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河流：聶魯達文選（聶魯達詩文集）

這算是他早期作品嗎？讀完的感受是青年、紅色、左翼思潮、正能量。此書應當在阿連德執政期間被選入智利的教材課本，政治宣傳作用確實是很強大的。怪不得波拉尼奧好像不太喜歡聶魯達的樣子。。

抱着大期望閱讀這本書，但給人的感覺卻是比較失望，聶魯達熱情激烈的理想但轉化爲語言似乎變成了空洞的吶喊與演講般的口號，或許是編譯的選擇，或許是異國異代的遙遠與疏離，總之，難有共鳴

好美……浪漫主義……沒有餘光中那種過分的匠氣，很適口。

聶魯達的語言很詩性，他的文章也是這樣，天生的詩人！

一半是散文詩化的政治文本，甚至就應該當作詩來讀，極其有力；一半是一些演講的收錄——文獻意義更大；但總體上，貫穿着對左翼與拉美的驕傲和決心。#77

我愛過黃昏、海鳴、鐘聲，但人間的悲劇迫使我化筆爲劍1973年，智利經濟危機加劇，九月十一日，發生政變，阿連德總統殉國，智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宣告破產，進入皮諾切特將軍的獨裁統治時期。九月十九日，聶魯達病情惡化住院，二十三日病逝，緊隨他熱愛的阿連德總統而去，享年六十九歲。聶魯達爲智利、西班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忙碌了一生，最終似乎都破產了。好在資本主義的當代智利還不錯，雖不是發達國家，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是高收入經濟體，只是經濟結構較單一。但無論如何，聶魯達及其時代，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史的一首詩。行爲詩範。 單純而美好的生活，幾乎是美好的 如大多數詩人一樣，聶魯達的天性中鐫刻了對自然和生活的細膩感知，他生活在特木科的貧窮村莊，這裏有着紮根於大地的豐富意象。 黃昏時孩童的風箏，乘着鐘聲飄蕩在村莊上空，蝴蝶與白鴿在燒紅的晚霞裏追着風，漲潮的海水灌滿河道，詩人躺在小舟的長凳上，隨着水流漫無目的地飄蕩。 夕陽掛在枝頭，映得高枝金黃，綿長的細雨悠悠拍打着睏倦的行人，黃葉鋪滿馬路，柔情的悲暉籠罩着小鎮。雨天打消了外出的興致，時光溜過無所事事的彷徨，無名的苦悶纏着詩人，山風咆哮，哀痛悽惶。 詩人細膩的情感不止關照風物，也流淌到身邊的人。 愛如風暴，在她身上被撫平佔據我的陰沉力量，在黃昏的最後一片雲霞，在高懸的繁星下擁吻。詩人的愛並不刻意，從不爲誰流連，像醉酒的鳥、迷途的箭，不記得自己，更不記得其他人。不必特意銘記，深深鐫刻的字跡只需吹散蒙塵就能顯現，不必特意想念，隨心而動便能被你托起動盪的夢。 平凡的人們不被銘記，他們的生活輕盈如羽，詩人寫下他們的存在。洛倫索叔叔複述着古老的鄉間故事和關於人生的憤憤不平，流浪的手風琴師躺在河流旁的溼地裏用嗚咽的曲調抒發鄉愁，錯愛上詩人的女子在孤獨的雨夜獨自做着針線，船工們醉醺醺地躺在小船上消磨精密無邊的夜。 小鎮的生活單純美好，但這並沒有深入到小鎮的靈魂。劣質文學中作僞的、遮蔽的小鎮生活如此，真正生活在這裏便能感知到小鎮的怯懦、軟弱，自我在這裏是可悲而黯淡的，不能繼續沉浸在粗陋的消遣，聶魯達的革命熱情在小鎮上萌發。 1917年7月18日，剛滿十三歲的聶魯達在特木科《晨報》上發表了自己的處女作《熱忱與恆心》，鼓舞工人階級對革命要有熱忱與恆心，這是人民覺醒壯大的兩大法寶。這兩大法寶後來也伴隨了聶魯達的一生，在他被通緝、攻擊時鼓舞他堅持革命，堅持與人民站在一起。 在小鎮時期，聶魯達發表了不少鍼砭時事的作品，這個時期的他還沒有接受聖地亞哥工人運動的洗禮，革命思想尚不清晰，但已經與人民站在一起，揭穿資產者虛僞的面具。