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太精彩了！讀這本書是在讀了一本非常簡略的介紹冷戰的書之後想要進行一些拓展閱讀，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精彩和好看。這纔是真正的歷史，不只是講清楚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更重要的是梳理整件事的前因後果，每個人每一方的背景、訴求，行事決策的深層動機。作者查找了大量的資料，特別是當年的來往電報，深度分析每個人的心理變化，讀起來身臨其境，好像我變成了當年那段歷史的旁觀者，看着毛主席風塵僕僕的趕到蘇聯，遭受冷遇但還是堅持爭取；看着終於決定出兵朝鮮彭德懷臨危受命，看着中蘇關係一波三折從懷疑到信任從猜疑到傾囊相授。歷史是鮮活的，因爲人是鮮活的，毛澤東也好，斯大林也好，他們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脾氣，他們會說什麼樣的話做什麼樣的決定，這一切都是鮮活的，太精彩了。 這本書裏的歷史也是我從來都不曾瞭解的歷史。今天的美好讓我覺得似乎一切都理所應當，但是這本書裏的歷史提醒着我，和平也好，統一也好，發展也好，沒有一件是理所應當的。70年前我們還一無所有，能有今天真的需要很多正確的選擇，很多艱難的談判和爭取，還有很多幸運與天時地利人和。同時書裏這段故事的起起伏伏更讓人深刻且具體的看到這人世間有得必有失的道理，人也好，國家也好，都要不斷的在得失中取捨，何嘗不是一種命運。

品讀沈志華的《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我跳出固化歷史認知，看到了朝鮮戰爭背後複雜的大國博弈與艱難的歷史抉擇。作者依託詳實解密檔案，客觀梳理了中、蘇、朝三方的決策邏輯，還原了新中國出兵朝鮮的完整歷程。 書中打破了單一的敘事視角，清晰展現出斯大林的戰略權衡、新中國領導人的深遠考量。建國初期國力薄弱，面對強敵壓境，中國毅然做出抗美援朝的艱難抉擇，並非貿然之舉，而是捍衛國家安全、穩固新生政權的必然選擇。 這場戰爭不僅抵禦了外部強權威脅，重塑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深刻影響了中蘇關係與東亞格局。讀完此書，我深刻明白，每一個重大歷史決策都揹負着時代的重壓與家國的擔當。 回望歷史，志願軍的犧牲與堅守從未過時。如今的和平盛世來之不易，這段歷史時刻提醒我們，國家尊嚴從無憑空而來，唯有自強不息，方能守護山河安寧。

政治經驗的世界太過複雜，所以不能還原成一種單一的規則或原理，無論是托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康德的絕對命令還是功利主義者“最多數人的幸福最大化”原理。 實踐判斷的原則是一種有用的而無論如何都不確切分明的標準，它必須不斷得到修正，以便契合形勢。在一切新的情況裏，標準是由那些最能捕捉到特定形勢的色彩、紋理與細微之處的人所定下來的。

整本書已經讀完？作家引用了大量所謂蘇中檔案史料！結果對美國韓國史料基本未進行引用，更不用說分析美韓決策的背景、立場等等！就好像是整個戰爭只有蘇中朝雙方！完全忽視了交戰雙方決策的相互影響，更加忽視任何一方也不可能知道對方的政策是善意還是惡意的！就好像只有一方的決策就能決定戰爭的走向！ 很多論據完全不能證明論點！甚至是相反的！尤其是你在最後一章！明明說美朝蘇都不同意停戰，最反說只要中國同意，就有可能實現停戰！簡直是莫名其妙的結論！

最近喜歡上了沈志華的書，一本接一本地讀。就是有個小問題：每讀完一本，同類書單會變得更長。比如看完《中蘇關係史綱》就想讀這本《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讀完這本又對《斯大林與鐵托》和《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來了興趣……想讀的越來越多，讀不完，根本讀不完。

本書“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講述斯大林最初對金日成南進計劃心存顧慮，卻在1950年4—5月祕密允諾支持，毛澤東起初反對，在蘇聯保證提供武器並確保臺灣戰事後才同意出兵，於10月19日誌願軍跨過鴨綠江。戰爭陷入僵局後，斯大林才真正履行援助承諾，中蘇同盟因共同作戰而鞏固，中國由此獲得蘇聯了軍事裝備與政治信任，蘇聯則成功將美國拖入遠東衝突，改變了冷戰初期的力量格局。

新時期相關文獻整理工作的幾個通病： 1.借他人之口。首先，一定有人說過，哪怕對方說的不一定是這個意思，在作者這兒就是這個意思。其次，話不是作者說的，所以反駁作者無效，即便認爲作者存在曲解，讀者也沒法兒從客觀角度反駁。九成的讀者沒能力或沒精力去糾正，畢竟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比如某俄裔美籍作家。 2.混淆主要和次要，顛倒主次。某記者報道汶川地震，得出的論點是，汶川地區的建築沒用防震材料，所以導致了重大傷亡。爲什麼不用防震材料？國外反華勢力爭相採納，加以延伸創作。沒有獨立思維的讀者會陷入顛倒敘事。恰好，唯物史觀反對片面敘事，所以反唯物史觀的就打亂敘事，強化符合自己目的的次要矛盾，加以包裝。 3.似是而非的春秋筆法。用客觀包裝主觀，用對立面包裝對立面，老一派的常規操作。爲什麼存在那麼多“粉紅”（非僞紅)？“粉紅”誤以爲宣傳的“1+1=2”是對的，其實宣傳“1+1=2”的人不過是抗個旗而已，跟走的路沒關係。“粉紅”沒意識到市面上只有宣傳“1+1不等於2”的人，卻誤以爲“1+1=2”是公理。 依然希望讀者朋友們增強自然科學知識素養，增強辯證修養。在不能獨立思考的時候，多找原始文獻，少看1980年之後談論所謂歷史的書。

