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時代的名號變遷與政權轉型

這本書是在非升即走的專職博士後制度壓力下，獲得的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這也是被一些評論詬病之處，這樣的項目，三十多萬字，難免注水。但我很能理解。學術追求與現實生存，雖然有極大的衝突，但處理衝突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起初，我以爲“名號”只是講“年號”，其實涉及很廣，從“代”“魏”的國號，到“道武”諡號、與道教和讖語密切相關的太武“太平”名號，還有孝文帝對前帝的廟號改制，以及南北朝彼此口仗的“索虜”和“島夷”……內容豐富，讀得興致高昂。 說實話，太武帝時期，崔浩與寇謙之那部分，讀得草率。實在是我對道教知之甚少，不願深究。 讀不進的時候，也得放過自己吶。

以北魏時代的種種名號爲切入點，研究北魏不同時期政權合法性由來的宣傳，以及特定時代的治道和治術。研究的角度很有意思，惜乎論述的深度總感覺缺少“靈魂一擊”。換一種說法就是，前輩大師如陳寅恪、田餘慶、李憑、羅新者，把漂亮話都說完了😂😂

在有限的文獻材料中再接再厲再找創新點於六朝研究中頗為不易，作者似乎也是頗為費力，整體上還是博論的模式，綜述多於發明，於思想史方面較疏。

三星半，從北魏建國到魏齊禪代整個北魏時代的國號、年號、廟諡、德運改變等名號的研究中考據北魏王朝受北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宗教文化對其的政治文化發展。 不難讀，原以爲會與前一本《中古北族名號研究》會有串聯，閱讀中發現實際連接性很薄弱。 “代、魏”之稱，前者受於西晉體現正統來源，後者宣誓對魏土的正統地位。在考據什翼犍棄用代王稱號時期，推測什翼犍繼位應與石虎有關，石虎在位期間稱“天王”依附其的什翼犍只能使用“上洛公”的稱號。《魏書》對此多有避諱應該是與東晉“不與劉石通使”類似，畢竟後來自詡承西晉正朔。 拓跋珪好黃老，諡號“道武”應該和拓跋燾“太平真君”年號感覺應放一起理解。拓跋珪時期是因爲“戡亂之時，即需道家”類似漢初文景之治，此時期北族文化水平不高，採用歷史事蹟爲拓跋君主做現實參考。加上拓跋珪喜歡寒食散，大概也與道家養生，長生的理念有關。 拓跋燾時期崔浩與寇謙之時本書最難啃的章節。或許《金明館》一直在向我招手（背後還有鳶細的目光）。拓跋燾以武力統一北方，隨着關中河西、遼東甚至江南士人的投奔，代魏的基本盤被稀釋，漢人士族的權力擴大。隨着崔浩人亡政息，新的政治格局開始逐漸產生。（好一堆假大空話，以下爲閱讀中真實想法）作者從時間上推測晉宋之際道教徒在嵩山製造祥瑞，此時寇謙之正在嵩山隱居修道。雖然不知道他是否參與制造祥瑞，但是入魏後與毛修之關係密切。所以寇謙之將劉宋製造的祥瑞，“新出老君”降世，張良“天授應圖”說改造後帶入北魏。再加上這位跟劉裕北伐，給屈丐當俘虜，爲佛狸做過羹的毛修之，放現代妥妥一版《琅琊榜》（打住了） 第四章孝文帝的廟號改制，“土德”該“水德”和遷都“中京”洛陽。“七廟”我按漢代的廟號做法大致能理解，但“昭穆”誰昭祧誰穆祧我分不清弄不明白。始祖力微，高祖昭成都可以理解，元宏大概跟我一樣不理解平文帝憑什麼能上太祖（除了他有位樂浪王皇后外我想不起他任何功績），而爲了加強自己繼位合法性，給拓跋弘顯祖預留“高祖”給自己也算是蠍子粑粑獨一份了吧（弘曆可能也是這麼想的）。 改制“水德”是越過五胡，以北魏承西晉正朔。 依稀記得康樂《從西郊到南郊》中有段引文：元宏教育子弟說西晉敗亡於永嘉之亂。完全忘記自己也屬於五胡之列。手頭沒有書籍大致是這個意思。結合這本書所得，以及對陳寅恪的引用，“北朝漢人認廟不認神”，在孝文帝遷都之後，佔據天下之中，加之禮制建設，居中得正的思想印證爲現實。 第五章，“渤海”“高麗”高肇、文明馮太后，天柱爾朱榮，這一章閱讀起來相對輕鬆，看後記發現是作者入職川大，得到項目資助後補充加入的。寫作內容或許真的能體現出作者當時的狀態吧？高肇在史書中的形象，與渤海當地士族對其的態度承相反的樣子，閱讀中感覺很奇妙，史書一般會奉爲圭臬，但在墓誌銘等更多證據出土後，對官方蓋棺定論的人物出現不一樣的論調，確實有趣。加之恰好同章的爾朱榮，在此之前對其的認識更像是董仲穎，可在渤海小氏“鎮獄明王”的論調一出，剛順手搜索一下，鎮獄明王詞條第一位竟然顯示爾朱榮。賀六渾都想不到有今天。 第六章索虜與島夷，從“索頭”、“索虜”到“魏虜”，結合上一章北魏遷都洛陽，還禮舊都創造“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的文化局面，對偏安的齊梁君臣施加壓力，“索頭”對北魏名不副實。（胡亂結合一下現在，說支那也不會有人破防吧。）而“島夷”在魏書中僅出現十次，只用在桓玄、劉裕、蕭道成、蕭鸞和蕭衍身上。在實際中北朝幾乎沒有對南朝使用過“島夷”的稱呼。就《魏書》的寫作背景來說，當時正發生侯景之亂與魏齊禪代。北魏一直使用的“僭僞”在此背景下不再適用，魏收敏銳的利用南朝的衰敗來建立北齊的正統形象。在史書的記載中製造如此顯眼的名號卻不能真實反應南北關係。說魏書穢史一點都不差。 最後開始挑刺，神元帝力微廟號寫成了高祖，文成帝諡號寫成明元帝，張景仁寫作殷景仁，北齊年號天保寫作天寶，辨宗室錄寫成“實錄”。從廟號、諡號、人名乃至年號書名都有出錯。不知道是引用錯誤，出版錯誤還是電子版錯誤，給人感官惡劣，諷刺的點莫過於本書搞的是“名號研究”（蔥語） 半星給後記中“非升即走”的壓力和導師爲其申報的社科基金（強烈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