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域文化心態與民族審美精神

內容簡介

存在和發展的民族經濟形態以及其他生存環境相適應，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許多各各相異的特殊性質，展示着各自文化的民族人文品格。差異文化，是孕育、生成其美學思想並熔鑄其審美精神的土壤。不同地域文化的美學思想各有自己的審美精神和審美範式、審美特色、審美訴求，因此，研究中國西部地域文化心態及其審美精神，需要深入地探討其賴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差異性，由文化差異性到審美文化生成演化的整體結構，再到源流趨向，即審美文化的具體問題。 地域文化，或稱“區域文化”，是研究人類文化空間組合的地理人文學科。它以廣義的文化領域作爲研究對象，探討附加在自然景觀之上的人類活動形態、文化區域的地理特徵、環境與文化的關係、文化傳播的路線和走向以及人類的行爲系統，包括民俗傳統、經濟體制、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社會組織等，是某一地區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主要受制於地域環境和社會結構，其中，地域環境對人類行爲起着決定性作用，對地域文化的形成所帶來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換句話說，文化又是人類適應地域環境的產物。地域文化具有顯明的地域性特徵，是一個地方的靈魂，它以豐富的蘊藏量和廣泛的羣衆基礎而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有力地推動着地區社會的進步。我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地域環境千差萬別，文化各具特色，正是這一些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 同時，地域文化又是民族文化在特定區域的積累。民族文化與美學思想，包括審美意識、審美趣味、文化心態與審美精神，離不開民族的地域文化的作用與影響。文化與美學差異現象，特別是審美意識上的差異是由地域文化，包括歷史的和自然的因素所造成，忽視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使我們的研究得出科學的結論。所謂“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物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王應麟：《詩地理考·序》，《津逮祕書》影印本，見《叢書集成初編》。。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和地域特點的，呈現出其精神風貌、心理狀態、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等，是民族精神成果的總和。可以說，地域文化是構成全人類文化的基石。不同的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同一個國家，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因素及歷史發展進程形成互爲區別的地域文化。中國文化有源有流、深厚深遠、儀態萬千，地域文化的特徵也是非常明顯的，南北地理、東西地貌以及由此生成的南北、東西文化是存在差異的。 的確，地域文化是生存於不同地域的民族在不同的人文與生態環境條件下創造的，表現出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以中西文化爲例，在宇宙論方面，早期的西方哲人認爲，宇宙是空間的存在，是可分的、孤立的、對立的；人也是孤立的個體的存在。由此而形成的實證分析哲學，則把宇宙間事物的存在都看成是獨立的，人與自然萬物是對立的，人要探索、認識並征服自然。因此，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徵便表現對個體與自由的追求，並以實證分析的科學精神爲文化異向。中國哲人則認爲，宇宙自然是和諧統一的，天地間的萬事萬物包括人與社會都是有機聯繫不可分割的，“萬物同宇而異體”《荀子·富國》，見楊倞《荀子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萬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論》，見楊倞《荀子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宇宙天地間的自然萬物是豐富的、開放與活躍的，而不是單一的、保守和僵化的。單個的物不能孤立存在，單個的人不能獨自生存。正如《淮南子·精神訓》所指出的：“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宇宙間的自然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不斷地運動、變化，同時又處於一個和諧的統一體之中，陰陽的交替，動靜的變化，萬物的生滅，都必須“致中和”。只要遵循“中和”這種原則，才能使“天地位”，“萬物育”，以構成宇宙自然和諧協調的秩序。“和”既是天道，也是人道。從一個方面看，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作爲地域文化因素之一的自然就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而是歷史的自然；歷史也從此不會是單一的歷史，而是自然的歷史。歷史和自然的這種必然而然的關係集中體現在“人地關係”，即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上。