他們虛僞的藝術品味追求的只是藝術家的名氣，追求談資，絲毫不在意藝術本身；他們拍的電影對富人大加歌頌，將無所事事者吹捧爲地位卓著之人，對底層的勞動者進行精神剝削；他們的文學將小鎮描述爲淳樸、自然，描述爲自然美的統一體，並進行做作的自我省察，卻迴避了小鎮的貧窮、軟弱。 童年時期的經歷是聶魯達一生的註腳，在這裏體會到的艱苦的人民生活，在這裏看到的資產者的虛僞和剝削，讓他最終走向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在西班牙、在巴黎、在智利都堅定的站在左翼陣營。 究竟爲什麼不把胳膊舉過頭頂 1921年3月，聶魯達移居聖地亞哥，在智利大學師範學院學習師範法語專業。在聖地亞哥，聶魯達受到了無產階級運動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行文論事雖有捉襟見肘之感，卻清楚地表明瞭聖地亞哥的工人生活對青年聶魯達的震撼。這一時期的經歷，爲聶魯達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 “用不着讀馬克思，你只要明白，你不自由。”彼時聖地亞哥的工人運動已經有了非常明確的階級意識，意識到了資產者對無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並且非常先進地認識到，剝削的來源是資本而非資本家，資本家也只是資本的傀儡。要反抗剝削的根本來源，不是反抗工廠老闆，而是要反抗資本主義的僱傭生產模式，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聶魯達這一時期的散文和社論，與特木科時期的風格大相徑庭，沒有了對自然風物、優美環境、愜意生活的描摹，而是充滿了戰鬥性，如戰鬥檄文一般鬥志昂揚，讀來讓人熱血沸騰。 “爲什麼，同行的衆人寧願忍飢挨餓，也不用凍餒的沉重腳步，震動城市的石子路，震動教堂的白玉階，令滿城肅然，令轟鳴的腳步聲熄掩工廠的火光，把烈焰燃起？究竟是爲什麼，不把胳膊舉過頭頂？” “究竟是徘徊於自己的苦難，還是超越它，用不滿和反叛的苦澀唾沫，向世界吶喊？如果你不說，如果你不每時每刻地說，助長邪惡、壓制異議的謊言將會充斥大地，後繼者將從惡棍的屍骨中湧現。然後，更多的人……你、我，我們就此老去、死去，受詛的鐵砧上被踐踏的生命，不能說出一語，不能說出你此刻應當逆着疾風、一遍一遍重複的話，代表所有人得罪所有人的話。” 聶魯達出身貧民，他深刻地理解底層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過着什麼樣的生活，他有着詩人的超強感知力，身邊的草木、隨意的場景，他能從中讀出工人們痛苦、破碎、荒蕪的生活。他的文字中描繪着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勢不可當，描繪着底層人民在剝削之下日復一日無盡頭地勞作，換來的確實遍體鱗傷、一貧如洗、夢想破碎，他唱着戰歌，他歌頌着那些走上街頭的戰士，要全體無產者團結起來一起反抗，拿起火藥反抗。 面對遠離底層人民的藝術家“在藝術的精神盛宴裏達到靈魂自由”的倡導，他回擊以“我們的靈魂真實地居於灰屋排列的大地上，居於同樣顏色的天空下”。“音樂神聖的震顫無法打動我們被殺人機器震聾的耳朵，自由裸漏的色彩無法擦亮我們被煙囪、馬路燻壞的眼睛。那些病弱的美無法療愈被同類蹂躪、困囿在窮苦與饑饉的痛楚。” 不止是財閥和富人對底層人民進行剝削，天主教會和反動政府與財閥聯合起來鎮壓工人運動，收割工人階級的財富和勞動。 天主教會用保守的宗教道德對底層人民進行約束和控制，聶魯達揭露宗教道德對人性的壓制，在文字中宣泄着對四方鐵框的痛恨，對落後律法的鄙視。他在文章中描寫了青年人在性的慾望與宗教道德約束之間的掙扎、痛恨，在這種反人性的約束中，走向“不貞”成了一種宿命。