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詩鈔：水雲詩鈔

生於宋末，卒於盛元，故國不堪回首，新朝非其所屬，棲棲遑遑，不可終日。 偏因精於彈琴作畫、寫詩填詞，“以詞章給事宮掖”，“杭州萬里到幽州”，親眼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屈辱情景。 元主愛其才，先生堅其志，遂南歸，組詩社，訪舊友，過瀟湘，入蜀川，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嘆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唏噓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 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每逢朝代更迭之際，前朝文臣總會面臨艱難抉擇：是遠離官場保全氣節，還是效力新朝造福百姓？這個困擾古代讀書人的倫理困境，歷來都是歷史評價的重要議題。爭議的根源在於儒家思想中“忠誠君主”與“踐行仁政”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即便在漢族政權內部更替時，這種選擇已屬不易，而當外族建立新朝時，問題又因涉及“華夷之辨”的民族立場與文化傳統而更加複雜。宋元交替時期江南知識分子的處境尤爲典型——既要面對異族統治的現實，又需在道德理想與現實生存間尋找平衡。 對於宋元之際的士人，史書常聚焦於文天祥、陸秀夫等抗元英烈，以及謝枋得、鄭思肖等拒絕出仕的守節遺臣羣體，將他們塑造爲士人典範。這種要求文人必須依附於政治權力的思想觀念，實質上是對其獨立思想與人格尊嚴的全面壓制。當知識羣體的價值實現完全依賴於效忠特定政權時，個人的主體性思考與道德判斷便失去了存在空間。然而，在實際歷史進程和歷史背景中，人們的選擇遠非如此單一。面對無法逆轉的時局變化，不同個體基於自身信念、利益考量作出不同抉擇。蕭啓慶先生通過對宋元之際士人出處的大量考察後引勞延煊的話做出總結：“時間的過去，使得宋代遺民體驗到故國之思的無用，逼得他們面對現實。” 其實，改朝易代之後，人們經過權衡而做出入仕新朝的選擇是無可厚非的。在道德和文學上，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將他們打入另冊。查洪德先生說：所謂“大節”，在易代之際，就體現爲對舊政權的忠誠。而忠誠與否，只在於是否出仕新朝。這一“大節”之外的一切，都被排除和抹煞了。政權依附成爲絕對標準，完全剝奪了士人對政權的評判與選擇。先秦時期對個體意志尊重……在這裏都被徹底否定。……以此扭曲的道德評價爲前提，學術與藝術評價絕無客觀可言。 誠如查先生所說，君臣之義是建立在相對平等、客觀的前提下，不能簡單的把是否出仕新朝作爲忠與奸、善與惡、好與壞的標準。至於從蒙古人和漢人的民族對立來簡單分析看待問題並得出“華夷之辯”結論的研究，更是片面、機械而甚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