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與蘇丹：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與伊斯蘭世界

雖說伊麗莎白一世的策略並不高明，不過是用遠交近攻來突破天主教國王的包圍，但擋不住這一招切實有效啊。 以宗教問題展開，擴展到政治、商業甚至文化藝術，所謂“窺一豹而知全身”，作者將國家、社會層面的蛛絲馬跡串聯在一起，爲讀者勾勒出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初期歐亞大陸的真實風貌。 或許，搭配《無敵艦隊》閱讀，會更有思路～ P.S. 本書中商人薩姆森·羅利的經歷——被俘虜、閹割、改信伊斯蘭教、以哈桑阿迦這個名字作爲阿爾及爾的首席宦官和司庫度過了餘生，讓我想到了小時候看的一部連續劇，似乎叫《後宮》。揭開東方異域的神祕面紗，人與人的慾望是如此的相似。

在都鐸王朝的玫瑰紋章與奧斯曼帝國的新月旗幟之間，十六世紀的地中海見證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外交奇觀。伊麗莎白一世，這位以童貞女王形象載入史冊的英國君主，竟向君士坦丁堡的穆拉德三世蘇丹送去鑲嵌128克拉鑽石的自動管風琴。這件耗費當時英國王室半年收入的奢華禮物，揭開了近代早期歐洲最令人震驚的地緣政治聯姻——新教英國與伊斯蘭奧斯曼結盟對抗天主教的史詩篇章。這種看似離經叛道的戰略選擇，實則是伊麗莎白時代英國突破歐洲圍堵的生死突圍。 一、打破神聖同盟的囚徒困境 在宗教改革撕裂歐洲的背景下，伊麗莎白繼承的王座危機四伏。西班牙無敵艦隊虎視眈眈，教皇革除教籍令使英國淪爲"異端孤島"，法國深陷宗教戰爭自顧不暇。傳統現實主義史觀將英國-奧斯曼同盟簡單歸結爲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現實需要，卻忽視了這種選擇背後深刻的結構性變革。當歐洲天主教勢力構建起針對新教英國的神聖包圍網時，倫敦塔裏的外交智囊們意識到：打破基督教世界的身份政治枷鎖，纔是破解地緣困局的關鍵。 這種突破性思維的產物，是1581年英奧簽訂的破冰條約。條約不僅保證英國商船在地中海的通行權，更史無前例地規定：奧斯曼臣民在英國享有完全司法豁免權。這種超前的治外法權條款，比《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現代外交準則早了半個多世紀。英格蘭玫瑰與奧斯曼新月的這次歷史性握手，本質上是將國際關係從宗教共同體想象中解放出來的早期實踐。 二、絲綢外交背後的認知革命 伊麗莎白致蘇丹的國書堪稱跨文明對話的典範。信中既引用《古蘭經》"信道的人，不可舍同教而以外教爲盟友"的訓誡，又巧妙將新教徒與穆斯林共同反對"偶像崇拜"的神學立場相勾連。這種基於宗教話語的策略性共鳴，在1570年教皇宣佈伊麗莎白爲異端後顯得尤爲關鍵。英國使節在君士坦丁堡宮廷的見聞錄顯示，奧斯曼官僚體系對歐洲宗教紛爭有着驚人認知，維齊爾們甚至能準確區分路德宗與加爾文派的教義差異。 文化符號的交換成爲同盟建構的重要媒介。奧斯曼贈送的鑲金馬鞍被改造爲聖喬治勳章騎士的禮儀裝備，英國輸出的錫製品則被熔鑄成蘇丹親兵的盔甲紋飾。這種物質文化的互文關係，在倫敦商人從阿勒頗運回的絲綢貿易中達到頂峯。東方綢緞不僅改變了英國貴族的服飾審美，其流通產生的鉅額關稅更成爲皇家海軍建設的財政支柱。物質交往與觀念嬗變形成共振，重塑了英國精英階層對伊斯蘭文明的認知圖式。 三、地中海上流動的現代性 英奧同盟催生的不僅是政治軍事合作，更開啓了早期全球化的新模態。1583年威廉·哈本爵士出使君士坦丁堡，其使團成員包括數學家、造船師和火炮專家，這種技術使團的構成預示着知識交換的新範式。