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弢
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它給人以知識,也給人以藝術的享受。除原來的《書話》外,本書又收錄了《讀餘書雜》《詩海一勺》《譯書過眼錄》和《書城八記》四個部分。 唐弢以豐富、全面的藏書爲基礎,又比照傳統版本、目錄之學,爲現代文學的文獻研究作出開拓性貢獻。一九四五年,唐弢開始寫作現代文學“書話”,“將每一段書話寫成一篇獨立的散文”。後多有人以“書話”體裁歸爲唐弢首創。《晦庵書話》評論李大釗、魯迅、劉半農、劉大白、王統照、朱自清、許地山、聞一多、朱湘、茅盾、郁達夫、郭沫若、沈從文等的作品,雖無當下學術著作炎炎鉅製之形,卻對現代文學的許多作品和事實做出了清晰明確的解說、考訂、澄清,鉤要提繁,爲理解現代文學的歷史地形打下了堅實基礎。或敘其版本歷史、事實掌故,或述己觀點、審美情感,不以枯燥的資料彙編爲己任,而力求將文藝的靈動融匯於充實的內容。
《晦庵書話》 唐弢 45個筆記 科學小說 地底旅行》出版於1906年3月,凡十二回。第一回及第二回曾在《浙江潮》雜誌上發表,譯者署名之江索士,這是魯迅先生早年用過的筆名。 且說《春蠶》 習慣於黑暗的動物,對於他們,光明的到來當然是不妥的。 鄭振鐸與《新社會》 三年以來,每當我接受一個新的任務,開始一項新的工作,自維小船重載,深懼顛覆的時候,我就會想到:要是西諦在世的話……嗬,嗬,一個人死後而能時時讓人在這種場合想起他,緬懷他,這就足以說明他的生命的可貴與力量。 “取締新思想” 到了1924年,舊事重提,6月17日的《晨報副刊》第一三八號上,《雜感》欄裏發表三條《零碎事情》,第一條便反映了“文字之獄的黑影”:“《天風堂集》與《一目齋文鈔》忽於昌英之妐之日被ㄐㄧㄣㄓ了!”這句話是我從一個朋友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偷看來的,話雖然簡單,卻包含了四個謎語。《每週評論》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別署“天風”,又有一位作者別署“隻眼”,這兩部書大概是他們作的吧。“ㄐㄧㄣㄓ”也許是“禁止”,我從這兩部書的性質上推去,大概是不錯的。但什麼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連忙查《康熙字典》看“妐”是什麼字。啊,有了!字典“妐”字條下明明注着:《集韻》諸容切,音鍾,夫之兄也。中國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五嗎?如果我這個謎沒有猜錯,那麼,謎底必爲《胡適文存》與《獨秀文存》忽於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還沒有聽見此項消息。可恨我這句話是偷看來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的或者發信的朋友問一問,如果他們還在北京。 線裝詩集 志摩的詩》收詩五十五首,後來由新月書店改版重印,易爲洋裝,刪去十四題,《沙揚娜拉》一篇原版爲十八首,再版時也僅刪留一首,倘要研究新文藝書籍的版本,就這本詩集說,這是一點重要的更動。 藏書印 偶見近人藏書印,借《蘭亭序》“暫得於己”四字,用古天衣無縫,而襟懷豁達,殊足稱道。 藏書票 大抵線裝書紙質柔潤,便於鈐印,洋紙厚硬,也就以加貼藏書票爲宜。 附錄 今年的另一收穫:承田家英同志出示所藏大釗同志早年的手跡一冊,甚爲珍貴。大釗同志早年曾號齋,就是從這裏知道的。 《原來是夢》 《原來是夢》宋春舫獨幕趣劇《原來是夢》一種,爲褐木廬發行,1936年5月初版,共印五十冊,印數奇少,遂入“罕見書”之列。