蘇聯對外政策和戰爭起源有何關聯？ 《珍藏本》第一章闡述了蘇聯在亞洲的目標和政策趨向，無疑是全書論證的基礎和邏輯出發點。作者從論述蘇聯戰後的對外政策入手，總結出其特徵就是要充分維護俄羅斯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安全。蘇聯在歐洲和西方的強硬爭鬥只不過是斯大林（J. V. Stalin）表明立場的一種方式，目的就是要迫使西方承認蘇聯已經取得的勢力範圍，確保蘇聯的安全和既得利益，而並非要對資本主義世界發動全面進攻。正是在此種認識的基礎上，《珍藏本》非常符合邏輯地論及蘇聯對朝鮮和中國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對外政策的總體特徵。在朝鮮，斯大林要確保蘇聯勢力範圍的穩固，同時避免與西方發生直接衝突。尤其是不能和美國發生直接衝突，在斯大林的心目中一直佔據絕對重要的位置。只有完全判斷此種情況不會發生時，他纔會同意金日成（Kim Il-sung）發動戰爭。就此而言，《珍藏本》在第一章便揭示了蘇聯對外政策和朝鮮戰爭爆發兩者之間的邏輯關聯。 在中國，無論蘇聯政策如何變化，其目標卻始終是保障遠東邊境安全以及恢復帝俄在中國東北的所有權益。當然，在實現此目標的過程中，蘇聯需要避免和美國發生直接對抗和衝突。而對這方面複雜考量的分析，充分體現在《珍藏本》對斯大林是否曾有意調停國共和談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上。這實際上能夠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朝鮮戰爭爆發前中蘇關係的發展狀況，是《珍藏本》從中蘇關係的視角考察朝鮮戰爭起源的一個組成部分。作者運用國際政治學的現實主義理論，精闢地分析了蘇聯最高領導人的行爲動機。他指出，“從蘇聯的處境考慮，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國共和談是可以理解的……莫斯科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國認定蘇聯有意在亞洲破壞雅爾塔協議的框架，進而採取直接的武裝干涉政策，使蘇聯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但斯大林最終改變調停初衷的原因在於“中共在內戰中的強勢地位和毛澤東的強硬立場”。也是基於這一原因，到1949年初，有關中共的問題已經開始在蘇聯決策層的腦海中居於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很快實現高層互訪，並夯實了中蘇結盟的政治基礎。就《珍藏本》的寫作設計而言，倘若沒有這些前期鋪墊，自然就無法談論中蘇同盟的建立。若沒有中國在和蘇聯談判中觸及蘇聯根本利益的損失，斯大林也不會考慮在朝鮮半島發動戰爭以彌補在中國損失的利益。《珍藏本》一環扣一環，蘊含着嚴密的邏輯關係。 由於第一章已做了預先交待，即中蘇雙方都清楚涉及國家利益的有爭議的問題遲早必須得以解決，所以第二章理所當然要討論解決這些問題的中蘇同盟建立的艱難歷程。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章大大壓縮了第二版中米高揚（A. I. Mikoyan）和劉少奇彼此訪問對方最高領導人的內容，突出論述了困擾雙方領導人的和國家利益直接相關的諸問題。而且，新討論的內容更直接和主題相契合。無論從這一章的結構還是從全書論證來看，都顯得更爲合理，更緊扣全書主題。 中蘇同盟到底是如何建立的？關於這個問題，以往國際學術界的主流看法強調蘇聯在締結盟約的談判中僅做出了適量的讓步，卻換取中方被迫接受了斯大林強加的對蘇有益的要求。衆所周知，和已在戰後得到迅速恢復的蘇聯相比，新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國力十分衰弱。相應地，在中蘇兩國領導人的相互交往中，後者無疑佔據強勢地位，在談判中自然手握主動權逼迫中方做出一些妥協亦是人們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根據《珍藏本》的研究，實際情況並非完全如此。他依據中俄大量解密檔案和其他相關史料，有力地證明了恰恰是在中蘇雙方強弱對比非常顯著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毛澤東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讓步，使斯大林最終放棄了戰後蘇聯在中國東北享有的權益。 在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之前，斯大林對毛澤東一共做了兩次讓步。第一次是在這位蘇聯領導人不同意締結新約、雙方陷入長達十多天的僵持時，面對一直待在別墅、毫不退縮的毛澤東，斯大林只得讓步。1950年元旦，蘇方派人和中方商談要安排毛澤東在公衆場合露面的問題。沈著第二版在敘述1月2日毛澤東接受塔斯社記者採訪時，沒有提及蘇方參與安排了採訪。所以學者謝爾蓋·拉欽科（Sergey Radchenko）在評論第二版的英文本時說，他不同意作者的論述，他認爲“這次採訪是斯大林安排的，包括毛澤東對塔斯社記者提問的回答，都是由斯大林撰寫的”。《珍藏本》顯然是注意到了這一點，指出目前尚未在檔案中找到經斯大林本人簽字的答記者問文本，該文本究竟是誰起草的，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作者仔細品味答記者問的文風后，傾向於是中方提出具體方案後徵得了斯大林的同意。 至於這次讓步的原因，第二版已詳細論述過：毛澤東利用與西方國家建交的前景向蘇聯施加壓力，而出於對中國向西方靠攏的擔憂，斯大林決定與中國簽訂新約。在《珍藏本》中，作者對此方面的論述做了簡化處理。他主要是細緻考察了第二版未深入討論的重要問題：在雙方利益攸關的中長鐵路、旅順和大連等實際問題上，當中方提出與蘇方設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時，斯大林再次做出重大讓步的原因。根據《珍藏本》的闡述，本來，蘇聯領導人並不打算認可中方草案。