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

聚焦關乎大國命運的五大議題：危機、困境、轉型、崛起與領先 一本書教你洞察大國政治經濟變遷背後的真實邏輯 全球比較視野、豐富案例分析、嶄新理論框架，極富解釋力與洞察力 閱讀本身，至少爲你帶來的五大收穫 一個理解大國政治經濟變遷的嶄新框架 一組解構大國命運過去未來的理論工具 一次穿透世界歷史演變迷霧的興衰覆盤 一套洞察大國局勢前途走向的趨勢推演 一場抽絲剝繭酣暢淋漓的政治學智識之旅 許多主要大國在英國興起之後爲什麼會普遍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 它們如何進行艱難的國家再造？ 非西方傳統大國的未來又會怎樣？

包教授的新作《大國的命運》延續了他一貫的風格——視角新穎，範式創新，通俗好讀。正如葛兆光教授在給《儒法道》作序時所言，包剛升的學術特長在於“敏銳的問題意識、清晰的意義表達、嚴密的分析邏輯”，這些特點在這本新書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全書的核心框架是將大國發展劃分爲“危機、困境、轉型、崛起、領先”五個階段。作者以1800年英國工業革命爲起點，重點拆解了奧斯曼帝國、俄羅斯、伊朗、埃及、印度等非西方傳統大國所經歷的政治社會危機和現代化轉型路徑。在解釋新興大國崛起後的不同命運時，作者提出了“蛛網理論”，認爲歷史背景、崛起方式、權力競爭方式、政治制度模式、對外政策等五大要素的綜合作用，會決定一個新興崛起大國走向衝突還是和平。 針對當下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說法，作者做了客觀理性的回應和辯駁。他指出，“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個話語陷阱，那些被貼上該標籤的大國衝突，本質上從來不是崛起與守成的必然宿命，而是霸權擴張、強權博弈等人爲製造的結果。通過蛛網理論的分析框架，他將這一看似宿命的命題轉化爲可計量、可分析的概率性事件，論述角度客觀而不失洞見。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這本書的意義在於啓發思考，幫助我們更清醒地認識世界。作者不咬文嚼字，沒有那麼多政治學術語，將宏大的歷史命題化爲清晰的邏輯框架，讓讀者在輕鬆的閱讀中獲得智識上的啓發。對於關心大國命運與全球格局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

摘錄 現在此地（奧斯曼帝國）情況已達到人人爲所欲爲的程度，其有權有勢者尤甚，從這一點便可窺見該國的狀況。現在已不是一根柱子折斷或削弱的問題，而是國家的四根支柱，即宗教、法律、政治、財政全都崩潰……每個人不妨捫心自問，長此以往，是否還能維持下去。 戰敗國是那些沒有進行19世紀中期的“軍事革命”，沒有取得新武器，沒有動員和裝備龐大的軍隊，沒有使用鐵路、輪船和電報提供的先進的交通和通信，沒有供養武裝部隊的生產性工業基礎的國家。 所有這些都會加劇非西方傳統大國的國內政治危機。對傳統大國來說，國內政治危機最爲典型的表現，就是內部叛亂與內戰。 清朝中央權力衰微與地方勢力崛起，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壓力，官僚系統中的恩惠庇護制度與普遍的腐敗，清朝河工、漕運與鹽政制度的危機，貨幣與稅收制度的混亂，儒家思想的保守性與各方面的因循守舊，邊疆危機帶來的政治壓力，君主專制的弊端與王朝政治的週期循環，等等。 英國爲什麼能幾乎贏得1816—1913年間的每一場主要戰爭呢？原因絕不是英國在每一場戰爭中都有更好的軍隊領導力、軍事戰略與作戰技藝，而是因爲英國由於其經濟、工業和技術的原因而在戰場上擁有其對手難以匹敵的軍事能力與優勢。 以1860—1861年的統計與估算數據來說，英國煤炭產量已經達到了年產8132萬噸的能力，佔歐洲產量的67.6%，而當時俄羅斯僅爲30萬噸，英國煤炭產能約爲俄羅斯的270倍；[插圖]英國的生鐵產量爲389萬噸，佔歐洲產量的59.5%，而當時俄羅斯僅爲32萬噸，英國鋼鐵產能約爲俄羅斯的12倍。航運能力。軍事優勢，1900年，擁有600名士兵的英國一個營的火力要比1815年在滑鐵盧作戰的6萬名士兵的火力還要強。 相對於許多傳統帝國，英國獲得巨大軍事優勢的根本原因在於它的經濟力量、工業能力、技術水平，以及與之相關的創新能力。而工業革命的發生恰恰是一個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它使得以英國爲首的西方相對於世界實現了經濟、技術與軍事力量的全面崛起。 這些發明豐富且種類繁多，無從細述，但大多屬於以下三類：(1)迅速、常規、精確而不知疲倦的機器代替了人工技術和努力；(2)無生命的動力資源代替了有生命的動力資源，特別是發動機的發明將熱轉化爲功，敞開了動力幾乎無限制的供應；(3)新的、遠爲豐富的原材料，尤其是礦產資源，最終還有人造材料，代替了動植物資源。 