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屠城紀略

App最近一直給我推各種戰史回憶錄，而在我印象中，初中時候讀《嘉定屠城紀略》就沒有譯本，當時看不懂，就沒再繼續看，現在去網上搜了一下，依然沒有。我讀過的古籍不多，只能直接上手文言文硬啃，好在現在讀來並不生澀了。 梁啓超曾說：“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變遷的最初原動力，是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誠然，此書也經常被傳爲清末革命者的必讀書之一。當時的革命者讀這個是爲了什麼？顯然是爲了激起對滿清的仇恨，以便於更好的做革命鬥爭。但我讀《嘉定屠城紀略》時，感覺單純的描述屠殺與仇恨，可能還是有些流於表面，不如通過矛盾來展開。 首先是明與清的矛盾。剃髮易服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等等的文化矛盾；滿清實力強勁與明末官兵鄉兵實力孱弱的軍事矛盾；明清分別代表漢滿兩個不同民族的民族矛盾；滿清意圖統治全國與明朝維護其本來統治的矛盾。 其次是明朝內部的矛盾。政治腐敗與農民起義的矛盾；官員投降與百姓不願投降的矛盾；爲苟活而降與爲保全百姓而降的矛盾；漢奸派與反清派的矛盾；反清派意圖復明然而大勢已去的矛盾。 滿清內部的矛盾本書沒怎麼講。但作爲三段論總結，還是寫出來比較好：派系鬥爭與皇位爭奪的矛盾；八旗制度下利益衝突的矛盾。 加上各種慘狀描繪，全書講的大致如此。 有趣的是，五胡亂華時期，武悼天王冉閔也曾在漢人遭五胡屠殺的時刻頒佈殺胡令，“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這也直接導致了五胡之一羯族的種族滅絕。但是滿清大屠殺的時候明末漢族並沒有出現第二個冉閔。與此同時，爲了維護民族團結，現代史學家也拒絕給予冉閔“民族英雄”的稱號，我不知道這對不對。畢竟我們如果牢記蒙古大屠殺而反現在的外蒙與蒙古族，念念不忘滿清大屠殺而反現在的滿族，是不是太也膚淺了？並且我們建國後戶口登記的“民族”一欄是可以隨便填寫的，說不定我的祖先幾百年前也是蒙古族或滿族，這又有誰能肯定？明朝攻越時也在當地搞屠殺和殘暴統治，那我們現在的漢族人是不是都應該去越南道歉？ “事非灼見，不敢增飾一語；間涉風聞，亦必尋訪舊，衆口相符，然後筆之於簡。後有弔古之士，哭冤魂於悽風慘月之下者，庶幾得以考信也夫！” 換位思考之下，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也許這種問題本就沒有答案。

之前去看顧維鈞紀念館，印象最深的是他收藏的侯黃二先生手跡，其後閱讀嘉定本地名人史料漸多，二先生的事蹟和三屠的慘烈已成了一城人的記憶。 嘉定如今的知名主要來自安亭的汽車城，在歷史上的知名卻是因爲晚明時期的“三屠”，揚州是史閣部的孤忠，三屠是士大夫對改換衣冠的抗爭。 舊時的嘉定遠比現在大，所以名山要山有待發掘。嘉定城的護城河是圓形的，比較少見。最重要的河流是練祁河，西門大街就在練祁河邊上，宋查理和倪桂珍結婚的善牧堂，顧維鈞的舊居都在這條街上。我記得有一年我去訪古，看到一條宜興開來的船載滿了紫砂器停在岸邊，現在都是陸路運輸，已很難再見這樣的景緻了。 嘉定毗鄰太倉，界河便是瀏河，鄭和當時便從此處進入長江七下西洋。 