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魯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醫療事件

這個醫療事件非常簡單，名叫“何魯”的中國人來到了倫敦切除腫瘤，但在長達1小時的無麻醉的手術中，何魯多次昏厥，最終死在手術檯上，時年32歲 但這個醫療事件有什麼特殊的？首先這個事件發生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一直試圖從傳教士→慈善醫學的方式敲開醫學大門，那麼，作爲何魯就醫資助方的東印度公司，到底在這個事件裏扮演怎樣的角色？如果僅僅是做慈善顯然理解不夠，東印度公司其實是非常想借助西方醫療手段獲得中國人的尊敬，前有英國使臣馬戛爾尼使團訪華，雙方不歡而散的事情，而東印度公司，或者說英國想通過這次救治何魯來改變中國對英國的看法，這也有益於東印度公司在華的商業發展，所以，這次跨國醫療是以改善中外關係爲目的，爲東印度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作準備，而何魯不僅僅代表了廣州商人，還代表了清政府這個國體，但很遺憾，何魯被治死了，這反而加劇了兩國之間的不信任 而回到疾病本身看，何魯的腫瘤非常特殊，非常巨大，英國官方還是媒體大衆都根據這種疾病形象建立了對中國的形象隱喻，再一次，我們又一次看到了疾病的政治隱喻，何魯巨大的腫瘤被修辭成“社會腫瘤”，英國官方甚至認爲這場手術就是一種政治改革的寓言，我們已經在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裏看到疾病修辭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也同樣在楊念羣《再造病人》裏看近現代政治演變與傳統醫療因素之間複雜的互動博弈關係，這裏傳教角色，疾病隱喻，空間衝突，生死控制都是密切相關的，這兩本書可以作爲基礎，以更好理解疾病何以成爲政治博弈和想象的工具 而在此，何魯的腫瘤巨大性以及長的位置不好，這種畸形形象也誘發了英國媒體對於東方的好奇怪異想象，很顯然，何魯的身體成爲維多利亞時代的怪胎以及病態的體制標識，這種醫學隱喻同樣激發了關於帝國/東方主義/身份認同等各種殖民議題，這都深刻體現出19世紀英帝國的擴張焦慮和對中國形象認知的文化心理。 其實醫學隱喻和政治之間關係我個人是非常熟悉的，但高晞教授非常特別從圖像研究裏，即當時很多關於何魯的漫畫，何魯腫瘤的影像裏去復原了這種政治想象的修辭力量，這是我第二次看到這種醫學圖像到建構醫學權力修辭的，何魯的腫瘤在當時還全比例複製到了英國改革派，或者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中，以此隱喻爲“社會巨大的腫瘤”，而第一次看到這類醫學圖像研究是在韓瑞《病夫形象》這本書，其實，醫學對身體的觀看直接與權力話語相聯繫的，19世紀末期製造了中國的病態身體及身份很多來源於醫學形象，比如“病夫”，可見，身體的概念被放置在臨牀醫學和中國傳統醫學兩面透鏡之下被檢視，但是，兩者對於“身體”的文化心理的視差非常大，這構成了東西彼此最初的差異

微觀史 何魯遠渡重洋治病因醫療事故喪生後引發的一系列對該事件的解讀。 中英在鴉片戰爭前貿易順差下中國維持着天朝上國的姿態，律勞卑事件後西方醫學傳教的願望被寄託於何魯的手術。 醫療事故掀起軒然大波，何魯最終也沒能魂歸故里，屍體也在下葬後被獵奇者奪去。他的形象被用於諷刺畫，對政治、文化進行暗喻，被畫在醫學傳教的宣傳畫上。 何魯最終成爲柳葉刀的祭品，對何魯之死真相的探尋也讓他在外科學史和歷史學上留下一筆。

微觀史學的魅力，狠狠共情了事件主人公。何魯在英國報道中積極正面的形象，確如作者所說，折射出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對中國的總體認知，也生動說明了落後就要捱打的真理。聯想到近年來看的一系列二鴉英法聯軍當事人的回憶錄，對中國和日本截然相反的評價，背後的邏輯也是一樣。

這本書有一定的宣傳，但是在微讀看過的人仍然很少

真的是打動人心的故事！在閱讀之前的期待有東方主義、傳教士醫學、近代前夜的西醫論述，沒想到來英國做手術的中國農民何魯不僅成爲了一個醫學事件，更聯繫起了英國和清朝兩個帝國的近代政治，閱讀及此，真是愕然！ 最喜歡高晞老師最後的論述：何魯的故事告訴我們，醫學的全球化並不只是尋找“科學”真理的全過程，而且它的起點也不一定在西方世界。