理解工業革命在英國與西方的發生，不應該用物理學或機械論的視角來解釋，而更需要用生物學或演化論的視角來解釋。 除了基本的產權保護與市場機制，英國、西歐和北美從近代以來到18世紀，還出現了一系列複雜的工商業、金融業的法律與制度創新。 一是到底向英國和西方學習什麼？許多傳統帝國就技術、制度與文化三個層次或者政治、經濟與觀念三個領域進行了許多爭論。二是傳統帝國究竟哪裏出了問題？這也涉及對帝國政治危機的不同理解。三是傳統帝國應該確立何種發展目標與願景？這往往涉及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放棄或保留自己的傳統，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學習與吸收英國和西方的先進技術、制度與文化。 然而，更嚴謹的經濟史研究揭示，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英國乃至西歐早已孕育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商業革命。可以說，商業革命是工業革命的先導，市場制度是工廠制度的前提。 這一嶄新的觀念體系基於兩個立足點：一是關於人與人關係的基本認知，二是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基本認知。對18世紀的英國來說，前者可以用自由觀念與人文主義來概括，後者則可以用科學精神來概括。 洛克主張天賦人權說，認爲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既然如此，統治應該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人們之所以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不是爲了彰顯君主的榮光和國家的強大，而是爲了保護每一位社會成員的生命權、自由權與財產權。爲了達成這一目標，政治權力就不應該被濫用，而是要受到充分的約束。即便是君主的權力，也應該在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下運行。 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宣言維護。 本章所討論的人的絕對權利，指的是最基本的、最嚴格意義上的個人權利。例如，只要是處於自然狀態下的人就享有的權利，即每個人無論其是否身處某一社會中，都有權享受的權利。…… 社會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在個人行使上述絕對權利時爲他們提供保障，因爲，雖然這種權利是永恆不變的自然法賦予每個人的，但如果沒有各個友好的社會團體間的互相幫助和交往，人們不可能順利地行使這些權利，因此人法的首要目的就是維護並規範個人的絕對權利。[插圖] 如果再結合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傳統，即強調以人爲本、重視人的尊嚴、主張彼此寬容和非暴力等，18世紀英國政治法律觀念體系的要素是君主立憲、王在法下、分權學說、政教分離、個人自由、公民權利等。這種觀念體系既是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觀念的合流，又是強調以人爲本和對個人尊嚴的尊重。 科學革命，“三個一”，即一種信念、一種思維和一種方法。一種信念是指，相信世界萬事萬物的背後皆有確定的法則；一種思維是指，人們憑藉理性與邏輯可以認識這些法則；一種方法是指，觀察與實驗是認識萬事萬物的有效方法。 工業革命並不是憑空發生的，亦非憑藉加州學派篤定認爲的偶然性或運氣使然，而是英國與西方在政治、經濟、觀念領域一系列重大變革所引發的結果。 社會剩餘分配決定消費。1820—1870年這半個世紀中，英國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26%，而同一時期的俄羅斯、中國、印度則分別僅爲0.63%、-0.25%和0.00%。 對這些傳統帝國來說，當它們首次遭遇英國和西方的“船堅炮利”，並試圖通過一場重要的改革運動向英國和西方學習時，其中的主要困難，就是它們需要改善的不只是製造船艦與火炮的工業和技術能力，而是作爲整體的整個帝國的政治、經濟與觀念系統。 綜上所述，對英國和西方世界來說，18—19世紀，它們大體上完成了三件事情：一是啓動了工業革命，完成了自身的初步現代化，使自己遙遙領先於非西方傳統大國與其他地區；二是在軍事上普遍地戰勝了非西方傳統大國——更不用說尚未文明開化的地區了，由此英國和西方成了世界體系中的支配者；三是極大地推進了人類歷史上的首次充分全球化，並根據西方人的歷史、理念與規則創造出了一個全新的現代世界。 西方世界的興起有着互相關聯的三層含義：首先是西方世界通過國家革命、立憲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與觀念革命完成了自身的再造，並在經濟、技術與生產率上實現了巨大的提升以及對“馬爾薩斯陷阱”的突破。 