喜劇作者,丁西林外,春舫也可說是卓然的一家。 《花之寺》 由蘇雪林想到陳西瀅、想到凌淑華。淑華有書曰《花之寺》,友人陳西老(這裏指我的朋友陳西禾,即林柯,並非陳西瀅,合亟聲明)極口稱道,偶於舊書鋪中見之,亟收焉。書爲新月書店出版,共收小說十二篇,以素淡筆墨,寫平凡故事,如雲林山水,落筆不多,而意境自遠。 《燕知草》 我記得平伯曾有詩云:“君憶南湖蕩槳時,老人祠下共尋詩;而今陌上花開日,應有將雛舊燕知。”抄 淦 卷施”是一種“拔心不死”的草名 以身殉道 天邊皓月,人間篝火,原不必同其光亮,但在黑夜裏星星相望,那意義,卻又是互相補充,大小一樣。 “毛邊黨”與“社會賢達” 我之愛毛邊書,只爲它美——一種參差的美,錯綜的美。 沈尹默《秋明集》 年年縱被春情誤,莫道春情無着處;海棠開了好題詩,綠柳蔭濃聽燕語。人生自有真情緒,不合空教愁裏度!與君倶是眼前人,領取從來無盡趣。 “贈爾多情書一卷” 相憐病骨輕於蝶,夢入羅浮萬里雲,贈爾多情書一卷,他年重檢石榴裙。 《愛經》 據說沃維提烏思曾流放黑海,成詩盈篋。後來悔其少作,頗感少不更事,自墮輕薄,乃另寫《愛藥》一書,聊資懺悔。其實春華秋實,由絢爛而平淡,事理所然,《愛經》《愛藥》,又何必作此等想。 從《小約翰》說起 9月17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爲我,爲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裏做的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爲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爲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後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爲好罷。 朝花兩集 俄國一篇,魯迅譯;蘇聯四篇,梅川、魯迅譯; 根據預告,第三集應爲《果樹園及其他》,但因朝花社倒閉,沒有出版。後來由現代書局印行,署名魯迅等譯的《果樹園》,譯稿雖即朝花社當初蒐集的一部分,出版卻是爲了還債,那就屬於另一回事了。朝花社的目的是要替中國新文藝界介紹一些質樸的作品,所以選譯對象,着眼於北歐和東歐,這個計劃未竟全功,實在是文藝界的一個損失。 《小彼得》 凡學習外國文字的,開手不久便選讀童話,我以爲不能算不對 《毀滅》中譯 三閒書屋有此店名,無此店址,實際上就是魯迅自編自校,自己出錢,專門印些爲當時政治環境所不能容納、書店老闆所不願接受的稿子。 。《毀滅》出版當時,正值政治逆流,國民黨反動派壓迫新文藝運動,窮兇極惡,此書無法公開發售,僅由內山書店代賣,銷行頗受限制。魯迅爲使這一革命文藝鉅著能有較大的影響起見,曾與大江書鋪訂約,利用原版印行,刪去前後所附各篇,著者像改爲單色,比三閒本早一個月出版,另作封面,譯者署名則爲“隋洛文”,因爲當時國民黨反動派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這個化名正是由“墮落文人”變化過來,含有反譏的意義。 八道六難 但是,同是清人的祁承,卻在《澹生堂藏書約》里加以引用,八求之外,又補充了三點:一、對於已佚的書,從前代著述中輯錄引文,恢復其部分面貌;二、古書中有註釋多於本文的,析而爲二,使註釋另成一書;三、從諸家文集中纂輯書序,別爲一目,以便按目求書。 記得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庋藏的一批戲曲書籍,爲至德周氏幾禮居捐贈,數量不多,卻有一些他處不易見到的材料,不能不說是收藏者當初因類以求所獲得的成果。 