英國從奧斯曼獲得的不僅是硝石補給，更重要的是槳帆船製造技術與地中海海戰經驗，這些軍事知識後來在對抗西班牙大帆船時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種跨文明互動對英國國家構建的影響遠超預期。東地中海貿易催生的商業公司法人在組織形態上，爲後來的東印度公司提供了原型。倫敦金融城崛起的黎凡特商人集團，其跨國網絡成爲英國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渠道。當笛福在《魯濱遜漂流記》中描寫主角在地中海的冒險時，那段被俘爲奴的經歷正是這種英奧關係的文學投射。 站在全球史的維度回望，伊麗莎白時代的外交突圍絕非權宜之計。當威尼斯大使驚訝於英國紳士佩戴土耳其彎刀成爲時尚，當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充滿東方智慧的摩洛哥親王形象，這些文化表象之下湧動着早期現代國家突破文明界限的深層脈動。英國與奧斯曼的這段特殊交往，不僅改寫了地中海的力量平衡，更在文明對話的史冊上刻下了超越時代的啓示：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尚未誕生之際，海權國家已然在實踐着某種超越宗教與文明藩籬的現實政治智慧。這種智慧，對於今天面對文明衝突論的國際社會，仍不失爲一面珍貴的歷史明鏡。

換個角度看英國和伊斯蘭國家，帝國和宗教主義的碰撞

伊麗莎白黃金時代繁盛的背後，是基督教與伊斯蘭世界的隱祕交流女王與蘇丹的結盟，始於形勢，忠於利益。自始至終，女王與蘇丹的心裏都明白，“所有掩埋在充滿敬意的修辭下的都是精明的現實政治，一步不慎就可能把盟友變成敵人”。 伊麗莎白一世在歷史上一直享有盛譽。她既是莎士比亞時代的榮光女王，也是大航海的贊助人，和英國新教教會的保護者。 和所有的王儲一樣，伊麗莎白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便終生爲生存而掙扎。這位“嫁給英格蘭”的女人，在收拾完父親亨利八世和姐姐血腥瑪麗的“政治爛攤子”後，又因無敵艦隊一戰成名。從單純的童貞女王，晉升爲英格蘭的國家象徵，並一次次地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畫作裏。然後，流芳百世。 在伊麗莎白的統治下，英國進入了輝煌的“黃金年代”。不僅在國力上躋身歐洲大國之列，同時也開創了英國文學的盛世繁華。 爲避免政治聯姻，導致政權旁落，伊麗莎白對外宣稱終身不嫁。統治初期，她與奧斯曼帝國結成英-奧聯盟。打破了天主教鄰國和教皇的壓迫，也爲英國的商業困境打開突破口。 而英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這段隱祕交往，被倫敦大學教授布羅頓寫進了《女王與蘇丹》一書中。布羅頓用嫺熟的敘事技巧，講述了英國與伊斯蘭世界豐富、複雜和矛盾的關係。在詳實的史料與莎士比亞的戲劇文本虛實的對照下，爲我們展示了在十字軍東征和大英帝國崛起的500年間，穆斯林對英國經濟、文化以及文學上的影響。 布羅頓擅長在繁冗的史料中尋找獨特的視角，讓沉悶的歷史變得有滋有味。在《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中，他通過觀察地圖板塊的變更，再現了特定區域的歷史和文化。而在《女王與蘇丹》裏，他則從基督與伊斯蘭世界兩個視角交織敘述，重現了伊麗莎白統治下的黃金時代。 今天，我將從伊麗莎白女王的視角出發，與大家一起追溯布羅頓心中那個輝煌的黃金時代。共同在這段基督教與伊斯蘭世界的隱祕交流史中，發掘英-奧聯盟的動機，以及對當時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 01、女王的選擇：西方天主教鄰國 VS 東方伊斯蘭教大腿儘管身爲“天選之女”，但伊麗莎白的權力之路卻充滿險阻。她一生都受制於她的天主教徒的敵人。