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的終結：晚現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最近關注社會分層，這本書是我接觸的第一本對於當代西方世界社會分層的描述，第一感覺是：並沒有隔膜感，尤其是其中對於新中產階級的描述。新中產階級，在作者看來是這樣的一個羣體，受過良好的教育，由於高學歷，高知識，高技能而在就業市場上能夠佔據高位，從而獲得較高收益。由於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文化資本，導致了自我實現的根本目標。但是並不排斥對於社會地位的攀爬。他們的終極目的是，過一種世界主義的、自我實現的並且希望他人認可讚美的生活，這基本上就是當今中國社會很多年輕人的需求或者幻想——一種並未成爲中產階級卻已然染上的中產階級的幻想。這樣的幻想斷然不可能實現，新中產階級面臨着六大阻礙他們實現幻想的危機，簡單而言，就是無時不刻的攀比給人帶來的壓力、由於完美主義而對細小瑕疵不可容忍的狹隘與挑剔、浪漫主義和社會地位的追求的“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對於疾病與意外的無能爲力。尤其是最後一個，這是完全不可能解決的。這就是所謂的幻想的終結。作者向個體的新中產階級幻想所開出的藥方，在我看來就只有兩個：接受與規避，除此以外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 對於我而言，我目前正處於向文化意義上的新中產階級轉型的階段，卻並不激進。本人依舊認同一些老中產階級的價值，卻也不絕對。我不排斥卻不太繼承作爲父輩的老中產階級的一些價值形態，也認可卻不實踐作爲未來年輕一代的文化新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我應該是社會中一個有待分化的幹細胞。

儘管作者的視角停留在傳統的西方國家，但是中國幾乎涵蓋了作者所提及的不同階層人羣的縮影，精英中產，無價值感的社會底層，不被重視的體力勞動者，甚至從文化和經濟層面也能找到共鳴。 作者最厲害的是對晚現代的自由主義民主都做出了反思，還提出瞭解決之道，實在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學者。