友好之中,西諦早歲留意彈詞、寶卷,後來轉到版畫、戲曲,晚年又大發宏願,欲盡收清人文集。阿英對說部極有興趣,尤致力於晚清小說。這些都和他們對俗文學史、版畫史、晚清小說史的撰述有關。 還有一些從事作家研究的人,因人以求,專門蒐購有關某個作家的著作。 無論是鄭樵的八求也好,祁承的補充也好,雖然前人想盡辦法,大概還是遇到了一些困難,所以明代的謝在杭提出五難。清人孫慶增在《藏書記要》裏,又衍其意而改爲六難。他說:“知有是書而無力購求,一難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難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於一時,不能復購於異日,三難也;不能搜之於書佣,不能求之於舊家,四難也;但知近求,不能遠購,五難也;不知鑑識真僞,檢點卷數,辨論字紙,貿然購求,每多缺軼,終無善本,六難也。”孫慶增平生勤於收書,其中不無甘苦之談,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念茲在茲”,古書之外別無所知,說到底,仍不免使人有“所見者小”的感覺。 至於孫慶增所說其他困難,凡是買過一點舊書的人都有親身經驗。有時想參考某書,圖書館裏恰好沒有,茫茫宇宙,正不知何處去尋。一旦這部久思訪求的好書出現眼前,情知若不當機立斷,也許天涯海角,從此再難謀面。然而事情又並不盡如人意。或則因爲手頭拮据,或則因爲要價太高,或則因爲已被捷足者先得,欲購未能,欲捨不得,這種處境確實使人狼狽。 藏書家 自古以來,能讀書的人未必便能藏書,能藏書的人未必便能讀書,所以前人把藏書家分爲兩類,一類是爲讀書而藏書,叫做讀書的藏書家;另一類則是爲藏書而藏書,好比爲藝術而藝術一樣,他們是藏書的藏書家。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日本三菱系財閥巖崎蘭室在島田翰慫恿下,以十萬元購去皕宋樓全部藏書。 借書和刻書 從學術上講,我以爲藏書的意義本不在於數量的多寡,而在於是否有利於當世,有益於後人。 。《澠水燕譚錄》記李公擇讀書廬山,居五老峯白石庵,有書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於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雲:李氏藏書山房。 張海鵬說:“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只以爲己,刻書可以澤人。”歷 蠹魚生涯 別錄》裏說:“校讎,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如讎。”這 清人勤於校讎,對校讎的目的和方法,也都有較新的認識,不僅《校讎通義》一書。他們認爲劉向所用的方法有二十三條,然後又根據自己的經驗,綜合歸納成爲十條,叫作:通訓詁、定句讀、徵故實、校異同、訂羨奪、辨聲假、正錯誤、援旁證、輯逸文、稽篇目。…… 舉例來說,《顏氏家訓》記江南有個權貴,愛讀左太沖《蜀都賦》,而根據的本子不善,其中“蹲鴟所伏”一句,註文:“蹲鴟,芋也。”“芋”字誤作“羊”字。人家送他羊肉,他一時高興,舞文弄墨起來,回信道:“損惠蹲鴟……”收信人查得出處,不覺大喫一驚,奇怪爲什麼剛剛送去的羊肉竟變成了一個大芋頭。羊肉和芋頭雖有出入,問題還不太大。 最糟糕的是《儼山外集》所記一事。據說明初名醫戴元禮,路過南京,看到一個同行門前候診的人很多,以爲必是名醫,正想登堂求見。恰好那位醫師追着一個病人出來,囑咐煮藥時務必放一塊錫同煎。元禮聞所未聞,以爲必是祕方,趕緊上前請教。