作者曾在俄國解密檔案中發現了“對中方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俄文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文本刪改之處非常多，不是打叉、劃槓，就是問號，幾乎把中方草案的內容全部勾劃掉了，其字裏行間透露着猜疑和憤怒”。看來中方的一些要求確實觸犯了蘇聯的根本利益。《珍藏本》指出：“該文本儘管字跡潦草，不易辨認，但依稀可以看出這樣的批註：‘不能接受’，‘斯大林不同意’。其他三份文本則改動較少，有的甚至基本未動。由於檔案未標明日期，看不出蘇方對文本的修改是由不同人同時做的，還是先後做了不同的改動。”但最後的結果很清楚，斯大林還是決定做出讓步。那麼，此種舉動的原因到底何在？《珍藏本》憑藉有理有據的分析，很好地回答了這個重要的問題。 斯大林做出實質性讓步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需要將中國納入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控制和影響亞洲局勢以對抗美國，尤其要粉碎美國分裂中蘇關係、阻擾中蘇締結同盟條約的陰謀；其二，中方以是否承認蒙古獨立的既成事實爲條件，逼迫蘇聯按照中方文本簽署有關旅順港、大連和中長鐵路的協定。顯然，《珍藏本》揭櫫的蘇方讓步原因的複雜性，要比德國學者海茵茨希提出的斯大林看法轉變的單一性原因——“斯大林害怕同毛的談判失敗，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西方大國修好”，更令人信服。毋庸置疑，《珍藏本》在此方面所做的精闢分析源於作者長期浸淫於中蘇關係研究而積累的深厚學術功底，更反映出作者寬闊的學術視野。作者不僅利用美方檔案揭示出中美關係領域的重要問題——美國“楔子戰略”對克里姆林宮決策的深刻影響，而且使用相關史料分析了中國對蒙古問題的態度給斯大林造成的影響。就像一位外科醫生拿着手術刀解剖病人一樣，作者把斯大林在中蘇談判中的諸種擔心和顧忌一覽無餘地“解剖”給讀者看。正是斯大林的重重顧慮在其對華重大讓步的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些重大讓步又直接涉及蘇聯在遠東關鍵利益的喪失。那麼，尋找適當的時機彌補這些損失的利益便必然成爲斯大林關注的目標。這樣，《珍藏本》就把中蘇同盟條約的締結與蘇聯遠東政策的調整結合在一起，並且爲下一章撰寫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預留下十分精妙的伏筆。 實際上，《珍藏本》的整體設計類似於圍棋的下棋次序。如果能夠把第一章和第二章比作圍棋的“序盤”階段，那麼接下來的兩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便類似於圍棋至關重要的“中盤”階段，是全書達致高潮的部分，也是全書核心的內容。斯大林爲什麼同意發動戰爭？第三章討論的中心主題是朝鮮戰爭如何被蘇聯人發動起來的？其中一個不容迴避的關鍵問題便是斯大林爲什麼決定給金日成開放綠燈？換句話說，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引爆戰爭的決策動機何在？ 在1950年1月中蘇談判及蘇聯最終接受中方要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毛澤東無異於“虎口奪食”，收回了斯大林從國民黨政權那裏獲得的權益。蘇聯則即將失去經由中長鐵路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珍藏本》延續第二版的觀點，認爲蘇聯在戰略利益上遭受如此重大損失，是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發動攻擊的決策動機的根本出發點。因爲他感到必須要通過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來對此做出補償。而且，他根據對遠東形勢的判斷預見到，在朝鮮半島出現的武裝衝突，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實現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不過，《珍藏本》在論述斯大林的決策動機時，與第二版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充分反駁了國內外學術界的三種主流看法：（1）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把朝鮮半島排除在美國西太平洋防禦圈外的演說，對斯大林造成了深刻影響，從而爲金日成開放了“綠燈”；（2）斯大林同意發動朝鮮戰爭的動機就是爲了把美國吸引進來，讓它在亞洲陷入一場戰爭，特別是一場與中國的戰爭；（3）斯大林受中國革命以武裝鬥爭的方式取得勝利的鼓舞，因而改變了冷戰爆發以來謹慎、保守和防禦的政策，開始鼓勵各國革命，並向帝國主義陣營發動進攻，朝鮮戰爭就是一個開端。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珍藏本》對上述第二種觀點的討論。其中牽涉一個重要的問題：蘇聯代表在戰爭爆發之初爲何沒有及時返回安理會？國內外學者普遍持第二種觀點，即所謂的“轉移視線說”或“禍水東引說”，即蘇聯的行爲就是要使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到東亞，也就是要把美國的相當一部分兵力從西歐引入東亞，斯大林的動機無非要縱容美軍深陷朝鮮戰場而無暇顧及戰略重點歐洲地區，以便減輕蘇聯在那裏遭受的戰略壓力。爲了更好地反駁此種看法，《珍藏本》特意介紹了俄國方面披露的一份檔案，其內容主要是斯大林在發給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的電報中，解釋了蘇聯未及時返回安理會的原因。