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人物五十講

浩浩蕩蕩三千年歷史，在太史公筆下凝練爲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記》。 普通人讀史記，往往容易迷失在古文的晦澀和人物事件的紛雜中。楊鵬老師從浩瀚記載中選取50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帶領讀者穿透表層敘事，探尋背後的根因與精神內核，爲我們帶來啓發性的全新視野。 書中，楊鵬老師對許多我們熟知的定論提出新的見解，比如： 大禹三過家門不入，不僅是公而忘私的楷模，更是公衆情緒脆弱下的極端道德自律，由此成爲古代史開端中最重要的政治道德榜樣； 屈原投江，並非學校教導我們的因政治理想破滅不願同流合污，而是作爲王族祭司以身獻祭的宗教傳統； 曹劌論戰，中學生學習他把握戰術時機的戰略思想，但實際是對春秋時期貴族戰爭規則的玩弄和破壞。 孟子思想被剖析出兩面性，提升傳統知識分子主觀能動性的同時也破壞了知識分子羣體的組織能動性。 …… 這些解讀打破了過去非黑即白的歷史判斷，讓我們看到，歷史從不是單一的敘事，其關鍵不僅在於發生了什麼，更在於行爲背後的邏輯、信仰和時代精神。 書中進一步提煉了兩個時代的核心精神： 春秋精神，基於善惡是非的價值判斷，追求人格高度和道義原則。 戰國精神，則是在社會信任崩塌的基礎上建立秩序，最終走向依賴強權和法律的統治路徑。 善惡忠奸的歷史敘事下，制度演變、信仰轉化，三千年的權利演化脈絡逐漸清晰： 從大禹治水催生統一集中的權利，到夏啓終結禪讓開啓王權家族壟斷，經商朝“敬天愛人”的政治神學，到周朝“受命於天”的天命政治神學，再到戰國時期社會信任崩潰，最終由秦全面顛覆周制封建秩序，以王權和法律，建立君主集權的大一統帝國。華夏文明從蠻荒走向文明，從分權走向集權。 在這一脈絡中，楊鵬老師解釋了孔子的歷史地位：孔子推崇以“德”爲中心而非以“血緣”爲中心，超越傳統世襲制，平民開放上升通道的同時，在維持社會等級秩序間找到了平衡點，奠定了其影響力。 最後推薦給初高中生和喜歡歷史的讀者，這是一本值得讀的佳作。

星空中，隨便一塊隕石存在的年限都遠遠超過我們人類這個物種。然而，隨着歲月的變遷，人類已經發展到有能力可以摧毀任何一塊隕石的程度了，哪怕那塊隕石見證了人類的誕生，甚至見證比人類更久遠之前物種的誕生與毀滅，人類依然強大了起來。 智慧，纔是人之根本。在人類的歷史中，有些人的智慧妖孽的可怕，甚至超越了力量的界限，超越了人本身的認知，所延伸而出的手段、心機、謀劃、思想、眼界…，足以震古爍今，足以輕易改變歷史，真的是可怕又可敬。

個人對歷史很感興趣，於是對歷史類書籍很青睞。但是楊鵬老師的這本書卻給我很多不同的感受和體會！首先，楊老師在寫史記人物，可是並沒有侷限於史記的角度和範圍，而是擴大到世界的範圍，不同角度表達自己的理解；其次，作者分析歷史並沒有盲從和迷信史記，而是採用文物和多國學者的分析給讀者以更客觀的觀察和審視；再次，也是我認爲本書最值得推薦和欣賞的在於，以前對歷史只是侷限於歷史知識或事件的是什麼和怎樣的內容和過程的瞭解，而本書更多的是跟讀者談爲什麼，而且並沒有簡述內容而是基於自己的理解有條理的分析。非常具有邏輯性的思辨！

依然是楊鵬教授的講述風格，分析在理，洞見深刻。如果看過楊教授其他著作，那這本書就算是回顧總結，當然也有新觀點。從史記爲切入點，但講述的內容不僅僅包含史記，還有其他歷史文獻。不過這本書真很長，要有足夠耐心看完。