繼位前，紅衣教主稱她是“亂倫生下的雜種，誕生於一個聲名狼藉的娼妓的罪惡之中”。姐姐血腥瑪麗爲保王位將她囚禁於倫敦塔。姐夫西班牙國王腓力派遣強大的無敵艦隊來收拾她所在的新教國家。權臣則忙於逼迫她與天主教徒結婚生子，讓繼承人引導英國迴歸天主教的信仰。 除了艱難的政治環境，伊麗莎白還要面對30萬英鎊的國債和國內宗教路線分裂的隱患。焦慮的她迫切需要一個強大的政治同盟，助她擺脫迫在眉睫的政治宗教危機。於是，同樣不被認可的穆斯林進入了伊麗莎白的視野。 巧合的是，當時的英國人、穆斯林和猶太人在宗教地位上有着驚人的相似性。基督教世界認爲他們都是異端，是叛徒，因爲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否認基督是上帝的兒子。而在商業層面上，猶太人早已爲英國商人與伊斯林的貿易往來穿針引線。 敏銳的伊麗莎白迅速捕捉到了與伊斯蘭世界的共同利益點與平衡點。於是，女王大膽地向奧斯曼帝國提出了建立商業關係的請求，並以臣服的姿態向蘇丹穆拉德尋求政治庇護。自此，女王與蘇丹開始了超過20年的通信，其中一封來自奧斯曼宮廷的回信寫道： “從亞當的所有兒子到今天的蘇丹的兒子，他是神的影子，信仰和國家的守護者穆拉德可汗，女性基督徒的擁護者…她追隨彌賽亞，承載着華麗而威嚴的標誌，拖着榮耀和權力的裙子，君主無不服從，貞潔與節制的搖籃，英格蘭王國的統治者，遵守瑪利亞之道的加冕的女主人一願她能安享晚年，願她得償所願！” 這封信清楚地表明瞭奧斯曼帝國對世界政治霸權的野心。它讚美了上帝和“主穆罕默德的純淨靈魂”，列舉了穆拉德的諸多頭銜，並以高高在上的姿態稱讚女王對穆拉德的服從。 但無論如何，英奧同盟還是正式成立了。伊麗莎白受到了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和宗教保護，英格蘭開始被當作奧斯曼帝國的附庸國，準備進行從布料到信仰的任何交易。 02、女王的野心：黃金時代的背後，是基督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隱祕交流事實上，早在與奧斯曼帝國結盟之前，伊麗莎白就在1559年起草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英國國際孤立。措施包括限制進口、鼓勵出口、通過“新航道”向“那些到達幾內亞、巴巴里和莫斯科”派遣一支龐大的海軍部隊。 接下來的10年裏，英國每年進口250噸摩洛哥糖，價值1.8萬英鎊，進口總值超過2.8萬英鎊，高於葡萄牙貿易總額的25%以上。 除了摩洛哥的糖，還有各種東方進口商品。比如昂貴奢華的伊斯蘭織物（毛毯、地毯、刺繡），風格獨特的伊茲尼克陶器。還有宮廷人士最愛的珍珠、寶石飾品，和絲綢、織錦等錦緞物料。 除了用的和穿的，進口的食品也不少。比如甜葡萄酒，還有茴香、肉豆蔻、肉豆蔻幹皮、薑黃和渾子果實等各種各樣的調味品。 這些商品被記錄在伊麗莎白時期的畫作與劇作中。比如在《馴悍記》和《錯誤的喜劇》中，莎士比亞就多次提及了“珍珠鑲嵌的土耳其軟墊”和“土耳其掛毯”。 與日俱增的經濟利潤讓更多的英國人投身於穆斯林和猶太人的生意合作中。爲了保持貿易上的有利可圖，伊麗莎白甚至刻意迴避天主教與穆斯林教的正面衝突。 另一方面，爲了獲取更大的利潤，女王還委託德雷克開展海上航線的探索。德雷克不僅爲伊麗莎白帶回精彩的遠航故事，還有一堆價值豐厚的劫掠品。他的海盜行徑完美契合女王迂迴的外交政策。不僅在資金上削弱了腓力對荷蘭軍隊的掌控力，同時也讓女王獲取了豐厚的財富。 英-奧聯盟的建立不僅讓伊麗莎白在世界政治與宗教格局中不再孤立，還爲英國帶來了文化與經濟共榮的黃金時代。 大量以伊斯蘭世界爲背景的故事出現在作家們的筆下。比如，莎士比亞在13部戲劇中都提到了土耳其人。