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光斌
作爲政治學方法論的歷史政治學發現了政治理論誕生的機理即知識論原理,歷史屬性決定了制度變遷方式的差異性,並由此而產生性質不同的政治理論。在比較歷史的視野下,通過對東西方國家形態、政府體制、國家社會關係和對外關係演化的比較研究,發現在歐洲社會史中,制度變遷方式是競爭性、對抗性分配資源,相應地誕生了對抗性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在中國政治史中,大一統的制度變遷方式演繹出以致治-民心爲線索的政治理論。政治的概念最充分地體現了不同歷史的心理認知和行爲模式的差異性,由此也打開了重新解釋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基礎性概念的大門,爲建構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找到有效路徑。
某些章節寫的還是不錯的,有些章節觀點實在太粗糙 我對楊光斌教授的這本書有這麼幾個質疑 (1)“總體上導入溫情脈脈的家庭”“總體和諧”。 楊教授在書中也認可,傳統中國是等級的、宗法的、家庭的,但是他先驗的假定“家庭”就基本是美善的,和諧的。這個假設本身就非常值得討論和反思,在宗法制中,個體的權利基本建立在家族之上,家族對個體掌握決定性的權力乃至生殺大權。有關於傳統中國這種“父爲子綱,君爲臣綱,夫爲妻綱”的狀態,五四以來有大量的批判性的文章,楊教授一概不論,偏頗的從一些學者的文章中“綴拾章句”出來,給出一個“總體和諧”的家庭關係。這種論證模式在學術上是不嚴謹且不負責任的。 (2)中國沒有對抗性的資源分配嗎? 楊教授對從韋伯到戴維·伊斯頓的政治觀都進行了中國化的批判,認爲西方政治有着本質的社會史屬性,西方的政治觀不適合中國,而中國是國家本位的。對於這個觀點我基本認同,但是楊教授也沒有討論在古往今來中國政治史殘酷競爭的一面,是“血戰前行”的歷史。中國當然有競爭性的一面,比如自秦始皇以來,皇權與相權之間長期的競爭與角逐,最終在明代以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而告終。但是有明一代,仍然權臣輩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激烈批判了這種皇權的極度專制。況且,即使在皇權高度集中的中國,宦官、外戚、士大夫、皇族圍繞皇帝不斷鬥爭;再比如在地方治理中,代表國家力量的“流官”也要不斷和地方力量博弈,不同宗族之間的械鬥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後也屢見不鮮;最後,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鬥爭,被楊教授以“天下觀”大而化之的解釋了,“揚州十日”“旗人特權”“猛安謀剋制”“兩腳羊”一概不談。站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角度討論,競爭性對抗性和“統一-民心-致治”有內在的統一性,從學術的嚴謹性出發,不能完全一邊倒,即使一邊倒,在本書中很遺憾沒有看到楊教授很好的處理。 (3)對所謂“民心”的解釋。 魯迅先生曾說,一部二十四史,仁義道德之後寫滿了“喫人”兩個字。古代的民心和今天的“人民主權”“羣衆路線”並不能完全寫上等號,傳統的民心,更像是統治者高高在上坐在寶座上,自己過着奢侈的生活,然後施捨給底層百姓的。只要統治者不那麼“窮奢極欲”,還給百姓以活路,一定程度上給農民以田地,並且定期查處貪污腐敗,那麼就能稱得上“善治”。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統治者高高在上給予的和自己爭取的完全不一樣,統治者的施捨根本目的是服務於自己的階級統治,儒家思想根本上是維護封建秩序。當然我在這裏並不是想徹底否定禮教,否定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對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和現實意義,但是楊教授在本書中的處理,更像是在爲千年的封建統治張目,而不是“批判繼承,古爲今用”。在本書中,一向強調中國特殊中國特色的楊教授,幾乎沒有討論歷朝歷代,甚至是賢君當朝時都會出現的農民起義(如宋太祖宋太宗時期的四川王小波起義;乾隆統治晚期的白蓮教起義),如果“民心”真的能夠制度化,能夠一直行之有效,那麼爲什麼有層出不窮的農民起義?