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佩裏·安德森
20世紀70年代,西歐多國的共產黨員面臨一個關鍵抉擇:是進入資產階級政府擔任職務,還是忠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理想。而對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權力的結構以及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核心地帶的革命策略作出最具開創性的分析的,正是葛蘭西。 本書是安德森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對葛蘭西的一次回望,對葛蘭西的《獄中札記》進行了細緻的語文學分析,使讀者得以領略葛蘭西高度原創的思考以及其中值得進一步挖掘的縫隙與空白,從而爲人們未來向何處去提供了一些啓示。
序言和第三部分還行但是整體真的覺得論述存在一點問題,也許是我有問題( ) ,再總結一下吧。 第一部分綜述了葛蘭西針對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三種說法,並分列出了葛針對東方和西方的二元對比。(好吧,我老覺得在這裏可以增加一下對二律背反的說明及其內在分裂性,後面固然也算逐條回應了,但如果不總結都蠻難意識到的) 第二部分核心澄清了代議制國家形式其實就是資首要的意形關鍵機制(❶喪其他想象❷通信、文化加固)→階級、合同→政經形式分離。關鍵要區分出工人階級都同意了資本積累與其他剝削形式的區別,並指出了葛針對國家與市民社會三種說法中存在的問題和區分二者的意義。 第三部分對於西方市民社會和國家的不對稱這裏核心區分了奪取前和後對社會羣體的方針,但核心在於針對葛強調了西方資產階級權力不能主要歸因於文化霸權力(歸則忽視奪+改),又說明了西方大衆對資本的制度化同意,同時舉出了贊同的資本主義國家雙重優勢(❶大衆同意❷優越鎮壓機器) 第四在策略對比中說明偏離了結論。
旅行期間零散讀完 安德森對葛蘭西理論的解釋和重構,有褒有貶。 葛蘭西(和同時代的所有政治敏銳者一樣)看到了漫長的資本主義穩定期中“陣地戰”、爭取霸權/領導權的重要性,指出東西方市民社會和國家關係的差異:東方—國家—運動戰,西方—市民社會(是國家的硬核)—陣地戰。 受限於寫作條件,葛蘭西的思想沒能清晰表述、與同時代人共振,可惜。
本書當然是討論葛蘭西的,主要集中於對hegemony的文本學研究(的確很文本學,《獄中札記》這個文本是吸引文本學研究的),主要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和革命的策略問題。“如何革命”的問題,感覺是不容易見到的了。最後阿託斯·利薩報告的附錄則是我第一次瞭解到相關話題,其中對葛蘭西的形象有一些具體的描繪,真正地解讀葛蘭西或許需要這些材料。總的來說,本書是值得在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瞭解更深入以後再回頭讀一遍的。 本書每一章開頭都有一段總結,讀過一章後,回過頭感覺總結變得更易懂了。以下主要是對總結的選擇性摘錄: 本書的目的是對葛蘭西《獄中札記》中的hegemony概念進行語文學分析。葛蘭西的hegemony概念來自十月革命之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關於無產階級在反對沙皇封建統治的革命中的角色和地位問題的辯論。葛蘭西將誕生於俄國語境中的hegemony概念轉而用於分析西歐議會制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權力的結構,以及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策略。 葛蘭西的分析有兩對關鍵概念:國家與市民社會,同意與強制。 ### 國家與市民社會 在葛蘭西對西歐資產階級權力結構的分析中,存在三個版本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係。第一個版本,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國家是“外層壕溝”,市民社會則是內層堡壘;國家是資產階級對被剝削階級進行武力統治或強制的場所,而市民社會則是資產階級對被剝削階級進行基於同意的統治的舞臺。在這裏,霸權更偏向“同意”,指統治階級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優勢,不同於“強制”。第二個版本,國家和市民社會都發揮着霸權的功能,而霸權本身又被重新定義爲強制與同意的結合。第三個版本,國家和市民社會合併成了一個更大的統一體,或者說,國家等同於市民社會。 ### 同意與強制 在西歐資產階級權力結構中,同意和強制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什麼?儘管葛蘭西堅定贊同經典馬克思主義關於必須使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論斷,但他看到,克羅齊對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同意的強調,極大增強了歷史唯物主義對資產階級權力結構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只有批判和整合克羅齊,才能實現現代更新。然而,葛蘭西探索的問題太過陌生和超前,而他使用的理論工具又來自資產階級理論家克羅齊和馬基雅維利,加上獄中寫作條件的限制,導致他的理論出現了不經意的滑動,逐漸偏向“同意”的一極,遠離了“強制”的一極。 另一個導致葛蘭西滑向“同意”的因素,或許是俄國與西歐之間的不平衡。在葛蘭西心中代表霸權-同意的西歐議會制資本主義國家,全方位優越於封建專制的俄國。 --- 葛蘭西給出的西方革命勝利的祕訣是“陣地戰”。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回到當時的語境。1921年3月,德國共產黨的“三月行動”遭到慘敗。在葛蘭西看來,“三月行動”是一場運動戰,而它的命運表明必須修正這種冒險主義的革命策略。到了1924年,面對更加激進的共產國際第三時期路線,葛蘭西訴諸共產國際否定德共的冒險主義後提出的統一戰線策略,他認爲統一戰線策略更接近陣地戰。