無法正視自己的原欲，墮落的枷鎖壓在人們頭上，對人的靈魂與精神不斷進行情感剝削。聶魯達喊出要正視慾望，要反抗不公不平等的、反人性的宗教律法，要身體和精神層面的全面解放。 對於反動政府，聶魯達則毫不留情地揭穿他們的謊言。 他控訴童子軍團對青少年的侵害：“利用旗幟、軍樂、制服，他們設計未來的公民，以蠱惑和威脅加以壓迫、改造，把他熔鑄進既有世界的齒輪裏。持之以恆地灌輸暴力、仇恨和狹隘愚昧的民族主義，緩慢而持續地準備一具具送死的模型。他們身後是長官，稚子的首領。今天替他起牀，替他行軍，明天替他送命。所謂童子軍……盲從、炮灰、喊打喊殺、機械、愚蠢。”長官用謊言和虛僞的敘事對孩童進行威逼利誘，讓他們爲自己的功勳、爲統治者和財閥的利益送命，這血與死亡的傳遞竟伴隨軍樂、鮮花與歌聲。 1879年的伊基克海戰拉開了智利與祕魯、玻利維亞太平洋戰爭的序幕，通過硝石戰爭，智利奪取了原屬祕魯的北部二省和原屬玻利維亞的濱海省。然而，財富和利益屬於財閥和精英階層，與人民無關。在伊基克海戰紀念日，聶魯達發文批判統治者的殘暴，控訴其爲了自己的私利和慾望，將人民哄騙上戰場，用虛僞的榮譽和國家利益矇蔽他們。要對壓迫進行反叛直視那腐朽的聖座，不以今日的默許放行明天的殘暴。 青年聶魯達儼然一副無產階級戰士的姿態，團結底層受壓迫的、貧苦的人民，與天主教會、財閥、反動政府鬥爭。1922年，智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改組成立智利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 我們追求的詩亦如此：勞動的手痠蝕之，汗水煙霾滲透之 1927年，聶魯達因經濟原因申請外交職務，任領事，駐緬甸仰光。此後他的生涯，便是在各國輾轉，先後擔任新加坡、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布宜諾斯艾利斯、巴塞羅那、馬德里、巴黎、墨西哥擔任領事。在這期間，聶魯達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陣營立場，四處傳播着左翼革命思想，號召世界各國的無產者們聯合起來反抗侵略和壓迫，聯合知識分子共同保衛文化、文明，爲不公發聲。 聶魯達在文章中訴說着自己的左翼文藝見解。他讚美人民，人民的藝術是偉大的，能給作家和藝術家無窮的教益。人民藝術真正反映着民族本質，奠定民族的根基，人民一無所有，卻無所不有。他給自己定位爲人民的作家、人民的詩人，批判那些虛僞的、反動的、沒有人性的作家。我們所追求的詩歌應該真實地反映大地上人民的生活，不應迴避那些“不美”的事物，正是這些奠定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基調，反映着時代的真實面目。詩歌應如同人民的生活，勞動的手痠蝕之，汗水煙霾滲透之。這樣的詩才能給人民力量，凝聚起民族和無產者的精神，共同推翻落後的制度，共同抵禦壓迫。 聶魯達是進步的，但他並不極端，並不盲目追求先鋒地位。胡文西奧·巴列不是先鋒派，急於保衛所謂先鋒地位的、追逐潮流的青年詩人不以詩作論短長，打着民族旗號，把墨水潑向這位南方青年。聶魯達爲其發聲，他批判先鋒詩歌團體空洞地拒絕既有的藝術觀，一味追求新奇隨興和玩笑。而巴列的詩將萬物化爲活的基質和豐富養分，滋養出潤澤心靈的每秒旋律，他的詩堅實而富有活力，赤裸、有力量。 1934年聶魯達任智利駐巴塞羅那領事，受到西班牙文藝界的熱烈歡迎，主編《綠馬詩刊》，共發行四期，第五期已印刷完成，因內戰爆發散佚。《綠馬詩刊》洋溢着無產階級革命精神，聶魯達在詩刊前言中，聶魯達提出詩不應刻意排除或接納那些混亂、不純的人的特質。詩中應有羞恥、皺紋、莊稼、木匠工具、汗水與勞動的鏽跡、愛與恨的宣言、野獸、政治信仰、拒絕與懷疑、性的欲求。詩不能免俗，不應只書寫那些懸空的、唯美的意象，也不應刻意迎俗，失去了詩的美學。