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性科學研究

佔領複雜性研究的制高點 以什麼爲標準判斷科學實現了現代化，向來是見仁見智的事。中國科學水平的長期落後，60年來沒有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不可避免地孕育出濃烈的諾貝爾獎情節，科學家有，廣大國民也有，形成不小的心理和輿論壓力。認爲諾貝爾獎引領現代科學發展的觀點在國內學界頗爲流行，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決策層。有中國學者獲得諾貝爾獎當然是好事，但若以此爲目標規劃科研活動，則是要誤大事的。聖塔菲第一任所長柯文說的對，“通往諾貝爾獎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由還原論的思維取道的”（[106]，第72頁）。按照獲得諾貝爾獎的多少來衡量科學現代化的水平，是發展還原論科學的思路。而還原論科學及相應的技術有嚴重的反自然、反生態傾向，基於這種科學技術的社會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如果繼續沿着西方國家的道路搞科學現代化，即使培養出諾貝爾獎得主，中國不僅科學技術整體上仍然落後，而且不再有適於人居的環境，後果不堪設想。必須轉變指導思想，以確保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建設信息-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爲目標來規劃和指導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即使中國仍然沒有人獲得諾貝爾獎，科學技術也將走在世界前列。 如果承認科學系統正處於新的轉型演化期，科學方法論的主導地位將由還原論轉向系統論，那就得承認複雜性科學代表科學發展的大方向，複雜性研究是21世紀科學發展的制高點，佔領這個制高點對於中國科學技術在21世紀能否走在世界前列至關重要。 不過，是否存在複雜性科學，如何搞複雜性科學，20多年來學界一直有很大分歧。郝伯林是一位學風嚴謹的物理學家，他也從事複雜性研究，但在提及複雜性科學時總要打上引號。他對國內複雜性研究多次提出批評，在相當程度上反映科學界主流的意見，有諸多合理之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我贊同他的兩點論，“熵、信息和複雜性這三個概念，所引發的深刻研究之多、無稽議論之不着邊際，確實很少有其他概念能與之相比”([32])。不着邊際的無稽議論要努力消除，那些深刻研究不論多麼微小都應當肯定。關於複雜性問題的一般性研究，一時難有實質性的突破，容易流於泛泛之論，不宜作爲重點投入大的力量。但多少給這類研究以一些支持和扶植也是應該的，至少要容忍它們存在，不要動輒扣上僞科學的帽子。在歷史上，有些重大創新就是在受到當紅學者鄙視的“胡思亂想”中生髮出來的。在新學科草創時期，現有權威理論判定沒用的東西未必一定沒用，判定有用的東西未必一定有用，下結論應當謹慎點，科研決策者更應當客觀點。 郝伯林近期撰文說：“有人宣稱，研究複雜系統的方法，就是‘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試問，這樣的原則性議論，能指導哪一位博士生髮現和解決新問題，得出新的科學結果？”[插圖]從戰術層面看，他的評論坦承而有力。實際情況的確是，除錢學森外，目前國內OCGS理論的研究者不具有培養這種博士的實力，而錢翁自己又堅持不招博士生，寄希望於指導一些小有名氣的中青年學者完成新領域的拓荒。竊以爲這是錢翁的一個失策之舉，他開創的新領域後繼乏人，與此有關。如果錢翁在1980年代能夠培養一批博士，今天的局面應該有所不同。若從戰略層面看，郝先生的評論有失偏頗。現在是複雜性科學的初創時期，原則性議論不可或缺。試問，如果沒有笛卡爾等人當年的原則性議論，能有今天的還原論科學嗎？按照笛卡爾《方法》一書的原則性議論沒有培養出能夠發現和解決牛頓力學新問題的博士，就能說笛卡爾在方法論方面的原則性議論沒用價值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是科學發展的大趨勢，對它的方法論從原則性議論到制定可操作的方法需要一個過程，需假以時日。 其實，倡導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早已是國際學術界的流行做法。郝先生讚賞的聖塔菲搞的也是定性定量相結合，跟經典科學有顯著區別，霍蘭的CAS理論即典範。就是作爲自然科學楷模的物理學也在變化。物理學家趙凱華指出，那種認爲“只有高度定量化纔是最重要的”的“認識是片面的”。（[120]，緒論）他還援引大物理學家費因曼的話來支持這種觀點，把自己的著作取名爲“定性與半定量物理學”，也是主張定性與定量相結合。 郝伯林認爲：“對還原論並沒有做過多少實質性貢獻的人，也缺少奢談整體論的資格。”（同上）在物理化學之外，這一論斷也有可商榷之處。進化論的提出是對於地球生物作爲系統的演化規律的整體性把握，達爾文的整體思維未必是在對還原論的貢獻中建立起來的。在自然科學之外，特別是社會科學，對還原論沒有貢獻而成爲大學問家的事例古今中外絕不少見。甚至可以說，太鍾情於還原論的人很難把握整體論，在複雜性科學上難有大作爲。 郝伯林說的對：“研究各種具體的複雜系統，可以發現它們顯現出許多普適性質。具體系統研究得多了，也可能發現新的普適概念。”（同上）其實，這也是錢學森的主張，他一再強調要從研究一個個

感謝苗老，可愛的求真務實的老學窮，讀完很有收穫。

主要從邏輯學的角度談論複雜性科學，以國內的研究爲依託，但有些內容，有點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