而俄國學者對此電文的闡釋完全符合“轉移視線說”或“禍水東引說”。但是，《珍藏本》認爲俄國學者的理解把蘇聯決策者神話了。作者指出，按照他們的看法，從1950年初蘇聯退出聯合國安理會，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進攻計劃，再到戰爭爆發後拒絕返回安理會的做法，都是斯大林預先精心設計好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實施的。無論是“高瞻遠矚”，還是“險惡用心”，一切都在斯大林的運籌帷幄之中。顯然，《珍藏本》並不認爲斯大林有如此偉大的智慧，即便他確實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 接着，《珍藏本》運用已知史實有力地駁斥了俄國學者的觀點和斯大林的解釋，認爲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複雜。在作者看來，蘇聯代表之所以未及時返回安理會是因爲莫斯科此時只能採取置身事外的立場，因爲“如果他們返回安理會，必將陷入兩難選擇的困境——不使用否決權（或棄權）就意味着對北朝鮮乃至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使用否決權則等於承認在平壤的背後站着莫斯科，從而導致與美國和世界輿論的直接對立，而這都是斯大林不願看到的結果”。正是依據這種深入的研究，《珍藏本》諄諄告誡讀者：“對檔案文獻也不可全信。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檔案作者或當事人的說法，那麼就會掉入他們有意無意設置的陷阱。”當然，這裏應當指出的是，有關俄國披露的這份檔案，除了俄國學者和《珍藏本》的解讀之外，美國研究朝鮮戰爭的大牌學者威廉·斯德克（William Stueck）還有一種解讀。斯德克不同意斯大林的動機是引誘美國與中國衝突。在其看來，蘇聯代表缺席安理會的原因是，斯大林原本就害怕與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或者斯大林想證明沒有蘇聯代表的出席，國際組織便不會發揮作用。恰恰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斯德克提出，該檔案的內容反映出朝鮮戰爭爆發後的國際局勢讓捷克總統哥特瓦爾德憂心忡忡。雖然這也讓斯大林大感意外，但他故作鎮靜，用一番冠冕堂皇的解釋來安慰捷克總統，目的是要消解其憂慮的心理。顯然，斯德克對該檔案的解讀重心沒有放在斯大林的高談闊論上，表明他也不認可這位蘇聯最高領導人事後諸葛亮式的解釋。這一點和《珍藏本》對斯大林言語的懷疑顯然有着異曲同工之處。 正是在批判性地對待學術界三種主流觀點的基礎上，《珍藏本》做出合理的推斷：“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在朝鮮半島動手確實屬於一種例外。斯大林看重的是戰爭的發動，而不是戰爭的結果。畢竟，不管怎樣他都可實現預定的目標：若取勝，則可獲得仁川和釜山等出海口和不凍港，若失利，則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並且根據中蘇雙方的協定，一旦出現戰爭或危急局面，蘇聯軍隊有權使用中長鐵路。”而戰爭爆發後的事情進展亦在很大程度上使斯大林的預期目標得以實現。關於這一點，《珍藏本》利用中俄解密檔案給與了充分證明。此外，和斯大林決策動機有關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的決策和中蘇關係之間的關聯。對此，《珍藏本》提出一種全新的觀點，認爲斯大林在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中遭受重大損失，所以“產生一種對毛澤東的報復心理”，其遠東政策關注的重點隨之由中國轉移到朝鮮半島。而《珍藏本》的進一步解釋亦非常符合邏輯關係：“爲了重新獲得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蘇聯在遠東的政策重心已轉向朝鮮半島，原計劃援助中共解放臺灣的大批軍事裝備，都運送到北朝鮮幫助金日成做戰爭準備了……斯大林在解決中蘇結盟中的經濟和民族利益衝突時，對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是有縝密和通盤考慮的。當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喪失後，斯大林便已經把中共進攻臺灣的戰役置之腦後了。”這種對斯大林遠東政策變化原因的全新闡釋，顯然能夠加深我們對處於“恩恩怨怨”之中的中蘇關係的理解。 在《珍藏本》看來，正因爲斯大林存有對中國的報復心理，所以中蘇同盟關係其實蘊含着很大的危機。爲了化解這個危機，獲得蘇聯對新中國的全面支持和援助，中國領導人不得不通過採取某些重大行動來證明中國對蘇聯的友好。這樣，《珍藏本》便很好地照應了第四章的論述，即毛澤東的一個重要的出兵動機就是要通過出兵朝鮮，重新贏得斯大林的信任，從而極大地改進中蘇同盟關係。朝鮮戰爭是否蘇中朝三國共謀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章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得到了認真細緻的考察，那就是戰爭是否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共同謀劃的結果？此問題涉及西方學術界在過去流行的所謂蘇、中、朝三國“共謀”論。第二版曾駁斥了這種論斷，但論證得不是特別充分。《珍藏本》則專門拿出一節，細緻考察了斯大林和金日成揹着毛澤東對戰爭進行的策劃。通過深入的研究，作者澄清了重要的史實，揭示了實際情況。 