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伊闕佛龕碑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爲其死去的生母文德皇后長孫氏造像而立《伊闕佛龕碑》。岑文本撰文，褚遂良書丹。褚遂良的筆鋒裏藏着漢隸的血脈。橫畫起筆如老蠶食葉，緩而沉；收筆處波磔微挑，似風過竹梢，輕而逸。“之”“従”等字的捺腳，分明是漢隸“雁尾”的遺韻，卻在楷書框架下化爲含蓄的頓挫。這種筆法的“非古非今”，恰如王維詩中“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的詰問——既不耽溺於隸書的古拙，亦不臣服於唐楷的嚴整，而是在時空夾縫中開鑿出一條獨屬褚書的幽徑。 《伊闕佛龕碑》雖說是碑，實際上卻是摩崖刻石。龍門山崖凹凸不平，書寫的環境不會優遊自在。摩崖石刻不同於紙絹，斧鑿入石時迸裂的碎屑，風雨侵蝕後模糊的棱角，皆成爲作品不可分割的生命印記。褚遂良似乎早就預見了這種“未完成性”，故其用筆不求精緻完美，而在氣勢上極力鋪張，舒捲自如，開張跌宕，在金石碰撞的剎那，將書寫凝固爲永恆的進行時態。這種“剎那即永恆”的美學，在碑文與自然的交融中更顯深刻。 春日山嵐籠罩碑面，水汽浸潤的字跡如煙雲出岫； 冬日積雪覆於石棱，鋒芒藏匿的筆畫似老僧入定。 或許藝術的真諦不在對抗時間，而在與萬物共朽共榮。正如馬遠畫中的“一角殘山”，褚碑的斑駁漫漶，反而成就了比完整更豐盈的意境。 若以“初唐四家”的標尺衡量，《伊闕佛龕碑》確顯“稚拙”：無虞世南的溫潤，缺歐陽詢的險絕，更不及晚年褚書《雁塔聖教序》的飄逸。然此碑最動人處，恰在這份“未熟之拙”。橫畫平直如擔夫爭道，豎筆凝重似古寺鐘杵，全無技巧的炫示，卻在笨拙中透出孩童般的真率。這種“去巧存樸”的境界，令人想起八大山人筆下翻白眼的魚鳥——技法越是簡淡，越逼近生命的本真。 中國藝術史上，總有些作品如深山古寺的晨鐘，其價值不在聲響的大小，而在餘韻的長短。《伊闕佛龕碑》便是這樣一記鐘聲。它不似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以風流稱絕，不如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以悲愴動人，卻在最樸素的方圓之間，爲後世留下關於“法度與自由”的永恆命題。 《伊闕佛龕之碑》通高約 5.00米、寬1.90米。由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文，諫議大夫褚遂良書。字共三十二行，滿行五十一字。計一千六百餘字。碑文主要記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爲其母文德皇后長孫氏死後做功德而開鑿，太宗末年李泰與太子李承乾爭奪太子位，李泰借爲母親開窟造像做功德，實有獲得太宗好感，爲自已撈取政治資本的目的。 伊闕，即今河南洛陽南約2公里處的龍門。因爲在流經這裏的伊水東西兩岸，香山和龍門山如天然門闕般相互對峙；故自春秋戰國以來，這裏就被稱爲“伊闕”。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由於北魏朝野普遍信奉佛教，他們便在風光壯麗的伊闕龍門山上開鑿石窟，建造佛像。等到了隋唐時代，東都洛陽的皇宮大門正對伊闕，皇帝又多以真龍天子自居，伊闕就有了一個更響亮的名字——龍門，伊闕的石窟便被叫做“龍門石窟”。 與大家所熟悉的褚遂良跌宕起伏、遒媚飄逸一路書風不同，此碑書法清朗秀勁，以方筆爲主，結體有隸勢，與《孟法師碑》同屬褚遂良中年時期楷書代表作品。 歐陽修在《集古錄》中評價此碑“字畫尤奇偉”。清代劉熙載《藝概·書概》說：“兼有歐、虞之勝。”楊守敬則雲此碑書法“方整寬博”，並將之與褚遂良晚年書風相聯繫：“又知嬋娟婀娜，先要歷此境界。”

《伊闕佛龕之碑》亦稱“褚遂良碑”。篆額題《伊闕佛龕之碑》。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刻於河南省洛陽龍門石窟壁賓陽洞內。《伊闕佛龕之碑》是早期傳世褚書的代表作。爲目前國內所見褚遂良楷書之最大者，字體清秀端莊，寬博古質,是標準的初唐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