醫師讓入屋內,出書相示,卻原來有個“餳”字誤印作“錫”,糖漿便成了不知何味的錫汁。自然,這回遭殃的是病人,後果如何,很難逆料。不過爲了證明校讎工作的重要,我以爲仍然是一個有力的例子。 詩經·衡門》篇:“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箋作“可以飢”,古時同音假借,寫“”爲“樂”,至於直接改成“可以療飢”,反倒是後人以意爲之的結果。再有一種是字義相通,假借更多,譬如《詩經·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戴東原主張讀“方”爲“房”,認爲“房之”就是“居之”的意思,王引之更正說:“鳥巢不得雲房。”古時“方”“放”通用,“放”作依解,所謂“維鳩方之”,就是維鳩依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進一步說明了讀“房”的不可靠。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這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自以爲繼承了儒家的道統,可是一到他兒子韓昶,似乎便不很高明瞭。韓昶曾爲集賢校理,他不知道殷時有一種車子叫乘根,秦加金飾,改稱金根,卻硬派這個“根”字是錯字,把史傳裏提到的金根車,統統改爲金銀車,和南京那位大夫配成一對,那個迷於錫,這個又迷於銀,一前一後,成爲歷史上難得的把兄把弟了。 版本 按照張之洞的說法,構成善本有三個條件,第一是足本,即完整不缺;第二是精本,即校印無訛;第三是舊本,即舊刻初印。 從前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這是因爲明代自萬曆以後,刻書者衆,往往炫奇獵異,互相競爭,或則更換書名,或則改動內容,將古人著作隨意糟蹋,把讀者弄得莫名其妙。屬於前者,例如郎奎金刻《釋名》,改名《逸雅》;馮夢禎刻《大唐新語》,改名《唐世說新語》;《北堂書鈔》初改爲《大唐類要》,再改爲《古唐類範》;收入商濬《稗海》裏的《蒙齋筆談》,其實不過是《巖下放言》的節錄,而著者葉夢得卻被改作鄭景望,豈非荒唐之至。屬於後者,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談得最多,如把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裏的“僞臨朝武氏者”,改爲“僞周武氏”;把曹丕《短歌行》裏的“思我聖考”,改爲“思我聖老”,又妄評之曰:“聖老字奇。”最突出的是,山東人刻《金石錄》,見李清照後序“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朔”一語,不知“壯月”就是八月,典出《爾雅》,認爲兩字連在一起,義不可通,竟改“壯月”爲“牡丹”,使全句不知所云。顧炎武以爲“萬曆以來所刻之書”,無非“牡丹之類”,可謂尖刻得很。至於坊賈射利,翻刻時卷數目錄仍舊,任意抽減內容,以便賤價出售,如郎瑛《七修類稿》所舉,更是不在話下了。 其實,書籍不是古董,既然稱爲善本,自應以內容的正確無訛和完整不缺爲主。 來自微信讀書