市中心最標誌的建築是法華塔，塔側有顧維鈞紀念館和胡厥文紀念館，胡是民建的先驅，錢大昕著書的潛研堂如今是嘉定民建黨委所在。 歸有光在安定教書數十年，“嘉定四先生”多受其影響。南翔有五代時期古塔，上海小籠最出名的便是南翔了，南翔古漪園、嘉定古城裏的秋霞圃、孔廟、匯龍潭都很值得一逛。 清河路和城中路交叉處的葉池是侯峒曾先生死節的地方，上大校園裏的陶庵留碧是黃淳耀黃淵耀兄弟殉難之所。 故事傳唱不已，在清末民初感染了無數士人和軍人走上奮擊外族欺辱的道路。 近現代化的建築有遠香湖畔的保利大劇院和圖書館，還有拆建至此的杜月笙故居，據傳另外兩棟是張嘯林和萬墨林的故居。 這些景點都很近，花點心思兩天就能看完。 景點雖小，背後的故事卻很不少。

以前看完了《揚州十日記》，今天又看了《嘉定屠城記略》，明末清初的老百姓真慘。清軍所到之處，爲了降服該地的老百姓，動不動就以屠城威脅。太慘啦！

明亡於“把黨爭當工具”： 1、文有紈絝子弟，武有市井無賴 《嘉定屠城紀略》中所記亂象，在圍城之前，清軍還未怎麼着，明朝內部軍民已經亂成一鍋粥，各種以訛傳訛各種暴民泄憤。 至少一半失敗原因，要歸罪於內部：文有紈絝子弟，武有市井無賴，大明不能不亡！倘不亡於外敵，也亡於內亂。 我總結一下有六種“亂人”： 一亂是紈絝子弟縣官錢默。 身爲文官兼紈絝子弟，準確地詮釋了秀才遇到兵的無能，“舊令錢默，本紈褲子，錯愕不知所爲”。 倘若是平常漁獵百姓，恐怕他一定是官氣姣姣，頗有作爲的。 二亂是色厲內荏吳志葵。 身爲嘉定總兵，一個地方最高的軍事長官，對內鎮壓儒生下狠手，“褫衣就縛，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備至。”，對外打清軍，卻是虛張聲勢：“以百人用白布裹頭，伏時侍御墓旁；晡時，入民家，亂索酒食，聲言欲取張令。人定後，各刈蒲葦一束，然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燭天。” 三亂是市井無賴蔣若來。 若來，本市井無賴，以膂力遭逢權貴，得爲兵官…… 看起來就像宋徽宗的高俅稱太尉，無賴靠軍功實現階層躍升，在亂世，這種軍隊腐敗尤其關鍵。 四亂是鄰居之仇吳宏宇。 本來是家長裏短的矛盾，被戰爭激發出人性之惡來，趁機仇殺。 唐秀才者，景耀也；初與吳宏宇爲鄰。宏宇降成棟，景耀面數其罪，肆言極罵；且曰：歸告李成棟，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正，可免大戮！宏宇銜恨切骨，悉以告成棟。 五亂是兩面通喫須明徵。 書中記載：各路鄉兵久爲邑諸生支益、國子生須明徵等訛言扇動…… 這個須明徵是第五個內部人被歸咎有問題了，“冠帶乘軒謁成棟，稱署嘉定營守備事；仍通志葵，複稱監紀推官。”，是個兩面通喫的反覆派！ 六亂是煽動燒雉支益。 “且益在閣部史可法標下聽用，領胖襖銀五千兩；南都破，悉飽私橐”，他也確實不是個東西，矯傳志葵的號令鼓動鄉兵燒雉，活活燒死李成棟劫掠來的一船無辜美女！最後也爲鄉兵所殺，極爲悽慘，也無處可訴冤枉。 相互殘殺達到了一定程度：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驟加；其人方欲置辯，身首已離。窮鄉僻壤，自相仇殺；三、四人聚黨拔刃至人家，往往滿門受戮，遠近殺害無算。 2、李成棟和黃淳耀：劣幣驅逐良幣 李成棟乃是反賊（李自成）的反賊（高邢）的反賊（李成棟降清）的反賊（嫌提督官小，又復明）！ 