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的危險：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之間兩位譯者的非凡人生

很好看的紀實類作品，作爲兩種制度下的語言翻譯。看藝術家在專制國家和議會制國家的待遇。作爲異族語言，清王朝是排斥，封閉的。英國是商用爲主，開放，自由的。對於翻譯的坐席，清朝是作爲奴隸爲大人翻譯，英國是平等地位進行翻譯。在語言變換，詞彙表達，雙方有用拉丁文作第三方譯文。對於語言形成的概念和體系，影響了雙方的商業，法律，文化的交流。譯文的融合和加入，讓移民通道更流暢，商業往來更密集。打開了國門，清政府開始了總理事務衙門，京城開了同文館培養翻譯人才，軍事上的洋務運動，推進了民間資本的商業復興。對於兩個翻譯人才，在各國事務上的成長，取決於世界列國競爭的此消彼長。

《翻譯的危險》(沈艾娣) • 李自標和小斯當東的人生經歷提醒我們，在理解其他文化時，語言和翻譯無比重要，多年的學習也具有價值，這使得我們能夠聽懂別人講話併產生共鳴與理解，進而向他們闡釋我們自己。只有具備了這種關於其他文化的知識，我們才能爲我們今日生存其間的、互聯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個未來。 • 不論是小斯當東還是李自標，他們都未被完全遺忘，不過他們在18世紀共同經歷的那個相互聯繫的世界早已遠去，以至於變得難以想象。到了19世紀晚期，在人們對世界的更大的敘事中，他們的故事已經無甚意義，他們也只會出現在細心的史家的腳註中。他們的生平的確看起來不過是夏日的一片浮雲所投下的影子。 (摘自原文) 作者，沈艾娣（英語：Henrietta Harrison，1967年—），英國曆史學家、漢學家，牛津大學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領域爲中西交流史、中國近現代史等。 沈艾娣是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學士、哈佛大學碩士、牛津大學博士。1999年至2006年間任利茲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講師。2006年至2012年間赴美國哈佛大學任歷史系教授。2012年起出任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教授。她是牛津大學何鴻燊中國歷史講座教授，並曾任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與聖十字學院研究員。2017年，她被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聘爲講座教授。沈艾娣於2014年當選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Wiki)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翻譯的危險》（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聚焦18至19世紀中英交往中的翻譯問題，揭示翻譯如何塑造權力關係與文化誤解。書中以馬戛爾尼使華（1793）等事件爲例，展現譯者（如傳教士、商人）在清廷與英國間的微妙角色：他們既是溝通橋樑，又因文化偏見、政治干預或語言侷限扭曲信息，加劇衝突。書中的兩位口譯，一位是: 出生在英國，自幼受其父啓發而學習中文，後多年參與中英貿易和英國政治的英人小斯當東； 另一位是: 出生在清朝西北邊陲城鎮涼州，受其天主教家族影響，自幼被送往意大利那不勒斯教廷學習，通曉意大利語和拉丁語的漢人牧師李自標。 他們以個人的翻譯影響了馬戛爾尼使華事件。 而中英中外交往的潮流，地緣政治，宗教與經濟活動，也深深影響了他們的人生。 與其他優秀的歷史作品類似，以小人物的親身經歷與視角，窺探悠遠與宏大歷史的深處。 這正是撥開歷史迷霧，瞭解真相的，啓示未來的治學之道。 精彩薦讀。 [英]沈艾娣(著), 趙妍傑(譯), （2024), 翻譯的危險: 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之間兩位譯者的非凡人生,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如果不是剛讀完《康熙的紅票》的話，我可能會選“推薦”。這本書的選題角度真的很新穎獨特，一般都認為翻譯只需要將對方的語言完整表達出來就可以了，但實際上語言不祇有文字，還有語氣、語境、手勢、表情、態度，翻譯的主觀意識可以有很高的選擇性，既可以選擇如實傳遞，也可以選擇忽略，甚至添油加醋。而譯者每一次翻譯就如同蝴蝶煽動翅膀，看似輕如鴻毛，但對歷史的影響卻可能造成風暴。 但歐美歷史作家基本都有一個通病，寫作的邏輯一點都不通暢，總是東一榔頭西一棒槌，莫名其妙地提到一個人或一件事，沒有任何前因後果。而前面因為閱讀《康熙的紅票》喫得太好，導致讀這本就如鯁在喉。