命題一：傳統大國除非遭遇重大危機或戰爭失敗，否則就傾向於維持現狀，而非傾向於啓動變革與轉型。 命題二：面對西方興起帶來的衝擊，傳統大國往往面臨着國家重建與民族重建的政治任務。 命題三：傳統大國一旦擺脫危機，實現實力提升，就容易走上重新定義與塑造傳統的道路。 命題四：由於被西方打敗或被西方殖民的經歷，傳統大國容易產生自身的挫敗感和對西方的負面看法或敵對情緒。 命題五：傳統大國只要實現獨立自主與實力提升，就更有可能與西方主要國家產生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權力競爭。 這五個命題所呈現的邏輯，從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個視角解釋了傳統大國爲什麼更容易遭遇現代轉型難題。 國際學術界與國際組織已經開發了許多評價指標來衡量各個國家的政治現代化程度，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評價體系包括：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脆弱國家指數(Fragile States Index)、全球治理指數(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等。 基於新興大國崛起的邏輯過程，基於不同新興大國與原先主導大國之間衝突的歷史分析，筆者提煉出五個左右新興崛起大國政治命運分化的關鍵因素，分別是背景條件（歷史地理條件）、崛起模式、權力競爭方式、政治制度模式與對外政策。 到底何謂全球領導者？全球領導者的基本特徵與邏輯到底是什麼？爲什麼英國和美國能夠成爲過去的全球領導者？美國能否延續目前全球領導者的地位？是否還有其他潛在的新興大國能成爲新的全球領導者？進一步說，本書所關注的非西方傳統大國是否有機會成爲新的全球領導者？ 全球領導者應該是這樣一個國家，“其實力可以與所有對手的綜合實力較量”，“通常也圖謀實現某種國際統一和團結”，並“在全世界擁有廣泛利益”。 全球領導者應該具備兩個主要特點：一是，該國在經濟、技術與軍事上處於顯著的領先地位；二是，該國在國際體系中具有最強的綜合國力與全球政治影響力。 更學術地說，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霸權通常是指“在整體上，控制國際體系的領導權”，強大到有“權力根據自身的利益，塑造國際政治的規則”，或者能夠對“國際體系中的大部分”事務行使政治—軍事的“支配”。 在1760—1830年，英國佔“歐洲工業產量增長的2/3”，它在世界製造業生產中的份額從1.9%一躍而爲9.5%；在以後的30年中，英國工業的擴大又使這個數字上升到19.9%，儘管新技術擴散到了其他西方國家。在1860年前後，相對地說，英國可能達到了極盛時期，它生產了全世界鐵的53%、煤和褐煤的50%，並且差一點兒消費了全球原棉產量的一半。“聯合王國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佔歐洲人口的10%，卻似乎具有相當於全世界潛力40%—60%的現代工業能力。”在1860年，它消費的現代能源（煤、褐煤、石油）是美國或普魯士/德意志的5倍，法國的6倍，俄國的155倍。它單獨佔有全世界商業的1/5，但是卻佔有製成品貿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飄揚着英國國旗，而且所佔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 英國在1860年前後大致佔據着整個歐洲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的六成左右。所以，當時的英國在工業與技術上都是全球的遙遙領先者。 英國在經濟上的領先優勢還體現在其航運能力、全球境外投資水平等方面。 具體而言，從18世紀晚期到19世紀早期，英國的技術革命和創新覆蓋了機械領域（紡織業等）、動力領域（蒸汽機等）、交通領域（機車與輪船等）、通信領域（電報等）、軍事領域（槍炮與戰艦等）。紡織、電力、交通、通信、軍事。 其次，英國全球領導者地位的確立還在於它極具創造性地發展出了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模式，並逐步將其擴散至全球，先是影響了歐洲和北美，然後影響了整個世界。 在他最後的著作《致命的自負》的開篇，哈耶克就這樣說：“本書所要論證的是，我們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還是它的維持，都取決於這樣一件事情，它的準確表述，就是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合作新秩序在於全球，不再限於歐美。 如何才能成爲全球領導者？