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權、紳權與相權（大學者談史系列）

這本書是吳晗不同時期的文章彙編集合，並沒有完整地，系統地並邏輯清晰地去論證皇權紳權和相權。但蜻蜓點水，也都面面談到。讀過之後還是受益良多，值得一讀。 1）都說清朝文字獄，明朝朱重八我較着也有過之無不及； 2）劉邦誅殺功臣，朱重八更甚； 3）明初的學校，還不如叫學監，比監獄尤甚； 4）朱重八的統治從各個方面禁錮了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把勞動人民禁錮在土地上，從思想到肉體，嚴重失去了自主意識； 5）獨裁是從朱重八把宰相干掉開始的？！（漢武帝呢） 6）紳權與皇權， 宋以前可以坐而論道，例如“可憐夜半虛前席，”雖然“不問蒼生問鬼神”。好歹方式還是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對方。宋以後，一坐羣站，三公羣卿立而論政；明清則跪着，妥妥地奴才相！說明紳權在於皇權的較量中逐漸敗下陣來。 高門大戶，世家門閥逐漸被科舉制度瓦解，寒門也能出貴胄。紳權從共存到共治，降而爲奴役。 紳權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從共存-》共治-》奴役。 7）士，以前的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只對主人（諸侯大夫負責）。後來諸侯大夫沒了，士改頭換面，直接對皇上負責，變成了士大夫，成爲專有名詞。早期士也不分文武，後來慢慢分開，尤其到宋朝之後更加鮮明對立。 8）東林黨爭：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和宦官集團之爭； 9）關於海瑞，海青天，海罡風，海筆架等，足見此人剛正不阿！ …… 這本書絕對是對了解明朝歷史的一個重要並且翔實有力的補充！ 最後一篇，關於《海瑞罷官》的檢討，讀來讓人唏噓。又去查了下關於吳晗的簡介，咳，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是不是跟錢謙益好有一比呢？！這個也不敢妄論！ p.s.士大夫是綜合名詞，包括官僚、紳士兩專名。官僚、紳士必然是士大夫，士大夫可以指官僚說，也可以指紳士說。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時候的稱呼，而紳士則是官僚離職、退休、居鄉（當然居城也可以），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稱呼。

原本一直疑惑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爲什麼會成爲文革爆發的一個引子。通篇看完他59年左右對海瑞的歌頌、對罷官勇氣和執着的讚美、其自身對《海瑞罷官》的檢討書，可以感受到主席在同期廬山會議期間，從老彭那封信開始糾左變成反右，在陳正人程子華賀老總的指責中，會議開始公開批判老彭，最後在老彭咆哮的喊出“撤我職罷我官，我也沒錯”時，吳晗的命運也在那段歷史洪流中被註定了