葛蘭西不知道的是,他的陣地戰策略很類似於考茨基在與盧森堡的辯論中提出的“消耗戰略”。盧森堡指出,考茨基的消耗戰略不過是向選舉主義和議會改良主義投降的託詞。而對二人都非常喜歡借用的軍事理論的真正準確的分析,實際上來自托洛茨基。葛蘭西面臨的理論困境是,陣地戰與運動戰的隱喻意義上的對子,總是陷入改良主義與冒險主義的僵硬對抗。 葛蘭西的思考在當代有什麼意義呢?當今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大多數被剝削階級,仍然臣服於改良主義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葛蘭西的統一戰線策略旨在完成的任務,即爭取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上的覺醒和轉變,至今仍未完成。正是在這一點上,葛蘭西《獄中札記》最核心的主題依然有意義。但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在生死存亡的最後較量中,資產階級將毫不猶豫使用武力鎮壓,此時,資產階級的暴力機器將取代意識形態機器,強制將取代同意,走上前臺。因此,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既是一場政治鬥爭,也必然是一場軍事鬥爭。
前面稍有冗餘,後面三部分寫得更好。但我不理解粗呢這個詞怎麼就在詞典裏查不到了然後編造了一個別的詞還要特意加註…
相信基督徒都成長爲使徒不如相信你家狗能進化成獸人加魯魯,但比起讓獸人加魯魯全部退化成野狗的遠景這種純真也是可敬可愛的
佩裏·安德森的書寫得確實精彩,這又是一本值得反覆翻閱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這是我第二次接觸葛蘭西的思想。總體來看,葛蘭西圍繞領導權/霸權(一詞兩譯)這個核心概念,論述了領導權/霸權的兩種獲取方式——強制與同意,通過對比東歐和西歐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上的力量差別,葛蘭西提出區別於俄國的革命策略——在資本主義相對發達的西歐需要採取“陣地戰”的形式奪取政權,區別於在東歐採取“運動戰”的形式奪取政權。佩裏在書中就葛蘭西的思想滑動進行了細緻的分析 幫助我們釐清葛蘭西由於被監獄審查的客觀條件所造成的喻言式的、多重暗示的模糊敘述背後的思考真義,並對葛蘭西的不完整的思想和敘述中的錯誤進行了批判,指出了葛蘭西論述中存在的若干前後不一致與矛盾:主要是在對“國家”、“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上,葛蘭西存在滑動,從而導致“強制”與“同意”找不到穩定的錨點,加之忽視了東歐和西歐的非共時性問題,導致在錯誤對比的基礎上採取了將“陣地戰”對立於“運動戰”的革命策略,有向考茨基主義滑動的危險。儘管由於監獄惡劣的客觀條件和其所處時代的社會常識所造成的主觀錯誤影響,葛蘭西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出現理論上的瑕疵,但是葛蘭西同志光榮的一生仍然無愧於共產主義事業,他是值得尊敬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戰士和馬克思主義者。在我看來,葛蘭西所提出的“強制”與“同意”這一組概念,與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書評中所提出的“恐懼”與“希望”這一組概念是異曲同工的。我對我在那個書評中的論述至今仍充滿自信。也就是說,佩裏這本書對葛蘭西的分析使我更加確信了我的分析。但我仍想指出的是,我認爲在葛蘭西那裏,“強制”與“同意”雖然看似是描述了獲取權力的兩個方面,但實際上卻極有可能只是一個“同義反復”。因爲歸根到底,權力必須來源於被統治者在意識形態上的認可,或者說臣服,否則就會引來打破舊的統治關係,塑造新的統治關係的反抗實踐。而“強制”,看似強調了暴力機器的介入,但是統治暴力通常是以一種類似於“核威懾”的方式存在,以“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形態嵌入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之中,成爲判斷體系中的重要環節,且這個判斷的輸出端必然是“同意”統治暴力的存在(儘管這種“同意”是一種被動的“同意”)。這種“強制”的“同意” 是“同意”了暴力機器的存在,“同意”了暴力機器發揮的強制作用,“同意”了被統治者自身處於這種強制作用之下其勞動力被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葛蘭西的語境中 “同意”被強調爲一種資產階級的文化影響,特別是通過輿論工具對被統治者施加的思想控制。如前所述,這種控制的內部同時包含着對“強制”的辯護,目的就是讓“強制”的現實存在能在意識形態中獲得合理性,從而形成一種“不抵抗”的自然思想。因此,“強制”與“同意”不是一個對子,“強制”是爲了“同意”,前者是手段,而後者是目的。我們可以看到,“強制”所依賴的鎮壓性暴力機器通常情況下是一種“自在”的存在,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追求的“同意”卻必須自爲才能達到。一旦“自在”的“強制”進入“自爲”的階段,那麼也就意味着“強制”在意識形態的存在受到了現實的質疑和挑戰,此時基於“強制”的“同意”也就已經轉變爲“不同意”,舊的統治的暴力機器已經被“被統治者”視爲否定性存在,這些自爲的暴力機器已然受到暴力革命的現實威脅。統治機器的自爲就意味着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現實鬥爭,由此也可以看到,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是持續的,且暴力的對抗不可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部分。到這裏,多餘的靈感已經很難再榨出了,那就回到這本書的最後也是葛蘭西想要最終確認的東西,也是“強制”與“同意”的邏輯歸墟點——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策略問題。