英國的歷史經驗揭示了三個要點：一是要有經濟與技術的顯著領先優勢，這不僅是總量意義上的，更是人均意義上的；二是提供一種更有效率的政治經濟模式，特別是一種可擴展的人類合作秩序，其他國家不僅可以模仿，而且經由互相合作可以構建更大的全球合作網絡；三是創造一種新的國際規則與國際秩序。實際上，具備這三個維度上的重大創新，一個國家才能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全球領導者。這就是19世紀的英國給我們提供的政治啓示。 ……在戰爭結束時，華盛頓的黃金儲備爲200億美元，幾乎佔世界總量330億美元的2/3。此外，“世界一半以上的製造業生產量是由美國承擔的，美國生產的各種產品佔世界總量的1/3”。這使得美國在戰爭結束時成爲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就是在數年後，美國產品仍佔世界出口總量的1/3。由於美國造船業的急劇膨脹，其船舶總噸位佔世界的一半。從經濟上說，美國可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爲所欲爲。 總體上，美國在19世紀70—80年代已經在經濟總量上跟英國並駕齊驅了，但在經濟發展、技術能力與科研水平上真正領先世界大致要到20世紀40—50年代。此時，美國才完成了從經濟總量第一到全球領導者的完整轉換。 總體上，起初作爲深受英國傳統影響的衍生國，美國既繼承又發展了“不斷擴展的人類合作秩序”。首要的是，美國在經濟、技術的效率和績效方面已經超越英國，成爲名副其實的全球領先者。這既是因爲美國在生產模式上的創新，也是因爲美國實現了研究型大學與服務社會的有效結合並開創了系統的公司研發模式，還是因爲其一系列新的法律與金融制度。第二，美國模式同樣易於被後發展國家學習和模仿，特別是在標準化量化生產、公司研發、研究型大學等方面的做法。比如，二戰之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就從學習美國中獲益頗豐。第三，與英國模式相類似的是，美國的市場經濟模式與自由貿易理念相結合，鼓勵和推動全球範圍內的更大合作網絡。自由貿易加上大規模的市場網絡，有助於進一步分工和專業化，進而使得生產率的提高和持續的創新成爲可能。不僅美國從自身的這種模式中受益，而且跟美國合作的國家也成爲程度不等的受益者。 一個國家要想成爲全球領導者需要具備三個關鍵要素：首先是要成爲經濟與技術上最領先的國家，其次是要創造一種可擴展的人類合作秩序，最後是要貢獻新的國際秩序與國際規則。 就技術實力而言，一方面，中國在空間探測、超級計算機、高鐵、互聯網、移動支付、新能源技術、新能源汽車、工程建築等領域已達到國際領先水平，產生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 其次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已經開創或提供了一種新的可擴展的人類合作秩序？在經濟方面，國內學術界對中國經濟奇蹟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讀，有人將其視爲充分發揮市場力量的結果，有人認爲主要依靠強大政府的作用，還有人將其視爲有效市場與有爲政府的結合。 政治上，中國在過去40年的時間裏維持了政治穩定，同時跟其他後發國家相比擁有相對較高的政府效能，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但中國現有的政治秩序在諸多方面仍面臨着諸多挑戰。在世界銀行公佈的“全球治理指數”中，中國在公民表達與問責、法治等多項指標上仍然處於較低水平。[插圖]綜合來看，中國目前的政治秩序還存在着很多結構性的問題，尚不具備足夠的可擴展性。 再次的問題是，中國能否在未來貢獻一整套新的國際規則與國際秩序？一方面，中國同衆多周邊國家還存在領土糾紛或敏感議題上的爭端；另一方面，面對美國的戰略博弈，目前中國主要還是在戰後美國創建的國際秩序中謀求發展、尋求合作與解決爭端，尚不具備建構一套由自身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條件。 中國自身的發展要比獲取全球地位的期待更重要，中國的戰略定力要比實現快速崛起的願望更重要。 在長期當中，究竟誰會是下一個全球領導者？一個保守的答案是，美國仍然是最具實力的候選國家。

