，一如老對手美國著名政治家兼蘇聯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所說的，“俄羅斯不是帝國就是民主國家，但是不能二者皆備”，因爲如果俄羅斯不是帝國，它有可能就像法國、英國，或者像早期後奧斯曼的土耳其一樣，“是個典型的國家(one normal state)。”恐怕俄羅斯人自己的心態上、認知上和情感上，也更習慣帝國的形象。 受安東尼奧·奈格爾的《帝國》一書的啓發，帝國和帝國主義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東西。帝國是區別於現代主權國家的形式，主權國家有邊界，是一種帶有空間封閉性的極限。而帝國（或者說是帝國式主權）是空間永遠是開放的。帝國是由人構成的，不存在內外之分，一切都置於帝國的控制之下。這遠遠超越了福柯在場形而上學之下的規訓，是將規訓邏輯發揮到極致的新場域。（見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 而如果從霍布斯《利維坦》的視角看待帝國，在國際間存在着主權者裂隙，至高無上的主權者們是不受制約的。“人們是爲了自拔於自然狀態才立的主權者，而主權者並不參與契約，不受其約束，所以他是留在自然狀態的；同理，其他國家的主權者也是如此。所以，自然狀態中留下了一批身爲一國主權者的人。他們仍是彼此警惕的陌生人，擁有大致相等的力量和智力，皆爲精明且理性的利己主義者，都想支配其他人，都膽怯着渴求自保生命與財富。所以，除非有一個更高的國際性的主權者存在，否則他們將無法從自然狀態中抽身。問題是，世界上無法出現一位這樣的國際主權者。”（自我引用）這是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個裉節。 本書的一大好處是蒐集的資料相當有意思，雖然有爲了主題攢局的意味，各章節之間的聯繫不甚緊密，但奈何這些資料確實是活生生的、足夠細緻的，讀起來很有趣。其中有些主題和我國的關係密切，比如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係、蘇聯飛行員和國民政府、季諾維也夫信件、《德爾蘇·烏扎拉》這部電影、“老莫”北展莫斯科餐廳的特殊記憶…作者的點評到位，資料蒐集紮實，是值得一讀的。 國際政治學家約瑟夫·奈認爲，公衆外交的目標就是形成強大的軟實力。日常的傳播、策略性的傳播和通過長期的學術活動、會議、互訪、培訓和媒體接觸等與關鍵個人建立起長久聯繫，這三個維度可以建立起具有吸引力的國家形象，提高達成理想結果的可能性。（見約瑟夫·奈《軟實力》、劉海龍《宣傳》 本書中的例子就是紀德、羅曼羅蘭、本雅明等人到訪蘇聯，通過他們的見聞傳播蘇聯形象。當然，那個時期的蘇聯可以說是“紅色麥加”，不少社會主義者都渴望並嚮往之，瞿秋白、泰戈爾、茅盾、埃德加·斯諾等。“在短短的20餘年間，有如此多的文學大師和國際名人競相訪問蘇聯並且以各種文學形式表達自己對這個曾經陌生的國家的看法，這種現象完全可以稱爲‘訪蘇現象’了。而這些來自異國的新奇目光和讚美批評，從一個不可多得的側面豐富了那一段蘇聯歷史。 -名人和記者 那時的蘇聯正如火如荼地建設，風貌爲之一新，來訪者或出於渴望或出於好奇地到訪，見到這種場景無不受到鼓舞。當然他們的視野各不相同，但重要的是他們見到了真實的蘇聯，給出了不同的評價。其中不乏一些問題：比如羅曼羅蘭就看到蘇聯出現了與普通人不同的特權階級（雖然羅曼羅蘭不這樣認爲，他將蘇聯視作生命）。紀德也發現，人民選舉也是一種“公開的騙局”，“從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權利選舉那些預先指定的人。”“無產階級甚至沒有可能選舉一個代表來保護他們的被侵犯的利益。”（安德烈·紀德《訪蘇歸來》）而且沒有人敢違背領導人的意思，羅曼羅蘭接受醫生檢查身體，醫生是奉上級的命令，檢查完之後說“好在今天的報紙寫到了您的疲勞過度，迫使我能說出同樣的意思”，這種見聞讓羅曼羅蘭噤若寒蟬，紀德拿此事和法國的思想自由相對比，也是感慨非常。紀德還發現蘇聯有着強大的一致性，就連衣服都是統一的顏色。表面的“一致性”反映在人的精神領域，則是思想自由的完全消失。每天早晨，《真理報》教他們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這個以外，是不好的。評價一件事的標準不是合乎科學、邏輯，而是看它是否符合路線。這是斯大林個人崇拜到達巔峯的時代。 杜蘭迪和索爾茲伯裏是當時出色的記者，分別是《紐約時報》的駐蘇記者和訪問過中國和蘇聯的美國撰稿人。杜蘭迪走高層路線，和斯大林交情甚篤，見證了列寧死後斯大林的一系列蛻變。他靠着蘇共中央的特許展開調查，深入烏克蘭大饑荒現場。雖然他被人批評，但這仍然是當時少數的新聞渠道。而索爾茲伯裏深入普通蘇聯人的生活，調查更富真實性。索爾茲伯裏撰寫的“回首俄國”系列第6篇報道《蘇聯人民的命運是一場持續性抗爭》的翻譯、解讀和核實，在肯定其客觀性、真實性的基礎上，筆者認爲應肯定該報道及該類新聞報道的史料價值。 -克魯泡特金 陳之驊曾經評價：“克魯泡特金是在俄國革命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中產生過重大影響並且具有相當魅力的一個人物。