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科學: 現代日本的科學民族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給日本帶來了另一個重要的影響，也是本書的重要內容。這場戰爭導致日本對研發（日本現在通常稱之爲“R&D”）的推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歐洲停止出口影響的諸多國家之一。英法對德國的封鎖尤其對日本構成了挑戰，因爲日本嚴重依賴於德國提供的工業化學品、藥品和精密儀器然而，用日本著名化學家櫻井錠二（Sakurai Jōji）的話來講，這種挑戰最後卻轉爲了“來自上天的保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積極推行了鼓勵國內生產的政策（kokusan shōrei，國產獎勵），併爲了研究和發展而投資了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顯示出來的科學技術的日益機械化和精密化導致了日本對國內科學技術生產的需要進一步擴大。它也向日本政府表明，科學技術的高效推廣和動員對國防是至關重要的。日本政府向歐洲和美國派遣了科學家和軍事官員，考察了展示科學動員的情況，作爲考察成果，日本於1918年頒佈了《軍需工業動員法》（雖然該法直到1937年才被貫徹實施）簡單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向日本領導人表明了科學和技術不再是能夠可靠地從西方進口的東西，日本需要自己國產的科學和技術。因此，日本做出了很多努力來推動國內的科研生產，以期能夠在未來幾十年中支撐日本的進一步工業化。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爭剛結束時也發生了許多其他的改變。大學中出現了很多由個人組織建立的研究崗位和中心，此外還新設立了一些急需的研究資助和獎勵機制，國家還開始積極鼓勵發明創造，於1917年設立了發明促進基金，其獎勵金額達到30255日元（次年這個數字翻了一番）1918年，國家還通過了一部新的大學法，將私立學院升級成爲大學，儘管這項法律遭到了東京帝國大學有權有勢的校友們的反對。早稻田和慶應等私立大學可以利用曾經專屬於帝國大學的特權來建設他們的科學和工程項目並滿足科學家們和工程學家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研究和發展的促進仍在繼續。比如說，1920年文部省提出了將在十年內給帝國大學設立新的研究機構、引進研究教授職位，以及北海道帝國大學的建成等項目投入7000萬日元。科學技術國內生產的促進反映出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科學技術是“普遍”的。大家認識到，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人都可以生產出近代化的科學和技術。這種在明治日本被嚴格認爲是“西方的”周邊產物的東西乘着普遍性之風出現在大正日本生活中的各個角落。到了1910年代，幾乎所有的曾經由歐洲、美國教授們用外語教授的大學課程，都由日本教員們執教，他們是外國教授們的第一代學生。西方數學，在明治教育體系中被特別介紹爲“西方數學”以取代“日本數學”，如今被簡稱爲“數學”。從時間層面來看，日本近代化進程“迎頭趕上”了，近代化不再是西方的同義詞，而成爲日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水野宏美《帝國的科學：現代日本的科學民族主義》

①專制體制下，政治和科學的互動很有趣，科學的普遍性和專制統治必須強調自己的獨特性（專制處於弱勢時不被外界改變，專制處於強勢時方便雖遠必誅）是有張力的。最後一般來說，是專制權力壓倒嬌軟可親的“科學”。 ②但科學又有不可違背性，比如誰被原子彈直接命中都會直接蒸發掉，一個自詡正義或者邪惡都不改變誰有原子彈誰就能物理消滅對方。我想說的是：雖然強姦了科學，但還是要和科學過日子啊。 ③回到個人，在專制下，技術官僚也好，持工具理性的科技工作者也好，於個人生活，還是要平衡“科學的獨立性”與“爲偉大領袖獻身”之間的張力，以我肉眼可見，我身邊的同學，同輩，以及目力可及的同胞，都以神奇的“中國智慧”處理的很好。 ④再次回到國家層面，做點總結，看起來，日本的昨天就是中國的今天，但我們都意識不到。希望你還有我，都能在這不確定的壞世界裏倖存。

非常棒的一本書，雖然篇幅略顯單薄，但對計劃處理的議題都做到了出色。民族國家與科學的關係並不是個新鮮的題目，但作者放棄了國家規訓，很巧妙地選擇了技術官僚、馬主義知識分子和通俗讀物的視角，而且這些人一開始都在表達不滿，甚至在表達對民族主義的審慎，但正如友鄰所言，它們的批判最終都被納入戰時民族動員的科技話語之中。讀罷全書，其實舊日本帝國的身影非常隱晦，這也說明科學民族主義絕非權力的單方面操縱，知識分子若即若離的參與也是關鍵的一環。而且相比於政治話語的斷裂，科學在戰後得到了延續，但說話的人，卻還是那些人。

戰時日本如何對待科學，此書總結出 日本對於戰敗的理由是科學戰爭的失敗。從而日本不僅站前開展科學宣傳，戰後更加推廣科學的學習，從而引出作者提出的科學民族主義。

技術官僚對於專業化管理、宏觀調控社會化大生產的訴求，和馬克思主義者突破法西斯民族優越論、挖掘本民族科學傳統、推動國民理性化、推動科學家擺脫學術派別共同爲社會服務的努力，殊途而同歸——畢竟所謂“科學管理”，本就是馬克思主義提高社會生產力應有之義。

一本關於“日本如何把科學從一種知識活動逐漸變成一種國家能力”的書，揭示了：科學國家化以後，決定歷史走向的已經不再只是知識本身，而是誰控制知識、誰決定國家目標，以及誰有能力糾正錯誤目標。

讀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它能解答我關於“日本爲何能夠同時推動‘皇國神話’和‘科學日本’構建？”的問題。對此，我理解到的是：（1）在國家政策上，二者存在時差，“皇國神話”的構建更早，“科學日本”從30年代末纔開始被提至核心；（2）國家推動的科學教育，恰恰是從科學有助於維護和壯大“皇國”出發的，建構了“理性”與“特殊國民性”的關係，天皇科學帝國之主的形象；（3）在輿論上，一戰後，技術官僚、馬克思主義者和科普從業者就開始倡導“科學日本”。 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①科學強調普遍性與民族主義強調特殊的矛盾，以及科學民族主義在20世紀的興起，揭示了現代民族主義固有的矛盾和模糊性。②對日本戰前戰後歷史的斷裂式理解，遮蔽了戰時日本與科學民族主義關係。“戰爭狂熱”除了與“宗教”、“瘋狂”的民族主義有關，也與科學民族主義有關。而後者卻甚少得到批判，在戰後幾乎毫髮無損地存續。戰後“科學與民主的結合是幼稚、很成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