特別是在1950年4月，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間有關戰爭準備的祕密會談，毛澤東毫不知情。《珍藏本》在解密檔案十分匱乏的情況下，依據朝鮮和蘇聯多位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深入探究了這次祕密會談的內容。對蘇、朝兩國領導人在採取軍事行動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美國軍隊是否會參與戰爭以及爲這次軍事行動提供國際援助三個重要方面做了詳細討論。會談的結果是，斯大林批准了金日成提出的分三步實現目標的戰略部署：（1）在“三八線”附近集結部隊；（2）向南朝鮮發出和平統一的呼籲；（3）在南朝鮮拒絕和平統一的建議後開始軍事行動。同時，斯大林下令滿足北朝鮮關於武器裝備的一切要求。通過《珍藏本》所做的闡述，可以說我們已十分清楚這次祕密會談的情況。不過，鑑於這些考察無法用第一手的解密檔案做支撐，筆者還是對《珍藏本》在美軍是否干涉戰爭的問題上所得的結論心存疑問。在作者看來，斯大林給金日成開放“綠燈”的決策條件是美軍不干涉戰爭。那麼，斯大林如何獲取此決策條件呢？也就是說，斯大林憑什麼相信美軍不會干涉戰爭呢？第二版和《不確定的夥伴》的觀點一致，推測斯大林被金日成說服，相信了對方關於“閃電戰”的保證後才批准進攻。這種論述顯然沒有較強的說服力。所以《珍藏本》強化了這方面的論證，尤其是在否認金日成說服斯大林這個看法的同時，提供了蘇聯人所掌握的“更可靠的”情報證據，即1956年9月米高揚告訴毛澤東：“朝鮮戰爭開始前，我們情報機關破譯的敵人的電報說，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向華盛頓報告，他主張朝鮮南北雙邊發生軍事衝突時美國不要進行干涉。”這個重要的情報加上金日成的保證、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聲明、艾奇遜（Dean Acheson）的演說以及美國沒有干涉中國內戰也就不會干涉朝鮮戰爭的新說法，使得《珍藏本》認爲，“斯大林的顧慮消除了”。於是，美國人不會干涉戰爭便成爲斯大林同意採取軍事行動的決策條件。實際上，就《珍藏本》提供的蘇聯情報證據而言，能否將它作爲可以證明影響斯大林拋卻顧慮的可靠證據，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它提及的“朝鮮戰爭開始前”，並未明確指出具體時間，是在1950年4月之前還是那之後。其二，即便它確實存在於斯大林決定採取行動前，可是它僅僅是麥克阿瑟的建議，而非美國決策部門的意見，更何況斯大林會相信華盛頓決策層一定將採納麥克阿瑟的建議嗎？在沒得到確鑿的信息之前，斯大林就一定判斷美國不會干涉嗎？從美國在歐洲表現出的與蘇聯在冷戰對抗中錙銖必較的立場來看，斯大林果真敢於推斷美國會在朝鮮退縮嗎？他會相信美國將徹底拋棄它正在扶植援助的李承晚政權嗎？和《珍藏本》的推測相類似，美國學者威瑟斯比曾根據英國駐華盛頓間諜唐納德·麥克萊恩（Donald McLean）爲蘇聯人提供的情報，判斷斯大林知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49年12月底制訂的NSC48號文件的內容，從而排除美國干涉戰爭的可能性。姑且不論她在NSC48號文件名稱上犯的錯誤（1949年12月3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制訂的是NSC48/2號文件），就連她使用的材料都沒有註明出處。依據這樣的材料推測出的結論，其準確程度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相關的檔案文獻（確鑿的證據）解密之前，推斷斯大林相信美國不會干涉戰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實，筆者以爲，到斯大林同意爲金日成開放“綠燈”時，似乎已沒必要考察他是否介意美國干預戰爭了。因爲他在做出新決定時就已經考慮好了萬一美國出兵干預將如何應對——那就是讓和蘇聯結盟的中國去迎戰美國。這就是說，他已爲美國干涉的前景準備好了應對預案。《珍藏本》多次強調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在行動前必須徵得毛澤東的同意，也表明了斯大林對美國干涉前景的充分預測。既然已經揭示出斯大林考慮到美國干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哪怕僅僅是“萬一”，那麼，還有必要依據非確鑿的證據推測他不相信美國會干涉戰爭嗎？不管怎樣，《珍藏本》基於多邊檔案文獻進行的闡述，使一個史實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朝鮮戰爭是由斯大林瞞着毛澤東而批准金日成發動的。正如作者精闢地斷言：“在發動朝鮮戰爭的問題上，不是金日成和毛澤東綁架了斯大林，而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綁架了毛澤東。當然，在整個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是斯大林。如果沒有他的同意，金日成既沒有膽量也沒有能力發動進攻。” 戰爭初期斯大林爲什麼一再拒絕中國出兵？ 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精心策劃下，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美國隨之迅速捲入戰爭，尤其是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高度關注，他們開始表示要大力支持金日成抗美。隨着朝鮮戰局的不斷發展，北京高層愈來愈關注朝鮮戰事。1950年7月，毛澤東對金日成的軍事代表明確說，如果朝鮮需要援助，中國“可以派自己的軍隊去朝鮮。中國方面已爲此準備了4個軍，共32萬人”。