4.5星推薦。政權能否建立成功就看執政者能否提出切中百姓的心聲。朱元璋的民族解放主題提出漢族應由漢人治理，掀起並釋放百多年被蒙古人壓迫和剝削的人民的民族復仇情緒，政權隨即一舉成功。 但是，民族解放主體只是表象和口號，農民和地主階級的鬥爭纔是戰爭的根本原因。原先統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朱元璋革命集團所代表的是農民的利益。 朱元璋建立大明後，這兩方的鬥爭卻仍然嚴峻存在。更諷刺的是，跟隨朱元璋起事的下層人士，從平民變成新貴族，從農民變成大地主，代替了原先蒙古貴族地主的地位。而懂得站隊的舊地主也加入朱元璋集團，搖身一變替新政府管理農民的中基層幹部，如糧長、里長、甲長，或直接參加政府，鞏固了自己的地主地位。與此同時，新朝由科舉出身的新官僚地主、科舉人才儲備庫、皇親國戚，構成了新的地主集團，所謂新仕宦階級。總之，農民所受的剝削越來越重，對立衝突越來越頻繁，直到最後顛覆明帝國。 朱元璋爲什麼採取全國高壓政策？有個例子能很好說明他的心態。寧波以前叫明州，改名的是因爲太祖禁止大明教，而這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害怕大明教再次重複元末 20 多年的計謀，即蠱惑人心，激發造反和社會動盪。雖然朱元璋本人也趁元末大亂建立大明，但他深知妖言惑衆的危害性，所以一建國就禁止大明教、蓮花教、彌勒教。明州也爲了避免忌諱而改名寧波。 民間特務網絡是他高壓政策的另一個體現。在他的法令裏，有裏甲鄰里的連坐法，有旅館檢查規程。不但圈禁人民在百里內，而且用法律、用手令，強迫每一個人都成爲政府的代表，執行調查、監視、告密、訪問、逮捕的使命。直到今天，那些喜愛窺探別人隱私、八卦別家生活的鄰居街坊，讓人懷疑是不是朱元璋時期的鄰里監控特色封存在中國人 DNA 裏了。 國子監則是朱元璋用來培養官僚的機構，對所學內容極其嚴格限制，孟子的著作被大量刪減（以防犯上）；對學生極其嚴厲，皇帝授權監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從和敢於抗議的監生，最嚴重的甚至被髮配邊疆充軍。學生是沒有自由的，沒有言論自由--絕對禁止對人對事的批評，也沒有人身自由--凡遇出入，務要有出恭入敬牌。造成絕對服從的、無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明太祖爲什麼單單剝奪了生員言論自由、討論政治的權利呢？因爲他害怕羣衆，害怕組織，尤其害怕有羣衆基礎有組織能力的知識分子。他認清這個力量，會得危害他的統治，因之，非加以高壓，嚴厲禁止，不許有聲音不可。 國子監如此嚴酷，爲什麼還有人前仆後繼地搶着進去？因爲明代科舉是庶民進入官宦仕途的重要路徑，而參加科舉的條件就是必須是國子監監生或州府縣學的生員。一旦成爲宦仕階級，就能享有多種特權。其中最重要的特權是免役。明代裏役之制，以十家爲甲，百家爲裏，每年按甲輪值爲官府服役。里長、甲長在原則上以殷戶（地主）充當。裏役最爲庶民所苦，獨仕宦階級可置身事外。其他特權還包括可畜養奴隸等。 但是宦途並不意味着榮華富貴，即使在國子監和科舉李熬出頭，轉頭踏入的可能是另一種墮落地獄。根據明代當時的人生哲學，讀書就是爲了當官，但是登科後應酬、僕馬、衣食都要花很多錢，不得不舉債，同時官俸薄寒，所以很多人就走入貪污的歧途。貪污在明代嘉靖、隆慶以後越來越嚴重。 由此衍生出了導致明代亡國的吏治。即，富人地主廢弁棄官大家湊錢投資使某一人入閣執政，事成後以中外要官爲酬佣分紅之報償，再從所任官上科斂蒐括，收回資本和利息。 鄉紳（鄉官和紳衿）階級則在鄉里無惡不作。十大罪：破壞律法公平（包攬詞訟，囑託官府），在徭役上故意剝削小民（隱庇徭役，靠損小民），豪奪田宅，擅役鄉民用於廣興造作，放高利貸（營放收息，重利盤剝，小民無力償納而破產，或以田產典質，無力取贖，產去而稅存等），擅抽私稅，經商以與民爭利（比如鹽商），擅佔自然資源（佔奪水利），淫虐殺人。家族和裙帶關係讓惡霸無惡不作，這些惡行也爲後日農民起義埋下伏筆。 爲了解決吏治，朱元璋也做了一些措施，他簡化了法律，以杜絕吏治在法令上舞弊弄權。儘管沒法徹底解決所有吏治問題，但至少從法律層面能減少發生率。因元代法令極繁冗，查詢不便，於是吏從中舞弊，糊弄不懂的掌印正官，從中謀取私利，造成大量冤假錯案，極大傷害民生。朱元璋於是指令臺省官立法要簡要嚴，選用深通法律的學者編定律令，經過縝密的商訂和幾百次刪減，花了三十年功夫，編成對我國法律歷史有重要意義的《大明律》。 不過，編撰法律並不妨礙朱元璋殺人如麻，非常善於羅織罪名。從胡惟庸到藍玉，本質上就是同一件事，只是將罪名發展得越來越大，直到登峯造極的叛國罪名。這也是他耍弄皇權的一大特色。官員們每天上朝如上刑，一不小心就有喪命危險，而且死前還要受酷刑折磨（凌遲、割器官、抽掉膝蓋等等）。但是辭官也不行，會讓皇帝覺得貪生怕死，反而招致喪命。皇帝如此嚴酷，已經有無數前車之鑑，還是有前仆後繼的官僚冒着巨大風險貪污，殺都殺不完。可能是因爲當上士大夫（包括官僚、紳士）以後，榮華富貴實在太多了。就以紳士爲例，紳士的地位遠高於地方官，地方官根本不敢怠慢，還得巴結。而且官官相護，裙帶關係可以保證幾代人的紳士地位。不過需要記得的是，總體而言，隨着皇權的穩固和極權化，紳權逐漸墮落。作者分析得很透徹：朱元璋爲了把控絕對權力而使皇權和相權互相對立。作爲皇帝的朱元璋的利害和宰相大臣們互斥，一方盛則另一方衰。取消中書省，提高六部直接爲自己所管，發展特務機構直接聽從自己指令，目的都是直指瓦解原本抑制皇帝極權專制的機制，讓自己綜攬大權。雖然前朝不少帝王清掃朝野政敵，但是沒有一個像他這樣把開國功臣、謀臣策士、豪紳地主等各個階層都清除得一乾二淨。 廟堂之外，士大夫階級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築在金錢上。活脫脫的消費主義盛行：納姬妾，營居室，築園亭，侈飲食，備僕役等。官宦經構園林的風氣，也是從明朝嘉隆以後開始的。收藏古物的風氣也從這時興起，但是就金石學而言，只做到了收集和保存，並沒有成爲轉學。文學也陷入淺薄造作、不讀唐以前和唐以後的文學著作的怪圈，成爲“亡國文學”。文學甚至分爲東林黨人和非東林黨人，他們對於奪權的興趣大於對文學本身的耕耘，只圖顧全鄉誼年誼，置國家利害於不顧。明代該階層的大多數愛好都只停留在愛好，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在學術史上虛過三百年。作爲國家支柱的階層，他們的狹隘與對立甚至破壞了政權的穩定性。

本來是通過費孝通的著作收集了一部分皇權與紳權所瞭解的，覺得費教授寫的不錯。把該書完整的看了一下後，覺得還是看精華比較有價值。 不過這本書還是偏考究的，對於明朝有比較清晰的各個視角的描述。對於瞭解明朝，或者瞭解封建主義統治方式是有畫像的。 最後吳晗的那篇求生欲滿滿的自我批評真的很有意思，留下來，讓後人看看那個時代的鬥爭還是很有意義和警醒的。

這本書的重複內容太多了。但看到吳晗最後爲《海瑞罷官》寫的長長檢討，忍不住感嘆這部劇也隨着某個事件留名歷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