1831 年 4 月 9 日下午 1 點 30 分，英國倫敦南華克區聖・托馬斯街，蓋伊醫院解剖學劇場。在數百名倫敦市民的現場注視下，由英國皇家外科學院院長、蓋伊醫院外科學教授阿什利・庫珀領銜，三位外科醫生組成的團隊，爲何魯切下了一個重達 56 磅的腫瘤，在長達 1 小時 44分鐘無麻醉的手術過程中，何魯多次昏厥，最終死在手術檯上，時年 32 歲。何魯手術在近代外科學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筆，是當時英國媒體最爲關注的事件之一，不僅抓住了倫敦和周邊城市市民的眼球，而且波及蘇格蘭高地，甚至捲入同時期議會改革的政治運動中，在當時英國社會和政壇引起了轟動。何魯的身體成爲維多利亞時代的怪胎，東方神祕主義和病態中國人的標識，另一方面，何魯的畸形身材和西去求醫的艱辛歷程，展現了19世紀中國醫療技術落後的形態，以此襯托西方醫學傳教士在華傳播科學知識的努力和成功，尤其強化醫學傳教在此過程中產生的決定作用。 本書涉及多個重要議題：何魯孤身遠赴異國接受手術的處境，與英國醫學界獵奇式的圍觀心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反差深刻揭示了在麻醉術問世及廣泛應用之前，外科病人不得不承受的巨大身體痛苦，以及當時醫學實踐中普遍存在的情感關懷缺失；以何魯事件的圖像隱喻，揭示英國政治的腐敗危機及1832年議會改革中的兩派立場；分析該事件如何推動醫療慈善事業在中國的擴展，進而影響英國在華傳教、外交、戰爭與貿易；批判了東方主義視角下關於中國民族體質的污名化想象與建構。整體而言，這是一部典型的全球史與醫療社會史著作。 本書出版於2024年。作者高晞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導師，也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醫學史和科學技術史領域。她的導師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著名學者朱維錚。本書以英國的醫學報告、媒體報道、政治漫畫和博物館展覽爲基本史料，將何魯置於19世紀歐洲外科學生態環境考察東西方醫學的真實差異。由三幅留存在西方世界的何魯畫像切入，還原當時社會輿論，並努力摒棄所有的概念式思考，希冀能從矛盾的陳述中梳理前因後果，重新構畫“何魯事件”的真相。 全書的寫作經歷了4年。2020年，作者搜索《柳葉刀》《泰晤士報》和各種醫學期刊，爬梳所有與此事件相關的史料，意外地發現了道爾的漫畫和艾倫的畫作，由此聯想到，這個醫療事件有可能曾經在倫敦引起過轟動。於是又通過付費訂閱大英圖書館的報刊數據庫，從中檢索1830年代的所有媒體報道和蓋伊醫院相關檔案。儘可能地將自己置身1830年代倫敦的空間中，捕捉1831年4月倫敦城空氣中流傳的所有信息，慢慢形成通過何魯三幅畫的方式來講述這個一度震撼全球的醫療事件，探究“何魯三像”的歷史現象。2023年作者曾經來到我校，受夏明方教授的邀請就修訂之後的內容做過演講，楊祥銀教授也做過點評。 高晞在書中使用了極爲豐富的史料：英國醫學報告（《柳葉刀》）、報紙報道（《太陽報》《星報》）、政治漫畫、博物館藏品檔案、東印度公司記錄、傳教士書信、清代外交檔案……幾乎窮盡了與何魯相關的所有現存文獻。這種“窮盡式”的史料蒐集，是醫療社會史研究的典範做法，何魯腫瘤的尺寸、重量、手術時長、死亡方式，在不同的章節中被反覆敘述，不僅沒有層層遞進的分析，反而讓讀者產生“我是不是讀過了？”的困惑。背景信息的介紹旁枝逸出過多，大段堆積一手史料，導致我在閱讀中會感受到一種“史料轟炸”的體驗。這可能源於高晞的史學立場：她試圖“摒棄所有的概念式思考”，讓史料自己說話。但是，這樣的史學立場本身就說明，何魯事件可以闡發大量關於性別史、後殖民理論、東方主義、身體政治等議題的概念式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高晞的同事，同樣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司佳教授，2020年因腫瘤去世。高晞也在那一年開始了《何魯之死》的史料蒐集工作，所以《何魯之死》一書對腫瘤的探討或許也有悼念司佳教授的意味，高晞曾經在澎湃新聞上發表追憶司佳的文章，記述了她與司佳共事13年的深切學術情誼，筆觸真切，令人動容。書寫何魯的腫瘤，或許也是一種通過學術工作來消化喪失、與死亡對話的方式。雖然作者在書中並沒有提到這一點。它將個人傷痛轉化爲一種普遍性的追問：一個長着腫瘤的人，如何被醫學觀看、被社會對待、被歷史記住？腫瘤作爲“他者”存在於人體之中，始終是人類醫學與情感的極限命題。