一個很大、很熱點的題目，有命題作文之感。作者用比較分析方法，運用自己的技術工具，似乎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大國的現代化由西方主導，後發國家應遵從其秩序，新的大國需要全面評估的實力與地位，“夾着尾巴做人”是現實的選擇，否則，容易引起西方的“修昔底德”之慮。 作者明晰了自己理論路徑，一是純要素、技術的，二是政治經濟學的，三是後發展國家的歷史情境；也搭建了理論框架～即政治現代化三要素“政治菜單”：即有效國家、法制與民主問責制，圍繞這些國家可能面臨的五個基本問題而展開，亦即危機、困境、轉型、崛起以及領先，書籍的結構與大體邏輯清晰，由於展現問題的複雜性；人已經夠複雜，何況一個國家，內容還是龐雜的，以此緯度，總結和分析了，包括日本、德國、俄國、俄羅斯、伊朗、印度和土耳其在內的幾個國家，其現代化過程及存在的問題，作爲歷史，對比參照瞭解其國家現代化進程；同時也附錄英美成爲超級大國的資料，以作爲“鏡子”正衣冠。 讀後，始終有些如鯁在喉，由作者的觀點，發散演繹，產生了一些思考：一是，似乎現代化是西方的“專利”，給人留下，“此山是我開，此路是我栽，要想此路過，留下買路錢”，至於之前這些國家遭受的“堅船利炮”，也就淹沒在歷史之中了，其付出的成本幾乎可歸列於沉沒成本；二是，潛在將這些國家的民衆與國家對立，似乎只有現代化國家纔可以視爲一體，與“沒有國哪有家”的理念有衝突，三是，由科技革命產生的一系列革命，給西方的擴張帶來了利器，其“軟實力”成了受傷國家的療傷與重建工具，深究似有美化之嫌。在作者文中，也清晰地知道西式擴張的副作用，西方在野蠻擴張的同時，也培養着自己的敵人，惜於篇幅，沒有落多點筆墨。其實，基於商業的邏輯，還是可見一斑的，也許基於眼前利益，忽視或看不見長遠利益。 這麼大的政治題材，也只能思考幾個力所能及的問題，產生思考是閱讀本書的收穫，對於作者未能展開的部分，準備繼續閱讀，獲得進一步的思考和答案。至於對東方大國的“野心”，應屬臆想，屬於僞命題，某些國家出於自身戰略的需要，是更可能的原因，自己是塊什麼材料，自己還不清楚？難道不發展回到“拖辮子”才最符合某些國家的利益？對國民最公平？一本書可以確立某國的領導地位，現實那也顯得太簡單幼稚了吧。 其實，最後作者也明確指出～“如今，經濟、貿易、投資與技術的全球化跟國家、政體與文明的全球分裂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張力，在長期中，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政治模式已經成爲未來的需要”；無論書本總結的多完美理性，人的貪婪和慾望還是難以想象和控制的。思考在路上！

首先在可讀性上這本書有大量的重複，同樣一個觀點車軲轆話來回說，讀者的文筆也完全沒有可讀性而言。 再次做歷史、政治研究，其目的之一就是探究事情發展的邏輯。本書大量採取了歸納總結的研究方法，即在已有的事實基礎上進行總結。這種方法本身沒有任何問題，但是筆者的總結主要集中在非常淺的層面，缺乏邏輯性。讓人很難受，感覺說了什麼，又感覺沒說什麼。 舉個例子，筆者說英國的殖民方式不同於傳統帝國的殖民方式，然後羅列了新殖民方式的幾個特點，但是完全沒有提英國爲什麼會採取新的殖民方式。在這裏爲什麼會出現一種完全不同的殖民方式，不應該是一個該關注的問題嗎？ 再舉個例子，筆者總結國家現代化崛起的5個重要條件是，歷史背景條件，崛起方式，權力競爭方式，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對外政策取向。 這5個條件分開來看感覺非常割裂。比如一個國家因爲地理位置感覺到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然後因爲這個原因採取了一定的對外政策，這個時候只對這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進行分析是非常片面的。 本書缺乏在已有事實總結歸納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探索、總結邏輯的部分。通過總結事物發展的本質，可以爲當前社會提供一些借鑑。若往事不可追，來世不可測，那做歷史研究的意義在哪？ 如果說本書的定位只是簡單的歷史普及，那本書在很多地方的因果表達上都是不準確的，不知道是否會給初學者帶來誤導。在閱讀的過程中，能感覺到筆者的親美傾向，這是個人主觀感受。

書中的部分素材可以閱讀參考，但分析框架並無新意，比較失望。

優點：討論敏感話題政治現代性，肯定了英美長期引領世界的諸多因素；缺點：講傳統大國時置身度外，隔靴搔癢。在尾聲“有可能引領世界的大國”中提到了中國，作出了客觀冷靜實事求是的評價。 現在五花八門涵蓋各種領域的指數很多。走出局域網看看世界各種指數就說明一切！量化分析勝過定性分析。

20260222 通過聚焦關乎大國命運的五大關鍵議題：危機、困境、轉型、崛起與領先，本書深入分析了西方崛起對傳統大國的衝擊、傳統大國在現代轉型中的挑戰與選擇、政治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新興大國的崛起與國際影響，以及全球領導者的角色與未來。