從《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查理二世》，再到《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莎士比亞都在作品中描寫了基督徒與穆斯林教徒在中歐的政治矛盾和宗教衝突。 總而言之，整個16世紀90年代，莎士比亞和他同時代的人都關注着伊斯蘭世界，並用自己的方式來記錄英·奧聯盟的隱祕交流史。 這些作品大量提及了“東方”和伊斯蘭世界的內容。比如當時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區，帝國的規模和經濟往來，反映了不同階段英奧雙方緊張而又微妙的聯盟關係。 03、女王與蘇丹：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如今，當我們提起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時，第一時間想起的都是它們之間不可調和的文化衝突。 然而在16世紀的伊麗莎白統治時期，伊斯蘭帝國卻憑藉着壓倒性的軍事、政治和商業實力，完成了對英國的基督教世界的經濟與文化的滲透。 縱觀這段英-奧聯盟的祕密交流史，我們不難發現，在所有的政治博弈中，純宗教的考量總是放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之後的。 女王與蘇丹的結盟，始於形勢，忠於利益。自始至終，女王與蘇丹的心裏都明白，“所有掩埋在充滿敬意的修辭下的都是精明的現實政治，一步不慎就可能把盟友變成敵人”。 伊麗莎白之所以甘願對奧斯曼帝國的俯首稱臣，不過是爲了與與奧斯曼和摩洛哥同英格蘭結成反西班牙聯盟。而年輕的蘇丹也不過是癡迷宏觀的世界版圖，才接受與女王的軍事聯盟罷了。 儘管新教和伊斯蘭教都在結盟中找到了彼此的利益，但彼此的結盟關係依舊十分微妙和脆弱。 正如布羅頓在《女王與蘇丹》中所指出的，“結盟後的英國一邊希望對方能給自己方提供及時足夠的支持，一邊又恐懼對方袖手旁觀或背信棄義地投向敵方。爲了達到政治和貿易目的，他們可以與猶太人、土耳其人和摩爾人結成聯盟，以換取必要的回報。一旦利益受損，他們便開始製造衝突，將心中的貪婪暴露無遺。” 但無論如何，通過英-奧結盟，伊麗莎白真正爲新教英格蘭打開了困境，使新教英格蘭在天主教的控制下堅定地站在歐洲。但隨着伊麗莎白、摩洛哥國王曼蘇爾和奧斯曼·穆罕默德三世的去世，英-奧聯盟從此解除，世界的政治格局再次刷新。 而這段基督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隱祕交流史，無非只是再次提醒我們：絕對的神學信仰在國家的戰略考慮、政治壓力和對財富的追求下是難以存在的。所有友好、緊張或激烈的聯盟，也不過是雙方利益變更後的妥協而已。世上從來便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有的只是永恆的利益。 參考資料： 布羅頓，《女王與蘇丹》 BBC紀錄片《伊麗莎白一世》（2000） BBC紀錄片《伊麗莎白與她的敵人們

1632年，倫敦布商托馬斯·亞當斯在劍橋大學捐贈了英國第一個阿拉伯語教授的職位，目的是“在我們與東方國家的貿易中爲國王和國家提供良好服務，在天賜的好時機裏擴大教會的邊界，把基督教傳播給那些仍處於黑暗中的人們”。1636年，牛津大學效仿了這一做法，當時的校長威廉·勞德大主教任命在阿勒頗工作的英國牧師愛德華·波考克爲第一位勞狄安阿拉伯語教授———世人都研究英格蘭作爲孤懸的海島而大國崛起的原因是什麼？我看船堅炮利是一方面，對世界各地的瞭解纔是更重要的那一面。

英國人是不是寫點啥都得帶上莎士比亞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始於形勢，終於利益。今天所有的故事，都不過是新瓶裝舊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