讀唐弢《晦庵書話》 唐弢的《晦庵書話》可以說是最早的五四新文學的版本學研究之作,實有開創之功。不過其書話最大的問題在於字裏行間流淌着極左話語,而作者並不自知。譬如“兩本散文”一文談五四散文名家梁遇春的兩本散文集,《春醪集》與《淚與笑》。唐弢在結尾寫道:“每讀 《春醪集》和 《淚與笑》,不免爲這個死去的天才惋惜。但我相信:我們終於將會出現這樣的散文,這樣的風格,而並不帶有梁遇春式感傷的情調。”事實上,後來並無梁遇春這種風格的散文出現,1949年以後已經沒有生長此類散文風格的土壤了。至於唐弢另外一句話“而並不帶有梁遇春式感傷的情調”,彷彿後來的社會已經滅絕了“感傷的情調”,只剩下每日裏的“歡天喜地”與“幸福美滿”。唐弢先生似乎遺忘了“土改、四清、反右、大躍進”等種種運動,那可不止是“感傷”,而是無數的家破人亡與鮮血淋漓。又“並肩作戰”一文,“在思想鬥爭上,例如對胡適 《我們走那條路》的批判、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等等,同樣是毫不含糊地打得十分漂亮的大仗。”一個撰寫書話隨筆的作家,卻時刻不忘所謂的“思想鬥爭”,動不動就是“打了幾次大仗”,不知者還以爲唐弢是個熱衷戰爭的“狂熱分子”。文學話語裏這種“戰爭語言”多少暴露出意識形態下“戰爭思維的創傷症”,上海批評家陳思和對“戰爭文化形態及話語”多有灼見與研究。在“翻版書”一文裏唐弢義正辭嚴的寫道:“從五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根據這一時期進步書刊的遭遇,其實最大的災害還是兩個:一是反動官僚的禁燬,二是牟利商人的翻印。”又說“我推崇今天的影印工作,卻決不寬恕過去的翻版書籍。那時候,翻版書不僅是對作者的剝削,並且也是對讀者的欺騙。”然而奇怪的乃是在接下來的“《子夜》翻印版”一文裏,他卻寫道:“不過就我見到過的翻版書之中,也有一部使我大爲佩服:展視之下,愛不忍釋。這就是 《子夜》的翻印版。”後面還強調“翻版書在這個形勢下便表現了戰鬥的作用。”由翻版書是“最大的災害,絕不寬恕”忽然轉變爲“愛不釋手,具有戰鬥作用”,這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翻版”麼?又“且說《春蠶》”一文,“30年代初,中國農村經濟急劇崩潰,作爲1932年的一個特點,叫做豐收成災。豐收而會成災,今天的青年恐怕是很難理解的,然而事實卻又的確是這樣。”這話說的未免太滿,豐收成災在今時今日,照樣存在。農作物或水果的豐收,還是會有“成災”的現象,“穀賤傷農”並非特定時代的寫照,而是所有時代不可避免的陰影。此文還寫道:“在一種社會里,連續遭了三年災荒,而且是百年來未有的大災荒,人們仍然能夠平安地度過。”這真是“睜眼說瞎話”,全不知百姓的死活。在那三年裏,死了多少人。唐弢居然一句“平安度過”,如此的輕描淡寫。又“革命的感情”一文,“在魯迅先生逝世前一段時間,有兩本書的編印工作,一直使他像手裏捏着一團火一樣,寢食不安地想早早完成,這就是 《海上述林》和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海上述林》爲了紀念瞿秋白,《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爲了紀念柔石,確實表現出魯迅的爲人。可是唐弢爲了鼓吹魯迅偉大的“革命感情”,結尾卻寫了一句“惟有階級的戰士,纔有真正的感情”,這豈不是在說普通人不配擁有“真正的感情”?唐弢單純地談版本,常識具見。倘若議論人世,荒謬至極。
http://winters1224.top/archives/1728727787834 我從只讀轉向讀寫,已有五六年了。七七八八地讀,零零碎碎地寫,全憑感覺。 感覺得多了,就有了點感覺。“讀”這部分暫且不提。“寫”這部分,慢慢地收斂到兩個方向上:其一是以我爲主,寫讀後感,其二則是以書爲主,寫書評。由於某些不可名狀不可直視不可言說的原因,兩個方向進一步坍縮到了“寫書評”上。 寫得多了,漸漸感到了“理屈詞窮”。“圖文並茂”、“生動活潑”、“發人深省”……我好像只會這樣分析、只會這幾個詞。以前笑話美食節目“入口即化”包打天下。現在被迴旋鏢紮了心,一紮一個嚶嚶嚶。 不會寫不要緊,我可以學嘛。 這就是我翻開《晦庵書話》的初衷。 