對此，金日成不敢直接表態，而是徵求了斯大林的意見。然而，不到最危急的時刻，莫斯科並不想讓中國軍隊介入戰爭。在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月，斯大林一再拒絕中國出兵朝鮮。有關這方面的詳細情節，第二版未予闡述，只是推測金日成有對中國擔心和防範的心理，而《珍藏本》則在深入研讀新獲取的原始文獻的基礎上得出了新的研究成果。 《珍藏本》對斯大林這樣做的動機進行了十分精闢的分析：“從斯大林同意發動戰爭的深層考慮出發，可以推斷，無論戰局在朝鮮南方發展順利還是遇到困難，斯大林都不願意讓中國插手其間。只要局面還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那麼北朝鮮全面獲勝，蘇聯自然可以在朝鮮半島重建一個不凍港和出海口，即使軍事行動在南方受阻，蘇聯仍然可以利用東北亞的緊張局勢長期保留在遼東半島的軍事基地。相反，如果中國的幾十萬軍隊捲入這場戰爭，即使取得勝利，又如何保證莫斯科對朝鮮半島的控制權？”當然，由這個分析也可看出，斯大林在戰爭之初反覆阻撓中國出兵的前提條件是，無論北朝鮮進攻順利還是遭遇阻礙，都必須確保朝鮮半島局勢處於蘇聯的掌控之中。可是，倘若情況有變以致威脅蘇聯的掌控力時，斯大林該怎麼辦呢？所以，《珍藏本》指出，當美軍仁川登陸、朝鮮局勢急轉直下時，斯大林面臨北朝鮮納入美國勢力範圍的嚴重後果，不僅談不上蘇聯對半島的控制，而且其遠東安全勢必遭受重大威脅。於是，他在呼籲停火談判未果的情況下，不得不要求中國出兵援助朝鮮，以武力保證三八線以北地區的安全。毋庸置疑，中國武力援朝對蘇聯和北朝鮮而言都是無比重大的事情。此時中國在中蘇朝三角同盟關係中的地位赫然凸顯出來。從這個角度來講，有關中國出兵朝鮮的問題也正是《珍藏本》第四章要討論的關鍵問題。 毛澤東爲什麼力排衆議堅決主張出兵？ 若要考察中國如何出兵朝鮮，一個繞不開的問題便是中央領導人怎樣做出這樣重大的決策？關於中國出兵決策出臺的過程，第二版本來已有深入研究，而《珍藏本》更是補充了許多新材料，對這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過程，描述得尤爲精彩，甚至可以說是扣人心懸！尤其是它討論了一個在冷戰國際史研究領域引起諸多爭議的問題：周恩來到底是否反對中國出兵朝鮮？針對俄國學者曼紹洛夫（Alexandre Mansourov）提出的周恩來反對出兵的觀點，《珍藏本》持相反的看法，認爲周恩來一直持支持出兵的態度。作者用以駁斥對方的證據除了一些著名學者對軍方人士的採訪之外，還有一段周恩來的關鍵講話，分別來自徐焰和力平的著作。雖然這兩位學者在著作中使用的證明周恩來立場的史料皆未註明出處，但是，考慮到他們的特殊身份（徐焰是國防大學擁有較高軍銜的學者，而力平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委員、研究員，他們都能夠接觸到普通學者無法看到的中央高層檔案文獻），即便相關檔案並未解密，《珍藏本》所引用的兩位學者提供的史料應該是強有力的證據。若再加上一個客觀事實——當時毛、周兩位領導人的親密關係，《珍藏本》對曼紹洛夫觀點的駁斥能夠成立。這在現有資料條件下差不多可以滿足美籍華裔學者劉曉原對此問題提出的要求：需要確鑿的檔案證據加以證明。 即便有周恩來的支持，出兵決策的最終出臺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在中央高層絕大多數領導不贊成出兵的情況下，毛澤東力排衆議堅決主張出兵的原因到底是什麼？他做出參戰決策的動機是什麼？《珍藏本》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以往國內外學術界的“安全說”、“革命說”相比較，第二版對毛澤東決定出兵原因的解釋可稱作“綜合說”，即影響該決策的因素有三個：根據國際分工爲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由臺灣問題引發的對抗美國的革命激情；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珍藏本》依然採用了此“綜合說”，非常符合邏輯地把介入戰爭的異常複雜的因素擺在讀者面前。它指出，“隨着朝鮮戰場形勢和蘇聯態度的起伏變化，中國出兵決策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也不斷髮生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等中國決策者必然要審時度勢，隨機調整決策目標。於是，其決策的動機自然也會出現多方面的考慮”。也就是說，作者強調了一點：在出兵朝鮮的問題上，中國領導層持十分慎重的態度。這其實與朝鮮戰爭史專家陳兼的看法不謀而合。陳教授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在是否要派遣中國部隊去朝鮮的問題上，“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進行了至關重要的仔細考量”。在探討出兵動機時，除了第二版的三點考慮外，《珍藏本》根據最新研究補充了一個全新的解釋：出兵朝鮮還因爲中國要維護中蘇同盟的戰略態勢以保障中共政權的鞏固，其實就是化解中蘇同盟關係中存在的巨大危機，改善兩國兩黨關係。這個是和上一章的相關闡述相呼應的。在作者看來，“即便蘇聯暫不出動空軍，毛澤東也只能選擇出兵，否則，剛剛締結的中蘇同盟條約就可能成爲一張廢紙，新中國所指望的經濟援助和安全保障也不會如期到來。先前中國已經與美國決裂，現在又要得罪蘇聯，其結果必然會給中共剛剛建立的政權帶來極大威脅……他對出兵的深層考慮，無論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黨，乃至對他的整個民族和國家，無疑都是適合的，最終都體現爲對美國越過三八線決策所做出的合理反應”。