很不錯的一本書，完全是“小題大做”的典範。用何魯之死這個小人物身上的小事件，以小見大，挖掘出它對中國、英國的影響，中英文化交流的影響，以及在醫學科技進步史上的意義。雖然沒看過幾本微觀史，但是也是很不錯的作品。 雖然不是學歷史甚至醫藥史專業的，但是提到近代、中國、怪病、手術、西醫這些名詞，就能想到醫療在外交關係上參與的意義（比如說用來證明西方醫學的先進性，中國醫學的現代化等等），也就是大多數研究者都提到的那些內容。但是本書作者很有創建性的就是發掘何魯作爲一個身懷怪病的中國人如何成爲19世紀英國國家形象的原型之一（因爲英國當時面臨着焦灼的政治危機，這件事情正好與兩黨議會鬥爭同時，所以就擴展成了“疾病的隱喻”），這個很有意思，很有創造力。就是如果作者能夠更明確地說明，英國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約翰牛”國家形象有何直接證據是承襲自何魯的原型就更好了。諷刺報紙上的漫畫是可以證明的，但是後面的形象如果可以更詳細說明一下是承襲自諷刺漫畫的源頭，線索就會更清晰一些。 “本質上，他是東印度公司和蓋伊醫院的一件慈善作品。然而，他的疾病和腫瘤模型推進了19世紀西方外科技術和教學的進步；何魯畸形的身體、順從而堅忍的人格品性，通過媒體和公開手術赤裸裸地暴露在英國公衆面前，在掀起對東方民族好奇心的同時，增強了歐洲人擁有健康體魄的自信心和英國人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優越感。何魯事件發生在鴉片戰爭前，它對英國民衆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與戰後英國社會對中國的認知截然不同。何魯在倫敦的悲慘經歷以及他的腫瘤形象被媒體政客任意操縱利用，都爲後來的研究者考察1840年前歐洲視野中的中國形象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這就是他留給世人的歷史文化遺產。”

很不錯的一部微觀史著作，借何魯身患腫瘤遠赴英國尋求治療卻活活痛死在手術檯上的事件，在不長的篇幅中把此事梳理清楚並且討論了鴉片戰爭前英國對中國人的想象、英國國內的政治改革、英國人藉此事的政治隱喻、“律勞卑事件”中被忽略的某些方面、西方在晚清的醫學傳教以及西方把“腫瘤”作爲東方象徵等話題。但本書的不足之處也就在此處，據作者在後記中所說“本書最初是一篇較長篇幅的學術論文”，在一篇論文中討論這些話題尚可屬差強人意，但把它當成專著來看則顯得本書的知識密度有點低了，延伸話題幾乎都是淺嘗輒止便結束又匆匆結束，如果能再深入一點就好了。

本書以英國的醫學報告、媒體報道、政治漫畫和博物館展覽爲基本史料，以身患巨大腫瘤的中國人何魯赴英治病的前因後果爲主線，並藉由三幅留存在西方世界的何魯畫像切入。通過梳理一百多年來，各種歷史記錄中對這場“致命手術”的不同敘事、不同筆觸下所呈現的何魯的醫學圖像、國家形象和醫學慈善的不同形象，以及近代以來關於西醫傳入研究中的史料與史實的相關度問題，分析“醫學傳教”和“病態華人”的形象是如何通過歷史敘事建構的，由此思考近代醫學史中的史料、史實與歷史敘事之間的複雜關係。 在手術失敗、何魯死後，英國掀起強烈社會輿論，一方面藉此反思手術治療方案，在《柳葉刀》上探討何魯死因、腫瘤療法，推動了醫學進步；另一方面政治評論家藉此創造出政治改革的經典術語——社會腐敗的“毒瘤”，引發對英國國內改革的爭論。同時，主張送何魯去英手術的在華西醫郭雷樞和東印度公司由此受啓發，他們想通過在華醫療慈善改善西方人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又想借助西方高超的醫療手段證明西醫比中醫高明，以此獲得中國人的尊敬，消除中國人的蠻夷偏見，益於東印度公司在華商業發展，敲開中國大門。1834年“律勞卑事件”是個關鍵的節點，英國不得後，1834年，在中國塑造與西方輿論完全不同的何魯形象，展示宗教慈善的高尚道德和醫療技術先進的西方文明，試圖從文化心理上壓倒中國，扭轉中英之間不平等的地位，爲“醫學傳教”的理念建構提供了充分依據。繼而在郭雷樞的努力運作下，“在華義務傳道會”激勵了歐洲西醫進入中國。 作者提出，“醫學傳教”不僅使西方醫學全面進入中國，也將中國醫學和中國病人推向世界，許多帶着新思維、新方法的西方醫生來到中國創建醫院、實驗室，探索在歐洲未曾發現的疾病。（萬巴德在中國研究，熱帶病學之父）從這個角度上講，不能忽視中國或東方對世界科學的貢獻。西方學者認爲這些地區雖然不屬於歐洲科學的地理地域，但仍然屬於“歐洲科學的智力地域”，是歐洲科學的全球化。但何魯的事例提示我們，醫學和疾病的全球化是超越地域性的，所謂全球與地方互動的概念只不過是歐洲中心論的另一種說辭罷了，駁斥了帝國醫學的研究範式。

一本篇幅不到十萬字的小書，講述何魯手術前因過程後果的篇章引人入勝，其他篇章可讀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