該說意料之中還是意料之外呢,“學習”的期望落空了。 不是唐弢寫得不好,也不是我學得不認真。實在是學不來他的這個路數。 怎麼個路數呢?我願稱之爲“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書籍的版本、目錄等文獻學方面內容。例如: 《吶喊》原爲新潮社“文藝叢書”的一種,共印兩版。第三版起,改由北新書局發行,列爲《烏合叢書》之一。新潮社初版本《吶喊》於1923年8月出版,當時《文藝叢書》已經出了兩種,一是冰心的《春水》,二是魯迅翻譯的《桃色的雲》,《吶喊》按次序該是第三種。新潮社各書紙質精良,裝幀講究,《吶喊》用大紅封面,在當時可說十分別致。初版收小說十五篇。這些小說在結集之前已經享有盛譽,因此書一問世,立刻銷售一空。同年12月再版,內容仍舊,只是印刷者京華印書局卻改爲京師第一監獄。…… 當《吶喊》“印行第二版時”,抽去了《不周山》,這“第二版”指的是重排的時間,即1930年1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時候,離仿吾的發表批評已經整整六年。《吶喊》作爲《烏合叢書》之一,自1926年10月開始到1936年10月魯迅逝世爲止,先後印行了二十餘次,可以看出這部書受歡迎的程度。 《死水》出版於1928年1月,新月書店發行,收詩二十八首,格律整飭,和當時“新月派”其他詩人相似。但不拘於個人情感之得失,把反動統治下的生活比作死水,對現實社會深致不滿,則又卓然獨立,和許多人不同。他的另一個詩集《紅燭》出版於1923年8月,由泰東圖書局發行,封面白底紅字,用藍條框邊,裝幀粗俗,殊不美觀。集內收序詩《紅燭》一首,《李白篇》三首,《雨夜篇》二十一首,《青春篇》十七首,《孤雁篇》十九首,《紅豆篇》四十二首。 這些內容不僅有版本學、目錄學方面的意義,也有介紹出版發行的時代背景的作用。此外,如果購書渠道不夠通暢,這些信息還有非常大的實用價值:你也不想費時費力買回一本《吶喊》,卻發現少了《不周山》吧?你也不想因爲不知道大概內容,而錯過聞一多先生的詩集《紅燭》吧? 可惜,我既不從事出版編輯工作,也不搞版本學、目錄學。這一板斧於我,就如“壁裏安柱”,不學不學。 第二板斧,是書籍與其作者們的故事、趣事。例如: 《鄰二》的末一句是“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遼遠的池裏的綠水”。據施蟄存在《無相庵斷殘錄》裏說,“池裏的綠水”五字,是由他加上的。原來茅盾這篇散文,寫給《新文藝》月刊,原稿發下排印時,最後一頁被排字工人遺失,一時無法請作者改正,就由編者施蟄存加上五字,算作結束。發表後茅盾去信更正,而《新文藝》卻已停刊了。原文應該是這樣的:…… 振鐸寫這本書時,尚在倫敦,每天出入於不列顛博物院,抄錄並研究藏在該院的中國古籍,有時覺得疲乏,便也翻翻別的書,於是就向《希臘神話》、《羅馬傳說》一類的書籍探求了。按他的計劃,把這些神話傳說演譯成中文,在《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總題下,分爲三部:第一部《神譜》,第二部《英雄傳說》,第三部纔是這《戀愛的故事》。但因當時孤身遠客,不免常常思家,便先從《戀愛的故事》入手。 這便帶來了一個疑難問題:倘說《世界文化》本來就出過第二期吧,根據當時的形勢似乎不大有此可能;倘說本來沒有出過第二期吧,卻又明明存在着第二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經過仔細考查,才知道這一本《世界文化》是由“文總”編輯,其實該是《文化月報》的第二期。兩個刊物的社址是相同的,《本報啓事》和《徵稿條例》的文字是相同的,出版期也大致銜接。