他降清後，從揚州一路劫掠到了上海：舡中多載婦女，已悉被焚；一少婦最姝麗，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揚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憐救我！鄉兵雲：速投水中，水淺尚可活。婦曰：我是被鎖在船。語未竟，烈焰燒其身矣。 嘉定屠城的時候：成棟大陳兵仗，踞鄉兵所架高臺，麾兵入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虜去婦女無算。選美婦、室女數十人，置宣氏宅；慮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蠱毒虐不可名狀。 《雪交亭正氣錄》又有記載：於中取「制臺」印藏之。一愛妾知其意，因朝夕慫惥；成棟撫幾曰：『憐此雲間眷屬也』！妾曰：『我敢獨富貴乎？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棟撫屍，大哭曰：『是矣』！ 這妾估計就是那江南劫掠來，又沒有被焚死的，爲了勸李成棟反正，不惜一死，婦流中有氣節。 相形之下，守嘉定城志士黃淳耀是怎樣的人： 既連掇巍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時嚴敕家人，勿預外事。居常鬱郁，恨所志不遂。自國變，益復無聊；淵耀每譬解之。 果然，這是一個遭遇人生職業困境，激憤而抱死志的讀書人。 那麼，爲什麼“既連掇巍科，布衣徒步，不異秀才”？ 看看前面那些上位進入體制內的文官武將是什麼貨色，貪生怕死，市井無賴，似乎明末體制內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導致這位讀書人沒有謀得體制內職位。 《雪交亭正氣錄》裏有一段話適合形容他的心理：獨以拮据中興之日，而使天下賢人君子動色，相戒裹足不前，有「燖鸞撞璧」之懼焉；雖欲不亡，得乎？ 「燖鸞撞璧」之懼，就是玉石俱焚之心，要砸碎爛透了的黨爭之亂世！ 3、萬曆以黨爭爲工具：驅豺殪虎，漁翁得利 然而，李成棟和黃淳耀都只是檯面上的演員，幕後大佬是《嘉定屠城紀略》開頭講到的：明禮部尚書錢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東南，以自解於吳人士。 《雪交亭正氣錄》開頭也指出了“明實亡於萬曆”的觀點：因察神廟中年貂璫遍出，鯨戮里閭、豕縛守牧，小民奮袂而興，驅豺殪虎而寧與之俱斃：上變無虛日，其「易」所稱「一陰之姤」乎！ 驅豺殪虎而寧與之俱斃，就是鷸蚌相爭，玉石俱焚，沒想到被大清這個漁翁得利去了。 萬曆不上朝，權力真空，遂使得閹黨與東林開始黨爭奪權，一直延續，崇禎自吊死，再次權力真空，再次黨爭！ 而追問一下，爲什麼萬曆放任黨爭？恐怕他也存着漁翁得利之心，扶植閹黨是爲了打擊東林，但又不能讓任何一方坐大，魏忠賢坐大，也必須被搬倒。所以黨爭乃是萬曆的專制權術而已。 皇帝不會相信閹黨和東林黨中任何一方，所謂天道無親，又可以被稱爲“不信任”。 《雪交亭正氣錄》中有一段話講督師不被信任： 且督師之任，國家司命在焉；每見諭下，諸臣避之如避水火。至以推轂之名，巧爲釋罪之計；往往舉之縲紲之中，加之三軍之上。無何，輒以不任輕去；究無有爲平賊計者。烈皇朝夕靡遑，無能出諸臣欺蔽之範圍。最後，躬餞李建泰于都門，倉卒之際舉一書生驅之赴敵，無異舉三百年之金甌玉版拱手授建泰，使致之賊耳；不亦可爲痛哭哉！ 