最後一章沒太看 在欣賞認同與厭倦無語之間，還是有點覺得是德國社會學當代的一個很奇怪的特點，講宏大理論，但有時覺得實證不足，就不能完全說服我

內容瑣碎還有點繞，自由派還是這麼喜歡把理論嚼成甘蔗渣。

工業化現代、後工業化晚現代與未來自歐洲大陸發生啓蒙運動、科技革命……人類彷彿尋得了“進化”的鎖鑰。在這顆蔚藍的星球上，汽笛的轟鳴中、齒輪的轉動裏，鐵軌在蜿蜒，高樓被建起。物質極大豐富，社會迅猛發展。一切都離不開工業與現代化的力量。 第二次石油危機以來，不滿足於現狀的人們轉而追求更多的獨異性，強調與衆不同的價值，從商品到個人再到集體。新自由主義與左翼自由主義合力掀起了後工業化晚現代的開放自由主義浪潮。 《幻想的終結：晚現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就描繪了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圖景。當工業化現代遭遇困難時，後工業化晚現代被孕育並發展成熟。如今，後工業化晚現代在西方遭遇了極端的撕裂，誰又能取而代之? 01|從“工業化現代”到“後工業化晚現代”提起“工業化現代”，腦海裏浮現出的是卓別林《摩登時代》的圖景，機械化的工廠，繁忙的流水線以及身強力壯、整齊劃一的現代工人。人們口口相傳的“美國夢”大概也誕生於這個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凱恩斯主義的調控下，經濟蓬勃發展，社會蒸蒸日上，巨大的社會紅利使工業化現代塑造了一個龐大而扁平的中產階級。擁有高中學歷，喫苦耐勞，勤勞肯幹，就可以“與你的富裕鄰居保持同樣的生活”。人們堅信“勞動創造價值”也高度認可“勞動的價值”。因此，一種“集體普適性”和“一致性”是大衆所追求的，特立獨行是不被接受的。而工業化現代也替所有人制定了這麼一種可以複製的標準和規範。 但社會的進程總是時快時慢，呈螺旋上升着。隨着1968年學生運動，1973年石油危機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1976年首臺個人電腦問世，工業化現代的制度模式似乎也遇到了瓶頸。經濟結構的轉型、技術革命、社會文化的進程，推動了其向“後工化業晚現代”的轉型。 經濟方面：需求不斷被滿足，價廉物美的商品卻還在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技術的發展使機器可以替代部分人工作業，向落後國家的產業轉移更可以節省用工成本。“飽和危機”和“生產危機”就這麼應運而生了。隨着產業勞動漸失重要性，發達國家也以“後工業經濟的轉型”來作爲回應，再度迎來GDP的騰飛。 文化方面：統一的標準和規範被拋棄了，兼收幷蓄的文化思想成爲了社會的主流。巴洛克時期的音樂、尼亞加拉瀑布的落日、埃及的金字塔、中國的書法都能爲大衆所接受和欣賞，並構成獨特的文化符號。在價值追求上，人們成功實現了“浪漫主義”與“自我實現”的結合。 政治方面：全球化大行其道。里根與撒切爾先後響應了減少國家干預的號召，將“社團-法團主義範式”調整成“新自由主義範式”。強調樹立邊界以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並與民族國家緊密結合的均等性政策被跨越邊界、消除邊界的差異化政策所取代，國家被認爲只應保留工具性職能。 “後工業化晚現代”與應運而生的全球化開啓了新一輪造富運動，卻逐漸顯露出固有的弊病。 02|“晚現代”之殤時至今日，“後工業化晚現代”在創造自由與美好的同時，也表現出一種撕裂而“極化”的“獨異性社會”。 社會經濟方面：需求的不足令資本不安，他們想要日夜不停地攫取更多財富。於是，更多的需求被“創造”了。資本的喉舌倡導消費經濟。只具功能性、價廉物美的商品們被邊緣化，認知價值被灌輸給了普羅大衆。以發動機的零件爲例：鋼鐵材料並不值錢，發動機的高價是生產者賦予了其“知識”的溢價。當產品除了知識溢價，還被賦予“文化”的定義時，比如限量款跑鞋和被認證爲歷史風貌建築的別墅，其價值更將翻番。經濟領域發生變化的實質是“認知-文化資本主義的盛行”。這導致了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與人的物化。 社會結構方面：隨着第二產業轉移到低成本的欠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人投身於第三產業。具有扁平而龐大中產階級的西方社會被重構成了一種三階段社會。根據運用知識水平的高低，第三產業分化成上下兩極：正在崛起的高素質新中產階級和正在衰落的底層階級或不穩定無產階級。他們之間是停滯不前的老中產階級或傳統中產階級。當然，在三者之上還有人數佔比極小卻擁有巨量財富且“贏者通喫”的頂層階級。貧富差距導致了物質上的不平等，還同時引發着文化與價值觀上的撕裂。 文化價值方面：“超文化”倡導着多樣性與世界主義，給個體提供了更多選擇。但其缺少共同規範，也無力提供“值得（集體）追求”的東西。“超文化”交由市場機制決定一切的觀念，與由原教旨主義流派、文化民族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等構成的“文化本質主義”產生了激烈的衝突。兩者的矛盾難以調和。同時，強調自我實現的“新自由主義”還是負面情感的發生器，令晚現代的人們時常陷入虛無主義和負面情緒。 教育生活方面：教育普及提高了人均受教育水平，卻導致大學學歷變得平常，學歷貶值現象持續發生。其市場化過程也構成了對國有教育體系的挑戰。人們在生活中更注重積累獨異性資本。新中產（尤其女性）得益於教育普及，但老中產和不穩定無產的學歷不斷貶值，社會認可程度不斷下降。 政治領域方面：“後工業晚現代”在政治領域表現爲新自由主義與激進民粹主義的嚴重對立。激烈的政治對抗在發達國家頻頻發生。傳統的建制派不斷受到新興黨派的挑戰，而傳統的左右二分法也已不足以幫助我們理解當前的黨派紛爭。 數字世界中：明星、頭部大V與擁有穩定社交關係者的播客、圖文消息和短視頻，都能獲得衆多的關注和點贊。這與無人問津者和沒有良好關係網的“隱形人”形成了鮮明反差。 空間結構上：城市與農村，甚至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都構成了嚴重的競爭與對立。城市的經營者們傾盡洪荒之力，想方設法提升城市的吸引力，網羅人才和勞動力。而更多的勞動力又反哺給城市以更多的稅收，將其建設得更具吸引力。 在嚴重的極化撕裂中，老中產們懷念着註定回不去的“福特社會”或“豐裕社會”；底層無產更是頻頻發起各種運動，他們只以活下去爲第一目標。這一切都促使人們不斷思考，“晚現代”究竟怎麼了，未來又在何方？ 03|路在何方？首先，我們有必要對政治範式的問題作一些簡單的說明： 自1945年以來的政治範式發展中，每一步都至少存在三大類問題：社會經濟問題、社會文化問題和民主實踐問題。 社會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危機（歷經經濟週期性波動一直持續）、長期的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長期高失業率、明顯的社會不公、高額國家債務，以及創新動力不足。社會文化問題包括文化上的分裂、社會疏離、合法性問題以及嚴重缺少主動性。民主實踐問題涉及政治體制本身的合法性和功能性問題，涉及自由民主體制的參與問題，以及政治秩序的效率。 政治範式的偏左和偏右，取決於施政行爲的關注點——是否更注重公平，又是否更注重“傳統生活方式”。與其單純地將政治範式分爲左和右，以“調控範式”和“調動範式”作區分可能更能幫我們看清現在，窺視未來： 在調控範式中，社會經濟問題、社會文化問題（以及民主實踐問題）都被理解爲缺少社會秩序、缺少社會調控的結果。因此這種範式注重建構秩序的話語和施政技術，希望實現均衡。 在調動範式下，社會經濟問題和社會文化問題（以及民主實踐問題）則被看作過度集中調控、缺少活力的結果。於是這種範式就致力於開放，爲了個人、羣體和市場的自由，放鬆對各種秩序的管控，去除各種規整的架構，強調差異化和多樣性。它要在社會上製造流動性，放開各種可能性。這也就需要放開各種邊界。 二戰後的西方國家執行的是調控範式，在里根和撒切爾時代又轉換爲調動範式。一類政治範式被採用時，總能解決前序範式引發的痼疾並保持社會的穩定，直到其引起的難以在自身框架內化解的新問題變得越來越多。 安德雷亞斯·萊克維茨認爲，一種“內嵌式自由主義”有可能成爲當前範式的替代者。在這種範式中，民族國家仍然是核心政治單元，它們管理教育和公共事務。個體在享受權利的同時也應積極承擔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 更積極的新範式需明確強調全民共享的社會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強調普遍主義的文化；偏保守的話則將可以更注重本國本民族，但應對社會不公現象有更強的容忍度。 萊克維茨對後現代商品三分類（功能性，認知性，文化性）的分析相當精彩，詮釋了當前文化創新的風險與“贏家通喫”的暴利。面對晚現代個體情感文化悖論時，我們也許可以更注重自省，讓自己適應矛盾衝突的現實，去接受並容忍事物的兩面性；也可以選擇不耽於自己的情緒，無論積極或是消極，承認它們的存在，但不去依賴和放任它們。 其對政治範式的解讀也足以令政治學小白耳目一新。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制度彷彿在不停地循環。我現在更多地拋棄宿命論而信奉不可知論也大抵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