更重要的一個證據是:發表在《文化月報》第一期上嵩甫翻譯的《五年計劃中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是一篇未完待續的稿子,卻由《世界文化》第二期續登完畢,這就坐實了前後承繼的關係。不過因爲刊名由《文化月報》改作《世界文化》,開本由十六開縮爲二十三開,從形式上,容易造成錯覺,使人聯想到“左聯”的第一期《世界文化》,以爲倒是它的續刊了。 讀書而關注書外的故事,固然有“喫完雞蛋找母雞”之嫌,也有“知人論世”之哲。何況施蟄存續貂之舉,對原作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鄭振鐸思鄉之情,也未必不會流露在字裏行間。瞭解這些書外的背景故事,對我們理解書中的內容也會大有裨益。 可惜,我連作者都不認識,更別提作者們的軼事、趣事了。這一板斧於我,恰似“窯頭土坯”,不學不學。 第三板斧,是藏書家語,如封面裝幀、買書校書等事。例如: 《引玉集》收錄的是蘇聯版畫,魯迅特意寄到日本去印刷和裝訂。書高七吋半,寬六吋,封面底版黃色,魯迅自作圖案,紅底黑字。書脊與底面則爲黑色,脊上書名用紅字,色澤和諧,特別雅緻,共收圖五十九幅。(初版封面及後記均作六十幅,誤。)…… 紀念本更爲講究,比流通本高出一吋有餘,麻布封面,皮脊包角,書名是燙金的。又因所選紙質更佳,比流通本厚過一倍。這兩種本子一列用紙套。不用說翻檢內容,就是一看到版式裝幀,也使人美感突興,神馳不已。 我買書垂三十年,於此道略不講究。抗日戰爭勝利後,偶然興起,自己鐫了一方,有時也鈐在書上。雖然少年好弄,二十歲以前學過金石,但畢竟只是惡札,倘論功力,那就不在話下了。 愛屋及烏,人之常情。釣魚佬喜歡好看的釣魚竿,賽車手喜歡好看的頭盔,遊戲迷喜歡好看的皮膚,讀書人喜歡好看的裝幀,都是這樣的。 可惜,我是電子書愛好者……我總不能寫“我這本《xxx》是EPUB格式,封面是SVG高清矢量圖,字體是……”吧?這一板斧於我,也是“水中撈月”,不學不學。 真不是我不學。作爲作家、文學理論家、藏書家,唐弢的視角和視野令我望塵莫及。他舞這三板斧,是“爲長者折枝”;我學這三板斧,卻是“挾太山而超北海”。臣妾做不到啊! 就這樣,讀書學習變成了爲翻書消閒。 該說意料之中還是意料之外呢,“消閒”的期望也落空了。 我是個電子書愛好者,而且是個精(xiao)打(qi)細(ba)算(la)的電子書愛好者。能從網上搜尋到的電子書,我就絕不會花錢開xx會員。《晦庵書話》面世有年,電子書並不難找。 難的是找到一本好的電子書。 而我下載的這一本,簡直慘不忍睹。書中幾乎所有“門”字全都成了“巾”,如“杜魯巾”、“裝巾面”、“北巾書店”;幾乎所有的“令”都成了“分”,如“密分”、“奉分”等;幾乎所有的“灰”都成了“風”,如“銀風色的死”、“風煙灰霧的十二月”、“銀風的景色”等。英文單詞間幾乎全都沒有空格,英文連字符也大多不合時宜…… 所有這些問題都表明:這本書是用OCR技術轉換成電子書的。也不知道是誰家的OCR服務,識別準確率這麼低。準確率低也就罷了,居然還掃出來兩個繁體字:“乾沒”誤作“乾沒”,另有一個“門”字。簡直匪夷所思。 如果只是“裝巾面”、“密分”這種倒還好分辨。最怕遇到人名。“杜魯巾”、“蔡子民”和“夏丐尊”也就罷了,“杜其土垚”(杜其垚)、“常絮”(常挈)、“錢君匈”“錢君匐”“錢君甸”“錢君匍”(都是錢君匋)、“江小鵝”(江小鶼)……不僅叫人哭笑不得,而且摧毀了我對本書所有人名的信任:凡書中人名,必須檢查。什麼士敏土、昌英、端六、亨利希·曼、馬格努斯·薛菲爾、刈米達夫、瑩環、錢君胥……還多虧認真查過,否則我就把“錢君胥”也認作是“錢君匋”了。《晦庵書話》中提到過“校讎工作的重要”,想不到我居然成了活生生的例子。 舉例來說,《顏氏家訓》記江南有個權貴,愛讀左太沖《蜀都賦》,而根據的本子不善,其中“蹲鴟所伏”一句,註文:“蹲鴟,芋也。”