他的頗帶傳奇色彩的革命經歷，他的獨樹一幟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他淵博的知識和在學術上的貢獻，以及他的人道主義倫理思想和道德品性，在他生前就吸引了許多持不同政見和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克魯泡特金是巴枯寧之後最大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家，也是無政府主義史上最後一個具有國際意義和影響的領袖人物。他被稱作是‘無政府主義思想之集大成者’”。（陳之驊《克魯泡特金傳》） 可以說，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在中國的“黑暗時代”發揮了巨大作用，連毛澤東等進步人士早期都信奉過一段時間。彭湃把克氏的巨幅畫像和馬克思的畫像一起掛在辦公室、惲代英組織學生社團“互助組”、毛澤東寫了《民衆的大聯合》宣介克氏的思想…無政府主義的一些內容和馬克思主義確實有相似之處，不少進步青年都靠着無政府主義的跳板最終成長爲馬克思主義者。從思想層面來看，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爲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做了鋪墊，甚至是理論引入的一種先導。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及其倡導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目標在國人看來就是共產主義的具體體現，從而成爲二者之間聯繫的橋樑。同時，中國共產黨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曾有過一段密切的合作經歷。（見楊奎松《走進真實：中國革命的透視》）1920年之前，無政府主義相比於馬克思主義更有影響力。1921年陳獨秀果斷停止了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合作，並對無政府主義展開了無情的批判，“雙方各走各的路”。此後，中國共產黨迅速成長，發展壯大，而無政府主義者依舊組織渙散，發展遲緩，並逐漸走向末路。轉變出現的根本原因在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世界觀、理論體系、政治綱領與方針策略等問題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在中國的革命實踐中，那些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人之所以轉向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方式，其根本原因不在於理論修養的提高，而是現實世界實踐檢驗的結果。 -在烏蘇裏的莽林中 至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政治進入“文化大革命”時代，中蘇關係也發生根本性的逆轉，由初期口誅筆伐式的“論戰”演變爲軍事衝突式的“敵對”。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後，兩國政府均將對方視爲不共戴天的殊死之敵。兩國的政治宣傳機器也完全拋棄了以往純理論化的政治論戰和隱諱式的政治攻訐，毫不掩飾地張揚己方政治主張和討伐對方的“無恥行徑”。中蘇兩國電影中的“中國形象”“蘇聯形象”也由“同志+兄弟”突變爲“敵人+叛徒”，並且兩國對對方電影中展現的“我方形象”的理解亦變得更加激進和敏感。 一部引發了中蘇日爆發爭執的電影《德爾蘇·烏扎拉》，可以一窺當時的景象，電影從來都是戰場。該片以俄國著名探險家阿爾謝尼耶夫(В. К. Арсеньев)的遊記《在烏蘇裏的莽林中》(В дебр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的第二部《德爾蘇·烏扎拉》(Дерсу Узала)爲原本，由蘇聯政府邀請日本知名導演黑澤明改編拍攝而成。 德爾蘇·烏扎拉是生活在外東北地區的赫哲族獵人（蘇聯稱赫哲族爲那乃人），和阿爾謝尼耶夫交好，多次充當嚮導。《在烏蘇裏的莽林中》寫的很好，描繪了大量的人文、自然等方面的內容，筆觸真實，是很好的紀實作品。但電影改編過程中，刻意抹掉了外東北地區的中國元素，還特意醜化中國人的形象，這無法不引發矛盾。 -莫斯科餐廳 1954年建成，是北京歷史的重要符號，也是中蘇關係的重要象徵。莫斯科餐廳作爲一個常見但又特殊的“公共空間”，曾經在中蘇交往和政治活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見證了半個世紀以來中蘇關係由同志—兄弟到敵人—叛徒，再到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變遷，它也見證了當代中國社會的變化以及北京人的私人領域和個人情感的變化。