而至於那些被異化的，淪爲資產者和利益集團工具的，充滿仇恨、腐朽、陰謀、立意的詩，終將隨着時間消逝，只有熱血寫就的篇章能在詩的居所裏永駐。聶魯達號召爲人民寫詩。 西班牙未亡，她的靈魂升至我們心手相牽的地方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聶魯達不顧外交身份，發表《獻給陣亡民兵母親的歌》，聲援左翼共和國政府。聶魯達拒絕保持外交中立招致了批評，導致智利駐馬德里大使館閉館。他收到了許多美洲的來信，勸告他不要亮出政治傾向，不要談論西班牙，不要試圖煽動某些情緒，不要捲入黨派之爭，做好詩人的崇高本職等。對此，聶魯達做出堅決的回應，他拒絕保持中立，永遠與智利的人民站在一起。他描述着納粹和軍國主義對文化、對知識分子的恐怖摧殘，知識分子絕不能保持中立，正因爲是詩人，所以要保衛文化，保衛文化必須保衛人民，抵抗法西斯主義。人民的心靈湧流出原初的詩，他要和西班牙人民站在一起，捍衛生命，捍衛文化，捍衛文明。聶魯達還批判那些西班牙文壇的渣滓，與叛軍和法西斯主義狼狽爲奸，真正的知識分子都在與叛軍鬥爭，捍衛着民族的智識，非死即流亡。 聶魯達在作品中歌頌着西班牙人民的武裝反抗，支持共和國政府，控訴納粹和叛軍的鐵蹄。這一時期的文章和聖地亞哥工人運動時期一樣，鬥志昂揚。聶魯達尤其喜歡書寫身邊的普通人拿起武器反抗的例子，有女傭、有工人、有老人、有少年，在他的文字中，這些普通人被描繪爲人民的英雄，他用這種方式凝聚着苦難中的人民，號召大家一起反抗。 聶魯達重視文化，文化是民族力量的根源，匯聚成共同的語言，保衛人民就是保衛文化，保衛人民不能不保衛文化。他向智利國家圖書館捐贈了遭到納粹封禁的數目，這是日耳曼真正的靈魂。納粹試圖徹底殺死一個民族，聶魯達作爲詩人，作爲西班牙語的詩人，作爲西班牙人民遠在美洲的同胞，他要捍衛日耳曼的精神。 1937年7月，聶魯達參加第二屆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大會，號召各國作家反抗民族屠殺，保衛文明。12月，聶魯達返回智利，成立智利知識分子保衛文化聯盟，出版反法西斯刊物《智利的曙光》，《西班牙在心中》在戰火中的巴塞羅那刊行。1939年1月，聶魯達在美洲知識分子合作大會上號召全世界知識分子守衛文明，反抗暴君，追求人本主義與文化自由。 然而，儘管西班牙人民浴血奮戰，但因雙方力量過於懸殊，加之共和軍腹背受敵，叛軍最終佔領了共和國大部分土地。1939年3月28日馬德里陷落，4月1日共和政府被推翻，開始了弗朗哥的獨裁統治。 5月6日，聶魯達代表智利知識分子聯盟參加民主國家大會，發表題爲《西班牙未亡》的演講，讚頌西班牙人民和知識分子的反抗，呼籲建立美洲聯盟，保衛文明與文化，同時倡導美洲各國接受西班牙難民。儘管智利剛剛遭受了天災，但還是決定伸出援手，接收一批西班牙移民，幫助西班牙人民到美洲避難，爲他們提供土地和崗位。他代表智利歡迎西班牙的難民，願他們能在智利這個新祖國——一個以人民爲基石的國家辛勤耕耘。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永不停息。 戰爭帶走了諸多生命，聶魯達悼念那些爲左翼革命付出生命的詩人、劇作家、雕塑家等，那些先行一步的戰友們爲他留下了珍貴的回憶。 請把我還給我的人民 西班牙內戰結束之後，聶魯達繼續在世界各地輾轉，支持着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革命，支持共產黨人，多次違反外交中立而招致批評，甚至被通緝。聶魯達加入了智利共產黨，當選參議員，投身總統競選，要在智利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他終身都支持着左翼革命，控訴對共產黨人和人民的迫害，爲世界和平貢獻力量。 