崇禎死前，怪罪“皆諸臣誤我”，但有沒有想過是你自己不信任的罪過。高宇泰談到督師史可法實際上就是被架空的： 論者又謂淮上諸鎮驁桀不用命，史公亦何能爲，僅據「督師」之空名於上而已。夫史公無片言得行於朝，復何能得展尺寸乎。 皇帝喜歡從儡泄罪臣中提拔起來當督師，將功補過，但其實它是相當危險的職位，很容易變皇帝推卸自己戰略失誤責任的替罪羊！這位置誰願意幹？！崇禎越是能幹，朝夕靡遑，越可能造成剛愎自用，不信任下屬。 而說深一點，這就是集權專制的代價！集權是靠着強大集中的暴力壟斷，壓制各方勢力，達成危險的平衡，好比用腳踩着地雷，要持續做功，纔不會爆炸，一旦動一下就爆炸！ 萬曆的黨爭工具，就像建國後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對立的雙方，雖被稱爲君子小人涇渭分明，實際上行事作風，相互鏡像。 清流君子也不乏小人手段，《雪交亭正氣錄》中記載的弘光朝廷，雙方文臣都勾結武將，拉幫結派。許定國背後是史可法，高傑背後是馬士英，兩派內鬥，史可法一敗，許定國只好叛國投清，帶路南下！“初，虜猶豫不敢南下，定國輸以虛實，力贊之；遂大舉渡河矣……” 所以史可法是什麼東西？不過是馬士英的一面鏡子。黨派紛爭，雙方都是詭計多端的。要是你史可法馬士英不內鬥，許定國也找不到賣國的空隙！蒼蠅不叮無縫蛋。 又《嘉定屠城紀略》中所記： “乃設計四布流言，雲清兵驅百姓薙髮訖，即臨以白刃，逼令自殺其妻子，籍爲兵，使居前隊當矢石，必無活理。” 爲了守衛嘉定，僞造出“薙髮就會被清軍當人盾”的戰爭動員謠言，騙廣大軍民爲了謠言而死難，是合理的嗎？這讓我想起朝鮮戰爭時全國突然流行“細菌戰”的謠言，煞有介事，後來一朝一夕就消失了，也是用謠言進行政治動員無疑。 “又傳二十三都鄉兵夜負豆葉一大捆於背，伺清兵熟睡，入其營，誘致羣馬，驅之南；騎兵恐獲罪，逃逸者過半矣。” “豆葉誘馬”的戰術謠言，恐怕是戲劇或小說愛好者從歷史中摘錄而來。 據記載，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寧宗下詔北伐，畢再遇守六合城，於路上撒事先用香料煮熟的豆子，且戰且退，把金兵引誘到撒滿豆子的地點。 金軍戰馬飢餓難耐，經不住香豆的誘惑，紛紛停下來喫豆子。任憑主人怎麼抽打也不停嘴地喫，金軍頓時陣腳大亂。 畢再遇一戰出奇制勝，以500騎兵戰勝金軍5000騎兵。 謠言很勵志，但傳奇難再遇。 4、明朝的物價：一顆人頭十兩銀子 《嘉定屠城紀略》記載1645年戰時物價： 因下令諸鄉勇能鼓衆赴敵者，每人先給白布二疋，仍每日頒折餉銀二錢；有能得敵兵首級者，每顆給銀十兩。 這就是白銀帝國，剛讀完《縱樂的困惑》，講到“秋”篇，即便大明將亡，白銀仍然有效。倘若是紙幣，必然廢紙一張了！ 《縱樂的困惑》中記載的銀價，我總結了一下： 1550年《南京戶部志》：僞造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家產。告人者賞銀二十兩。 當1588年大災荒襲擊鄰近的湖州府城的時候，……知府接着命令富人不要趁荒歉抬高米價牟利，以每石一兩（銀子）的價格糶米，這已經相當於平時米價的兩倍還多。這一命令的結果只是使米價上升到每石一兩六錢。 李樂就曾提到十六世紀八十年代福建的一個知縣——李樂又一次提到福建這個典型地區─花五十兩銀子買了一個美少年，爲此，他的頂頭上司福建省巡撫罷了他的官。五十兩銀子並不是一般士紳難以承受的一個大數目。 1602年浙江，以數百兩白銀捐鑄那尊大日如來佛銅像的俗家弟子們也一定是富有的男女。 