顯而易見，這些闡述深刻地揭示了在中國出兵決策背後隱含的利害關係，使讀者能夠完全明瞭該決策對中蘇同盟關係，進而對黨、對民族和國家所包含的重大積極意義，更對當今社會上一部分不太理解爲什麼當時中國要出兵援朝的人有着教育和啓智方面的作用。當然，無論從這個新補充的解釋還是其他幾個原有的觀點，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珍藏本》通過分析毛澤東的出兵動機來論證其一直堅持的看法：毛澤東是被迫出兵朝鮮的。“被迫”一詞在新提出的看法映襯下，顯得更爲生動，更易爲讀者所理解。作者清晰地展現了新中國領導人在面臨重大國際事務時的曲折複雜的決策思維，從而給讀者留下了極爲深刻的印象。同時，《珍藏本》對毛澤東在出兵問題上覆雜動機的探查，亦有力地回應了一位美國學者對第二版英文本所做的評論：“沈志華教授依然太傾向於傳統的（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觀點：斯大林操縱毛澤東參加（對朝鮮的）干涉。” 斯大林如何處理中朝分歧？在中國出兵援朝後，中、蘇、朝三國（以中、蘇兩國爲核心）在戰爭中是如何進行協作的？三國同盟關係在戰爭中又是如何維繫的？以往國內外學術界，尤其是國際學術界，鮮見有學者利用多國解密檔案來集中深入地考察這些問題。《珍藏本》專門在第五章做了全新的研究，絕大部分內容系重新撰寫，充分地揭示了以前鮮爲人知的朝鮮戰爭的另一面——社會主義陣營三國之間的關係，其中既有彼此間的密切合作，特別是“中蘇同盟在戰爭中的鞏固和發展”，也有中朝之間存在的重大矛盾和分歧。在作者看來，無論是蘇聯航空兵對志願軍的空中支持，還是蘇聯對中國的全面援助，乃至斯大林在中朝分歧中“一邊倒”地支持中方，都在中蘇兩國的密切合作中發揮了重大的難以估量的作用。這些細緻、獨到的研究充分照應了作者在上一章討論毛澤東出兵動機時提出的新觀點，有力地論證了這位領導人深層考慮所帶來的良性效果。不過應當指出的是，《珍藏本》在論述美國空軍在北朝鮮上空作戰的情況時，使用的絕大多數資料來自於俄羅斯方面。倘若利用美國軍方資料或能更具有說服力。此外，美國軍方如何評價對手的空軍實力？他們又是如何評價“米格走廊”的？美國空軍飛行員對對方出動空軍所取得戰果的切身體驗和親身感受是什麼？若有參與朝鮮空戰的美國飛行員的口述材料來證明這一點，就更好了。也就是說，關於蘇聯空軍在朝鮮戰場發揮實質性作用的問題，也許使用美國軍方的資料，恰能從反面使得論點更有說服力。畢竟，不排除蘇聯遠東空軍向莫斯科總部彙報時，存在着虛報戰果的可能性。關於中國和朝鮮在戰爭中的矛盾和分歧，以往學術界的研究十分薄弱，只是零星地散見於一些相關論著和部分當事人的回憶資料。而《珍藏本》利用中俄大量解密檔案、對當事人的採訪記錄以及其他相關史料，集中考察了戰時中、朝在軍隊的指揮權、是否繼續南下作戰、鐵路管理權、停戰談判的方針以及簽署停戰協定等幾個重大問題上的矛盾和分歧，《珍藏本》從事的此項研究可以說在學界尚屬首次。通過對這幾個問題細緻深入的討論，作者注意到，“在（中朝）所有這些衝突和矛盾中，斯大林始終採取了支持中國的立場。這一現象反映出中國出兵朝鮮的兩個結果：第一，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在朝鮮問題上的話語權和主導權；第二，中蘇同盟關係在戰爭中邁上了一個新臺階”。由中朝之間種種分歧而引出的關涉中蘇關係的類似論述，始終圍繞着從中蘇關係視角考察朝鮮戰爭這一主題，反映出作者在寫作時保持的清晰思路及把握中心論題的能力。同時對中朝矛盾和分歧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中朝關係不爲人知的另一面，對於準確地認知如今中朝關係的趨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戰爭本可以早一點結束嗎？如果說第五章是《珍藏本》類似於圍棋的“收官”階段，那麼“餘論”便是“小官子”階段——全書的收束部分。就像圍棋到此階段常常也會精彩紛呈一樣，“餘論”同樣非常精彩。作者實際上回答了學者們在從事朝鮮戰爭的研究時常常會問到的一個問題：戰爭本可以早一點結束嗎？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出發，《珍藏本》認爲戰爭早就應該結束。但爲什麼事實並非如此呢？作者非常客觀地指出，這和毛澤東在抗美援朝中所犯的一次決策性失誤有關。應當注意的是，這個失誤不是指毛澤東在危急關頭做出的派兵入朝作戰的決定，而是說他沒有及時接受聯合國的停火議案。否則，按照《珍藏本》的結論：朝鮮戰爭本來有可能在1951年初實現停火，並進入停戰談判的階段。那麼，毛澤東爲什麼沒有接受聯合國的停火議案呢？《珍藏本》認爲真正原因有兩個：其一，從軍事角度講，毛澤東對敵我力量的對比估計不足，在志願軍處於極度疲憊的狀態時依然命令其進攻，“這一決策，不僅在於超越了既定的政治目標，還在於超越了自身的現實條件”。其二，中國缺乏外交知識和國際鬥爭經驗，導致未能把握良機，利用軍事以外的手段實現其原有戰略目標。除了上述兩方面的原因外，筆者認爲還應當考慮中蘇同盟關係對中國領導人決策的深刻影響。在中蘇結盟政治中，中國和蘇聯事實上處於很不對稱的狀況。雖然有大量的援助屬於蘇聯主動提供給中國的，但後者仍大大地有求於前者，而且是全方位的。這種狀況貫穿於戰爭的始終。無論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怎樣考慮，如果克里姆林宮的戰略方針確定爲不接受“先停戰後談判”的原則，那麼中方自然不會接受聯合國提案，這是中蘇結盟政治的必然結果。因爲在這種不對稱的結盟關係中，莫斯科意見的份量最重。斯大林提出的看法，即使中國領導人有其他的考慮，也不能完全背離之。作爲同盟中處於弱勢的一方，毛澤東也有其無奈的地方，更何況他尤其需要蘇聯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退一步講，即便確實如《珍藏本》所言，1951年6月以及在此前後其他一系列重大決策中，都是毛澤東的意見起了主導作用，並最終得到蘇聯和朝鮮的認可，但那已是在戰場形勢對社會主義陣營不利的情況下蘇、朝的不得已爲之，並非軍事形勢大好時它們領導人所爲。