感謝飛岸推薦，花了5天8小時，暢快淋漓地讀完包剛升的新作《大國的命運：從政治危機到國家現代化》，掩卷莞爾：這人可真是個大聰明。英國興起之後，爲什麼非西方傳統大國都無一例外地陷入重大政治危機？傳統大國的現代轉型難題共性和特性有哪些？全球領導者的基本特徵和邏輯到底是什麼？這些宏大敏感的話題，線索太龐雜，就算能理出頭緒，如何表達觀點呢？作者運用比較政治學的方法論，藉助大量的知識和資料，以走鋼絲一般的均衡，完成了當代社會學研究的難題：乾貨滿滿、邏輯自洽、深入淺出而又滴水不漏。作爲讀者，學習瞭解剖和建構相關問題的理論框架和工具，跟隨開展了世界歷史演變的興衰覆盤，雖未能掌握對趨勢推演的本領，但確實豐富了認知。他提出的五個命題，其中“命題一：傳統大國除非遭遇重大危機或戰爭失敗，否則就傾向於維持現狀，而非傾向於啓動變革與轉型”~堪稱政治學的牛頓第一定律“慣性定律：任何物體都要保持勻速直線運動或靜止狀態，直到外力迫使它改變運動狀態爲止。”。可以說作者有足以降維打擊的學問，但放棄爭當人間指路明燈的“小目標”，而選擇置身於迷宮的上方，親切甚至悲憫地給世人以啓示，全書憑藉介於共產主義和現狀之間的抽象願景作爲結尾，乾淨利落、高妙無痕。 導論 理解大國政治的變遷 ◆ 2024/09/13發表想法 想起很多例子 原文：正是因此他們保持了半罐子水通常有的自大、自負和自傲，而且，儘管在他們和使團交際期間感覺到我們在許多方面比他們強，他們仍顯得驚奇而不自愧，有時假裝對所見無動於衷。在跟外國人交談中他們毫無羞慚和自卑，反顯得滿不在乎，好像他們自己是優勝者，言行中找不到缺點和失誤。 1800年：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 ◆ 2024/09/13發表想法 革命性技術帶來的進步 原文：公元元年至1000年的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長率大約僅爲0.01%，公元1000年至1820年的增長率也僅爲0.22%，幾乎沒有增長；1820—1998年的增長率才上升至2.21%。[插圖]導致這種經濟增速重大差異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英國首先啓動的工業革命。 研究設計與內容體系 ◆ 2024/09/16發表想法 繞了一大圈 原文：重點關注如何成爲全球領導者，以及主要傳統大國能從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球領導者身上學到什麼。所有上述這些問題綜合起來，就是對主要大國——特別是非西方傳統大國——19世紀以來的政治經濟變遷及其基本邏輯的系統論述。筆者期待，本項研究能夠對今日世界的非西方傳統大國如何正確理解自身的歷史與未來提供有價值的認知框架。 傳統大國的政治危機 ◆ 2024/09/16發表想法 表格一目瞭然 原文：[插圖] 如何理解政治危機：理論與反思 ◆ 2024/09/16發表想法 看第1句話就來氣 原文：清朝中央權力衰微與地方勢力崛起，人口快速增長帶來的壓力，官僚系統中的恩惠庇護制度與普遍的腐敗，清朝河工、漕運與鹽政制度的危機，貨幣與稅收制度的混亂，儒家思想的保守性與各方面的因循守舊，邊疆危機帶來的政治壓力，君主專制的弊端與王朝政治的週期循環，等等。 英國與西方的興起及其性質 ◆ 2024/09/19發表想法 機器、動力和新材料 原文：大多屬於以下三類：(1)迅速、常規、精確而不知疲倦的機器代替了人工技術和努力；(2)無生命的動力資源代替了有生命的動力資源，特別是發動機的發明將熱轉化爲功，敞開了動力幾乎無限制的供應；(3)新的、遠爲豐富的原材料，尤其是礦產資源，最終還有人造材料，代替了動植物資源。 ◆ 2024/09/19發表想法 非它莫許 原文：整個歐洲的古典文明、基督教傳統、封建主義、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技術進步、科學革命、商業制度、民族國家興起等都對英國具有重大影響。簡而言之，英國跟其他西方國家有着一個共享的觀念與地理空間。這也使得英國的工業革命一旦發生，就會在西方世界內部實現快速的擴散，進而帶動其他西方國家都成爲工業革命的早期領先者。如果說英國是第一個或第一波現代化國家，那麼西方其他主要國家就是第一點五波或第二波現代化國家。 ◆ 2024/09/19發表想法 偶然因素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原文：隨着20世紀晚期美國加州學派的崛起，以彭慕蘭、弗蘭克等人爲代表，一種全新的“偶然論”解釋開始流行起來，即認爲工業革命之前，英格蘭跟中國江南地區大體上處在同一發展水平上，而後主要是地理大發現帶來的美洲白銀流入，以及英格蘭有利的煤鐵組合，促成了工業革命的發生。 ◆ 2024/09/19發表想法 那等於承認，這是不可複製的，難以推廣，獨一無二的不可逆現象。 原文：理解工業革命在英國與西方的發生，不應該用物理學或機械論的視角來解釋，而更需要用生物學或演化論的視角來解釋。 ◆ 2024/09/19發表想法 此圖有亮點 原文：[插圖] 傳統大國的政治、經濟與觀念世界 ◆ 2024/09/19發表想法 KPI 原文：[插圖] ◆ 2024/09/19發表想法 安全感源自確定性 原文：與權力本位觀念關係密切的是生存取向型的價值觀。由於法治尚未確立，個人與法人的權利、財產都沒有得到確定無疑的保護，所以，許多人能時時感知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高度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期性。