1604年南潯士紳莊元臣：在另一封信中，莊氏叫兒子託人送信到北京，給三到五錢銀子較爲妥當——要知道這可是一個不菲的數目。 一位海寧縣人在1610年前後回憶說，在他小時候——十六世紀五十年代時，他的家鄉元化村幾乎沒人種植桑樹。但現在卻桑植遍野。佃民之家有種棉數十株于山麓者，以期來春賣得白銀二三兩，以補田間雜用。 1616年南京的一個耶穌會家庭被查封時，他們手頭上有17.6兩的銀子，或許這是日常家庭開銷所需的數量。這看起來似乎是個不小的數目，但一箇中等富裕家庭的管家維持一家人生活的消費確實也需要這個數量。 明後期的小說《醒世姻緣傳》描寫了一次由兩個“乾癟老嫗”組織的、到山東泰山的進香活動，還刻畫了那些沮喪的男性，特別富有喜劇效果。性情偏激的薛素姐嫁給了國子監的一個太學生，她用十兩銀子買了一個去進香的位子。 1639年2月6日，船長答應以五十兩銀子的船價讓丁耀亢一家上船。那天晚上，丁耀亢從船上向外望去，透過夾帶着雪片的雨幕，他看到岸上烈火向四面八方蔓延，滿族軍隊在劫掠和焚燬每一座村莊。第二天人們獲悉縣城已經淪陷。 1643年夏，與北直隸接壤的浚縣的兩個學官贈給李挺生一些銀兩。這年暮秋時節，浚縣南邊的滑縣知縣見面時還送給李挺生和他的兩個同窗五兩銀子。 5、人禍大於天醉，金錢反噬狗咬狗 關於明亡原因，《雪交亭正氣錄》中高宇泰駁斥了“天醉說”，因爲天醉，仁暴顛倒，就像古希臘被北方多利安蠻族征服的黑鐵時代，造成了文明倒退，線性文字AB均丟失，長達三百年！ 然以酣淫貪戾之君若臣，而能上之可參於建武、次亦不失爲建炎，亦必使天醉而後可也。乃論者謂虜乘建瓴之勢，即非馬、阮之奸，恐亦難支；是殆不然。 既然天醉，有人就發表謬論，如周星馳《九品芝麻官》中所說，清官要比奸人更奸，非馬士英阮大鋮不能支撐大局。 有個叫吳福之的就認爲：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略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武子」雲：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時統數百兵輒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即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隸役以及於盜賊、土豪，無不留心着眼以法糾結部勒之，密囗有心腹爪牙之用；則猝有事變，可以制置。 亂世用小人，因爲小人善變，可以馭變，兵法中田忌賽馬，小人出招反而可能以下制上，所謂秀才遇到兵。這就顛覆了君子小人的道德戒律，就像《水滸傳》雞鳴狗盜的時遷也是有用的。 高宇泰卻認爲“人禍大於天醉”，首先是皇帝利用黨爭爲工具之禍，其次是史可法鬥不過馬士英，其纔不如諸葛亮，諸葛亮可以一人定乾坤，還能發掘公琰、文偉繼承匡扶蜀漢大業。 馬士英當國，以政府爲市肆；顯恤大典，上下惟視金錢。不必全節之臣，間與褒崇；彼燁燁者，厄末諡矣。 彼馬士英者挾立主之恩，奔走海內；疏中所云「加恩」一款，正士英之鐵山丹穴也。阮大鋮輸數萬金錢於士英，醲交若醴，破鐵案而起家。當此之時，朽木寒灰，鹹冀生色；三山、鍾阜之下，輦金而馳轂交擊也。先皇雉經隕身之慘，乃爲臣子彈冠昂首之慶；痛何可言！……志爲貨劘，神則汨矣！ 結果是阮大鋮和馬士英狗咬狗，得到了因果報應，據說這並非史實，裏面有東林黨人的虛構，聽起來確實神話一般： 錢唐既降，（馬士英）尋被殺。