天剛矇矇亮，山洞外樹影婆娑，遠處草原在太陽馬不停蹄靠近地平線，首先把紫色的光投了過來，給草原蒙上一層神祕而又驚恐的色彩，光影中有猛獸的影子在晃動。西方的天空懸掛着一把曲線十分優美而又鋒利的月亮。原始人類甲手裏握着一把直刃的石刀，盯着月亮沉思，要是石刀磨成月亮那樣，肯定會異常鋒利。甲突然激動起來，嘴裏不可抑制地發出了“刀，刀，刀”聲。原始人乙被嚇了一跳，喫肉的美夢被驚醒，看到甲衝他大喊，情不自禁發出了“我曹”兩字。甲以爲乙聽懂了，咧嘴笑起來，乙給了甲一拳頭，打暈了甲。 人類說出的第一句話造成了誤解。 這種魔咒此後將伴隨人類這種生物，不斷進化，但依然充滿危險。 人類集體生活，狩獵，分食，逃亡，他們發現，只會吼叫咿呀遠遠不夠了，且不說對方接受不准你的意思，吼叫就有多種多樣的類型，頗爲費解，這帶來了矛盾糾紛，甚至危及生命，比如一個人用他們部落的表示身後有老虎的咿呀衝你喊，你還以爲他見到你十分激動想要跟你交朋友，結果脖子就被咬住了。 看來，語言需要歸納，統一，標準化了。 語言標準化後，有兩個問題依然如影隨形。一是，詞不達意。即便兩人操同一種語言，語言依然無法精準不失真地傳遞一個人想要表達的全部真實的意思。二是，人類分羣體，有部落，後來還分化了國家，他們各自建立了各自的語言系統，而這些語言內部相同，語言與語言之間卻依然有天然隔閡。翻譯於是應運而生。 同一種語言內部的詞不達意會帶來危險，遑論跨語言交際。 時間來到十八世紀，當時這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化的國家和東方帝國中國相遇了。 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國內市場已不足以滿足資本主義擴張的需求，英國急需擴大國際市場。同時，中產階級、富人和貴族奢靡的生活需要大量來自東方的香料、瓷器、茶葉。 不列顛與大清朝的照面是歷史趨勢，這一天終會到來。 1792年，馬戛爾尼率領使團出發了，向着中國浩浩蕩蕩而來。船上共有三百五十名水手和五十六名使團成員，其中包括士兵、用人和樂師。其中有一箇中國人。 他是個甘肅人，留學意大利二十年。他可能是最早留學歐美的中國人之一，比鴉片戰爭之後貴族的零零散散的留學和清政府公派留學早幾十到一百年。 他叫李自標，十二歲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有個中華學院。李自標在那裏接受了古典歐式教育，用拉丁語授課，接受了修辭、哲學及後來的神學訓練。他是成績最優秀的學生。 馬戛爾尼使團組建時，副手斯當東在那不勒斯學院找到了李自標。思鄉心切並且抱着傳教任務的李自標接受了邀請。 於是，在面見乾隆皇帝的英國使團中，就出現了一位穿英國紳士服，戴假髮的中國人。 李自標除了英國使團翻譯這一身份之外，他還是基督教傳教士，負有在中國傳福音的任務，而當時傳教活動在中國被嚴禁。 因此在翻譯官方文件時，李自標夾帶了私貨。他在馬戛爾尼的六條請求中加上了第七條，“基督教法對中華國家全然無害，亦無任何悖逆，因爲敬神的人向善，也更易控制。因此我懇請當今聖上准許遍佈於貴國四境之內的基督教衆安然度日，虔心行教，免受不公之迫害。” 這次私自行爲被發現了，幸好沒被深究。 日後李自標回憶起來，依然心有餘悸：可就連愚蠢透頂的人理解了其中的兇險後也會退避三舍。 在當翻譯時，爲了儘量避免中英雙方接受，有些字詞可能被李自標改動過，比如“貢”字被譯爲“禮物”，​“夷”字被譯爲“外國人”而非“蠻族”​，以更能讓英國人接受。 後來，李自標留在中國，在山西傳教。 這本書還並行寫了另外一個翻譯小斯當東的事。1792年使團中還有一個十二歲的英國少年，小斯當東，他會一些漢語，跟乾隆講過幾句話，成年後成爲中英翻譯，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商館（貨棧）裏擔任文書的職務。 小斯當東翻譯很少去尋找與某個英語單詞一一對應的漢語字詞，認爲即便在歐洲語言之間嚴格的同義詞也是罕見的，​“兩個國家距彼此愈遠，兩國的習俗和品性則應當愈加不同，兩國語言中嚴格同義的詞語當然也就越少”​，他通常的做法是先掌握整體的意思，然後將其以一種能夠爲聽衆所接受的方式傳遞出去。這有利於兩國和平交往。反觀馬禮遜，傾向於直譯，產生很多誤解，加劇了中英雙方間的衝突。 當翻譯被附加上外交、政治、軍事、宗教、權利等內容時，翻譯變得愈加危險。 整體而言，這本書略顯囉嗦，講了很多跟翻譯無關的事，但對從翻譯這個視角去窺見當時中英之間的關係仍提供了不少灼見和思考。