莫斯科餐廳開業至今，經歷了由“政治符號”向“文化符號”轉變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所牽涉的不僅僅是這一家餐廳的歷史，它實際上也是中國現代史和北京城市史，尤其是中蘇關係史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中國領導人對“老莫”也有着備至的關懷。周恩來親自剪綵，開業當天舉行了盛大宴會招待蘇聯貴賓及衆多中外專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等領導人都出席了北京展會。除了領導人之外，來這裏的更多是官員、蘇聯專家、知識分子等。 在20世紀50～60年代，去莫斯科用餐中的絕大部分人，其目的不是喫飯，而是政治“朝聖”和尋求政治的認同。因爲莫斯科餐廳就意味着十月革命和蘇聯文化。畢竟不是所有人都習慣“洋葷”，也不是普通老百姓消費的選擇。 文革打亂了老莫的靜雅，1966年紅衛兵佔領了北展，莫斯科餐廳自然也成爲蘇聯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象徵。後來，文革結束，莫斯科餐廳也逐漸成爲文化符號，成爲“上山下鄉”一代人的重要回憶，不少人去北大荒等地支邊之前，都選擇到這消費。《血色浪漫》、《陽光燦爛的日子》等京味文化作品，都有莫斯科餐廳的出現。對莫斯科餐廳有着記憶的主體，是現在41歲以上的中年人。現在他們去莫斯科餐廳的目的，更多是懷舊，其次是爲慶祝。北京人更加關心的，並不是存在於現實中的具體的莫斯科餐廳，而是在記憶中的莫斯科餐廳。如今的北京年輕人不太會選擇莫斯科餐廳了。雖然它仍然莊重大氣，但已經完全跟不上時代潮流，不再是年輕人的符號了。 克倫斯基、老喬治·凱南的個人故事；旅俄華工、援華飛行員的集體印象；季諾維也夫信件、赫魯曉夫祕密報告等政治事件，這些就留給大家去閱讀吧！

國家形象是從歷史上與周邊國家關係而逐漸形成的，對於俄羅斯的國家形象大致可以分爲若干個階段，最早沙俄，從不接壤到接壤，與西方列強一塊來進行的，與其他列強賺錢不同，沙俄還是一個土地掠奪者，隨後進入了蘇聯時代，對於我看來說是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成爲了我們革命的榜樣，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如何能夠有足夠的理性和政治智慧來對於蘇聯來進行相處，蘇聯可以搞砸一切，如同當年在西班牙內戰的狀態，可能沒有搞砸的唯一過程就是二戰，實現了東西南三線的戰略擴張，並且形成了可以碾壓西方的帝國，自然對於我們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時間國家形象算是稍微有些崢嶸的，當然也是更加矛盾的存在，似乎在旅順被完全收回，珍寶島教訓了一頓之後，才逐漸進入了正常的交往狀態。俄羅斯作爲東羅馬衣鉢的繼承者，雙頭鷹國旗就是來源於東羅馬的戰旗，對於俄羅斯來說本來不是我們領居，但是伴隨着他們擴張過程使得我們成爲了鄰居。對於我們鄰居真是複雜的，曾經充滿了恩怨情仇，對於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曾經以當下的羅斯大公國爲中心向東和向南進行了非常可怕的擴展，向東佔領了我們庫頁島的大片領土，其實最爲重要的是使我們失去了向東向北進入太平洋的出海口，向南使得我們西北失去了很多土地，當然當下也變成與若干斯坦接壤，因爲向西也經歷了若干次嘗試，包括了與拿破崙，奧匈帝國以及兩次世界大戰都是這樣的參與者，最近的俄烏戰爭也算是在二戰向西擴張之後，蘇聯解體之後失去了西方的土地，再次進行向西擴張遇到了鋼板，未來也許是再次失去土地的節奏，這個也算是俄羅斯國家形象最爲本質的特徵，當然更多的還是討論俄羅斯在沙俄之後與我們走近與遠離之間關係形成的原因與過程。當然作爲東北人是非常不喜歡我們北方的鄰居，因爲曾經帶來了很多災難，當然對於我們來說作爲邊界存在，臨近着經濟發達日韓，但是曾經作爲最爲發達經濟地區，不斷進行全國的經濟輸出，但是在普遍快速發展，反而進入了困頓地區，其中非常重要原因就是俄羅斯的存在，刻意阻擋我們經濟發達，似乎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他們遠東地區的穩定，所以我們的視角來說，俄羅斯是一個可怕的存在。

值得一看，一個龐大的帝國，在倒塌之後所造成的塵土飛揚，欲蓋彌彰的信仰和說辭，呈現出一種錯亂的秩序。而所有的變遷又在沉澱成一種持中的意念，從而塑造一個時期一個帝國的形象。

史料豐富，尤其是介紹蘇聯航空志願隊以及蘇聯援助越南抗擊美軍的部分。毫無疑問，斯拉夫人歷史上最鼎盛的時代，一個是彼得大帝打贏大北方戰爭，一個亞歷山大一世策馬巴黎凱旋門時代，最後就是蘇聯時期。中國某些把俄羅斯當成敵人的人，可以來看看這本書，讓自己不那麼偏激和狹隘。

難得的非獨有洞見！ 並致 “useful idio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