1966年，部分古巴知識分子和作家向聶魯達致公開信，批評其參加美國筆會活動，接受祕魯右翼政府頒發的太陽勳章。聶魯達回應：“不論在美國或是其他地方，人們聽到的、看重的，都是同樣的一個我，一個永不動搖的我，一個不掩飾思想的詩人。”智利共產黨提名聶魯達爲總統候選人，但他退出了總統選舉，支持更加適合這一職位的阿連德作爲左翼唯一候選人。 1970年9月，阿連德當選總統，着手實行包括土地改革、重要行業領域國有化和銅礦民族化在內的“智利式社會主義”改革。 1971年10月，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回到智利時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在國家體育場發表演講，表達他在歐洲時對智利的思念，他的獎章屬於智利，屬於人民。聶魯達對新的智利充滿了期望，高呼着人民解放終將實現。 然而，1973年，智利經濟危機加劇，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和商品短缺，社會劇烈動盪。三月，議會選舉呈現僵局，政治協商失敗，右翼軍人醞釀政變。九月十一日，軍事政變爆發，阿連德總統殉國。九月十九日，聶魯達病情惡化入院，四日後隨着他熱愛的阿連德總統離世，享年六十九歲。智利進入了獨裁時期。 在聶魯達的最後一篇文章中，他又迴歸了詩人的柔情，這位詩人已經半個世紀沒有書寫那些他熱愛的自然風物了。像是臨終的囈語，他描繪着智利的海，海里的魚，浪花、小舟、悠閒的日子，他放不下愛過的人、曾經的摯友、尊敬的藝術家，放不下他的人民、他的智利。“噢智利，狹長的花瓣”。然後是猝不及防的告別，告別書堆、告別鄉村、告別人民、告別熱愛的祖國。 “彆着急，我終會一一抵達。我吹着口哨，如春日，如夜影，把雨和歌一路播撒開去。我永遠不會離開，稍後再見而已！我留下了，和你在一起，就在這扇門這張椅，在這火車呼嘯的車站，在這冬日長居的停機庫裏。 “我有一口鐘、一團火、一塊琥珀色的木頭要送給你，送給我們，送給所有人。願你看見、聽見、觸摸我的薄禮，我的歌。” 西班牙內戰和智利社會主義革命，是聶魯達一生牽掛的兩件大事，也是他人生的主線。這兩場鬥爭均以失敗告終，聶魯達沒能看到智利人民解放。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多已破產，半個世紀以來發生了太多變化，智利沒有走上社會主義革命，但好在1990年結束了獨裁統治，走向了民主化。如今的智利是高收入經濟體，無產階級沒有從資產者手中解放，但至少人民從貧窮中被解放。不知道聶魯達是否會覺得這是寬慰。 《看不見的河流》按照時間和主題，收錄了聶魯達一生的散文、信件和時評類文本，從他的筆下我們能看到一位小鎮青澀的少年，如何成長爲革命詩人。聶魯達及其時代本身就是一首詩，一首無產階級英勇革命的長篇敘事詩。不要以“失敗”簡單評述結局，聶魯達所做的一切如同歷史中一條看不見的河流，滋養着後世的文明。

很喜歡他的文筆，神奇而精美的比喻。 對這種略帶浮誇的精巧句子的喜愛是我不多的浪漫主義裏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另外寫人民的人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他的悲憫和疾呼把人帶回那個戰爭與焰火的時代。

透過聶魯達的文字，我能看到智利另一半球的中國，看到家鄉的那條看不見的河流，模糊不清的人民以及素未謀面的愛情

“美和精神的力量無法驅散外在感官構成的生命體驗。”他的精神震耳欲聾，但也只是思想的怒吼。過分活躍的哀緒，會消耗積極生活的意志力。

反對戰爭壓迫，爲自由、民族獨立搖旗吶喊的詩人，世界的脊樑，時代造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