因爲太喜歡了所以看完久久還是反而不知道從哪裏開始說起的一本書。 正如本書所言，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並非中西方文明碰撞的起始，卻可能是歷史宏觀進程之下最具象的一次展現，也隨之被定義爲兩個差異文明之間衝突開始的節點，甚至中華文明由盛轉衰經歷長達200多年屈辱歷史的開端。 對本事件的敘事和觀點不乏珠玉在前之作，《懷柔遠人》或者《龍與獅的對話》，但驚喜的是作者依然能找到一個刁鑽且獨特的視角再次回溯這樣一場短暫的外交事件之外的，兩位小人物在歷史大潮中的個人沉浮；或者反過來說，兩人的個人經歷給風雲際會的大歷史格外增添了一份近距離觀察的波詭雲譎和唏噓感慨。 相比之下，時不時地作爲背景補充被提起的小斯當東要比李自標更爲人所知。不過本來從出生到生長環境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的兩人因爲馬嘎爾尼訪華這一歷史事件有了時空上的交集也因此有了額外的共同點。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兩人都並未接受各自生活環境中的傳統教育，在科舉依然是讀書人最佳出路的時代李自標一直在學習拉丁文等等爲了“出國留學”做準備；而小斯當東，也許是他的父親看到了與東方大帝國貿易的好處，自小就尋求着對中華文化和中文的學習……可以說他們都是自身所處文化和習慣的一個“特殊”的“異類”。 18世紀的大清和大英或者說西方，當然不是首次相遇，早在之前兩三百年，就不斷以各種形式比如私人貿易在接觸和相互試探、瞭解。如果硬要說馬嘎爾尼訪華有何特殊之處，以現代的眼光看，它可能是兩國間第一次正式的外交訪問。 李自標、小斯當東，就是以翻譯這樣的身份在差異性巨大的兩個文明之間擔任極其重要但又往往可能沒有被重視的工作之中，被記錄在宏大歷史的故紙之中。 馬嘎爾尼訪華本身，觀念、習慣等等的矛盾與交鋒充滿了複雜且有趣的細節，但從剛結束之後的情況看來，雖然不能說成功但距離兩國最後的劍拔弩張仍然遙遠。乾隆對西方的態度也並非刻板中印象的無腦拒絕，而是更加複雜的曖昧不明，但起碼並沒有明顯的抵制和抗拒，這次訪問甚至可以稱之爲一個良好的開端，歷史的急轉直下在此時並未發生。 現在的敘事之中，對當時中英對對方的瞭解和看法依然衆說紛紜，但就本書來看，兩方都有着身爲大國文明的傲慢，以及對對方的不解、偏見和更加實際接觸中矛盾的難以調和……似乎沒有什麼大事，但兩國最終在一次次重複發生的矛盾衝突中，滑向戰爭是一個相對漫長且逐漸的過程…… 當時並不是沒有對兩方都真正交流、更加了解的人，但權力的結構問題讓這些人的聲音和更爲真實可靠的對方的樣子並未能到達真正可以做出決策的人那裏。掌握着權力的決策者，得到的大多數是經過了層層過濾的信息——兩方都是。如果說這是“失去了的機會”，那麼兩邊也都失去了本來往更好的方向做決定的可能性。 李自標和小斯當東都是當時身在一方也同時對對方相當瞭解的人，但他們短暫的訪華使團翻譯的身份，即使見到過並相對熟悉雙方的上、中層，但個人的一點微弱聲音，未能對最後的歷史進程產生影響。 訪華結束後，兩人基本回到了原來的個人路徑之中，李自標開始正式實踐他本來的職業規劃，深入到山西的山間鄉村之中。小斯當東得到訪華的“紅利”似乎更多一些，他對大清有着濃厚的興趣，也繼續從事了一些文件典籍的翻譯。他認爲了解一個國家首先要知道他們的律法，於是致力於從事這方面的翻譯工作，也同時走上了政壇…… 大歷史和小人物的奇妙關聯之處還有：小斯當東還參與翻譯了當時詹納種牛痘防疫天花方法的小冊子，對它進入中國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再之後兩人的個人經歷依然很值得讀者唏噓，李自標之後再未參與過兩國的交鋒也衝突中，他在山西鄉間奉行着自己的理想事業。憑藉出色的學識和人格魅力贏得了村民的真心尊重和奉養，也因此在道光時不斷收緊的政策中得到保護，過完雖擔驚受怕但始終安全的一生。 至於小斯當東，他對中國是有着來過、看過的那樣深厚的情感的。在後來鋪天蓋地的偏見傲慢的言論之中，不斷的辯解，但作者寫道，他最終還是在發起戰爭的決議中籤下了同意……