正因如此，如何在這種高度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預期性中求得生存，就是一個重大問題。人文主義強調的是以人爲本，強調對人的權利與尊嚴的尊重，而這往往有賴於一個有權利保護、契約精神和規則意識的社會，有賴於一個法律不斷成長的社會。相反，生存型價值觀首先在乎的就是謀求自己與家庭成員的最大生存機會。這種價值觀的塑造，既來自於這些傳統帝國相對和平時期權力的專斷意志和社會的無規則性，又來自於這些傳統帝國週期性動盪時期朝不保夕的生活與叢林法則的支配。 兩個世界的碰撞與傳統大國的選擇 ◆ 2024/09/19發表想法 《共產黨宣言》 原文：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繫。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日益成爲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爲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 2024/09/19發表想法 典型的案例 原文：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儘管英國使團給大清帝國帶來了300箱英國的工業與科技產品，但乾隆皇帝與帝國統治精英們並沒有即刻意識到危機其實就在眼前。 何謂傳統大國的現代轉型難題？ ◆ 2024/09/19發表想法 聚焦個體 原文：本書定義的“傳統大國”主要不是指少數基於自身實力而在國際體系中擁有重要權力與影響力的國家，而是指傳承了某種主要的古老文明傳統並且在今天仍然具有較大地理疆域和人口規模的國家，或者是白魯恂定義的“文明體國家”或“文明型國家”，主要包括中國、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埃及、印度等六個國家。 ◆ 2024/09/19發表想法 “總體上，越是偏向於傳統和生存，代表觀念的現代化程度越低；越是偏向於世俗和自我表達，代表觀念的現代化程度越高。” 原文：從觀念體系上看，前現代傳統帝國的民衆在觀念上普遍是盲從的、迷信的、服從的、靜態的、宗教支配的、威權人格的、關係導向的，而現代國家的民衆在觀念上普遍是科學的、理性的、自由的、進步的、世俗的、民主人格的、規則導向的。 關於現代轉型難題的五個命題 ◆ 2024/09/19發表想法 托克維爾認爲尋求平等的過程，需要犧牲精英的特權，拉平水位。 原文：從大衆到精英，人們普遍地缺少跟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科學、理性、自由、進步、世俗、個人主義、民主人格、規則導向、績效至上的觀念與精神。 ◆ 2024/09/19發表想法 討人歡喜會說話 原文：命題一：傳統大國除非遭遇重大危機或戰爭失敗，否則就傾向於維持現狀，而非傾向於啓動變革與轉型。 命題二：面對西方興起帶來的衝擊，傳統大國往往面臨着國家重建與民族重建的政治任務。 命題三：傳統大國一旦擺脫危機，實現實力提升，就容易走上重新定義與塑造傳統的道路。 命題四：由於被西方打敗或被西方殖民的經歷，傳統大國容易產生自身的挫敗感和對西方的負面看法或敵對情緒。 命題五：傳統大國只要實現獨立自主與實力提升，就更有可能與西方主要國家產生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權力競爭。 這五個命題所呈現的邏輯，從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個視角解釋了傳統大國爲什麼更容易遭遇現代轉型難題。 轉型難題的國內視角：傳統與變革的張力 ◆ 2024/09/19發表想法 那是不是說埃及本質上還是世俗的？ 原文：埃及是阿拉伯傳統與伊斯蘭傳統的重要交匯點，其最近一次政治轉型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伊斯蘭主義的過度復興，以至於激發了世俗派政治力量的反彈。 ◆ 2024/09/19發表想法 凱末爾~尼赫魯，艾爾多安~穆迪，彼得大帝~普京。 原文：它們都有可能傾向於要尋找失落的傳統與重溫歷史的榮光。 轉型難題的國際視角：本國與西方的競爭 ◆ 2024/09/19發表想法 巴列維是經典改革悲劇 原文：1963年，國王推出了白色革命計劃，包括進行土地改革、森林國有化、普及女性選舉權、掃除文盲運動、分享工業利潤以及部分國企私有化等。由於這一系列改革計劃與現代化方案的推行，加上石油價格的長期堅挺，伊朗到1970年代已經成爲中東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但這一切並沒有提高巴列維王朝的受歡迎程度。到了1978年，由於不滿巴列維王朝的施政和石油危機引發的問題，伊朗民衆開始大規模的示威與抗議，並最終導致了整個國家的癱瘓。1979年2月，巴列維王朝崩塌，流亡回國的宗教領袖霍梅尼開始掌握實際權力，並將伊朗轉變爲伊斯蘭共和國。