換句話說，審美文化的差異與審美意識上的差異是由構成地域文化因素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 從另一方面看，生成於文化土壤中的包括審美意識在內的意識首先不是純粹自然的，而是觀念的，是從人的生命原初生成的，是“自我”或言生命的現在形態，是當下。即如德里達所指出的：“這是當下，或者毋寧說是活生生的現在在場。……是活生生的現在，是先驗的生命的自我在場。” 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trans,by David B .Allis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3.p6.按照德里達的差異論觀點，“自我”中包含着非自我、它的在場中包含着不在場。這種不可還原的非在場“有一種建構價值，與它相伴的是一種活生生的現在的非生命、非在場或非自我從屬，是一種不可還原的非原初性” Jacques Derrida,speech and phenomena,trans,by David B .Allis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3.p6-7.。這也就是說，“自我”在根本上就是相對的、差異的。“自我”不是統一的、一體的，而是差異的、開裂的。既然知識和世界都給予“自我”之上，而這種“自我”本身是差異的、開裂的，那麼知識和世界當然不可能是統一的、一體的、封閉的，而只能是差異的、多元的、開放的。作爲一個具有生命力的生成於“地域文化場”或“地域文學場”的審美文化與審美意識，就是這種差異的、多元的、開放的一種表徵。 審美文化與審美意識是多元的、有差異的、開放的。這種現象與地域環境的影響分不開。世界上第一個表達環境對人類氣質的影響這一概念的人是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的醫生希波克拉底。他在《關於空氣、水和地》一書中提出瞭如下的看法：“(居住在酷熱氣候裏的)人們比較北方人活潑些和健壯些，他們的聲音較清明，性格較溫和，智慧較敏銳；同時，熱帶所有的物產比寒冷的地方要好一些。……在這樣溫度里居住的人們，他們的心靈未受過生氣蓬勃的刺激，身體也不遭受急劇的變化，自然而然的使人更爲野蠻，性格更爲激烈和不易馴服。因爲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迅速轉變能煥發人們的精神，把他們從無所作爲的狀態中拯救出來。”波德納爾斯基：《古代的地理學》，中譯本，第60頁。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論述。《管子·水地》說：“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莞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管子·地員》又說：“地者，政之本也，辨於土而民可富。”孟子則把“經界”作爲仁政之始。《禮記·王制》說得更明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考工記》說：“橘逾淮而北爲積，鶴鑄不逾濟，貉逾墳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這就是說，氣候、空氣、山水等自然環境的不同導致了不同的性格氣質、好惡情感和服飾飲食。後來，明代學者王士禎在論及關中與川中水土與人性之關係時亦曾指出，關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稟者博大勁直而無委曲之態……川中則土厚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義，人性之稟多與水推移也”王士性著，呂景琳校：《廣志繹》卷3，中華書局1981年版。。至於從地域文化來解釋具體的文化差異現象，就更爲常見。如唐代趙耶利就曾用地理環境的不同解釋川派與吳派琴樂風格的差異，他說：“吳聲清婉，如長江廣流，綿延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如急浪奔雷，亦一時之俊傑。”見朱長文《琴史》卷四載。現代琴家徐立蓀也說：“音由心生，心隨環境而別。北方氣候凜冽，崇山峻嶺，燕趙多慷慨之士；發爲語言，亦爽直可喜。南方氣候和煦，山水清嘉，人文溫雅，發爲音樂亦北剛而南柔也。古琴本爲我國普通樂器，歷代知音者多有曲操流傳，初無所謂派也。既因氣候習尚，所得乎天者不同，各相流衍而成派，乃勢所必然。”徐立蓀：《論琴派》，載《今虞琴刊》，第15頁。可見，從自然環境考察文化，在中國也有一個極爲深遠的傳統。並且，比希波克拉底分析得更爲深入，如《王制》還談到了人們的生產工具和衣食住行與自然環境的聯繫。當然，必須指出，希波克拉底的考察，他對氣候和季節變換對於人類肉體和心靈的影響的研究，相應於生理學的不大成熟的狀態，在有時和個別地方這樣分析會發生錯誤。但是，從原則上看，希波克拉底在認識上卻開拓了一條重要的途徑，不只是亞里士多德和上古末期的一些研究者，而且有近代人物如波當和孟德斯鳩，都承襲着希波克拉底的見解參見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王蘭生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0頁。，其中以孟德斯鳩的影響爲最大。 孟德斯鳩(1689—1755)曾到北歐和南歐進行過實地考察，他從反宗教神學出發，站在啓蒙思想家的立場，對地理因素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作了肯定。他認爲，地理環境，特別是氣候、土壤和居住地緯度的高低、地域的大小，對於一個民族的性格、氣質、風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質和政治制度有着決定性的影響。