而且起義的廣度和烈度在世界史上都罕有。 (4)這本書沒有很好回答爲什麼西方能夠崛起 楊教授通篇對西方持批判立場。當然我們也要看到西方意識形態當然不是靈丹妙藥,不像他們那樣宣稱的普世,中國最爲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自然有其獨特和值得學習之處。那麼,楊教授如何解釋李約瑟之問呢?爲什麼他百般責難的西方能夠從歐亞大陸的一隅崛起,並且在1500年後逐漸獲得支配世界的力量?反而在楊教授書中如此先進的中國,會在1840年和西方接觸時一敗塗地?我想,楊教授由於立場先行,他要徹底服務於將西方批倒批臭的目標,所以不能也不想解釋,即使解釋,也無外乎“殖民掠奪”“歷史偶然”這些閃爍其詞的原因。
用了兩個小時翻完全書,應該說大部分內容都在楊老師之前的書中有所體現,楊老師也直言不諱地說政治學本質是實踐性的,所以這本書的強烈情感傾向似乎可以解釋。 全書共分爲三個部分,第一章和第七章都可以算作是一個總述和概括,而第二到第六章分別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了歷史本體論(historical ontology,即關於歷史諸存在者存在的規定,這裏作者給出的是中西治史的社會-國家分野)、國家形態論、權力論、國社關係以及對外關係五個緯度,其基本觀念很好理解: 西方歷史基於古希臘的傳統哲學傳統寫就,因而更多關注作爲個體積聚而成的社會,並在其與現實的反覆作用當中誕生出諸如基督教廷、封建貴族、市民階層、資產階級等外化於政治權威的社會組織,潛藏着一種二元對立的分離傾向;近代民族國家的構建儘管彌補了一國內部的種族、文化、階級的分裂,但代價更多是向外的,殖民掠奪以及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給了西方各國“躺平”的資本,問題就是,當如中國這樣通過政黨的不懈奮鬥組織起來的一個強大的新興國家成功打破了資本外化、社會組織鬆散的西方國家時,其對外擴張的能力受到相對限制,分贓不均的嚴峻情況得不到共同“做大蛋糕”的緩解,因而內部的矛盾旋即難以壓抑,又只得更多依靠逆全球化、民粹政治等手段鼓動民衆的排外心理,有系統地給中國形象抹黑。 基於作者的立場,中國當然是完全正確的,弔詭的是,中國自古至今都處在一種費孝通先生所稱的“差序格局”之中,最爲等級化的君君臣臣卻成爲“天下觀”“致治”“民本”的來源,中共繼承了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並將其創造性地與馬克思主義結合,因而必定成爲未來的主流思想。 對此,我不做過多評價,歷史和時間總會站在正確的一方:人民,只有人民,纔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新評: 之前真是有罪的閱讀,現在又翻了一遍。我沒理解錯的話,作者主要希望從歷史本體論的角度,證成當代中國各種意義上的正當性。 我贊同歷史的視野,但對歷史可以直接提供合法性保持懷疑。歷史可以爲我們解釋、探索問題提供縱深的論證,但“呈現”並不一定是必然性的真實。 作者整本書都是東、西,比較的,想了解的朋友看每章節第三部分即可瞭解思路。每章的前一部分,主要是歷史的論證,雖然個人感覺還是有點斷裂。 總覺得作者這樣講有點庸俗的二元對立。。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辯證法用用呢🤲🫠 原評: 有範式意義的,重在闡釋。 其實也知道歷史學、社會學都在很多層面批評過政治學的不踏實。(畢竟一個史料考證一個田野調查、數據統計,經濟學再一介入公共政策分析,顯得政治學更加憋屈)… 但有沒有一種可能,在切實鄉土與頂層設計間,政治學本身就是作爲聯結而存在的? 政治學領域一直很強調中層理論,制度本身就是國家社會溝通的渠道。尤其在國內這個政治現實背景下,中層的重要性和靈活性是更要重視的。 有人說歷史政治學、甚至歷史社會學都是沒有新鮮事的老調重彈,可個人以爲之所以換一個名字,就是因爲其關注的不再是歷史細節,而是歷史演進,學科視角下的歷史演進。 學科纔剛起步,內容尚待填充。但希望不要看見自主知識體系就否認範式革新的價值。我們站在什麼立場上尋求與西方、國際的對等交流?———站在自己的歷史脈絡裏。
我嚴重懷疑中國的這些社科類的所謂的教授都是精神分裂, 他們追求真理就會失去飯碗, 追求地位就會失去靈魂。 可悲,只能寫的像天書一樣,飄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