我在兩種文化中都生活過，多少能理解一點點，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如果誠實地說自己的真實感受，我認爲，加拿大整體文化氛圍更加包容，平和，友善，溫暖。簡單說，每一個人，無論來自哪個階層，人，活得像人該有的樣子。我剛來的時候，英文不好，一起做小組作業的時候，我很擔心自己會拖後腿，但我的本地同學和我說：我們中文也說不好，你不要擔心。我當時就被暖到了。我接觸到的人，他們普遍可以做到換位思考，爲他人着想，這幾乎是人的第二本能了。我被人如此溫暖善待過，我自然也會想善待他人，像要傳遞美好。 國內社會這些年很強調情商，情緒價值…我心中一直也有個疑問，當我們心中充溢着愛的時候，能夠想到他人的時候，怎麼可能會是個沒有情商，沒有情緒價值的人呢？這些根本不應該是需要學習的技巧，而是人真實情感的自然流露。我們愛別人，我們自然而然就會關心別人，體諒別人，由衷讚美別人…. “ 李自標在孩童時便離開了中國西北邊遠地區的家鄉，遠赴那不勒斯，學習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成爲一位未來公爵的朋友，在法國大革命的戰爭中游歷歐洲，這樣的人生故事世所罕見。斯當東幼年時便見過乾隆皇帝，在18世紀90年代一個威爾特郡鄉村看阿輝放他做的中國風箏，用漢語編寫了一本幫助把疫苗介紹到中國的冊子，這些經歷幾乎同樣出人意料。正是這樣的故事向我們展現了我們當今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的起源。生活在兩種文化之間，進而相互理解並形成跨越文化的長期友情，這樣的經歷在當時不多見，在今天卻較爲普遍。”