所以，筆者更傾向於認爲，包括蘇聯意見在內的多重因素促成了毛澤東的決策。當然，只有更多中俄檔案的開放才能夠解開當時中國拒絕聯合國提案這個謎團。 事實表明，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後，交戰雙方邊談邊打，戰爭隨即轉化爲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在這種狀況中，每一方都無法看到勝利的曙光。所以，在全書的結尾處，《珍藏本》頗具哲理地總結道：“60年後回顧這場代價巨大的戰爭及其結局……在更廣闊的政治層面，是否可以說，是朝鮮戰爭第一次告誡了世人：在大國之間，特別是當他們掌握了核武器之後，戰爭是不會有最後贏家的！”行文至此，作者經過思維縝密的策劃，最終下了一盤十分完滿的棋。誠然，《珍藏本》的重要內容並不僅限於上面評論所及。其實，對各階段具體史實的精彩敘述，在全書中俯拾皆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書可讀性很強，在寫作風格上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書中語言非常生動活潑，亦不乏幽默之處；對主要人物（毛澤東、斯大林和金日成）性格特徵的刻畫入木三分、惟妙惟肖；描寫主要人物的內心豐富活動，也讓人感覺歷歷在目、如臨其境，更彷彿作者本人即身臨現場。這顯然源於作者超凡的想象力。他對主要人物內心世界的把握，恰恰做到了英國史學家愛德華·卡爾（Edward H. Carr）所說的對所要研究的人的心靈和思想進行“具有想象力的理解”。而這一點正是一名優秀的史學家必備的素質。至今令筆者記憶猶新的是，作者曾向筆者談論其做歷史研究的感受——“確實像偵探破案一樣”。正如李劍鳴教授所言，將史學家和偵探“兩者聯繫起來的核心因素，就是想象力”。由此可見，《珍藏本》對人物生動、有趣的描述完全是作者熟練掌握這項技能水到渠成的反映。這樣的寫作方式亦使得《珍藏本》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以往諸多史學著作乾癟、枯燥的寫作風格，頗有耶魯大學史學大師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治史風範，讓讀者在字裏行間能夠感受到作者思維的跳躍，同時體會到閱讀帶來的快感。另外，整部著作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作者在處理所有歷史事件時，不是憑任何想當然的主觀判斷，也沒有僅僅滿足於某些陳述：“某某事情發生於某時某地”，而是盡力去發掘每件事背後發生的原因以及每位領導人行動後面隱藏的動機。比如大家甚爲熟悉的林彪爲什麼未能掛帥出征的問題。以往社會上普遍盛傳林彪因忌憚美軍實力強大而消極畏戰，“稱病不出”，然而，歷史上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呢？事實果真如此嗎？《珍藏本》提出了強烈的質疑。作者引用多方史料，包括其本人對一些當事人的親身採訪，仔細考證了這個看似微小實則影響頗大的問題，破除了社會上的舊有傳聞，揭示了林彪未能掛帥出征的真正緣由。這種治史精神及態度無疑是優秀的史學作品能夠面世所必須具備的一個前提條件，廣大讀者亦能從得到精心考證的歷史中收穫更多的東西。因此，《珍藏本》一定會成爲朝鮮戰爭史、中蘇關係史、冷戰國際史以及現代國際關係史領域學者的必不可少的閱讀物，尤其對於研究朝鮮戰爭、中蘇關係及中朝關係的學者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也希望那些喜歡外交史和國史的普通讀者不要錯過閱讀這樣一部優秀著作的好機會。

非常精彩的一本書，想了解朝鮮戰爭、五十年代中蘇關係和冷戰東亞格局的“必讀級”作品。 任何重大歷史事件很少由單一人物主觀意願決定，而是多方力量互相博弈形成的結果。單一敘事越完美，越要警惕。然而各方決策都存在信息侷限與動態權衡。斯大林的態度前後轉變，是立足於蘇聯在遠東地緣利益、規避美蘇直接衝突的戰略算計。金日成渴望民族統一，卻低估了美國介入的可能性。中國的出兵抉擇，是在國家安全危機、同盟責任、政權生存多重壓力下艱難權衡的結果。 書中揭示了社會主義陣營同盟內部不平等與信任危機的現實。同盟看似理念一致，但大國、小國之間訴求並不重合。意識形態可以構建同盟，但國家現實利益纔是維繫同盟的底層根基，同盟內部的信息不對稱、地位差異，會持續產生矛盾。沒有永恆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國際關係本質也是安全困境下的相互妥協與利益交換。今天的中美、中俄關系，依然逃不開這個邏輯。 不能用“後見之明”去苛責前人的艱難抉擇。所有國家級戰略決策，從來沒有完美選項，只有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最優解。代入當時有限的情報、國力處境、國際環境與時代侷限去理解取捨，才能讀懂歷史抉擇的沉重與不易，拒絕結果倒推的淺薄評判。 書中冷峻的檔案分析，背後是百萬志願軍的傷亡、朝鮮半島的焦土、無數家庭的破碎。作者沒有刻意煽情，但數據本身就有力量。 任何戰爭決策，最終都由普通人用血肉去執行。和平不是理所當然，是無數人用命換來的脆弱平衡。讀懂這場博弈，方能讀懂大國崛起的代價，更懂得和平的珍貴與重量。

歐洲8個小國（瑞典、挪威、丹麥、荷蘭、瑞士、奧地利、芬蘭、比利時），共產黨員總數由戰前的10萬多人增至戰後初期的70萬人。甚至歷來規模很小的英國共產黨，其黨員人數也從1939年的1.8萬人擴展到1944年的5萬人。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的勢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發展到近100萬人，意共則達到200萬人。[插圖]不僅如此，很多共產黨還掌握着武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