“芋”字誤作“羊”字。人家送他羊肉,他一時高興,舞文弄墨起來,回信道:“損惠蹲鴟,……”收信人查得出處,不覺大喫一驚,奇怪爲什麼剛剛送去的羊肉竟變成了一個大芋頭。羊肉和芋頭雖有出入,問題還不太大。最糟糕的是《儼山外集》所記一事。據說明初名醫戴元禮,路過南京,看到一個同行門前候診的人很多,以爲必是名醫,正想登堂求見。恰好那位醫師追着一個病人出來,囑咐煮藥時務必放一塊錫同煎。元禮聞所未聞,以爲必是祕方,趕緊上前請教。醫師讓入屋內,出書相示,卻原來有個“餳”字誤印作“錫”,糖漿便成了不知何味的錫汁。自然,這回遭殃的是病人,後果如何,很難逆料。不過爲了證明校讎工作的重要,我以爲仍然是一個有力的例子。 更想不到的是,我在這一點點的“交誰”中,居然目睹了AI“幻覺”和“對齊”的過程。 我讀書的那個APP有一個“AI問書”功能。當讀到“在改訂這書的當中,本來是想把《銀風色的死》及《還鄉》兩篇刪去的……”時,我用AI問書功能查了一下“銀風色的死”。這個AI一本正經地向我解釋說:《銀風色的死》是郁達夫創作的小說云云,還介紹說某部太宰治作品中也出現過“銀風色的死”這一描述…… 它說得如此有理有據,連我這個搞IT信以爲真了!真是“逐年家打雁,今卻被小雁兒鵮了眼睛”!直到再讀到“空中漂浮着銀風的景色”、“花影底綽約,卻是銀風色的”時,我才逐漸回過味來。再用搜索引擎一查:哪有什麼“銀風色”的死!哪有什麼太宰治的作品!AI你個大騙子! 更離譜的事發生在我用AI問書搜“錢君匐”“錢君匈”時——直接看圖吧。要不是我多少還知道一點錢三強先生,只怕這次又要被它騙了! 這些都是典型的“AI幻覺”。而“對齊”主要出現在對“銀風色的死”的解釋上。現在再用AI問書查“銀風色的死”,它雖然還會說這是郁達夫的小說云云,卻不會再提到太宰治了。如果不是AI問書在“對齊”,就是我出了幻覺。想了想,還是歸爲前者吧…… 就算AI不能對齊,我自己來對齊總可以吧。錯別字,我來改;連字符,我來刪;闕文漏字,我來補;引用格式,我來調…… 就這樣,我的讀書學習計劃又從翻書消閒轉向了“校書郎的日常”…… 該說意料之中還是意料之外呢,當個校書郎還蠻開心的。除了學習電子書編輯排版的收穫,以及精讀細讀、多方查證的樂趣之外,“校對”這本書還帶來了一個意外之喜。 《晦庵書話》已再版多次。在早先的一些版本中,本書配有一些插圖。最新版不知何故,把插圖刪了個精光。而我下載到的這個版本—— 當然沒有插圖啦,一個ORC識別得錯字連篇的版本,怎麼可能還配插圖,想得真美。 但是——這次居然不是“萬惡的”但是了——雖然沒有配圖,但是這本書保留了插圖的備註。既然有插圖處有備註,那麼有備註處自然就有插圖。循着這條線索,我費了一點工夫,給書中所有的備註都配上了圖。有些實在找不到的,也尋了一張相近的放上,並斗膽留了個“電子書編者按”: 《翻版書》中“版權所有,翻版必究”八個大字,總令我這個讀電子書的人如坐鍼氈。好在後面還有“有人翻印,功德無量”八個大字……雖然我不是“細心綢繹,反覆勘對,窮畢生之力,孜孜矻矻地做着校讎工作的人”,但至少這一次,我還是蠻得意的。 對於那些細心綢繹,反覆勘對,窮畢生之力,孜孜矻矻地做着校讎工作的人,我以爲是應該感激的,因爲他們使許多向來認爲難讀難解的古書,從此可以讀,可以解,使我們有可能進一步去了解古人的思想和生活。魯迅所謂:“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學究。”或者就是這個意思吧。 並向那些真正的校讎工作者們、出版工作者們致敬。 讀也讀了,校也校了,寫也寫了。回頭看看,就做個翻書消閒的一般讀者也挺好。大作家的書,大評論家的書評,兩大家子“伺候”我一個人兒,這福分還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