剛開始讀的時候接受不了文風，好聽點是過於莊重，難聽點就是一股機翻的味道，還好我堅持讀下去了。 中文標題有兩種含義，第一種翻譯本身是危險的，不恰當的或者與原文過於精確的翻譯是危險的，翻譯作爲理應熟悉兩邊羣體的中間人，理應在翻譯時作適當的調整以便讓雙方順利接受，這就是成功的翻譯。這是本書的觀點。 第二種是在皇權時期譯員的處境很危險，容易成爲談判失敗時遷怒的對象，從而遭受殺身之禍。我看了標題原文，應該是第一種意思。 本文的主角是兩個人，一個是十來歲就在那不勒斯學習拉丁語、神學的中國人李自標，高光時刻是爲第一個成功訪問過中國中央政府的英國使團的主力翻譯。另一個則是從小學習漢語的小斯當東。 兩個人的共同特徵其實都是偏離了自己的主流圈子，從而經歷了和主流不一樣的人生，甚至被主流所排斥。 本來說起中英翻譯，第一反應只是清末林則徐、魏源等人的努力，實際上早可以到明朝的湯若望，甚至在乾隆時期就接見了英國的使團，本書則幫我們打開這一扇窗，能夠看到更早，以及從中間人的角色來理解翻譯。

十八世紀的中西洋麪上，馬戛爾尼使團的帆影裏，藏着兩個被歷史摁在夾縫裏的人——李自標與小斯當東。他們手握譯筆，卻攥着兩國博弈的引線，一字之譯可化干戈，也能成罪證。大國角力的棋局裏，譯者從不是傳聲筒，而是踩在鋼絲上的棋手，可百年過後，這些在文明縫隙裏掙命的人，終究成了史書腳註裏的墨點。不過正是這些微末身影，才拼出了中西碰撞最真實的初章啊🤔 「個人在歷史進程中總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但我們都是小人物，對於他人真實的人生經歷感到好奇。不論是小斯當東還是李自標，他們都未被完全遺忘，不過他們在18世紀共同經歷的那個相互聯繫的世界早已遠去，以至於變得難以想象。到了19世紀晚期，在人們對世界的更大的敘事中，他們的故事已經無甚意義，他們也只會出現在細心的史家的腳註中。他們的生平的確看起來不過是夏日的一片浮雲所投下的影子。理解其他文化時，語言和翻譯無比重要，多年的學習也具有價值，這使得我們能夠聽懂別人講話併產生共鳴與理解，進而向他們闡釋我們自己。只有具備了這種關於其他文化的知識，我們才能爲我們今日生存其間的、互聯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個未來。」

原作內容就挺一般，翻譯更是難繃。只能說所謂微觀史學或許能引起些反思和新思路，但更多的不過是給了一衆學者偷懶的藉口罷了。作者關注李自標和小斯當東的跨文化經歷和翻譯生活，視野也爲此所束縛，如對道光和林則徐“輕視英夷”的行爲和態度就完全用經典敘事來解釋，完全沒有任何深入探討的意願，無疑是讓人有些失望的。

外交翻譯的危險在於，由於兩種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譯者在翻譯時獲得了極大的發揮空間，比如書中馬裏遜和小斯當東對於“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不同翻譯。 這種影響力之大足以影響談判雙方的抉擇，甚至歷史進程。而這樣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說是隱形的權力，遠遠高於譯者應得的權力。 這就好比一介平民獲得了核武器的鑰匙，其生活必然是如履薄冰，險象環生。