毫無見識的一本爛書。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把孔子抬入世家，以孔子是非爲是非，表示五百年纔出這樣一位聖人，而自己正生孔子後五百年，自詡爲孔子思想繼承人，在本書成了司馬遷對孔子明褒暗貶。還有，宗黃老之學的是司馬談，不是司馬遷。《史記》都沒好好讀，就別瞎講了

三千年讀史，無外乎功名利祿，九萬里悟道，終歸世酒田園。 初學者可以讀讀《半小時漫畫史記》，沒有歷史基礎知識的不建議讀本書，畢竟有些內容有偏見/一家之言； 比如：《重耳的價值觀》這一章節中： “前627年，重耳去世一年不到，先軫力排衆議，在崤之戰全殲秦軍。這在軍事上是重大勝利，但只是一時之利，在道義上留下了很嚴重的問題。楚國和秦國都有大恩於重耳，尤其是秦國。重耳得以返國當政靠的是秦國鼎力支持。晉國在崤之戰中如此翻臉不認恩人的做法，破壞了春秋的道義傳統，造成了秦國和楚國之間的仇恨。秦國統一中國之戰，最早消滅的就是三晉。秦國進入三晉後非常殘暴，秦將白起活埋了四十萬趙國降卒。秦軍對三晉韓趙魏出手殘暴，背後有強烈的復仇心理，此舉拉低了中華的價值水準。” 作者認爲是因爲“崤之戰”導致的後來秦國滅六國的對韓趙魏三家的殘暴；而實際歷史中 從社會背景來看：商鞅變法後的軍功爵制《商君書·境內》：“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五甲首而隸五家”。首級計算制度導致屠殺從政策層面被激勵； 從戰爭形態看：春秋最大戰役（城濮）兵力<10萬 → 長平之戰超百萬；戰爭性質上：春秋“爭霸”到戰國“滅國”的轉變（《孟子·離婁上》：“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最後纔是復仇動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載秦昭襄王語：“寡人怨趙之久矣！“（趙國屢次聯合諸侯攻秦（前269年閼與之戰大敗秦軍））《戰國策·中山策》記錄白起自述：“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 所以秦軍在三晉的暴行是制度驅動（軍功爵）＞復仇情緒＞戰略需求的複合產物，而非簡單的復仇心理。 比如：《春秋大復仇之伍子胥》這一章中：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主流倫理講忠講孝，但似乎是以孝爲本，孝高於忠，家高於國，血緣共同體高於國家利益共同體” “孔子與伍子胥是同時代人，大家多關注孔子講仁講愛，其實孔子也高度肯定血親復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禮記·檀弓上》​）” “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記·伍子胥列傳》​）” 作者認爲當時的家庭血緣關係高於國家利益，站在了血親復仇的立場上。而實際上： 從思想層面： 墨家《墨子·兼愛上》“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構建無差別兼愛觀，消解血緣理論基礎； 法家《韓非子·五蠹》“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直躬告發父親盜羊反被誅殺，揭示法律與孝道的不可調和性，暗諷儒家倫理導致“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的治理困境； 儒家《荀子·子道》“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明確將道義原則置於君臣、父子關係之上； 從實事層面：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莊公被弒，寵臣晏嬰表態：“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將君主區分爲“社稷象徵”與“私人關係”，拒絕對私君殉死，體現政治公責＞個人效忠；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吳起爲取信魯君，殺齊國籍妻子以明志。雖被詬病，但能被各國君主接納爲將，反映戰國精英階層功業＞婚姻紐帶的價值取向； 最後制度層面：秦律的制度性連坐更是將國家權力凌駕於家庭倫理。 所以戰國時期真正的思想主線，是從“宗法封建”向“領土國家”的轉型。所謂“孝高於忠”只是舊貴族的話語殘留，從思想到實事再到制度層面，國家利益都碾壓宗族血親。 不過，書中的有些觀點還是很中肯 比如：《伍子胥時代的閃光人物》中： 申包胥“子亡之，我存之”：伍子胥爲父報仇，需要覆滅楚國，但申包胥：​“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說苑·至公》​）。前506年，吳軍攻破楚國郢都，後面申包胥自己赴秦國請救兵，剛開始秦國並不同意，後來申包胥以自己的愛國精神，震動秦國。秦哀公對着申包胥唱出《無衣》​，然後發兵救楚。這首《無衣》被收錄到《詩經》中：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詩經·秦風·無衣》​） 所以，面對申包胥，秦哀公也是性情中人，重禮守義，行事頗具春秋風範。伍子胥和申包胥兩人立場相反，一個要救楚，一個要亡楚，司馬遷對他們皆加以讚美：伍子胥是“烈丈夫”​，申包胥是“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的忠義之臣。可見司馬遷判斷人不是基於國家本位而是基於個人本位，他關注個人的價值，看重的是人物的堅毅性格和價值自覺，這是《史記》優於之後任何史書的魅力所在。 所以看《史記》，在某種程度上說，可以看到春秋中國是中國精神的高峰，是中國人格的高峰。因爲他們做事首先是基於善惡是非的價值判斷，其次纔是利益。