時大鋮赫然虜官矣，不知其構而殺之與？抑坐視其死而不救也。大鋮從虜入閩，大鋮從虜入閩，于山徑間見馬士英馬前，大驚，墮馬死矣；虜棄其屍壑中而去。 6、出漢奸的地方也出清流 明末興起的商品經濟果真敗壞了世道人心？ 《雪交亭正氣錄》裏胡夢泰建議老師不要出山弘光朝廷，其信《候機部楊老師書》裏有一句：“且讒夫高張、錢神執契，倒行而逆施之”。 可以肯定的是，明初朱元璋時代，民風淳樸，儒教原教旨主義式的道德死忠到了明末已經不能普世流行了，受到明末商品經濟影響的東南富足地區的人，懷寧阮大鋮，福建洪承疇們，徽商與閩商的兩大地域，也許的確沾染了金令錢神的銅臭污染，視權利交易爲理所當然。 同樣是閩商，大海盜頭子鄭芝龍，和清軍做交易，出賣唐王投降了清軍。 至於晉商，有這樣記載：壬、癸之間，闖賊多用金鉤餌吾人；其金皆山西潞紬絨貨諸大商爲之轉運，多用之於要地推陞，間及於癸未會場…… 賊相牛金星與山西商人共同的勾結，大肆賄賂科舉買官，明朝官員全是間諜了！ 從儒教來看，無疑是道德被金錢腐蝕了，是錢神害了明末風氣。 但是，這種世風是無法逆轉的，商品經濟是必然要擴大的，匹配的道德也將不同。 正如《縱樂的困惑》中，卜正民所言，金錢在明末最後，還是爲士大夫提供了支持，否則，他們哪裏有能力組織鄉勇起義，且亂世存身？清朝建立後，維持佔據社會秩序高位的仍然是他們。 錢是有兩面性的，既會反噬，也有好處，讓人又愛又恨。這就是爲什麼《左道》中，保佑發財富貴的財神又是淫人妻女的五通神！ 同樣富裕地區，紹興劉宗周，福建黃道周，就是清流的代表，對於原則一點兒也不妥協。 出漢奸的地方同時也出清流！ 特別是黃道周，和洪承疇同出福建，黃唾面大罵洪污染了他，兩人對比的戲劇性如此強烈，真可以做一部劇！ 懷寧阮大鋮和貴陽馬士英，恐怕都無法進入江浙人主導的東林黨，這裏既有地域和籍貫之分別，又有士商風氣之分別。江浙富庶，但士人還是壓倒商人的，只有相對邊緣的山區徽州福建，才以從商爲出路與風氣。 而福建人黃道周所以能躋身清流，福建建陽本是明朝書刊出版中心，文風鼎盛，他又在浙江大滌書院講學。 總而言之，商品經濟導致兩極分化，君子與小人黨爭極化，失去了“共同的底線”，可能纔是明亡內部政治原因，而不是簡單歸於萬惡的金錢腐化人心。

漢人痛史，那些被韃虜與漢奸屠戮的平民與忠臣，是明朝最後的脊樑

時天無纖雲，色暗如漆。佔曰：食盡無光，主奸人誤國、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春秋公羊傳·莊公四年》： 九世猶可以復仇乎？ 雖百世，可也！

在明摸清楚這樣的人間地獄修羅場，沒組織沒訓練的烏合之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抗敵則僅能殺個別落單者，反因此自滿輕敵，遇大兵則做鳥獸散。不抗敵時，怯弱者苟延殘喘，引頸待戮，奸強者則勇於內鬥，堪稱好手，要麼乘機報怨，要麼趁機打劫，要麼散步流言誆人從己，要麼驚慌失措，亂殺無辜。至於文人武將，不說也罷。

能看到很多，有貪生怕死的奸人，有剛直但缺少計謀的憨人，有焚竹不毀節的君子，有無能爲力東躲西藏如待宰羔羊一般的百姓……和很多景象重合了，大約城破之前，都是這樣一般的景象吧。 唉……

李成梁斷子絕孫，清朝皇帝斷子絕孫

落後就會變成別人砧板上的魚肉，縱然心有不甘仍然只能被宰割，自強，才能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