由此，伊朗的政治權力從親西方的世俗主義者手中，轉移到了反西方的伊斯蘭主義者手中 ◆ 2024/09/19發表想法 埃及糾結 原文：納賽爾政府是一個世俗主義的政權，但埃及民間仍然是伊斯蘭教主導的社會。英法對埃及的入侵，同樣被視爲基督教世界對於伊斯蘭世界的壓迫。納賽爾去世後，隨後的兩位領導人薩達特與穆巴拉克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總體上走向了親西方和親美國的政策，包括承認以色列與尋求政治和解。但這種政策選擇同樣遭到了埃及民間社會的反彈和整個阿拉伯世界的不滿。在族裔意義上，埃及最強的仍然是阿拉伯認同；在宗教意義上，埃及最強的還是伊斯蘭認同。無論哪個領導人執政，只要走親西方路線，只要跟以色列尋求和解，至少會在部分程度上跟埃及社會普遍存在的阿拉伯認同與伊斯蘭認同產生對立和衝突 ◆ 2024/09/19發表想法 有點像英國公決脫歐，結果失控 原文：穆巴拉克政體垮臺了，埃及啓動了民主轉型，這似乎更符合美國與西方的價值觀。但埃及人民卻選出了穆斯林兄弟會支持的自由與正義黨。隨後，該黨試圖通過修憲，將世俗的憲法修改爲基於《古蘭經》與伊斯蘭教法統治的憲法。 政治現代化的差距及其理論問題 ◆ 2024/09/20發表想法 沒看見中國？ 原文：[插圖] 政治現代化的跨國比較研究 ◆ 2024/09/20發表想法 德國侵略別人也是跟着日不落帝國，但時過境遷。 原文：當英國啓動工業革命並獲得顯著的領先優勢時，普魯士-德意志要在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和觀念系統上模仿與學習英國的經驗，跟非西方傳統大國相比，阻力要小得多。 ◆ 2024/09/20發表想法 精英頹廢、民衆烏合，瘋子帶領傻子 原文：一方面，魏瑪共和國的階級分歧、意識形態分歧、外交政策分歧等逐漸撕裂了整個社會，激進民族主義政治力量開始崛起；另一方面，魏瑪民主政體半總統制、純粹比例代表制的組合難以塑造一個穩定而有效的政府，魏瑪民主逐漸成了一種無力統治的民主。這一切最終催生了阿道夫·希特勒的上臺和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誕生。 ◆ 2024/09/20發表想法 拋棄儒學 原文：日本當時有限接受的西學被稱爲“蘭學”，是從17世紀開始在日本經商的荷蘭人所帶來的知識，主要是自然科學、醫學、植物學、地理學等方面的西方知識。 ◆ 2024/09/20發表想法 應該叫棉紡業 原文：棉織業 歷史的邏輯與未來的可能性 ◆ 2024/09/21發表想法 既可以說坦誠也可以說滑頭 原文：當然，尚不清楚的是，這些迥異的政治現代化模式，其政治成就並無高低優劣之分，還是其中存在某種合乎邏輯的最優模型與路徑？前者更代表着對政治發展的特殊性理解，而後者更代表着對政治發展的普遍性觀點。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第四章 崛起：新興大國的和平與戰爭 ◆ 2024/09/21發表想法 “早在2000年，政治學者戴爾·科普蘭在《大戰的起源》一書中就已經基於動態平衡理論論述了這一原理” 原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研究推動了“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的廣泛傳播。“修昔底德陷阱”甚至成了許多人理解新興崛起大國與原先主導大國關係的主流範式。 全球領導者的“三板斧” ◆ 2024/09/21發表想法 有實力，有創意，定規矩 原文：全球領導者的“三板斧”。 成爲全球領導者的第一個要素，是要成爲經濟與技術最領先的國家 未來可能的全球領導者？ ◆ 2024/09/21發表想法 故意給偉大復興留白 原文：比如到2050年或2080年，誰更有機會成爲全球領導者呢？ ◆ 2024/09/21發表想法 這是全文最妙處 原文：不得不承認的是，至少到目前爲止，中國的這一經濟模式在後發國家尚未呈現出足夠的可擴展性。 ◆ 2024/09/21發表想法 介於共產主義和現狀之間的抽象願景 原文：人類政治將迎來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政治時代，一種全新的不同於民族國家體系的世界政治體系將會形成。到了那個時候，人類的政治將會獲得真正的新生。

值得一讀，各取所需。作者導論言：“本書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英國作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興起之後，許多主要大國——特別是非西方傳統大國——所經歷的政治變遷及其背後的邏輯。換言之，這些大國自英國興起之後普遍面臨着一系列政治危機，而後又普遍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政治重生或國家再造過程。解釋這些重要的政治現象並討論我們可以從中獲得何種政治啓示，正是本書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