實際上,佩裏在本書的結論部分已經清楚地闡明瞭這樣一條革命的路徑—— “無產階級起義始終是一種政治行動,根本目的不是要給敵人造成傷亡,而是要團結所有被剝削的羣衆,無論是穿着工作服還是制服,無論男女,去創造一種新的大衆權力。然而,它也必然是一項軍事行動。無論工人階級在分裂國家強制機器(軍隊或警察)方面多麼成功,將主要部分從中剝離出來,並將它們爭取到革命事業中來,仍然會始終存在一個頑固不化的反革命核心力量,他們經過特殊訓練,擁有特別強悍的鎮壓職能,無法改造他們,只能擊敗他們” “資產階級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在生死存亡的最後較量中,資產階級將毫不猶豫使用武力鎮壓,此時,資產階級的暴力機器將取代意識形態機器,強制將取代同意,走上前臺。因此,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革命,既是一場政治鬥爭,也必然是一場軍事鬥爭”。 也就是說革命需要喚醒的是大衆的反抗意識和反抗行動,在“不同意”上達成共識,在“反強制”上積蓄力量。而爲什麼“不同意”,就需要葛蘭西所指望的“有機的知識分子”,在我看來就是那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來撬開資產階級那些“有教養的人”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層層鎖在勞動人民腦子裏的枷鎖。我們的武器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目標是通過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科學分析深刻揭露資產階級的虛僞面目、虛假道德和無恥謊言,孜孜不倦地向大衆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特別是向以工人階級爲代表的廣大無產者說明(或者用列寧地話來說,“灌輸”)他們所處的歷史地位和他們肩負的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任務。只有當無產階級普遍處於他們的“覺醒年代”,革命的關鍵一步纔算完成,革命的暴力鬥爭纔有可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我以佩裏在書中所作的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分析做一例證,馬克思主義者正應該勇於、善於做這樣的批判: “代議制國家的一般形式——資產階級民主——本身就是西方資本主義首要的意識形態關鍵機制,它的存在本身就使工人階級喪失了想象一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想法,隨後通信工具和其他文化控制機制都加固了這種核心的意識形態'效果'。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根據人們對生產資料的不同獲取機會,將所有男人和女人分配到不同的社會階級中。階級劃分纔是法律上自由和平等的人之間簽訂的工資合同背後的基本現實,而工資合同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標誌。於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在形式上分離開來。因此,資產階級國家在定義上'代表'了從社會階級中抽象出來作爲個體和平等公民的全體人口。換言之,它向在市民社會中處於不平等地位的男人和女人展示了他們在國家中似乎是平等的。議會每四五年選舉一次,作爲民意的主權表達,將國家的虛擬統一性(fictive unity)反射回羣衆,彷彿它是他們自己的自治政府。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在法律上的平等,掩蓋了'公民'內部的經濟分化以及大衆完全脫離和不參與議會運作的現實。” 也就是說,階級社會中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存在的異化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在政治社會中看似選舉面前人人平等(有權階級與無權階級的溝壑被一種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所遮蔽)的背後卻是在經濟社會中根據生產資料的佔有情況所區分出來的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天塹,而這種看似階級平等的意識形態通過輿論工具不斷得以強化和再生產,從而遮蔽了不平等的經濟狀況下真正階級意識的覺醒。資產階級通過意識形態“霸權”在剩餘價值剝削的本質上蒙上了“平等”的薄紗,讓被剝削者成爲“同意”其統治的溫順綿羊。那麼馬克思主義者在做“揭杆人”前自然要先做“揭紗人”,撕爛他們的粉飾,展現階級社會的真實殘酷面貌,才能讓大家“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葛蘭西的思考在當代有什麼意義呢?當今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大多數被剝削階級,仍然臣服於改良主義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葛蘭西的統一戰線策略旨在完成的任務,即爭取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上的覺醒和轉變,至今仍未完成。正是在這一點上,葛蘭西《獄中札記》最核心的主題依然有意義。”每個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欠葛蘭西的債務,只有以真正嚴肅的態度批判他的著作,才能償還。
自由主義的國家觀在葛蘭西面前幼稚得像小孩兒一樣
要是以後能有用葛蘭西的理論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在法意日等國的運動進行分析的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