作者的洞見與眼光確有獨到之處，這一點必須承認。然而全書貫穿一種令人不適的敘事傾向——作者不斷夾帶私貨，以近乎全盤接受、毫無批判的態度，援引西方學者的理論框架，來強行闡釋中國古代的人文歷史。這種嫁接不僅生硬突兀，更嚴重削弱了論述的本土連貫性與文化自主性。倘若這些內容盡數刪去，反而可能成全一部更純粹、更自洽的著作。 遺憾的是，此類現象在書中比比皆是。唯一合理的解釋或許是：西方思想早已深植於作者的精神世界，成爲其詮釋文明的根本視角——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視角。當一位寫作者只能透過他人的鏡片來回望自身的歷史，那麼其所呈現的，究竟是中國文化的本體，還是又一次被理論殖民的敘事實驗？

作者從比較新的高的角度評述春秋戰國時期主要人物的思想、行爲，在爲保持一個有信仰、有活力、有正義的社會面前呈現怎樣的正面影響或者破壞力。作者可能期望這樣一個有信仰、有自由、相對平等，對任何破壞公義的行爲具備約束的社會。

以西方政治學和史學爲透鏡，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解讀，但僅限於此，作者恐怕與把道德當宗教崇拜的實證主義者孔德意氣相投，對先秦哲學的理解極爲粗淺，邏輯鏈脆弱幼稚（相關性誤作因果性，典型如貫穿全書的“一旦威權政體道德有失就會失去統治合法性導致政權倒臺和人類社會失序”，完全忽視了其中各種複雜因素）,這也是很多史學研究者的通病：不把社會學當做科學，研究方法只會文本細讀然後一拍腦袋就成了，起碼學點邏輯學統計學吧哥姐們

還是太淺了，基本是對史記人物做一個白描，然後加上作者的意識形態理解，這種理解倒是極爲正能量，如同升起一輪輪太陽——東方多產太陽，要不然後羿一口氣能射下來八個。 基本上我對人性是持悲觀態度的，上至堯舜的欲諫之鼓、誹謗之木，下到放逐太甲又迎而歸之的名廚伊尹，果真如史書那麼公正無私?不如便只讀取一點白描故事，收穫些許歷史邊角料來的透徹。 趙衰傳趙盾，趙盾以未能出國界而背上弒君之名，卻不曾想其子趙朔即遭逢劇變，生出趙氏孤兒。說到子嗣，孔鯉的得名來的輕易，魯君一條鯉魚，便賺了孔子多少感恩，以至於將子嗣命名權拱手送出——可惜人家魯君還未必知道，白瞎了這一番心意。及至孔鯉之子子思，《中庸》既成，孔氏的儒祖地位更加鞏固。這裏卻也有曾子一番功勞，且不說曾子主持編撰了《論語》，撰寫了《孝經》，還可能編寫了《大學》，這三部鉅著已是光耀後世，其對子思的培養成才師徒傳承，更是傳爲佳話。與儒家相對，道家在老子開創之後，發展爲兩個方向，以莊子爲代表的老莊，注重個人修煉，注重個人生命的自然與永恆，而黃老道家，則與儒家頗近，看重入世，是治國哲學，是法家與道家的結合。說到入世，任何學說都不能做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要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謀求施展拳腳，所以我們現在只看到孟子討論民爲貴，卻往往忽視了他提出這種理論也與當時的學術環境、政治環境息息相關，民爲貴，纔能有力解釋田氏篡齊的合法性，姜家不賢爲民拋棄嘛，爲民請命，不寒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