作爲啓蒙思想家、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對史達爾夫人“自然環境決定文學風格”史達爾：《論文學》，《西方文論選》下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頁。的觀點和丹納“精神文明的產物和動植物界的產物一樣，只能用各自的環境來解釋”的“種族、環境、時代三大原則”丹納：《藝術哲學》，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9頁。的確立有着直接的影響。 普列漢諾夫在關於歷史的起點和動力的研究中，也表現出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傾向。據統計，在將近二十年的文稿中，普列漢諾夫有十五次之多地闡述了他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思想。他在1893年底完成的《唯物主義史論叢》一書中所指出的“周圍自然環境的性質，決定着人的生產活動、生產資料的性質。生產資料則決定着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則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決定着整個社會結構。自然環境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無可爭辯的。自然環境的性質決定社會環境的性質”是其這種理論的代表。 普列漢諾夫雖然分析了自然環境對人類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但他犯了一個類似費爾巴哈的錯誤：忽略了人地關係中的中介。也就是說，他沒有看到人與自然界之間的能動關係。普列漢諾夫“之所以認定人類歷史的初始點和發展的根本動力爲自然地理環境，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對實踐、對生產活動的本質和作用作了片面的、非科學的理解”徐詠祥：《論導致普列漢諾夫地理環境決定論傾向的理論根源》，《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在一點上，他甚至還不趕不上黑格爾。黑格爾一方面認爲地理環境與“生長在土地上的人民的類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又以他的辯證法眼光指出：“我們不應該把自然界估計得太高或者太低；愛奧尼亞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於荷馬詩的優美，但是這個明媚的天空不能單獨產生荷馬。”黑格爾：《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頁。 真正對人地關係及地理環境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進行科學分析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然地理環境作爲人的對象和條件納入人的實踐範圍內來考察的，從創作者與客體的結合、主觀與客觀的關係上研究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物質變換規律和精神生產現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在分析人類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的“第一個歷史活動”時，特意加了一條註解：“黑格爾。地質學、水文學等等的條件。人體、需要、勞動。”這說明馬克思並沒有否定自然地理環境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同一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當然，我們在這裏既不能深入研究人們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們所遇到的各種自然條件——地質條件、地理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頁。在這個基本思想的作用下，馬克思在分析人類社會的起源和發展、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差別、人類自然需要，特別是人類審美需要的差異時，都對自然地理環境的作用給予高度的重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自然環境在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中所起的作用是隨社會發展而產生的。他說，“隨着野蠻時代的到來，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階段，這時兩大陸的自然條件上的差異，就有了意義。野蠻時代特有的標誌，是動物的馴養、繁殖和植物的種植。東大陸，即所謂舊大陸，差不多有着一切適於馴養動物和除一種以外一切適於種植的穀物；而西大陸，即美洲，在一切適於馴養的哺乳動物中，只有羊駝一種，並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纔有；而在一切可種植的穀物中，也只有一種，但是最好的一種，即玉蜀黍。由於自然條件的這些差異，兩個半球上的居民，從此以後，便各自循着自己獨特的道路發展，而表示各個階段的界標在兩個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0頁。這裏，恩格斯肯定了“自然條件”的差異，對於人類文明進程的不同有很大關係。 從以上所引述的材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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